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上北京告“御状”

巡抚审问结案后，我父“谋夫夺妇”的恶名，即传播京师。浙江在京的一些官员，听到本省士人中竟发生这样的事情，认为“奇耻”，无不痛骂我父，惟恐其不速正典刑。他们哪里晓得这里面有似海冤情呢?我母亲及戚属都认为没有生望了，只我姑妈仍不死心，入狱探监，与我父相商，决定上京告“御状”。由我父自拟呈词，沥叙冤情及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的经过。同监的犯人很多，也鼓励我父上控。

写呈词没有纸笔，有个监视我姑妈探监的狱卒，很同情我父，设法弄来纸笔。我父将呈词拟好，交给我姑妈带出，由我父亲的舅父姚贤瑞作“抱告”，陪同进京。我姑妈和我母亲带着我哥荣绪，身背黄榜(冤单)，历尽千辛万苦，走了两个多月，才到北京，向都察院衙门控诉。

不料都察院问也不问．即将他们押解回浙，仍交巡抚杨昌濬审理。杨昌濬仍交原审各官审问。这些问官，恨我姑妈上控，提审时不待我父开口辩冤，即用重刑威吓。秀姑更不敢翻供，因此仍照原拟断结，这次“御状”是白告了。

当时浙江有个京官叫夏同善，丁忧期满要回京，杭州胡庆余堂胡雪岩为他饯行。胡雪岩有个西席吴以同作陪客，吴以同是我父的同学同年，知道我父此案有冤情，在席间和夏同善谈起这个案子的曲折情况及我父平日为人。夏同善记在心里，答应回京相机进言。

我姑妈第一次告“御状”失败了，仍不死心，决定第二次上京去告。在去以前，我父亲从狱中告诉我姑妈先去看在杭州的几个好朋友。一个是汪树屏，汪在白尼山汪家很有名，他的祖父在京里做过大学士，哥哥汪树棠也在京里做官。另一个就是上面所说的吴以同。还有一个是夏同善的堂弟夏缙川，是个武举。这三个人都是我父亲要好的朋友。

我姑妈去看这三个人，他们都热心帮忙，并且写了信，叫我姑妈到京里找夏同善。吴以同介绍我姑妈见胡雪岩，胡雪岩帮助了到京的路费和到京后的用度。同治十三年9月，我姑妈和我母亲偕同“抱告”姚贤瑞第二次又上北京。

到了北京，先去求见夏同善，夏同善夫妇接见了我的姑妈，她向夏夫妇哭诉冤情，及府县州官严刑逼供情况。夏同善答应设法帮忙，介绍我姑妈遍叩浙江在京的一些官员30余人，并向步军统领衙门、刑部、都察院投递冤状。

夏同善又商之于翁同龢，翁同龢也很表同情，把本案内情面陈两宫太后，请皇上重视此案。因为有了一些同乡京官帮忙说话，这次没有押解回浙。西太后下了一道谕旨，叫刑部令饬杨昌濬会同有关衙门亲自审讯，务得实情。同时又叫御史王昕到浙江私访。杨昌濬奉谕后，没有再交各原审官审问，而委派湖州知府许瑶光等审问。

许瑶光审问时，没有动刑，叫我父及秀姑照实直说。我父知道一定是我姑妈告御状告准了，于是尽翻前供。秀姑也翻了供，当堂呼冤，供说并无毒死乃夫之事，并供出刘子翰奸污、何春芳调戏及阮桂金串供等情。但审了两个多月，许瑶光不敢定案上复，一直拖延审问时间，未能讯结。

钦差会审

御使王昕从浙江余杭私访回去，知此案有冤屈。但杨昌濬专横跋扈，地方官吏都怕他，不敢违反他的意旨办事。给事中王书瑞上疏，奏请另派大员往浙审办此案。当时派了一个礼部侍郎胡瑞澜提审此案。胡瑞澜当时放浙江学政，得到上谕，开始尚不敢承办。因他知道巡抚决定的案子，是不好轻易改动的，曾经奏请另派大员提审。上面不准，仍是叫他认真把此案审理清楚。

