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抑郁症已经从抽象的病理名词变成了实在的群体处境。

过去三五年，抑郁症以越来越具体的方式出现在我眼前，让我心感沉重。最先接触抑郁症是2000年开启的大学学习，那时我主修心理学专业，抑郁症作为专业名词出现在我阅读的书上和聆听的课中；后来是听说我北京的朋友们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确诊了抑郁症；再然后是前几年我的家人和亲戚中陆续有人确诊抑郁症……2021年11月，我国教育部明确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项目，这也说明抑郁症不再是患者本人闭口不谈的个人隐私，而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议题。

实际上，抑郁症不仅在中国流行，更是一个全球性疾病。2023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有关抑郁症的报告指出，全球有3.8%的人口患有抑郁症，即世界上约有2.8亿抑郁症患者；每年有超过70万抑郁症患者死于自杀。

那么，究竟什么是抑郁症？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不仅有抑郁情绪，还患上抑郁症？科学有效的治疗该如何进行？

抑郁症患者的集体画像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相关数据表明，目前全球约有2.8亿抑郁症患者，占疾病总负担的4.4%，我国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為6.8%。2022年2月15日，发表在《柳叶刀》上的一项研究指出，抑郁症已经成为一种被普遍忽视的全球健康危机，在年轻人群中发病最为频繁。《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中指出，2020年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为17.2%，重度抑郁为7.4%。小学阶段抑郁检出率为10%，其中重度抑郁为1.9%～3.3%；初中阶段抑郁检出率约为30%，其中重度抑郁为7.6%～8.6%；高中阶段抑郁检出率近40%，其中重度抑郁为10.9%～12.5%。同时，最近一次覆盖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揭示，我国成年人群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为6.8%，12个月患病率为3.6%；我国抑郁症患者的主要人群是青少年、孕产妇、老年人和高压职业人群，很多患者的识别率不到20%。

《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中的数据显示，我国抑郁症患者人数超过9500万，这意味着每14个人中就有1个抑郁症患者。目前，社会对青少年和孕产妇抑郁状况的关注度逐渐上升，对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关注明显不够，甚至较为忽略。中国老年人患抑郁症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目前中国老龄化程度加剧，民政部发布的《2022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2年底，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超过2.8亿，占总人口数量的19.8%。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2.0978亿，占总人口数量的14.9%。中国科学院在东北、华北、华中等七大区域对老年人抑郁状况展开调查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中老年人的抑郁检出率高达39.86%，严重的会发展成自杀。我国的自杀率为5/100000，处于较低水平；但中国老年人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五倍，排到了全球前三。人类学家景军在采访中说，2012年，75岁以上的中国老年人自杀率已经达到了40/100000。在中国某些农村地区，老年人的自杀率超过了发达国家中自杀率最高的韩国（100/100000）。

十几年前，武汉大学的刘燕舞老师曾用6年时间走访中国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发现老年人自杀的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亟待投入更多的力量来关注并帮助这些老年人。前文提及，我国成年人群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为6.8%，12个月患病率为3.6%。按这个患病率估算，我国每年至少有3000万人患有抑郁症；而在调查的七大类精神障碍中，焦虑症患病率最高，成年人群终生患病率达7.57%，12个月患病率为4.98%，每年焦虑症患者大约为4000万人。就性别而言，有研究认为女性抑郁症患者的人数多于男性，也有研究指出其实没有性别差异，男性抑郁症患者只是因为不愿意承认或者不去接受治疗而更加隐蔽而已。就城乡而言，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在2021年联合发布的中国首份《乡村儿童心理健康调查报告》中的数据同样触目惊心，农村儿童抑郁检出率为25.2%，焦虑检出率为25.7%，超过3%的农村儿童“想自杀”。

