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主义教育、军队教育和官兵的道德观念
在南京占领军中所以出现军纪败坏的情况，其原因，如前所述，可以举出很多，但最重要的是错误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军队教育，导致官兵的道德败坏，这是个最大的问题，必须研究-
大将和武藤中将企图从日本人道德观念普遍薄弱中，找出日本军士兵的军纪、风纪败坏的根源，但我决不能同意在日本军队教育中处于负责地位的、那种第三者的发言。如果即使有这种倾向，但土兵的道德败坏难道不是由于错误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军队教育所引起的吗？对此，-大将内心里丝毫没有反省，我感到很遗憾。特别是日本军官鼓吹对中国及其民众的根深蒂固的蔑视，鼓吹无视对方民族感情的同仇敌忾之心，使日本士兵的心情受到了可怖的影响。对这种影响，可以认为不只是-大将一个人没有感觉到，恐怕陆军首脑部里的人都没有感觉到。
这里介绍一个著名军官的例子，他曾肆无忌惮地说过瞧不起中国人。
据说，昭和十一年五月，当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在新京（当时伪满首都，即今长春——译者）同关东军负责谋略工作的参谋田中隆吉中佐举行会谈时，田中参谋竟敢说：
“坦率地讲，对中国人的看法，你和我根本不同。你似乎把中国人当作人看待，我认为中国人是猪猡。对他们怎么干都行。”
松本听后，曾在文章中写过：
“不论他说得多么坦率，但我从日本军人那里听到如此荒谬的看法和如此粗鲁的语言，这还是第一次。想不到让这样的小子操纵着关东军的谋略工作，我不仅感到可叹，而且替日本觉得可悲。”（《上海时代》，中册，第二0九页）
正如松本所说，听到这种粗暴的语言是“第一次”，但蔑视中国人，可以说是军官，从而是士兵的共同看法，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当时陆军中央得悉南京大屠杀的情报后，曾派人事局长阿南前往当地了解情况，南京警备司令官中岛今朝吾中将竟敢对他说：“中国人不论多少，统统杀掉。”他如果不极端蔑视中国人，说话就自然不会用这种口气。
再举一个士兵的例子。一九三九年在和歌山参加第二十八联队的大前嘉就他自己当时的精神状态说：
“那时，中国人是蝼蚁之辈。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杀死蝼蚁之辈，还会受到什么良心责备吗？”（创价学会青年部反战出版委员会编：《致不懂战争的一代-42-和歌山编〔在中国大陆的日本兵〕》，第一四九页）
在这一编中收录了二十多篇手记，全都毫不掩饰地揭露了屠杀、拷打、强奸、掠夺等各自所犯下的疯狂罪行。其中有一篇题为《在野性的那边……》，结尾时这样说：
“我未能杀过蝼蚁之辈。但我不得不承认，在自己身上兽性的一面，潜伏着难以捉摸的魔鬼般的生命力——以杀人为游戏而从中取乐。所谓战场，意味着在这块土地上予那妖魔以生存的观利。”
我觉得这时使用这种语言，稍感踌躇。但其实是最出色的。
中国派遣军的情报员、下士官山冈繁，在日本战败后曾作为战犯在苏联和中国关押了十年，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接受了军国主义教育，并在日本军队的“军人精神”熏陶下，产生了令人可怕的精神状态。对此，他这样说：
当时，我们对日本民族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而对其他民族采取蔑视态度。还有一种残忍的武士道精神，把杀人当作英雄行为，并从崇拜天皇的极权主义出发，产生了非人道的思想，即对强者、掌握权力的人绝对服从，对弱者、不掌握权力的人使之服从。这些思想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接受教育，在军队里通过军人精神的熏陶而形成的。正由于有这些思想，才把侵略战争视为正义战争，若无其事地干下了惨无人道的行为（《我的体验：控告侵略战争》，载《新评》，一九七一年九月号）