杨昌濬得知钦派胡瑞澜提审此案后，就向胡威逼利诱，说此案已经反复审问多次，无偏无枉，不宜轻率变动。如果有所更改，不仅引起士林不满，地方负责官吏，今后亦将难以办事。同时又向胡瑞澜推荐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帮同审理。刘锡彤得知钦派大员提审，即多方重金行贿，这时许瑶光承审此案，尚拖延末结，得知钦派胡瑞澜提审，即停止审讯。

胡瑞澜提审是在会审公所，第一次由胡瑞澜向犯人、证人问了一下，以后几次审讯都是由宁波知府边葆诚发话讯问。边葆诚是刘锡彤的姻亲，又是杨昌濬的同乡，第二次提审时，见我父与秀姑翻供，即喝令差役大刑伺候。我父一再请求调钱宝生对质，边葆诚坚执钱宝生卖砒甘结为凭，斥我父枉求脱罪，喝令用刑，日夜熬审，各种刑具都使用了，最后一堂两腿均被夹折。秀姑也十指拶脱，最后一堂还用铜丝穿入乳头。

我父及秀姑熬刑不过，仍都诬服。画供时已气息奄奄，神志模糊，无法自己画供，由两旁差役拿起我父的手，捺上指印。秀姑也是如此（以后传说我父亲在画供时，用蝌蚪文画上“屈打成招”四字，又说画了三个口字，都不是事实）。

胡瑞澜复奏时，对刘子翰的强奸，何春芳的调戏，都一概不提，却说没有刘子翰这个人。说刘锡彤有个大儿子叫刘海舁，于一年以前已经回原籍去了，不在余杭。其实刘子翰是在案子发生后才离开的，胡瑞澜是有意为之开脱。钦差审结，依样画葫芦。我父仍是拟“斩立决”秀姑拟“凌迟处死”。

至此，我父知是决无生望了，在狱中作联自挽云：“举人变犯人，斯文扫地；学台充刑台，乃武归天”。因胡瑞澜是个学台，根本不知理讼，所以说他学台充刑台，冤狱难以平反。

胡瑞澜承审此案，照原拟罪名奏结后，地方士绅奉承胡瑞澜“明察奸隐”，“不为浮议所动”，“不负皇上委任”；原审此案之大小官员，更是如释重负。刘锡彤在杭州勾通一些豪绅出面设席宴客，连日不断。陪审官边葆诚、罗子森等，更加得到杨昌濬的赏识。这批湖南帮的大小官员都认为从此铁案如山，不会再有反复了。

提审起解

胡瑞澜疏奏维持原判，一些人弹冠相庆，但也另有一些地方人士及京官以此案两次上京“抱告”，主犯数次翻供，屡翻屡服，胡瑞澜又奏称“熬审”不讳，其中必有曲折隐情。地方上有些举人生员及我父好友汪树屏、吴以同、吴玉琨等30余人首先联名向都察院及刑部控告，揭露杨、毕一案，府、县、按察、督抚、钦宪七审七决，都是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上下包庇，草菅人命，欺罔朝廷。请提京彻底审讯，昭示大众，以释群疑。

京中御史边宝泉也奏请将此案提交刑部仔细审讯。夏同善、翁同龢、张家骧等亦一再在两宫前为此案说话，认为只有提京审讯，才可以澄清真相。但慈禧太后对地方大吏承办的要案，也不愿轻易更张。即以避免拖累人证为名，还是不准提京复审，谕知刑部认真驭复，叫胡瑞澜再行认真审办具奏。

胡瑞澜奉谕后，又再提审了一次。复审时，我父创伤已稍平复，自思翻供是死，不翻供也是死，与其诬服，蒙不白之冤以死，不如翻供死于夹棍之下，为千古留一疑狱。于是咬紧牙关，又拼死翻供。因为胡瑞澜在疏奏中说“连日熬审，始审得奸谋毒害实情”，这次上谕也就不得不加上不得再用严刑逼供之语。

