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刘少奇、邓小平曾致电毛泽东说，要在7月1日发表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少奇、小平同志：
来电早已收到。经过考虑，那篇讲演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王任重同志也不赞成现在发表。另外，请告伯达、康生、陶铸同志，将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12条草案，扩成为20条左右。因为12条草案中有许多条混淆不清，有若干条，每条可分为两三条，使每一条只说一件事，明白晓畅，读者易懂，较为适宜。希望在一星期内，在北京讨论几次，并草成第二稿，给我送来两份为盼。另外，华东局21日给中央报告华东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部署那些方面，值得参考。
毛泽东 1966年6月30日
1966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9期重新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红旗》杂志在按语中说：《讲话》“最完整地、最全面地、最系统地总结了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
《人民日报》同日发表了一篇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
这篇社论是由陈伯达起草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修改草稿时，将原稿中“毛泽东同志在我国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在全世界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一句删去了。增添了刘少奇、邓小平一些指示，如：“刘少奇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早在二十年前，刘少奇同志就向全党指出……”，“邓小平同志指出……”等等。
7月1日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领导机关正式成立，由向守志任司令员，李天焕任政委。机关设立了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
7月3日，王任重给湖北省委写了一封信：《关于中等以上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即“73指示”），他在信中说：“要引蛇出洞，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抓住根子挖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
7月上旬，陶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准了王任重的“73指示”，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剿。
7月6日，刘少奇发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
“中学文化革命8月份解决三分之一，9月份再完成一半。中学教师要集中交代问题，像四清中公社开3级干部会一样。”
邓小平也同时发出指令，要求：“中学教师按四清办法，集中交待问题。”
7月8日，毛泽东给担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的夫人江青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写道：
江青：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
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10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随使竖子成名。鲁迅曾对于他的杂文也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的直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相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纸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全世界100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4月在上海还讲过。
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础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布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
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20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军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20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4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1966年7月8日
信写好后，毛泽东让秘书徐业夫抄写一遍，待徐业夫抄完，他又在抄件上订正了几个错别字。
7月11日下午，周恩来在武汉由王任重陪同，见到了毛泽东，汇报了他的欧亚之行。毛泽东称赞他6月27日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群众大会上发表的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他说：
“你讲得好，在世界上把我们这场大革命的意义和目的都讲清楚了。不是很多人都不理解吗？让他们好好学习一下你的讲话吧。这是在向全世界的修正主义者宣战啊！”
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了他对《红旗》杂志社论中“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群众性的批判”这一提法的疑问，毛泽东耐心作了解答。后来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告诉王力说：“主席同我用英文讲了‘反革命路线’、‘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这3个词的区别。我对主席说‘我懂了’。”
7月12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继续同周恩来、王任重谈话，并让周恩来看了7月8日写给江青的那一封信。周恩来看完后，建议找林彪谈谈。毛泽东表示同意。
关于毛泽东写给江青的这一封信，王任重在第二天即1966年7月13日的日记中作了这样记载：“11日总理来，下午到主席处谈了3个小时，12日上午9时又到主席处谈了2个小时。主席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不赞成过分吹他的作用，不赞成最高最活、当代顶峰的说法，这是强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强加于人。”
