胡耀邦（1915年11月20日-1989年4月15日），男，字国光，湖南浏阳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 。

曾在1981年6月至1987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

01

胡耀邦同志发病到逝世的期间的抢救和住院经过

1989年４月８日，胡耀邦吃过早饭，准备去怀仁堂参加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８时55分，胡耀邦来到怀仁堂，高兴地同政治局其他委员握手，打招呼。

会议于９点钟开始。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告诉委员们，这个文件草案已经是第四次修改稿了，今天政治局讨论后，拟将这个决定草案在党内外更大范围内征求意见，适当时候，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予以审议。

赵紫阳讲话后，工作人员开始宣读决定草案，共念了40分钟。接着，李铁映发言，向大家介绍这个决定草案的起草和修改经过。

这时，胡耀邦站起来说：“我胸闷，难受。”他边说边想迈步离开会场。同志们见他面色苍白，额头渗出汗珠，知道他生病了。时值９时48分。

赵紫阳问：“是不是心脏病啊?千万不要动，赶快坐下。”这时胡耀邦旁边的秦基伟扶他在原位上坐下。

“快叫医生!”周围的同志们说。

怀仁堂的多部电话机同时拨通，三部警卫车同时开动，以最快速度去接医生。

这时，胡耀邦双眼紧闭，已经不能说话。大家万分着急，慌乱中有人问了一句：“谁带了‘保险盒’？”恰好江泽民随身带了，就给胡耀邦口服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后来，医生认为这一措施对舒张血管，争取时间起了好作用。

不到10分钟，中南海保健处的医护人员赶到。又过了5分钟，北京医院的医生带着全套急救设备赶来，临时抬来一张床，就地开始了对胡耀邦的抢救工作。

根据医生的意见，胡耀邦的身体不允许移动。因此，政治局会议挪到其他会议室开，赵紫阳嘱咐温家宝和中办副主任杨德中留在怀仁堂现场照料。怀仁堂成了抢救胡耀邦的临时病房。

为了抢救胡耀邦，北京医院的主任医师、主治医师，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的心血管病专家们也很快被接来了。专家们经过会诊，确定胡耀邦患的是突发性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合并心源性休克及心律失常、阵发性心房扑动、房室传导障碍。经他们全力抢救，胡耀邦的病情稍有稳定。

下午４点20分，专家们认为胡耀邦病情初步稳定下来，可以上救护车。经同家属商量，将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

胡耀邦、金日成和邓小平

到北京医院病房后，专家们又进行会诊，进一步讨论确定治疗方案。北京医院抽出最好的大夫和护士，成立了特医、特护小组，为胡耀邦精心治疗。

经检查，胡耀邦的心脏的下壁、后壁及右心室大面积梗塞。股酸激酶(CK)正常人仅132单位，他却达3340单位，估计心肌坏死严重。医护人员深知(CK)超过3000单位的心肌梗塞，一般都是预后不良的。

1989年４月15日清晨，胡耀邦在北京医院里很早就醒来了。

“哈，我生病是第七天了，7天没有事，危险期就过去了。”胡耀邦高兴地说。

大夫告诉他，这7天可不是没有事。前几天，还用升压药维持血压，反复发生心房扑动，有时心律很慢，这两天病情略有好转，但还不能算过了危险期，仍然必须卧床静养。上午还要安排会诊。

“我住院七八天了，今天要打扫卫生。”胡耀邦请身边工作人员给他将电动刮胡刀准备好，他要刮一刮胡子。

“你听了今天的新闻联播了吗?”

“没有。”身边工作人员告诉他，由于忙于看护，没有时间听广播。

“你这个同志呀，就是不把国家发生的一些情况向我说一说。一个人不了解每天的情况怎么行呢?”