胡瑞澜二次复审，不过是敷衍上谕，并没有认真审讯。我父翻供，亦未用刑。审了两次，胡瑞澜即行复奏，说主犯又复翻供，证人钱宝生已在监病故，难以定谳，请另派大员提审。钱宝生之死，当时即有不同传说，杨昌濬、胡瑞澜是报在监病故，传说是自缢身死。但据与钱宝生同监之犯人出狱后说，钱宝生是刘锡彤、陈鲁买通狱吏把他弄死的，藉以灭口。因此起解赴京时，人犯中即没有钱宝生了，只有钱宝生的母亲钱姚氏及爱仁堂店伙杨小桥。

这时汪树屏、吴以同等的联名禀帖已到了都察院。汪树屏的哥哥汪树棠亦在都察院，还有其他的一些浙江人特别是一些举人、进士、翰林，他们认为这件案子如果真有冤抑不予平反，这不仅是杨乃武、葛毕氏两条人命的问题，是有关整个浙江读书人的面子问题。夏同善，张家骧(张亦系浙江人，时为翰林院编修)向慈禧太后说，此案如不平反，浙江将无一人肯读书上进矣。

刑部有个侍郎袁保恒，与夏同善、翁同龢等均甚接近，袁在夏、翁处得悉案情内幕，看到胡瑞澜之疏奏中歧异矛盾之处甚多，亦认为有提京详细研讯的必要。边宝泉在此时又上了一个奏折，主提交刑部审讯。我姑妈在京，亦迭向各衙门递呈，请求提京审问，在这样多方面的环请下，慈禧才下了一道谕旨，交刑部彻底根究，提京审问。刑部奉谕，即令杨昌濬将全案人犯派员押解赴京。杨昌濬在奉到上谕刑部要来提解人犯时，大为不满，但不敢公然违旨。

杨昌濬派候补知县袁来保做押解委员。刘锡彤也是一道去的，刘此时名义上是说赴京督验尸骨，但已是一个待罪备讯的官员，在路上还是威风十足，仆从轿马随侍左右，还随带一名刑名师爷同去。解差都如狼似虎，沿途不许犯人证人说话，夜间睡觉，枷锁手铐亦不宽松。随去的师爷途中威吓秀姑不准翻供。爱仁堂药铺店伙杨小桥，钱宝生的母亲钱姚氏，则受到优待，常和差人在一道吃饭。

对我父及秀姑受刑的创伤，沿途曾给予诊治，大概是为了要消灭严刑逼供的证据。葛品连的尸棺装在船上，每到一个州县，都要加贴一张封条，有两个差人看守。以后传说尸骨已经掉换过，没有这回事。当时天津闹过教案不久，路上交通不便，一个多月才到北京。到北京后，犯人、证人都被关进刑部大牢。我姑妈、我母亲几次前去探监，均不准接见。

刑部大审

到北京没有几天，刑部就举行大审，又叫三法司会审。当时凡京控大案，由刑部主审，都察院、大理寺会审。头一天大审，刑部两个尚书到堂，都察院也有人参加会审，两边陪审的、观审的，有不少侍郎、御史。观审的以江浙和两湖的在京官员为多。夏同善、张家骧那天也到了。

坐在上面发话讯问的，一个是刑部浙江清吏司郎中刚毅，另一个是都察院刑科主事。两个主审官刑部尚书桑春荣、皂保最后到。落座时，犯人都已带进，差人喊堂示威。问官问了姓名以后，就叫我父亲把如何与葛毕氏通奸，如何设谋毒死葛品连，从实招供。

我父把案子发生经过，从头到尾，详细削辩，既未与葛毕氏通奸，更无合谋毒死葛毕氏亲夫之事，在府在省，都是畏刑诬服，死实不甘。毕秀姑开始只是口呼冤枉，不敢翻供。问官一再叫她照实直说，她只说以为丈夫是病死，不知丈夫是服毒；毒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前供杨乃武授给流火药，也没有这件事；与杨乃武亦无奸情。