徐平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担任助理检察官，中国解放后，即一九五六年六月，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上对日本战犯——包括山冈繁——进行审判时，他担任第五十九师团长藤田茂中将和其他两师团长的辩护律师。他有机会去详细查明三个被告当作战犯处理的原因，因而明确说：“他们为什么如此野蛮残酷？为什么公然侵犯国际法规？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敌视中国人民的？我曾详细问清了这些问题。他们的回答大体一致。他们在小时候也和其他国家的儿童们一样天真烂漫，一旦进入小学，学习教科书，他们中间就开始滋长军国主义思想。‘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思想在青少年时代已逐渐形成。后来，他们入陆军学校，从事军务。从此，东条、广田等人鼓吹侵略战争的言论就成了他们的主导思想，以至最后狂热地执行军国主义政策，屠杀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人民如何反对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的行为》，载《人民中国》，一九八二年十月号记者采访记）
“在这次战争中，当军部处于败北之时，一亿玉碎的思想在他们中间高涨起来。于是，在冲绳本岛陷落时，十六万以上居民与守军共命运，被置于死地，甚至在几个所属的岛屿上，还发生了强制居民集体自杀的事件（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结果部队长却活下来当了俘虏）。不仅如此，当迎击美军进行本土决战时，甚至有像大本营某参谋那样的人向坦克部队发出指示：开过去，对挤在路上正要逃向内地避难的民众们，毫不客气地压死他们，前进！”（司马辽太郎和鹤见俊辅对谈：《历史中的狂与死》，载《朝日杂志》，一九七一年一月号）军人们不许本国民众投降，以至于要他们一起干，直至战斗到死，并为进行有效的战斗，竟然用咱己的双手，通过残酷的手段，把他们当作牺牲品而毫不介意。
军人们的精神状态自然，可能是其在战争本期所反映出来的一种疯狂性，而其本质必然归之于通过军队教育所灌输的“军人精神即法西斯主义者的精神结构”。
像山冈所说的那样，日本人所以若无其事地对中国人施加暴行，也可以说是由于对中国人采取了强烈的蔑视态度。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胆敢做出蔑视中国人的行为，还是从日俄战争后不久开始的。
那是发生在东北地方（旧满洲）的事情，前面提到的克里斯蒂牧师这样说：
日本军在以前的战争（日清战争）中的正义和仁慈得到赞扬，而一切放荡行为却被忘记得一干二净。今天是战胜者应同满洲农民结为永久友谊的大好机会。屡次苦于战乱的这些农民们，把日本人当作兄弟和救星表示热烈欢迎。于是就很容易地开拓了长期占有这块国土之途径。而且许多人是这样希望的。可是不管日本当局的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目的何在，普通士兵和来到满洲的一般人民是没有能力认识他们这种地位的。他们的看法是：
打败了一个大国的人民，日本是最优秀的，应该无视中国。由于他们头脑中存在这种思想，因而不是作为救星而是作为胜利者来到中国，把中国人看成为被征服者，予以轻蔑对待。
一旦取得和平，日本国内最低下、最恶劣的一部分群众进入中国。中国人像以前那样继续受苦，失望的情绪越发使他们怒不可遏。今天战争已经结束，留下来不走的许多低下的普通人民继续进行剥削和不法行为，因此中国人很不理解。正如有人所说：“俄国人有时也没收我们的财产，但许多人则付出了四倍于价值的钱。日本人尽管说要付钱，而实际上却连价值的四分之一的钱也没有付给我们。于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不幸的是对日本人表示厌恶，对他们的动机存有猜疑，不愿同他们合作共事，这种倾向有增无减。要彻底消除这种感情是困难的。”（《奉天三十年》”，下册，第二六三至二六四页）
克里斯蒂牧师把日俄战争后来到东北的日本人说成为“日本国民中最低下、最恶劣的一部分群众”。诚然，在他们中间可能有许多低下、下流的人。尽管如此，是否能说他们是日本人中间最差的呢？如果他们坏，是否可以说，那是反映了日本人普遍坏，或变得坏起来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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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谈到的是预备役兵和补充兵的暴行问题，现在想消微研究一下出身于农村的士兵的“残暴性”问题，这是个与上述问题有关的经常遇到的问题。
崛田善卫以南京事件为背景写了一篇小说，题目为《时间》（发表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号《世界》上）。作者通过主人公中国人陈某的口提到岛田这个农村出身的朴素的勤务兵，说：“朴素——但我知道，与城市工人相比，他们更加残忍。”
在胆敢进行残酷行为的士兵中，较多的人出身于农村，这或许是真的。但即使有这种事实，那也不能说明农民本来是残酷的或野蛮的。因此，我很难同意这样的看法：“我深深感到，日本军的残暴性是潜伏在日本社会日常生活中的残暴性在这种场合的反映。当时，我即想到了日本士兵和日本农村的落后性。”（《朝日新闻》专栏，一九七0年一月二十日）
