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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前的红色“快递”，承担绝密使命

10月9日是世界邮政日。四通八达的邮政快递网络极大便利了当代人的生活。

但许多人不会想到，在烽火硝烟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经有了“快递”业务。这些“快递”线路，不是运送普通货物，而是承担着传递情报、护送干部、转运物资等“绝密使命”。这些“快递”线路是无数隐蔽战线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打通和守护的“中华苏维埃的血脉”。

“头断血流、机密不丢”

通往中央苏区的各条交通线中，有一条从上海出发，经香港、过汕头、转大埔、入永定，一路穿透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封锁区，最后抵达瑞金，长达3000公里，路途遥远，行路艰辛，这就是著名的“中央红色交通线”。2021年热映的电视连续剧《绝密使命》就是以这条交通线上发生的故事为原型创作的。

电视纪录片《中共闽粤赣秘密交通线传奇》

为创建这条交通线，周恩来亲自选点布线，精心挑选设计了途中各个交通站，如香港铜锣湾的“金碧酒楼”，大埔的“同天饭店”，清溪村的“永丰杂货店”，以及汕头的“上海中法西药行”和“华富电料行”等。

交通站配备了经过严格选拔的交通员和武装护卫，他们抱着“头断血流、机密不丢”的信念，一次次突破“不给‘赤匪’粒米勺水接济”的敌人封锁，保证了中央大动脉的畅通。交通线入闽第一站伯公凹，这个不到30人的小村庄，家族式地参加了红色交通线的工作，共有13人为了保卫交通线畅通安全献出生命。其中，邹端仁、邹作仁兄弟一家七口先后壮烈牺牲在这条交通线上。

福建龙岩永定伯公凹交通站

因为有这样一条“红色血脉”，中央苏区得以从白区购进数以千吨的布匹、食盐、药品、纸张、武器弹药、无线电和印刷器材等急需物资，有效缓解了物资极端匮乏状况，有力支援了红军反“围剿”斗争。

周恩来两次化险为夷

1931年12月，周恩来经中央红色交通线前往中央苏区，路上一波三折，几次险些暴露，最终化险为夷。

周恩来化名“伍豪”，由交通员护送，化装从上海坐船到达汕头。刚住进汕头最大的金陵旅馆，周恩来就发现墙上赫然挂着一张“汕头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照片，里面有自己的旧照。汕头交通站见状立即安排周恩来转移，搬到另一家小旅店。翌日一早，周恩来改换行装，扮成商人，乘火车前往潮州。

汕头中站旧址，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全国国家安全教育基地

在火车上，周恩来原本计划乘坐的二等车厢乘客稀少，过于显眼，他果断决定去拥挤的三等车厢，混在普通乘客之中。车上查票时，周恩来发现列车员是从前相识之人。周恩来怕他认出，连忙拉低帽子、转头看向窗外，让交通员替自己上前验票，躲过了列车员的视线，避免了身份暴露。

到达潮安后，周恩来一行来到大埔青溪交通站，然后由精干的短枪队护卫，一路昼伏夜行，翻山越岭，于12月底安全抵达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

陈云、博古闽西突围

1933年初，临时党中央撤离上海，迁往中央苏区。1月17日，陈云和博古化装成商人模样，在中央特科护送下，乘船秘密离开上海。陈云、博古到汕头后，再坐火车到潮安，转水路抵达大埔，与前来接应的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会合。随后，陈云、博古在武装护卫下，进入国民党反动派封锁区，向闽西进发。

广东大埔茶阳同天饭店联络点示意图

一行人昼伏夜行，由沿途各个交通站点的交通员接力带路，一站一站交替前进。进入永定县游击区，陈云、博古在一个废弃的小煤坑里休息时，不巧碰到上千人的国民党军队搜山。事发突然，几名武装护卫队员急中生智，绕到另外一个山头打了几枪，把敌军吸引过去。其余队员带着陈云、博古趁机迅速突围，最终化险为夷。