第一天问了两个主犯就结束了。第二天、第三天审问尸亲及证人。中间又停了几天，最后是提全案犯人见证大堂质讯。门丁沈彩泉，仵作沈祥，爱仁堂药铺伙计杨小桥，这一次都供出了真情。刘锡彤也跪在一边，还是官员装束，不像个犯人。

杨小桥供称并不知有卖砒情事，药铺进货簿上从来也没有进过砒霜。钱宝生的母亲供亦如之。仵作沈祥供称，验尸的银针没有用皂角水擦洗过，只见口鼻血水流入两耳，就在尸格上填了七窍流血。曾与门丁沈彩泉争执，一说砒毒，一说烟毒，尸单上就含糊注了个服毒。

门丁沈彩泉供出了陈竹山。钱垲在门房劝钱宝生出具卖砒甘结的经过。当门丁、仵作供出以上情事时，刘锡彤站起来掳袖掀须扑到两个人的前面举拳殴打二人，骂他们信口胡说。问官大声叱止，他还不听，两个差役硬把他拉到原地跪下。

当问官讯问刘锡彤，录他的口供时，他又咆哮起来，说他是奉旨来京督验，并不是来受审的，反责问官糊涂，不应把他当犯人看待。当问官问他银针并未擦洗，为什么上详时说银针已用皂角水擦洗过?为什么不叫钱宝生与主犯对质，却叫陈竹山、章纶香劝诱钱宝生出具书面甘结?为什么将沈喻氏原供口鼻流血改为七窍流血?刘锡彤均瞠目不答。

杨乃武墓。在杭州市余杭区上湖村

海会寺开棺验尸

刑部大审以后，1876年(光绪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刑部尚书桑春荣带领刑部堂官6人，司官8人，仵作、差役40余人，带同全部人犯见证，到海会寺开棺验尸。开棺以前，先叫刘锡彤认明原棺无误，即由刑部仵作开棺。司官先验，堂官再验，验得原尸牙齿及喉骨皆呈黄白色，四围仵作皆说无毒。

再叫余杭原验仵作沈祥复验，问他有毒无毒，沈祥低头不语。又叫刘锡彤去看有毒无毒，刘锡彤至此气焰始落，面色惨白，全身发抖。验尸时，寺内寺外看的人很多。有个法国记者也在场，他看到木笼里两个穿红衣的犯人，跑到笼边看了又看。开棺时，又跑去看验尸，及听说验尸结果无毒，又跑回木笼边对我父说：“无毒，无毒”。

这个法国记者的名字，我父曾说过多次，现在记不起了。两年后，这个记者到杭州旅行，还特意到余杭来访问我的父亲。当年外国报纸对这个奇案也有报道。

海会寺验尸后，案情已经大白，刑部将复审勘验情况，奏知两宫。这时才将刘锡彤革职拿问，有无故入人罪等情弊；原审各官，为什么审办不实，要刑部再彻底根究。刑部又提集犯证审问了两次，刘锡彤这时已和主犯人证同样受讯。刑部审后，在勘题拟奏时，朝内朝外一些大小官员，却因此案掀起了一次激烈的争吵。

统治集团内部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大学士翁同龢、翰林院编修张家骧、夏同善为首，边宝泉、王昕也属这一派的中心人物。因为翁同龢是江苏人，张家骧、夏同善是浙江人，王昕原来也是山阴人，附和的又以江浙人为最多，所以称为江浙派，又称朝议派，这些人多系言官文臣。另一派是以四川总督丁宝桢为首，附和的多系湖南、湖北人，称两湖派，又称为实力派。因为这一派都是几个封疆大吏，掌握实权。

当刑部平反尚未奏结时，四川总督丁宝桢正在北京。这个总督曾杀过慈禧太后得宠的太监安德海，朝中一般京官怕他。他认为刑部对此案不应平反，承办此案各级官员并无不是，不应给予任何处分，主张主犯仍应按照原拟罪名处决。他听说刑部要参革杨昌濬及有关官员，有一天跑到刑部大发雷霆，面斥刑部尚书桑春荣老耄糊涂，并威吓说，这个铁案如果要翻，将来没有人敢做地方官了，也没有人肯为皇上出力办事了。