随着抑郁症逐渐走进公众视野，更多的还是关于城市儿童的疾病叙事，农村儿童的状况则往往被忽视。2022年的一项调查对贵州农村12～14岁的儿童进行了横断面研究，检查19种心理健康风险因素和行为的流行程度，并将之与北京的公共样本数据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农村儿童出现酗酒、绝望感、失眠（绝望感和失眠被认为是抑郁症的预警信号和预测指标）的概率均高于城市同龄人，且遭遇暴力和霸凌的人数是城市同龄人的两倍。多项研究表明，欺凌会引发抑郁、焦虑、社会退缩和低自尊等问题。2023年，《陷入心理危机的农村青少年群体：隐秘而庞大》一文中称：在15～19岁的群体中，农村青少年的自杀数据高于城市。

2015年，公益组织歌路营发布《中国农村住校生调查报告》，调查者走访河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等百所中国农村寄宿学校后发现，农村寄宿制学生负面情绪较多、孤独感强烈，47.3%的学生常有负面情绪困扰，63.8%的学生有孤独感，17.6%的学生存在抑郁问题，8.4%的学生曾想过自杀。如果去医院，针对抑郁症有专业的系列测量和检查，既包括纸面的问卷测试，也包括机器的大脑测试。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大家对抑郁症缺乏了解，甚至抱有相当程度的误解、偏见，有很深的病耻感，因此真正在发病初期去医院就诊的人很少；等到去医院的时候，往往已经处于失去功能的较为严重的阶段；有的人尚未去医院治疗就采取轻生行为，酿成悲剧。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尽管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发现很多有关抑郁症的内容，然而对抑郁症的普遍误解与偏见依旧是主流，对“心情会生病、心理会生病“的认知极其匮乏，这往往对患者造成更大的伤害，也让患者的家属、朋友感到十分困惑和艰难。

因此在讲抑郁症的主要表现前，很有必要看看这些常见的误解、偏见是什么，我们也可以借此看看自己以及身边的人是否有过这方面的表现。如果有，希望大家为了自己及家人、朋友的健康与幸福，及时反思并调整这些误解和偏见，携手为抑郁症患者创造一个更加健康、宽松的公共环境。

对抑郁症的误解和偏见

误解1.你挺好的一个人，挺好的生活状态，为什么要抑郁啊？开心点。

前幾年，我妈被医院确诊为抑郁症，她本人已经很痛苦了。然而起初，我爸对抑郁症完全没有概念，在我爸的认知里，现在家里不愁吃、不愁穿，儿女都已经长大成人，各过各的，相比早前那些贫穷艰苦的年月，现在的生活简直太好了，因此他认为我妈不应该抑郁，如果抑郁，那就是我妈自己太矫情、太想不开、太软弱。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格外着急。因为妈妈对抑郁症的认知极其有限，她会把爸爸的话接过来对自己再加一层指责，因此会受到抑郁症和家人误解的双重伤害。

的确，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绝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然而，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客观现实，也是一个抑郁症的重要知识点：抛开人的需要不仅仅是物质丰富这一点，单纯就丰衣足食的人群来说，绝大多数抑郁症患者是典型的负性思维，即对积极方面视而不见，对消极方面则着重关注，对压力的承受能力也非常有限，所以这种“因为拥有某些东西就应该快乐”的逻辑在抑郁症患者的世界里是不成立的。此外，抑郁症患者之所以抑郁，是因为他本身处在一个自己无法掌控、无力主导的被动局面，不是他想开心就可以开心、他想郁闷就可以郁闷。我们需要知道，在情绪控制方面，抑郁症患者是无能为力的，他是被动受苦。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现实，再多安慰和建议都无益且无用。