在强敌环伺的险境下，中央红色交通线始终没有遭到破坏，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绝密使命，创造了隐蔽斗争史上的奇迹，真正成为了一条“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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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到了！你知道隐蔽战线的“大先生”吗？

9月10日是第40个教师节。一百年前，在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的课堂上，一位不到30岁的青年教师，正在教授解剖学。他对医用解剖很熟悉，对美术又有研究，把这门课程教得很实用。

那时课堂上的众人不会想到，这样一位颇受学生喜爱的青年教师，数年后会完成一件惊天壮举，在党的隐蔽斗争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名青年教师就是后来被誉为隐蔽战线“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他“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智截“顾顺章被捕叛变”密电，为保卫党中央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钱壮飞

在隐蔽战线历史上，还有许多和钱壮飞一样的“先生”，他们或言传身教播撒革命火种，或深入调研指导情报工作，或治学严谨终成一代大家。他们是教师，也是战士，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积极投身革命运动，传播进步思想，燃起了无数国人救亡图存的斗志。

王学文：沈安娜的革命引路人

新中国成立过程中，在隐蔽战线有这样一个女子，从1938年至1949年的11年间，她以国民党特别党员身份作掩护，在蒋介石主持的党、政、军、特高层会议上担任速记员，为我党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一度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这个女子就是沈安娜。

她又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呢？这还要从她的“红色导师”王学文说起。1927年，王学文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左翼文化运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入党后不久，王学文就与中央特科建立了工作关系，协助开展情报、调查工作。

1933年，王学文正式加入中央特科，成为特科的重要情报骨干和领导力量。他曾鼓励和指导沈安娜“打入”国民党内部任速记员，是沈安娜在隐蔽战线的革命引路人。

王学文

1937年，王学文奉调延安，在中央党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和研究工作，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他们称王学文为“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新中国成立后，王学文历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组专门委员、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兼研究员、教育部政治经济学教学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工作，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大纲》等大量有关经济问题研究和政治经济学学习方法的论著。

张友渔：营救彭真等被捕革命同志

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里，一位老人的铜像映入眼帘，让人倍感亲切。这位老人是我国法学巨匠张友渔，他为新中国法治事业和人民司法制度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张友渔

在革命战争年代，张友渔曾在燕京大学、中国大学等校授课，师名远扬。但许多人不知道，张友渔也是党的隐蔽战线的重要情报骨干。1928年，张友渔受党组织派遣“打入”国民党天津市政府，搜集情报并开展统战工作。他在法租界创办北方书店，作为情报联络点，为党组织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并巧妙营救出包括彭真在内的数十名被捕革命同志。九一八事变后，张友渔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张友渔受党组织派遣说服宋哲元出兵抗战，固守北平；开展李宗仁、石友三部队统战工作，为台儿庄保卫战胜利及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此后，张友渔前赴重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开展情报统战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张友渔积极深入法学研究，成为我国法学界的权威和泰斗级人物，为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匡亚明：文章被毛主席指定为学习材料

南京大学有一所“匡亚明学院”，是为纪念匡亚明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作出的卓著贡献所建立。新中国成立后，匡亚明曾率先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创设一批重点大学的构想，是吉林大学的重要奠基人，两度出任南京大学校长。

鲜为人知的是，匡亚明在投身教育事业前，还是一位曾经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老革命”。

匡亚明

上世纪30年代，匡亚明在上海从事隐蔽斗争。他回忆，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随时都要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搜捕，面临与组织失去联系、孤军奋战的境地：“当时处境很危险，白天出去，不晓得晚上能不能回来”。他曾四次被捕入狱，长期关押，屡遭酷刑，始终未曾丧失信念与斗志。全面抗战期间，匡亚明在中共中央情报部任职，对国内外、敌我友情况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论调查研究工作的性质和作用》一文，提出调查研究是决定革命行动的依据，得到毛泽东同志高度肯定，被指定为延安整风的学习材料之一。对于隐蔽战线，匡亚明曾这样说：“在革命生涯中，心中抱定信仰，无怨、无悔，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担当。”