我认为，日本农民本来是善良和朴素的。正如前面所述，他们在维新变革后，有一种封建的、恐怕带有残暴性的武士社会的思想和习惯，作为“国民道德”强加在他们头上，而且还得到了神国思想和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于是，朴素的农民一直接受这种思想的灌输，他们成了法西斯军队的凶猛的战士。我们必须这样理解。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认为：“日本人强加于人道的令人可怕的罪过，是日本五十年来宣扬‘皇道’和‘大和魂’之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前引《马尼拉的悲剧》，第一九六页）。中国作家夏衍也这样认为：“在过去一段时期里，军阀、浪人和背叛革命的人统治了整个日本，他们把自己本阶级的性格强加在日本人民头上。完全推盖了‘人民的特性’。”（玉岛信义译编：《中国之日本观》，第一四九页）
他们不仅成了政治思想上十分残忍而凶猛的战士。谁都知道，旧日本军队的非人的训练时常是残酷的，因而把他们培养成为“凶猛的战斗力”（野间宏[7]：《真空地带》）。家永三郎认为，这种作为凶猛的战斗力培养起来的士兵，不仅成为战争时的劲旅，而且从中“不可避免地派生出热衷于对俘虏和当地非战斗人员施加暴行的后果”。并又认为：“应该说，平素受到压抑的心理，在无视人类理性的破坏行动中使其爆发出不满情绪；自己的人权全被人们无视的人，他们采取行动，无视置于自己实力之下的弱者的人权，那是必然的”（《太平洋战争》，第七十三、二八六页）。五味川纯平也说：“在军队生活中，得不到当人看待的士兵，极少有可能把被自己打败的外国人当人看待。”（《战争与人》10，第一九三页）——
世界语工作者长谷川照子[8]（一九三七年四月，即在战争爆发前四个月，她跟随中国丈夫到了上海了不久前往内地参加抗日战争，一九四七年在东北地方——旧满洲因病逝世）于一九四五年在重庆出版了《在战斗的中国》一书，她在其中《在上海》一文中这样说；“一位墨西哥作家曾在什么时候写道，日本人是魔鬼的魔鬼。有的人说日本兵像野兽，还有人坚持说，他们的野蛮程度远远超过野兽。我，作为他们的同胞，绝不对此提出抗议。但我觉得，这种比拟有些枉然。他们是法西斯侵略军。难道这还不够吗？难道从他们身上我们还能希望得到什么好处吗？”——
渡部升一曾有这样一句惊人的说法，说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切传闻和文献的起因”，只是在一个“美国牧师马吉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中“提及”，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军队带有极度的残酷性。于是，企图把“从日华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所出现的突出的非常残酷的例子”，归因于“当时的日本军队已为一种政治思想所支配”（《读史方法》，第一三三至一三四、一三六页）。他虽没有提到“一种政治思想”的根源是什么，但可以认为，恐怕指的是极端的天皇主义和对天皇的崇拜。
天皇形象在毫无畏惧、敢于残酷进行“战斗行动”的日本人的精神状态中，对此，竹内实[9]有另外一种理解，他主张：“在实际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天皇的存在使平凡、胆怯的日本有了勇气和信念，有可能说服自己去进行侵略和杀戮，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天皇本人是否喜欢这样做，这个问题这里避而不谈。在日本人一般的精神状态中，天皇的存在就是如此”（《观察中国的出发点》（中央公论丛书，一九七五年），第一七七页）。对此，五味川纯平也是这样解释的：“要我去刺杀，我就怀着愉快的心情去刺杀，这种心理状态似乎在日本兵中特别多。南京事件不能与索姆米事件[10]相比，但那种奉命行事、恬不知耻的思想意识，在确立天皇制的过程中深入到日本人的意识结构里。”（座谈会笔记：《“五十年战争”的意义——小说、电影（战争与人）漫谈》，载《历史评论》，一九七二年一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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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期的日本军队中，充满了下克上的风气，因此军纪紊乱，这是不言而喻的。泷川政次郎博士特别提到“南京事件”，认为发生这起事件的最大原因就在于“军队丧失统率力，军纪紊乱”，并说：“在培植私人武装力量的军队里，必然会出现下克上的风气。军队的实权很快转到了佐官级、尉官级，到头来转到了下士官级手中。在不听从军官命令的F主官的统率下，士兵们的暴行和掠夺是不可避免的。”（《新版：评东京审判》，下册，第九十六至九十七页）
