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耶稣会的大名，估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作为天主教主要修会之一，耶稣会并不是由教宗或某主教设立，而是由愿意前往未知大陆冒险、投机的一小撮人创立。

最初，该组织并不隶属于天主教，只是一个非法组织。

1534年，西班牙人圣依纳爵·罗耀拉（Saint Ignatius of Loyola, 1491~1556，又译作伊格纳修·罗耀拉）在巴黎创立了耶稣会（Jesuit Order），旨在反对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其仿效军队纪律，制定了严格的会规，高领导人称为总会长（General），被称为“耶稣连队”。

圣依纳爵·罗耀拉，耶稣会的一号创始人，1491年出生在西班牙居普斯科省阿兹佩齐亚村一个巴斯克贵族家庭中，原名伊尼果·德·罗耀拉，从1537年开始他只称自己为依纳爵（即伊格纳修，Ignatius）。

圣依纳爵‧罗耀拉，彼得·保罗·鲁本斯绘

耶稣会的二号创始人，是罗耀拉的同窗兼室友沙勿略，后人多谓之“圣方济各沙勿略”（San Francisco Xavier或Javier，即圣·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其墓碑铭文所书为“沙未而”）。沙勿略号称“无畏的航海者”，是最早来东方的传教士，被天主教会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传教士的主保”。

1506年，沙勿略出生于伊比利亚半岛古国纳瓦拉。该古国位于今日的西班牙和法国之间。

圣方济各·沙勿略画像，藏于日本神户市立博物馆

1525年，19岁的沙勿略告别故乡，来到巴黎。

四年后，结识了同为纳瓦拉贵族子弟的罗耀拉。据说，罗耀拉比沙勿略年长15岁，曾亲身参加反对西班牙占领的武装斗争，并且在战火中右腿负伤，住院期间忽有所悟，决心专事天主，康复后遂来到巴黎，与沙勿略成了同窗室友。

不久，沙勿略与另外五名青年成为罗耀拉的追随者。

1534年8月15日，罗耀拉带着这六名追随者在巴黎郊外的蒙马特小圣堂里宣誓，秘密成立了“耶稣会”。其中，服从教宗差遣、以传教为使命的信条乃成为日后耶稣会纵横四海的指导原则。

在耶稣会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罗耀拉等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努力发展壮大组织，并争取合法地位。

1536年，凑了点人数的罗耀拉向教宗保证，如果批准耶稣会成为其麾下的合法修会，耶稣会士们将跟随地理大发现的脚步，作为先锋，到世界各地去执行各种任务。

根据方济各·沙勿略致圣依纳爵·罗耀拉的书函内容（日期为1549年4月15日）显示， 1540年9月27日，教宗保禄三世正式批准耶稣会建立，意图借助其力量对抗路德教派，以巩固梵蒂冈的权威。

耶稣会很重视海外传教，发展自己的势力，曾派会士冒着巨大风险至英国和瑞典秘密传教。1581年12月1日，试图在英国建立传教团的卡皮翁被逮捕，以谋叛罪处死。

1540年左右，葡萄牙与西班牙为争夺贸易权和殖民地，在海上的争斗愈演愈烈，变得不可开交。

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即若奥三世，P. João,，1502-1557）向罗马教廷求助，请求派遣最得力的传教士跟随其舰队前往东方传教。

罗耀拉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便向教宗保禄三世请命，保禄三世就把任务交给了他。

罗耀拉很重视此次任务，决定在七位创始元老中选派两人前往东方。不巧的是，其中一人因病不能按期启程，于是罗耀拉便把自己的助手兼秘书沙勿略作为顶替人选派了出去。

在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即若奥三世）和教宗保禄三世的支持下，沙勿略披着教宗公使的外衣、头顶葡萄牙国王使节的光环，兼任罗耀拉指定的耶稣会东方传教团首领的身份，于1541年4月7日从里斯本台若港启程，乘坐悬挂葡萄牙旗帜的旗舰，在四艘战船的护卫下，前往印度果阿（葡萄牙在东方殖民扩张的一个根据地），揭开了耶稣会士亚洲传教活动的序幕。