党的隐蔽战线使命光荣、英雄辈出、群星璀璨。隐蔽战线上的这些“大先生”们，不仅以师者之姿引领青年不断追求进步，更以战斗之态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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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南方局匪窝八年立奇功

1939年1月至1946年5月，一个中共隐蔽战线历史上的传奇机构诞生在重庆，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它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局作为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派驻在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的代表机关，也是中共隐蔽战线建立在国统区的秘密指挥部，在渝八年始终冒险犯难、敢拼善赢，为维护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

中共中央南方局旧址

深入虎穴：复杂环境下坚持战斗

周恩来作为南方局书记，全责管理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和港澳等地区党组织。由于国民党不允许中共在其统治区内公开活动，因此南方局处于秘密状态，依托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开展工作。

南方局身处龙潭虎穴，周边环境极其险峻复杂。南方局机关位于红岩村，它与国民党国民参政会大楼相向而对。周恩来居住的“周公馆”位于曾家岩50号，距离戴笠公馆不足200米，与国民政府警察局只有一墙之隔。这两处周围密布着大量便衣特务，对出入人员密切盯梢，甚至数人从不同方位角度跟踪我方一人。尤其是周恩来出行时，特务们更是“前呼后拥”，紧盯每一个微小动作，密集记录上报。

维护大局：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南方局通过大量公开和秘密工作，推动国共合作，争取中间势力和地方实力派，广泛团结海外和港澳侨胞，不断筑牢全民族抗战根基。

周恩来、董必武在重庆红岩

周恩来、董必武等以中共代表或国民参政员身份出面活动，既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以斗促和”，又团结推动国民党内民主人士拥护抗战到底的国策，几度力挽濒临破裂的国共合作关系。南方局将团结中间势力作为重要工作，与中间党派广交朋友、风雨同舟，促成中国民主同盟、九三学社、中国民主建国会等的建立。争取地方实力派更是工作的重中之重，面对日伪不断渗透和拉拢利诱桂、川、滇系等地方实力派，企图分化破坏团结抗战大局的阴谋，南方局一方面发动潜伏在敌内的情报员，及时揭穿和反制日伪阴谋；一方面广泛派遣干部，同地方实力派全方位接触、深层次交往，争取团结他们参加和坚持抗战。为了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影响力，南方局以港澳为平台，向海内外宣传中共团结抗日主张，动员广大海外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参加祖国抗战。南方局把毛泽东著作《矛盾论》《实践论》《论新阶段》等译成英文，分别在香港和国外发行。推动海外华侨为抗战事业捐款捐物，如宋庆龄、廖承志发起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多次捐赠急需药品和医疗器械，送往敌后抗日根据地；陈嘉庚发起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筹集了上百万元救济款项送往国内。

逢敌亮剑：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贡献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敌后战场已成为抗日战争主战场。南方局既加强与国民党军队的沟通联络，协助国军正面抗战；又配合中央领导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作战，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南方局提前获取日军企图迫害我在港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情报，立即组织情报力量和敌后武装展开营救，将800多位进步人士从虎口中抢救出来，无一人被捕。

香港大营救路线示意图

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极大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支援了苏美英在其他战场的作战。1941年5月，南方局预先侦知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的确切时间，该重要情报使苏联红军提早24小时进入战备，斯大林专门致电感谢。抗战后期，南方局获取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全部军事部署情报，帮助苏联红军迅速摧毁了关东军的抵抗。同时南方局还与盟国开展情报合作，追踪日军重要动向，为亚洲和太平洋战场胜利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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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战线上的“洋面孔”

在我党隐蔽战线的历史上，涌现出许多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他们怀揣理想，远渡重洋，来华期间深受革命感染，自愿服务和加入我党隐蔽战线工作。他们与中国军民在隐蔽战线上并肩作战、克敌制胜，成为我党隐蔽战线史上的“洋面孔”。

一条以国际友人命名的秘密交通线

林迈可

2015年，北京市海淀区旅游发展委员会推出了“林迈可8公里——最酷抗战徒步线路”，引来众多游客争相寻访打卡。这条“林迈可小道”是北平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见证了艰苦卓绝的隐蔽战线斗争岁月。