“大夫不是多次强调吗?要你绝对卧床休息，少讲话，最好不要考虑问题。”工作人员说。

按照医生意见，胡耀邦需要静躺大小解。

７时25分，护士拿来大解器皿。

“胡耀邦同志是遵守时间的，应该七点半大解，您怎么早来了五分钟呀?”一位工作人员笑着对护士说。

过了一会儿，即７点30分，胡耀邦静躺大解。

胡耀邦深情地拉住工作人员的手说：“不要紧，我很快会好的……”

工作人员扶着他的手，只觉得胡耀邦的手一松，头一歪，背了过去。这时，７点40分。

在场的特医、特护、胡耀邦的儿子及工作人员大吃一惊。

病房里开始了最紧急的抢救，专家们、大夫护士们用尽了所有办法。时间一分一秒推进，但是，胡耀邦的心脏于７点53分不再跳动了。

医护人员抑制着极度悲痛，又给胡耀邦心脏做了一个多小时的按摩，可是，这颗心脏太累了，他再也没有苏醒。

当天晚上，哀乐把这不幸的消息传向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悲痛的哭声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骤然响起……

1986年2月8日，胡耀邦来到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县马岭镇乌拉村，同各族人民一起欢度春节。图为他在村里同布依族妇女亲切交谈。中立者为胡锦涛同志

02

中央高级领导人健康保健负责人王敏清的回忆：

据当时担任保健局局长的王敏清回忆，四月八日中午大约十二点十五分左右。他正在卫生部保健局办公室吃中饭，突然接到电话，说胡耀邦在怀仁堂开会时病倒，要他立即赶到现场。

他放下电话，立即丢下碗筷，叫来中央保健局的车就直奔中南海。当时中央保健局有一部最高级的轿车，装有车载电话，就是供这种紧急情况时使用的。王敏清在车上给北京医院打电话，要他们派医生紧急赶往中南海怀仁堂。北京医院方面告诉王敏清，救护车和医生已经从医院出发。

当王敏清下车走进怀仁堂时，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原来也曾在中南海里当过保健大夫的钱贻简，已经在他到达之前赶到这里。胡耀帮此刻在怀仁堂后面的一个小厅，他躺在担架床上，一面输着液，一面做心电图等检查。

当时情况紧急，胡耀邦面色苍白，闭着眼睛，显得非常痛苦。钱贻简见到王敏清过来，指着心电图的显示悄声对王敏清说，胡耀邦的心脏有问题。按照通常的惯例，当患者患的是相当严重的病症或绝症时，例如心肌梗塞、癌症等，不能把病情直接告诉病人，只能悄悄地告知患者的家属。因为考虑到他和王敏清说话胡耀邦可能听到，所以他才指着心电图含混地说胡耀邦“心脏有问题”。

谁知胡耀邦听到了钱贻简的话，马上睁开眼睛说:“不对，我不是心脏病，我的胃部疼痛，是胃病。”显然，胡耀邦此刻处于清醒状态，他说这话时，流露出对医生判断的不信服，情绪也有些躁动。

此刻王敏清通过观看心电图，已经注意到分明地显示心肌梗塞的线象。他用很严肃、很郑重的口吻对胡耀邦说:“您确实是心脏病，是心肌梗塞，而且很重，需要住院治疗。”

王敏清说他和胡耀邦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父亲和胡耀邦在延安时期就相识，自己在担任中央保健局局长后以及自己父亲的平反问题上与胡耀邦有多次接触，相互间已经很熟悉。他知道胡耀邦的脾气跟自己父亲差不多，耿直爽快、忘我奉公。同时也了解胡耀邦一向自以为身体不错，平时不太注意休息，也不太在意医生的劝告，经常违背医嘱连续紧张工作。

1984年3月12日，胡耀邦在北京十三陵中直机关造林基地植树时，和十三陵林场工人刘国生（右二）交谈

正是鉴于对胡耀邦性格习性的了解，王敏清感到倘若不把问题的严重性向他挑明，就不可能引起他的重视，遵照医嘱配合治疗。因此，王敏清一变通常不向患者透露病情严重信息的做法，一反常态地向胡耀邦挑明了实情。