丁宝桢又盛气质问验骨的司宫，说人死已逾三年，毒气早就消失，毒消则骨白，怎么能够凭着骨是黄白色，即断定不是毒死是病死呢?认为刑部审验不足为凭。桑春荣见丁宝桢这样气势汹汹，也犹豫起来，怕因此引起政治上的问题，对丁宝桢极力敷衍，答应再慎重研究。

当丁宝桢在刑部大肆咆哮时，刑部大小员司，没有一个人敢与他争辩。只有侍郎袁保恒说：刑部是奉旨提审勘验，是非出入自有“圣裁”，此系刑部职权，非外官所可干预。丁宝桢悻悻而去。

刑部尚书皂保本来也是极力主张平反的，因为受了杨昌濬的厚贿，就不说话了。尚书桑春荣年老颟顸，对此案本无主见，一任司官办理，别人说要平反，他亦主张平反，经丁宝桢这样一威吓，就拿不定主张，不敢出面参革了。对参革各员的疏奏，就一改再改，迟迟不复。

边宝泉、翁同濬、夏同善这一派，知道刑部在为杨昌濬、胡瑞澜等开脱，就由御史王昕出名上了一个奏折，弹劾杨昌濬、胡瑞澜，说这些地方官员，平日草菅人命，而某些封疆大吏，更是目无朝廷，力请重加惩办。

由于这两派的争吵，刑部平反的疏奏，拖了两个多月，迟迟不上，我父在监牢里更加着急。过去自谓是死定了，现在既有生望，急盼事情能够早决，早脱牢笼，担心拖下去，又要变卦。当时并不知道朝中正在争吵，在狱中真是度日如年。一直拖到1877年(光绪三年)2月10日，刑部的疏奏才上去，2月16日平反的谕旨才下来。

我父出狱，已是在2月底了。我父出狱后，曾到在京的浙省官员家，踵门叩谢，有见的，有不见的。从京里回来的路费，仍然是胡雪岩帮助的。我父死里逃生，虽是夫妻父子重逢，但受此打击，人虽未亡而家已破，痛定思痛，实在是悲多欢少了。

小白菜墓塔。

虎口余生

我父出狱后，家产荡然，生活困难，依靠亲友帮助，赎回几亩桑地，以养蚕种桑为生，专心研究孵育蚕种。余杭盛产丝棉，行销省外。我家世代养蚕，对育种积有一定经验。过了三年，我父亲所育蚕种名气就传开了，远近都来买。蚕种的招牌记号是“风参牡丹，杨乃武记”。凡我家出卖的蚕种，都盖上这个牌记。每到育种时，全家大小日夜忙碌，家里生活也日渐好转。我母亲有一天到桑园去收取晾晒的衣服，眼晴碰坏了，从此失明。

有人说我父亲出狱后做讼师，不是事实，不过有时也替别人写写状子。状子写在一块水牌上，要当事人自己抄。自己不会抄，就请别人抄，抄好即抹去，因为是惊弓之鸟，怕官府来找麻烦。也有人说，我父曾在上海《申报》报馆做过事，也不是事实，我父亲没有到上海做过事。1914年9月，我父因患疮疽不治身死，年74岁。墓在余杭县西门外新庙前。

毕秀姑出狱后，回到余杭，在南门外石门塘准提庵出家为尼，法名慧定。庵里没有香火，以养猪、养鸡了其残生，死于1930年，坟塔在余杭县东门外文昌阁旁边。

“千古冤案”平反的背后

大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初九清晨，杭州城内一家豆腐坊的帮工葛品连突发重病，于当日午后身亡。由此离奇地引发了“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小白菜案”。这桩看似民间的诉案，引发了大清朝廷官场、宫廷权力斗争的风云。