关于这种下克上的风气与暴行事件之间的联系问题，早在西雅图发行的日文报纸《稍息》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第四号上，以《在法西斯统治威胁下的日本》为题，作了这样的论述：“关于如此大规模的惨绝人寰的暴行，其原因，得出的结论是：对桥本大佐以下的军官们之下克上的擅自行动，未予惩处，这种情况对一般士兵带来很坏影响，军规完全混乱。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发动这次战争是不正义的，所以思想松懈。”（《出版警察报》，第一一一号）
渡边和泷川博士也许认为，日本军队是在昭和时期以后开始变坏的。日本军队性格残暴的严重发展，无疑是在这个时期。但应该看到的是，其根源却在很久以前就早已存在了。
这是早就应该介绍的，一九七一年，新岛淳良在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永福支部编辑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小册子。他在小册子里提出父母子女一同自杀的看法，作为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一个原因。对此，引起了人们的批判，同年六月二十四日，新岛似乎为了对此批判作出回答，他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就“南京大屠杀”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这个“自我批评”全文刊于同年出版的八月号《情况》中，题目为《我所了解的南京大屠杀》，而且归纳了几个要点，同样刊于八月号的《新评》中，题目为《立体结构——南京大屠杀》。新岛还在以前访问过南京，调查了事件的情况，并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发表了两篇文章：《所谓三十万人生命被夺的“南京事件”》（载《东风新闻》，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号）和《在雨花台“听取南京大
屠杀情况”》（《文化大革命下的中国纪行》3，载《大安》，第十三卷，九号）。
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的惨痛感受
最后，在结束本书第一编的叙述时，介绍一下已故南满洲铁道公司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所写《悲剧的证人》中的一篇文章……（删去三句未译——译者）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军全部占领南京，十七日，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为首举行了入城式。在这五天内，穿上了军服的日本民族成了一大群恶鬼罗刹和妖魔鬼怪，穷凶极恶，惨无人道，凶暴到了极点。其残酷的发疯程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不要说是掠夺和 强奸，就连收容在城外下关的数万名俘虏也被机枪扫射，遭到了屠杀。下关的街道被浇上了汽油，烧得精光，呼救声响彻大地，一片垂死挣扎的哭叫声，火舌把天空染红，汽油燃烧冒出阵阵黑烟，机枪在咆哮，死尸散发出恶臭，著名的南京古城墙到处血流成河，扬子江的混浊江水也染得血红。
这幅巨大的地狱画卷在现实中出现，成为一种愤怒，笼罩着江南的旷野，中国四亿民众的精神的旋风震撼着大地……（删去四句未译——译者）然而，在当时军人中是否有人看了这些文章而无动于衷，毫无痛心之感？
我提出这个问题。但对离不了军国主义的“大和魂”和思想顽固的人来说，我的提问也许是毫无意义的。
战争罪犯感觉迟钝，不只是军人。承认自己在“使国民走上错误道路”这个问题上应承担政治责任的风见章[11]（第一次近卫内阁的内阁书记官长、第二次近卫内阁的司法大臣），他在中国归来者联络会汇编的犯下暴行的日本战犯的白白书——《三光》（昭和三十二年出版，后改名为《侵略》）一书中作序说：“我认为，过去那些强制这些人去施加暴行、使这些人如此丧失人性的政治，以及应对此负责的人才是罪有应得的。”然而，在当时日本的领导人中，有过这一点点自我反省的，除风见外，还有几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