《戚本禹回忆录》中则说：“这封信是主席在外地时叫总理交给江青的。总理和王任重都把它抄下来了。后来陶铸也抄了一份，可能是从王任重那里转抄的。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告诉我，他亲眼看见，总理亲手用行书抄了一份。”
7月14日，周恩来到大连同林彪谈话，转达了毛泽东那封信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北京后修改5月18日的讲话。
7月15日，毛泽东对张耀祠说：
“你们去看看武汉大学，看他们现在干什么。”
于是，张耀祠和另外3个卫士到了武汉大学，他们看到好多学生在扎木排。张耀祠问：
“你们扎这个干什么用啊？”
一个学生说：
“我们明天要横渡长江，这个木排用于插彩旗的。”
张耀祠回到东湖宾馆，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也没说什么。
7月16日早晨6点，毛泽东对张耀祠说：
“上午8点去游长江。”
张耀祠不敢怠慢，马上同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徐耘云取得了联系，告知他毛泽东要去游长江。张耀祠又与警卫部门进行了各种准备工作。
上午9点20分，毛泽东穿着睡衣，在王任重陪同下，乘坐轿车来到长江边。
这一天天气很好，毛泽东下了车，举目四望，然后，迈步登上事先准备的渡船，开始检阅武汉大学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5000名游泳健儿。
大学生的游泳方队，推着迎风飘扬的彩旗，伴着高音喇叭里激越的革命歌曲和哗啦啦的江水，向前游动。毛泽东站在船头上，兴致勃勃地看着他们，脸上充满了欣喜的容光。
突然，大学生们发现了毛泽东，他们大声喊着：
“啊！是毛主席，是毛主席，果然是毛主席！”
顿时，整个江上欢呼起来，两岸的群众也欢呼起来！
在汉口等待毛泽东接见的3批外宾，在外办廖承志、外交部韩念龙的陪同下，也来乘船观看学生们横渡长江。外宾们也看见了毛泽东，热烈地鼓起掌来。毛泽东扭过头，向外宾们挥手致意。
毛泽东看完大学生渡江后，乘船向上游驶去，到达武汉大坝。他说：
“我最喜欢今天这样的游泳，走吧，我们都下去，都去感受一下长江的浪涛。”
卫士和工作人员，一个个跃入水中，毛泽东也兴奋地下了水。他虽然已经是一位73岁的老人了，但他的精力、兴趣不减当年。他一会儿搏击奋进，一会儿又仰着身体翘起双脚，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好像躺在床上休息一样，一动不动地随着波浪一起一伏漂着走。卫士们以为他累了，哪知他忽然一个侧身，冲破波浪，挥臂向前，把小伙子们撇在了后面。卫士们奋力赶上去，毛泽东对他们说：
“游泳是很好的休息，轻松自在，没有其它任何杂念，一切都顺其自然。长江又宽又深，水流湍急，是游泳的好地方。”
他还说：
“横渡万里长江，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而且更能锻炼一个人意志。如果在游泳池里面游泳，那就没有多大意思了，要到大江大海中去游，到大风大浪中接受锻炼。”
毛泽东一直游到武汉钢铁公司附近才上船，游程15公里，历时1小时零5分钟。他在船上对王任重说：
“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7月16日下午，毛泽东派秘书给来到武汉等待陪同他接见出席亚非作家会议代表的郭沫若送去一封信。郭沫若打开一看，是一幅毛泽东手书的《西江月·井冈山》。
原来早在1965年初夏，郭沫若到井冈山观光，作了《七律·黄洋界》一首。当地负责人告诉郭沫若，他们计划在黄洋界立一块纪念碑，可是找不到毛泽东那首《西江月·井冈山》的手迹，希望郭老帮忙。郭沫若回京后，也没有找到毛泽东的这幅手迹，于是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并没有提立碑之事，只是说自己希望得到这幅手迹。郭沫若知道，如果提出立碑的事，毛泽东是不会同意写的。即便如此，他将信发出后，也没有得到回音。没想到，今天却意外地得到了毛泽东写在10几张8开宣纸上的珍贵手迹。郭沫若高兴极了，激动地对毛泽东的秘书说：
“请你回去代我谢谢毛主席。”
送走毛泽东的秘书，郭沫若让他的秘书把手书摆在地毯上，请摄影记者拍成照片，寄给了井冈山管理局。后来，他回京后又将原件送荣宝斋装裱加框，挂在自己办公室正中的墙壁上。
郭沫若曾经这样评价毛泽东的书法：“毛泽东的书法和他的文章、诗词一样，豪迈潇洒，深邃流畅，奔放自如，自成一体，风格独创，使你百看不厌，给你一种美的享受。有人形容毛泽东的书法是‘龙飞凤舞’，我看一点也不过分。”
7月中旬，刘少奇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周恩来、邓小平、康生、谢富治、陶铸等人都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就派工作组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李雪峰多次发言，表示支持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一系列措施，他认为派工作队进学校是正确的，起了“积极决定作用”。
陶铸和陈毅在发言中也全力支持李雪峰的意见。后来过了很长时间，陈毅见了李雪峰，还说：
“7月会议上除了你以外，就数我讲得多！”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启程，回到已经离开了半年的北京。
刘少奇闻讯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便前往毛泽东住处，打算汇报前一段的工作。可陈伯达、康生等已先于他见到了毛泽东，正在谈话，秘书就请他改日再来。
关于此事，《戚本禹回忆录》中说：“7月18日毛主席从武汉回到北京。他一回来，就住进了钓鱼台的12号楼。当天，徐业夫通知我，让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去12号楼开会。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和我等人去了以后，主席和我们一一握了手，随后就让我们把前些日子所看到的，和了解到的情况跟他汇报一下，一些已经向他汇报过的情况他也还要我们都再讲一遍。在我们汇报的时候，主席对北大发生的‘618’事件特别关心，还特别关心刘少奇对‘9号简报’作的批示发下去以后，学校所发生的死人事情。他听得很仔细，反复问，是真死人了吗？我们说，是真死人了。他就问，怎么死的？我们回答，清华有一个青年教师被逼服农药自杀了，有的是跳楼，有的是卧轨等等。主席听着听着，表情显得很凝重。看得出来他对学生的死非常难过。这时张春桥把北大的‘9号简报’和刘少奇批发的中央文件送给毛主席看。主席看后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司令部。在我们汇报的过程中，我看到徐业夫进来，他到主席那里不知说了什么，又马上出去了。后来听说是刘少奇要来见主席，因为主席在同我们开会，要他先回去了。这件事是不同寻常的，恐怕对刘少奇的打击很大。因为以前刘少奇要见主席，是随时可以见的。后来谢富治也跟我说起，主席是刘少奇都不见，先见了你们。”
欲知毛泽东回京后有何重大举措，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7月16日，73岁高龄的毛泽东检阅了武汉大学5000名大学生游泳大军，又亲自下水，再次横渡长江。这一壮举，是很有深意的（请看下一章7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说：“如果在游泳池里面游泳，那就没有多大意思了，要到大江大海中去游，到大风大浪中接受锻炼。”“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这些话无疑是对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巨大鼓舞。不经历那个时代的那一场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是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