“世俗的和教会的占领，即征服和传教，在中世纪从葡萄牙和西班牙建立其殖民帝国之初就是携手合作的。尽管征服者自己经常把十字架搁在一旁不用，以便肆无忌惮地把黄金捞进自己的口袋，然而，教会却竭尽全力使传教活动得到殖民帝国政权的认可，让它承认这是官方活动，给予指导和支持，甚至有时由官方直接插手进行。”

1542年，沙勿略抵达印度果阿，开始当地进行传教。不久，便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沙勿略对此并不满意。

1545年，沙勿略前往马六甲进行传教，在当地修建了一些教堂和所谓的神学院。

1546年，沙勿略从西班牙商人皮若迪埃兹提供的情报中，获得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信息。

（如下所示，详见刑永凤《跨文化背景下的异国认识》）

1547年末，某日，沙勿略在马六甲的一座教堂里主持婚礼，一位名叫阿尔瓦雷斯的葡萄牙商人带来了一个来此避难的日本人——池端弥次郎。

池端弥次郎，是鹿儿岛的一名武士，因在当地杀人被缉捕，后搭乘葡萄牙商船逃往马六甲。

沙勿略与其长谈之后，深感其子可用，乃将之带回果阿受洗，并赐教名保罗。

现在，马六甲圣彼得教堂门前有两尊雕像，就是沙勿略与池端弥次郎。

有意思的是，彼时的印度果阿居然居住着许多中国人。不仅如此，马六甲也是中国人的一大聚集地。

详见刑永凤《跨文化背景下的异国认识》

印度果阿，彼时应称之为南天竺。

从池端弥次郎口中，沙勿略得知了许多有关日本和中国的信息。他认为日本是一片值得开垦的传教处女地。

1549年春，沙勿略从爪哇出发，跟随池端弥次郎辗转抵达日本南九州岛萨摩（今鹿儿岛），成为天主教第一个进入日本进行传教的人。

在日本传教期间，沙勿略发现日本的文化与印度完全不同，受中国影响至深。

在那里，他的传教活动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他与当地一些有学问的人进行辩论，那些人经常反问：

“你的这番大道理既然是真的，为什么中国人却不知道呢？”

沙勿略在“日本报告”中写道：“中国是一个非常广阔、和平的国家，没有任何战争，中国物产极为丰富，是任何基督教国家都没有的正义之国。在日本或其他地方我所见到的人中，中国人及其敏锐、富有才能，比日本人优秀得多，并且拥有学识。”

“日本人确信，如果这世间所有的物体都有开始，那么，传播这一教义的中国人一定知道。日本人相信无论是来世之事，还是国家政治，中国人都比日本人早已深厚。”

（如下图所示，详见刑永凤《跨文化背景下的异国认识》）

正因为时时处处感受到了中国无所不在的影响，沙勿略便萌生了去中国传教是想法。

沙勿略发现，日本的偶像崇拜者总是“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要皈依日本人，必须先皈依他们迷信的中国人。道理很简单，只要攻克了中国，那么，以传教的方式征服日本自然也不在话下。

根据秦海波《广州上川岛长眠着第一位来华传教士沙勿略》（详见《人物》2011年第2期）一文的记述：

1551年11月15日，沙勿略离开日本，开始谋划进入中国。

他把目光投向了广东。

广东台山附近有一个上川岛，紧邻海岸，是一个葡中贸易活跃的地方。

每年7至10月，当西南季风刮起的时候，便有葡萄牙商船驶临此岛。他们在三洲港靠岸，在岸边搭建临时房舍，同中国商人进行交易，大多是用香料、呢绒、天鹅绒和花边等物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等。

到了11月，季风转变方向，满载珍贵中国商品的葡萄牙商船便相继离开，驶往马六甲或印度，而后，有的商船回到欧洲。

当地官吏为从走私贸易中谋取私利，不顾海禁严令，对上川岛的贸易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上川岛地处中国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市西南部，屹立于南海之中，其东邻港、澳地区及珠海经济特区，距香港、澳门分别为87海里和58海里，距大陆山咀码头为9.8海里。