林迈可，190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37年底来华担任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抗日战争初期，他多次考察晋察冀和太行抗日根据地，受到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首长接见。在这段时间里，林迈可被我军民艰苦抗战的精神深深感动，毅然决定加入秘密抗日活动。此后，林迈可协助我党北平情报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隐蔽斗争。

为了解决根据地缺乏电讯器材的困难，他设法从国外购买了足够组装10部电台的电讯零件，在燕京大学的宿舍里秘密组装后分散隐藏，克服重重困难运送到根据地。他还利用外国教授的特殊身份，与法国医生贝熙业等人密切合作，为八路军采购被日寇严格控制的医药器械等紧缺物资。他以外出郊游之名，通过日军的一道道关卡，把物资交给地处山区的平西情报联络站的同志。这些宝贵的物资经秘密交通线源源不断地送到了根据地。

此外，林迈可还经常驾驶摩托车接送掩护晋察冀根据地社会部的情报人员进出北平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林迈可在晋察冀根据地社会部的帮助下转移到抗日根据地。1944年夏，林迈可奔赴延安，先后担任八路军通讯顾问、新华社英语广播顾问等职务，日本投降后返回英国，长期致力于中英两国友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2015年10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英国访问时还特意赞扬了他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做出的贡献。

一名德籍反法西斯女战士

王安娜与丈夫王炳南

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1907年出生，柏林大学哲学博士。1935年同留德中共地下党员王炳南结婚并改名王安娜，次年随夫来华。全面抗战爆发后，她和王炳南一同从事统战和情报工作，并成为“保盟”重要成员。她是宋庆龄信任的外国友人，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因此成为打通法国殖民政府关节、开辟中越物资交通线的最佳人选。

王安娜按照党的指示前往越南海防。当地法国海关人员，见到这位气质不凡、会讲法语的德国人不敢怠慢，让王安娜顺利办妥了通行证，带领“保盟”物资车队顺利返回国内。王安娜连续数月往返于海防至中国龙州，为敌后抗日根据地输送急需物资。皖南事变后，王安娜协助我党向驻华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公布国民党反共罪行，并担任周恩来与英国大使卡尔之间的联络员，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巧妙安排二人联系往来，并掩护周恩来与美国总统特使居里举行了被史学家称为“具有开创性”的秘密会晤，促使国内外舆论转向有利抗战的一面。抗战胜利后，王安娜按照党的指示继续协助宋庆龄开展统战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为中德两国的友谊不懈奔走，晚年撰写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至今深受两国人民的喜爱。

一个影响太平洋局势的日籍情报小组

中西功

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赫赫有名的“日本间谍学校”——东亚同文学院里，经常能看到一位举止儒雅的中国教师在为日本学生讲解共产主义原理。其实，这位教师的真实身份是我党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王学文，他此时的传道授业，为日后一段抗日谍战传奇埋下伏笔。

受王学文启蒙，东亚同文学院的不少日籍学生成为了共产主义者，有的还参加了我党领导的隐蔽战线，著名的“中西功情报小组”就是其中代表。

在我党情报部门的领导下，日本“满铁”驻上海办事处调查室主任中西功担任组长，与日本《读卖新闻》驻沪特派记者西里龙夫、“满铁”北方经济调查所经济组长尾崎庄太郎和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情报科科长白井行幸等人组成了情报小组。他们搜集上报了大批关于日本侵华动向、日军作战动态、日伪反共图谋的情报，特别是提前获取上报了日军南进的关键战略情报，有力服务了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中西功情报小组”为我党正确掌握战场形势、主动应对时局变化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对太平洋局势的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佐尔格——隐蔽战线上的传奇国际友人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囚禁于东京巢鸭监狱的佐尔格在狱中日记里写道：“假如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待下去。我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在中国这片伟大的革命土地上，这名国际友人缔造了隐蔽战线史上的一段传奇。