误解2.你每天都挺好的，怎么会抑郁？你年纪轻轻的，忘性怎么会这么大啊？

一方面，“好”本身就包含着价值甚至是道德判断的意味，有关“好”的评价往往都是模糊的。看一个人是不是抑郁，不是看他外在看起来“好”的部分，而是要看他内在是不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动力和有精气神儿。我很喜欢华语乐坛著名歌手李玟，她看起来一直是活力四射、满面笑容，然而让人意想不到和难过的是，她受抑郁症之苦如此之深，乃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另一方面，抑郁症患者的记忆力会受损，这一点常被人们忽视。很多抑郁症患者看起来做事马虎，实际上是因为他的记忆力受损，因为抑郁症会损害大脑的神经细胞。科学研究已表明，抑郁症患者，尤其是长期的抑郁症患者的海马体会缩小，而海马体主要与记忆功能有关，因此，长期的抑郁症患者就会出现思维迟缓、大脑思维能力受损的情况。

误解3.真得了抑郁症，咱可别到处讲，又不是什么好事，自己“抗一抗”就好了。

尽管抑郁症已经以它横扫一切人（无论男女老少、贫穷富贵、知识多寡）的架势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但很多人对抑郁症还是怀有非常大的歧视和偏见，要么认为这是一个怪病，要么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现，要么认为是人们精神出了问题……总之，能够以科学与理性的态度、理解与关怀的立场去面对抑郁症的人，目前还是很少的。这种普遍存在的歧视和偏见，也加重了抑郁症患者的病耻感，对患者的治疗和康复非常不利。

实际上，再不摘掉我们的有色眼镜，再不剔除我们的偏见与歧视，再不用正确的态度来看待抑郁症，我们将会生活在一个愈加忧闷压抑的环境里，这几乎会伤害到所有与抑郁症相关的人。面对客观存在的难题，越加掩饰、越加遮盖，越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我们能用理解和接纳的态度去倾听抑郁症患者讲的心里话，不仅会帮助他们减轻自己的病耻感，而且会产生积极的疗愈作用，有利于他们的康复，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友善之举。

那种认为“抗一抗”就过去了、“抗一抗”就好了的说法，实际上是在冒很大风险，也反映出人们对抑郁症认知的匮乏。那些没有体会过抑郁之苦的人，对一个自己不了解病情程度的抑郁症患者随口而出的劝诫和建议，例如“自己扛一扛”，很可能会加剧患者的负面感受，让患者的病情更加严重，甚至引发更加极端的行为。

误解4.你怎么能想死呢？千万别这么讲，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尽管对部分抑郁症患者而言，他们可能并不明白死亡是一种什么状态，但由于生活实在太痛苦、太沉重、太有压力了，因此活着已经成为一种极度痛苦压抑的状态。他们生无可恋，阳光普照的天气，他们的心里却黑如深夜；家人围坐一起欢声笑语，他们感受到的却是无边的绝望和冰冷。不是他们不想做事情，而是抑郁症能把他们由内而外“捆绑”起来，甚至让人丧失起床的力气。所以当抑郁症患者提出想死的时候，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们不能当作玩笑，也不能随便提什么意见或建议。

这个时候，更应该陪伴患者去看专业的医生，不能掉以轻心。当下社会对抑郁症的误解和偏见还有很多，这里只是罗列出比较常见的几种。期待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对抑郁症的认知也能走出迷思和偏见，给抑郁症患者及患者家属更多自由宽松的接纳空间。

那么，抑郁症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又有哪些特征呢？

抑郁症的诊断标准

就像光有不同的波长，抑郁症也有程度的差异和等级的区分，从轻度到重度均有不同；另外，不同年龄或者不同生活状态（例如青少年抑郁、女性产后抑郁、老年人抑郁）的抑郁症患者的表现方式也有不同。根据201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案头参考书）》（第五版）中对抑郁症的诊断标准，可将抑郁症分为以下几类：

（1）破坏性心境失调障碍；

（2）重型抑郁障碍；

（3）持续性抑郁障碍；

（4）经前期烦躁障碍；

（5）物质/药物所致的抑郁障碍；

（6）由于其他躯体疾病所致的抑郁障碍；

（7）其他特定的抑郁障碍；

（8）未特定的抑郁障碍。通常来说，当我们排除了一些明确的致病因素［如（4）、（5）、（6）］，且患者符合病程标准，也就是说在过去两周时间内，患者出现以下五个或五个以上的症状，可诊断为重型抑郁障碍：