沙勿略离开日本前往印度途中，在上川岛做短暂停留期间，正巧遇到他的一位故交——迭戈·佩雷拉。

此人是一位葡萄牙富商，经常往返于印度和上川岛之间，并且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

迭戈·佩雷拉告诉沙勿略，三年前曾有30多个葡萄牙人带了不少贵重货物去内陆，在沿海被明朝官兵俘获，被当作“海盗”，现在还关押在广州的监狱里。又说，他已经买通了狱卒，最近从狱中传来一封信，建议政府派遣一个使团到中国，朝见中国皇帝，请求释放他们并开放一些港口进行合法贸易。同时他们指出，如果不带足大量珍贵礼品，使团不会获得成功。

沙勿略觉得这是一个有可能见到中国皇帝的机会，决定参与其事，于是偕佩雷拉回到印度果阿。

抵达果阿后，沙勿略向葡印总督和果阿主教提出组团出使中国的计划，得到了正式批准。

总督为他们准备了一份精美的致中国皇帝的国书；主教又为使团写了一份烫金字的致敬信。佩雷拉被任命为正式使节，慷慨出资数千金币，购置了“非常名贵的花边、天鹅绒、绸缎、壁毯、地毯和大型的精美群雕及供小教堂用的一些设备。”

而沙勿略自己则为使团副使。

1552年的4月17日，沙勿略和佩雷拉乘“圣十字”号离开果阿前往马六甲。

但谁也没有料到的是，在马六甲，佩雷拉与地方长官发生了争执，被羁押起来。沙勿略千方百计从中斡旋，也无济于事。

由于前往中国受季风制约，沙勿略无奈，只好只身乘佩雷拉的“圣十字”号继续中国之行。但是，没有佩雷拉的话，所谓“使团”也就告吹了。

1552年9月初，沙勿略顺利抵达上川岛。

上岛后，沙勿略第一件事就是动员在当地做生意的葡萄牙人用竹苇搭起一间简易的小教堂，并开始组织宗教活动。

彼时，由于明朝实行海禁政策，禁止外国人随意入境。

岛上的中国人告诫沙勿略未经许可，不要擅自登陆，否则会被抓去坐牢，受到严惩，甚至有可能被砍掉脑袋。沙勿略越来越感觉到进入中国大陆的困难和危险。

有一天，沙勿略遇到一个中国商人，他帮一个曾被关押在广州的葡萄牙人逃到了上川岛。沙勿略向他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并且答应付给他丰厚的报酬。商人表示同意，说可以找个适当的时候，用他的船来接沙勿略和他的随从及行李，趁夜渡海，先在他家藏匿三四天，再于天亮之前将他们送到城门口，而后他就开溜，不再负责。

沙勿略同意，并按商人的要求预先付给他20担胡椒。这些胡椒其实是佩雷拉的，大约价值两三百金币。最后，沙勿略又和商人约定了实施计划的具体时间。

沙勿略知道这个计划存在极大风险，他在从上川岛发出的信函中写道：他很可能在前往中国大陆的途中，被那个商人杀掉灭口；或被抛到一个荒岛上；即使到了大陆，他也很可能被中国官府施以酷刑或被关押起来。

万一这一计划落空，沙勿略准备前往暹罗（泰国），争取来年随暹罗使团造访中国。

11月中旬，季风改变了方向，停泊在上川岛的葡萄牙船只纷纷起航南下，岛上开始变得荒凉起来。沙勿略焦急地等待那个约好的中国商人，但那个商人却始终没有露面。

此时，在避风港中，只剩下了“圣十字”号和另一艘商船。沙勿略身边也只剩下他的中国仆人安东尼奥和从印度带来的男一个土著仆人克利斯多弗。他们都是沙勿略在果阿圣信学院培养出来的信徒。