接受使命  潜伏上海

理查德·佐尔格，1895年出生。一战后，佐尔格开始接触共产主义。1919年，他加入共产国际，后又获得了苏联国籍，成为了一名红色特工。1930年1月10日，佐尔格以《德意志粮食报》驻中国通讯员的身份来到上海，以共产国际人员的身份开展情报工作。

此时的上海，遍布着欧美、日本、国民党等多方军警宪特，打开情报工作局面十分困难。佐尔格当务之急就是建立自己的工作小组。他一面广交朋友寻找情报来源，一面潜心研究中国事务。在我党隐蔽战线和美国进步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人的帮助下，一个由14人组成的“佐尔格小组”迅速建立起来。

佐尔格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加上过硬的情报本领，很快在上海滩打开了局面。在英、法、美租界势力、日本帝国主义军政组织、德国驻华机构中物建了一批重要力量，源源不断地获取情报。在“佐尔格小组”每周例会上，佐尔格经常会提来一个巨大的旅行包，里面装满搜集的各类情报资料。

紧密配合  共战列强

面对上海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佐尔格小组”、我党中央特科等隐蔽战线组织与敌激烈战斗，多次将租界巡捕房密谋抓捕国际进步人士的情报告知共产国际，帮助国际友人及时躲避敌人的抓捕。

1931年，“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代表牛兰夫妇被租界巡捕房逮捕，中央特科与“佐尔格小组”联手展开营救，设法与关押中的牛兰夫妇取得联系，为公开营救提供确凿证据；同时组织社会力量，动员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爱因斯坦、杜威、罗曼·罗兰、德莱塞等中外名人共同施救。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国际法律协会、世界妇女会、世界学生会，以及德国、菲律宾、保加利亚、美国等工会组织也纷纷发来抗议信，最终避免了牛兰夫妇在狱中遭受进一步迫害。

深入核心  打探要情

佐尔格物建的情报力量中，有许多是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的德国军事顾问和工程师。由于蒋介石高度依赖这些人在作战方面的帮助，通过他们，佐尔格了解到德国军事顾问团帮助蒋介石训练军队和指挥作战的具体情况，蒋介石军队的部署、装备和编制，帝国主义国家向国民党军供应军火武器用于打内战等情报。他还搜集了蒋介石对中共根据地进行“围剿”的部署情况。通过共产国际等渠道，这些重要情报为我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发挥了帮助作用。

抗击日寇  壮烈陨落

1932年，日寇把战争扩大到上海。佐尔格与中方密切配合，搜集日军情报。在目睹日军的侵华暴行后，佐尔格情绪激昂，拖着伤残双腿投奔抗日战场，一面搜集日军的军事情报，一面志愿为中国军队分发手榴弹等武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佐尔格通过“佐尔格小组”成员尾崎秀实等日本情报员，在日本军政组织内部建立起情报网，将许多重要情报提供给莫斯科和我党。1941年秋，他与我党情报部门几乎同时向莫斯科发出了事关日本下一步动向的情报，准确预判日本将南下挑战英美，而不是北上进攻苏联，从而促使斯大林及时将远东的兵力派往对德战场，顶住了德军的攻势。

“佐尔格小组”的活动，引起了日本情报人员的注意，他们相继以不同理由逮捕了一批与佐尔格有联系的人员。1941年10月，佐尔格在日本不幸被捕。1944年11月，他和尾崎秀实同一天遇害。

伟大的中国革命见证了佐尔格与中国人民一起抗击帝国主义，书写下的不朽的传奇。在光辉的隐蔽斗争史中，还有许多像佐尔格这样的国际友人坚定地投入反帝反霸的战斗，他们的功绩将永远镌刻在人类追求和平正义的丰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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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化名背后的故事，你知道吗？

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斗争环境极其严酷，隐姓埋名、易面事敌成为开展隐蔽斗争必不可少的一项手段。翻开波澜壮阔的隐蔽斗争史，无数如雷贯耳的名字，其实都是化名。一个个化名如同水面上的一圈圈涟漪，密纹唱片一般记录下每一个鲜活的生命，或张扬、或沉默，或机智、或壮烈，记录下选择化名时的思绪，或激昂、或稳重、或机敏、或奔放。这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是一种历史的见证，更是一种信仰的力量。