被告杨乃武，系死者葛品连的原房东。被告毕秀姑，系死者葛品连之妻（官方称谓“葛毕氏”），因喜欢穿白衣绿裤，绰号“小白菜”，她与死者曾租住杨乃武家的厢房。

丈夫每天去豆腐坊上做工，毕秀姑一人在家，与杨家人相处得较多，坊间“羊（杨）吃白菜”传闻就不胫而走。为避闲言，小白菜两口子搬出杨家，从此与杨乃武不再来往。

葛品连暴亡后，葛母感到可疑，加上早就听到“羊（杨）吃白菜”的传闻，便到余杭县衙报案，指称毕秀姑与“奸夫”杨乃武谋杀亲夫。没想到，查办此案的正是曾经被杨乃武以举人身份公开举报贪赃枉法的余杭知县刘锡彤。

刘锡彤授意仵作窜改验尸报告，认定葛品连的死因为砒霜中毒。酷刑之下，杨乃武、小白菜自然屈打成招。

杭州知府陈鲁复审时，面对重重疑点，却不让杨乃武开口申辩，拟判葛毕氏（毕秀姑）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随后，浙江按察使蒯贺荪开庭接案审理，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上海《申报》记载庭审现场：“生（杨乃武）过于司时，神气迷惘，绝不翻供，叩头阶下，第求开恩而已。”按察使蒯贺荪走完过场之后，认为：原判无误，依余杭县、杭州府所拟罪名上呈浙江巡抚杨昌濬。

当时浙江全省官员大多是湘军出身，巡抚杨昌濬亦是，他委派候补知县郑锡滜到余杭县“密查”，郑锡滜匆匆走完过场后便报告此案“无冤无滥”。杨昌濬据此维持县、府、按察使原判，上报朝廷，只待刑部批文一到，即刻开刀问斩。

此时，关系到本案转机的关键人物——“红顶商人”胡雪岩出现了。他闻知案情后，找到在朝廷担任兵部右侍郎的浙江籍官员夏同善，夏同善随即为此案积极奔走。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杨家人再次进京告御状，在夏同善的帮助下，诉状很快递到了慈禧太后手中。可此时恰逢同治皇帝驾崩，此案很快又石沉大海。

夏同善没有放弃，他不仅说动御史弹劾浙江巡抚拖延审理此案，又动员清流领袖“内阁学士”翁同龢出面为此案申诉。光绪元年（1875年），翁同龢复查杨乃武一案，以案中“疑窦甚多”，草折陈奏，驳令重审。此案冤情引发浙江百姓的众怒，也激起了浙江籍官员的义愤，上书朝廷，为杨乃武、小白菜鸣冤。夏同善甚至对光绪皇帝直言：“此案如果不究明实情，浙江将无一人读书上进。”

至此，案件就从冤案演变成了一场宫廷、官场上的权斗。此时朝廷官场对此案的态度，已经明显分化为“两般三样”：一是杨昌濬为代表的湘军出身的地方官僚集团；二是以夏同善、翁同龢为代表的科举出身的朝廷大臣集团；三是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为代表的最高统治集团。这三种势力，对待此案分为两种态度——维持原判、推翻原判。而这两种态度背后是截然不同的三种立场：一是为了维护湘军出身的官员；二是伸张正义；三则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意图打压发展壮大的湘军集团。

于是，在慈禧太后的亲自过问下，刑部尚书桑春荣亲审此案，在朝阳门外海会寺对葛品连重新验尸。在刑部任职60年的老仵作按照中国代法医经典《洗冤集录》理论判定，葛品连是病亡。此时，刘锡彤仍心怀侥幸，指出几块青黑色的骨头，有中毒迹象，但事实是骨头只是表面发霉，锯开后，骨头里面依旧是黄白色。至此，“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最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发布圣旨，140多名参与本案审理的官员和湘军出身官员纷纷落马，此案才尘埃落定。冤案虽得以昭雪，但杨乃武、小白菜二人已经被连年无数的刑讯逼供折磨得病残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