11月21日，仍旧没有那中国商人的消息。寒风凛冽，食物匮乏，沙勿略病倒了。他为自己做了几次放血治疗，但病情丝毫不见好转。

12月2日，罹患疟疾的沙勿略病情急速加重，高烧不退。由于缺医少药，12月3日凌晨，46岁的沙勿略面对着他一心向往“征服”的中国大陆，病逝于上川岛的象山之上。

（如下所示，详见刑永凤《跨文化背景下的异国认识》）

如今，上川岛上建有纪念沙勿略的小教堂。

上川岛沙勿略墓园

上川岛风景优美，已经发展成了度假胜地

沙勿略殉教的消息，三年以后才传到罗马。

后来，沙勿略的遗体被运回印度果阿安葬。

1662年，沙勿略被教会列为圣品，享受无上殊荣（这是来华传教士中惟一的例外），而其墓地也成为所谓的朝拜圣地。

1928年，为纪念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在澳门路环建成了一座圣方济各教堂。教堂内本有一银色骨箱，箱内盛放着圣方济各的手骸圣镯，现时已被送到澳门圣若瑟修院收藏。教堂每年在最接近12月3日（即沙勿略去世日）的一个周日举行纪念活动。

1847年11月21日，意大利传教士罗伯济主教在靠近黄浦江的董家渡地区，主持了天主教江南代牧区主教座堂的奠基礼，1853年4月4日正式开堂。为了纪念沙勿略的东方传教梦想，耶稣会在中国建的第一座主教座堂就叫圣方济各沙勿略堂，奉圣方济各·沙勿略为主保圣徒，也就是董家渡教堂。

在沙勿略去世的次年，即1553年，葡萄牙人从广东沿岸北上福建、浙江沿海，并定居了浙江双屿港。不久，即遭中国水师会剿，被迫南下广东，移泊上川岛、浪白滘（今珠海三灶附近），却因浪白等地水土甚恶，难于久驻，于是，葡人“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后获明朝官员允准，从此，葡人入居澳门，终于在中国沿海地区取得居留之地。

澳门也成为天主教东方教区的驻地、耶稣会中国区总部，成为进入内地的跳板。

1563年，三名耶稣会士随一支葡萄牙使团从印度果阿前往北京觐见，被明朝阻止在澳门。使团返回不久，两名耶稣会士方济各·佩瑞斯与伊曼努尔·德克萨拉想方设法偷偷潜入广州，很快被官府发现。两名传教士怕被驱逐，请求居留。

广州布政司询问其是干什么的，二人回答说是教上帝之道的夫子。布政司又问他们会说中国话吗？

两人摇头，皆表示不会。

布政司表示质疑，连中国话都不会说，带着通事怎么向中国人宣教？

此二人无言以对。

……

相信通过上述介绍，大家应该对耶稣会的起源有个大略认识了。

耶稣会之名为Jesuit Order，Jesuits的释义为耶稣会、耶稣会士，但同时Jesuit的释义也是阴险的人、间谍。

据说，耶稣会最早的汉语书写出自沙勿略之手。

1549年，沙勿略进入日本之际，命日本教徒池端弥次郎翻译，池端弥次郎将“天主”（Deus）译作日本真言宗里的“大日如来”（Dainichi）。

据说，池端弥次郎在沙勿略死后不久，扔掉了十字架，继续自己的海盗生涯，后来死于一次侵犯大明海疆的倭乱之中。

1584年，罗坚明出版了《天主实录》，为了避免误译，里面重要的概念采取了音译的原则，“天主”（Deus）便音译为了“无私”。

至于所谓的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则是由忠心耿耿的教徒李之藻（教名Leo）一手包办的，如下所示。

说卦传，第五章：

“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

瞧瞧，又是出自李之藻之手。

西方艺术史家贡布里希（E. H. Gombrich，1909-2001）在《艺术与错觉》（Art and Illusion）中有一张著名的“兔子-鸭子图”。

西人觉得此图十分神奇，因为竖着看是鸭子，横着看是兔子。

乍一看，确实有点神奇

但转念一想，与中国的一比，就立刻变得不那么神奇了。

双面绣是中国刺绣工艺上的传统技艺一种，始于宋代，它是在同一块底料之上，绣出正反两面图像。手工刺绣的最高境界是“双面异形异色绣”，堪称无与伦比的精美手工艺。

正面看是一只人畜无害的熊猫

反面看，却是一只猛虎，吃人不吐骨头的猛虎

凝睇数秒，蓦然惊觉，所谓的耶稣会传教士不皆是如此吗？

来源：昆羽继圣微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