从天津卫到上海滩的“伍豪”

周恩来

伍豪，是我党隐蔽战线开创者周恩来的化名，是他在天津领导觉悟社时抽签取数“五号”的谐音。伍豪是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地下工作时最常用、最有影响的化名。由他编制的我党第一本无线电通讯密码“豪密”，也正是取自该名。1932年2月，寻捕周恩来许久未果的敌特恼羞成怒，干脆在上海的几家报纸上连续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文章，企图混淆视听，在我党内制造混乱。隐蔽战线巧妙开展了舆论反制斗争，通过法国律师在《申报》上刊登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揭穿了敌人污蔑造谣的阴谋，维护了我党领导人的政治人格。而“周少山”一名正是周恩来的另一个化名。另外，周恩来在白区开展革命活动时，还使用过冠生、大美、维思、赵来等化名。

能文能武的“一介书生”

陈云

李介生，是陈云领导隐蔽战线组织中央特科工作时专门使用的化名。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决定调整中央特科组织，调陈云担任特科负责人。在特科工作时期，陈云化名“李介生”开展工作。此外，陈云曾使用过怀民、陈亨、陈明、金生、廖仲仁、黄苏、廖家骏、廖陈云等化名。不仅人需要化名作为掩护，机构也有必要。陈云对专业化的掩护机构建设十分重视，他当时建立了“新生印刷所”和“裕大南货店”等一批掩护机构，为以化名开展工作的特科同志们提供了恰当的公开身份和名义，对特科活动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

混迹三教九流的“王先生”

陈赓

王庸，是陈赓在特科工作时的化名。在担任中央特科第二科情报科科长期间，为搜集情报，发展情报网，他化名王庸，置身龙潭虎穴，常与警察、巡捕、包探混在一起，与敌探特务周旋，在上海的三教九流甚至国民党特务机关里都交了“朋友”，这些人见面时全都亲切地叫他“王先生”或“老王”。

我找我自己的“项南”

项与年

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许多隐蔽战线无名英雄深入虎穴、背井离乡，与亲人失散。新中国成立后，踏上寻亲之旅的他们，却因长时间使用化名遭遇了困难。

中央特科的项与年同志，辗转打听到早年在上海失散的儿子也参加了革命，现在可能在安徽团委。于是委托自己的老战友、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寻找自己的儿子。曾希圣立即把这一任务交给了负责团工作的项南。由于项与年自特科时期一直使用化名“梁明德”，出于保密他并未向家人透露自己的化名，同时也未向战友透露自己的真名，导致从“梁”姓入手“查无此人”。不想在交谈中，曾希圣发现眼前的项南和自己的老战友梁明德都是福建人，也都曾在上海大世界八仙桥一带住过，地址也都是当年上海地下组织的一处秘密联络点，项南模糊的记忆中一位父亲的“大胡子”朋友还与自己当年的相貌高度吻合。原来，项南正是自己老战友要找的儿子！他原名项德崇，于1938年秋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时也给自己起了一个化名，叫做项南。就这样，两代革命志士在特殊的年代不约而同、坚定不移共赴革命，留下了一段“项南找项南”的佳话。

信仰之名

还有一些隐蔽战线前辈的化名不仅用来掩护工作和组织安全，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自己的革命志向和美好愿景。例如党的隐蔽战线领导人之一许建国，原名杜理卿，化名取以身许国之意。牺牲在台的朱枫烈士，原名叫朱贻荫，化名取其一心向红，一片赤诚之意。

如果把所有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同志们的化名统统列在纸上，不用刻意连缀，便是一首波澜壮阔的隐蔽斗争史诗。高山作证，这是忠诚之名；沧溟为鉴，这是信仰之名。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红色特工”们的贡献永不磨灭。新时代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将继承先辈精神，延续先辈足迹，弘扬新时代冒险犯难精神，打造一支“坚定纯洁、让党放心、甘于奉献、能拼善赢”的国安铁军，为护航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隐蔽战线特殊力量！

来源：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