听王敏清出语很重，又见他神态严峻，胡耀邦大概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遂安静了下来，轻声问道:“住哪个医院？”

王敏清说道:“要住院就住北京医院。”胡耀邦听罢，又闭上眼睛，未再做声，显然是认可了。王敏清又对他说:“您现在需要安静，待到血压好转后，再送您去医院。”就这样一边诊治，一边观察，直到下午四点左右，血压好转，病情稍显稳定，才将胡耀邦抬上车，送往北京医院。

对《最后》一文中有关“经同家属商量，将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的文字，王敏清说:“急病抢救现场，完全由医生根据病情做决断，哪有跟家属商量的？医疗救治的事医生和家属商量，这医生是干什么吃的？而且当时胡耀邦的家属根本不在现场，他的孩子们更不在北京，跟哪位家属商量？”

另外，王敏清说:“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在抢救现场的医生，只有北京医院的、中南海保健处的和我这个中央保健局的，再没有别的单位的。我可以负责地说，‘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的心血管病专家们也很快被接来了’的说法是根本就没有的事。对此，除了我之外，当时在场的钱贻简大夫也可以作证。”

王敏清跟着胡耀邦乘的救护车，一起到了北京医院。他亲自把胡耀邦送进了病房，并和医院方面共同做了安顿医护的部署。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后，他又在胡耀邦的病房逗留到临近晚上七点，才离开医院。

在此后的四月九日、十日，王敏清都到北京医院去看望胡耀邦，了解病情。他说通常的情况下，病人在医院安顿好了，是不需要中央保健局局长一而再地到病房去看的，但他和胡耀邦的关系非同一般，况且胡耀邦的孩子当时不在北京，所以他一定要亲到病房看望。

心肌梗塞抢救过来后，连续三天病情稳定，按说短期内就没什么危险了。三天后，王敏清因有公务，离开了北京前往广东、海南出差。然而就在四月十六日晚，正在海南的王敏清，从广播中收听到胡耀邦于十五日不幸逝世的噩耗。王敏清感到非常的震惊和突然。他离京时，胡耀邦的病情似乎已经稳定，不存在什么危险了，怎么突然就去世了呢？

王敏清怀着极度不安的心情立刻购买了机票，赶回了北京。到京后，他随即去了北京医院了解胡耀邦逝世的情况，医生们告诉他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胡耀邦没能绝对卧床静养。这和他的性情习惯有关，他不容易静下来。心肌梗塞患者，下床走动，大便用力，甚至在床上翻身用力，都可能发生意外。所以，医生们要求他大、小便不要下床。但胡耀邦总想下床，特别是他对在床上由别人帮助解手极度不习惯，非要上卫生间大、小便，结果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在那些日子里，王敏清的心情十分沉重:对自己熟悉和敬重的父执胡耀邦，本应替代他不在北京的孩子们更多地在他身边守候，可自己偏偏因事外出了。王敏清后悔得无以复加。

1986年2月7日，胡耀邦在云南省罗平县板桥区长底乡参加当地苗、布依、彝、汉族群众举行的春节联欢会，并高兴地和各族群众一起跳起欢乐的民族大团结舞。

03

我所目击的胡耀邦发病经过（鲍彤）

前几日，偶然问看到贵刊2010年第2期，上面刊有一篇王敏清局长的署名文章，题目为《我参与了抢救胡耀邦》。读过之后，感到文中所谈的当年胡耀邦同志发病和抢救经过不够完整，有的与事实有相当出入。作为当年耀邦同志发病现场的目击者之一，我认为有必要致函贵刊，对这一历史瞬间的事实加以厘清。

　　该文在前半部分，驳斥了几种社会上流传的关于胡耀邦同志发病过程的说法，认为他们说的不符合事实。为了“以正视听”，作者叙述了他的经历，说，“1989年4月8日中午12点15分，我……突然接到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说‘胡耀邦病倒在怀仁堂”’之后，立即乘车赶往中南海，参加了抢救胡耀邦的过程。作者说他“当时是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局局长、内科主任医师，又是第一时间到达中南海现场的当事人，并处理了抢救胡耀邦的全过程，直到把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病房。”对于作者的身份，我不是很清楚。仅就其上面叙述的经过来看，至少他没有参加那个“全过程”。因为，耀邦同志发病的时间，不是中午12点前后，而是比作者得到通知的时间早了两个小时甚至更早一些。

　　1989年4月8日上午9时，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听取教委党组起草的关于教育改革文件的汇报。作为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秘书，我列席了会议。胡耀邦坐在椭圆桌这头，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坐在那头。我们这些列席会议的人员坐在后排，我所坐的位置距离耀邦同志仅3—4米左右。

　　会议刚开始不久，我估计不到10点，耀邦在座位上，一边捂着胸口，一边向紫阳挥手，说：“紫阳同志，我这里不太舒服，要请假……”紫阳见耀邦用手按着心口，就问：“你是不是心脏有病……”耀邦一边挣扎着想站起来，一边说：“过去我自己也不知道，上次出差……（我不记得耀邦是说‘湖南’还是‘江西’），他们（那里的医生）说我……”紫阳说：“你如果有心脏病，现在千万不要动，千万不要站起来，不要移动。”紫阳立即叫中办马上找医生。这时，耀邦已疼痛得说不出话了，靠在椅子里。紫阳问：“谁有心脏病的急救药？”政治局委员江泽民在座位上犹豫了一下，说，“哦，我有，我没有心脏病，从来不带这种东西，不过老伴一定要我带”，于是从包里找了一个急救包出来。可是在座的人都不知道急救药应该怎么用。这时，一位工作人员说，他知道，站起来讲解。

　　至于药是不是给耀邦服用了，我不清楚。反正中南海的保健医生、护士带着仪器药物很快就赶到了，立即投入抢救。又过了一会，看到医务人员在紧张工作，赵紫阳松了一口气，说：“我们腾地方，这里需要 ，安静。为了保证对耀邦同志全力抢救，我们大家转移到勤政殿开会。抢救工作请家宝同志留在这里主持，有什么情况随时到勤政殿报告。”大家都依言迅速离开会场。后来，政治局会议快结束时，温家宝到勤政殿报告：“抢救过来了。”会议结束后，紫阳留下家宝，又详细询问了情况，叮嘱在可能时尽快转送医院。

　　这就是我所目击的胡耀邦同志发病的经过。这里，我想指出的是，贵刊所发的这篇文章中所谈到的，是作者在当天中午12点之后的经历，但是耀邦在两个小时前发病的第一时间，作者并没有在现场，他所了解的情况并不完整；他所否定和指斥为“臆造”的一些说法，有的是事实，有的与事实接近。

胡耀邦与邓小平、李先念在一起

　　最重要的问题是，作者说，“我在做保健工作数十年期间，无数次的重病抢救中，从未见过有高层领导人在抢救现场指挥。”作者这些话，对其他人的抢救，想必符合事实，唯独不符合抢救胡耀邦的现场。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都在场，和我同坐在后排的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等列席会议的人员，都看到了，可以证明，大家都非常关心耀邦同志的安危。而且，作者还进一步说，“领导人我一个也没见到！难道他们见我来，都撤离了？”这句话不知道作者想说明什么问题。

　　胡耀邦同志是我们所尊重和爱戴的领导人。他在疾病袭来甚至可能危及生命的时候，仍然坚守在他的岗位上。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同志在耀邦发病之后，立即叮嘱耀邦切不可起身走动，叫工作人员赶快请医生，在医生到达并开始工作后，决定中断会议，转移会场，以便为耀邦提供安静的抢救环境，这些都是事实。我作为目击者，有责任将亲眼所见讲出来，留给历史。

来源：炎黄春秋，人民网，《湘潮》杂志，作者:王凡、东平、鲍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