（1）几乎每天和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心境抑郁，既可以是主观陈述，例如感到悲伤、空虚、无望；也可以是他人观察到的表现，例如流泪；儿童和青少年，则可能表现为心境易激惹。

（2）几乎每天和每天大部分时间，对于所有或几乎所有活动的兴趣或愉悦感都明显减少（既可以是主观陈述，也可以是他人观察所见）。

（3）在未节食的情况下体重明显减轻，或体重增加（例如一个月内体重增加量超过原体重的5%），或几乎每天食欲都减退或增加；儿童则可表现为未能达到标准体重。

（4）几乎每天都失眠或睡眠过多。

（5）几乎每天都精神运动性激越或迟滞（他人能够看得出来，而不仅仅是主观体验到的坐立不安或变得迟钝）。

（6）几乎每天都疲劳或精力不足。

（7）几乎每天都感到自己毫无价值，或过分地、不适当地感到内疚（达到妄想的程度，并不仅仅是因为患病而自责或内疚）。（

8）几乎每天都存在思考能力减退，或注意力不能集中，或犹豫不决（既可以是主观陈述，也可以是他人观察所见）。

（9）反复出现想死的想法，反复出现没有具体计划的自杀意念，或有某种自杀企图，或有某种实施自杀的特定计划。

与此同时，需要注意：

（1）这些症状可能会引起临床意义的痛苦，或导致社交、职业及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损害；

（2）这些症状不能归因于某种物质的生理效应或其他躯体疾病，例如对于重大丧失（如丧痛、经济破产、自然灾害、严重的医学疾病或伤残）的反应，可能包括以上几项诊断标准所列出的症状，除了对重大丧失的正常反应之外，也应该仔细考虑是否存在抑郁症发作的可能。

除了重型抑郁障碍，还有其他类型抑郁症的诊断标准，例如，持续性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是患者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抑郁心境，并且在至少两年时间里，抑郁的天数多于不抑郁的天数。

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持续性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是抑郁或易激惹的心境持续至少一年。

此外，持续性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还要求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下列症状：

（1）食欲不振。

（2）失眠或睡眠过多。

（3）精力不足或疲倦。

（4）低自尊。

（5）注意力難以集中。

（6）感觉无望。当个体在这两年中（儿童或青少年为一年）持续感受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症状、且没有抑郁症状的时间未持续两个月以上，则被视为持续性抑郁障碍。还有一点不为常人所知，那就是在被诊断为重度抑郁障碍或持续性抑郁障碍的人中，超过70%的人在一生中的某些时候也患有另一种心理障碍。最常见的与抑郁障碍同时出现的心理障碍包括焦虑障碍、惊恐障碍以及进食障碍等。有时抑郁障碍先出现，再导致其他心理障碍；更多时候，抑郁障碍在其他心理障碍之后发生。

值得欣慰的是，国内开始重视这一问题。例如，为进一步提升中国抑郁症患者规范化筛查及诊断与治疗水平，实现抑郁症临床实践标准化，提高我国抑郁症防治水平，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和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联合制定了《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2024版）》，北京大学循证医学中心提供方法学支持。

抑郁症与脑部结构的变化

抑郁症有时候被看作心理问题，有时候又被看作神经问题。二者之间有个很重要的区分，即抑郁症是否已经存在脑神经化学层面甚至是脑部结构层面的改变；如果有，那就更倾向于神经问题。脑神经化学层面是指大脑神经递质和神经递质浓度是否超出正常的范围。抑郁症与血清素水平偏低有关几乎是共识性的理论，这就是说，严重的抑郁症患者的脑部很可能出现神经递质浓度的异常。有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的脑部结构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主要集中在边缘系统，包括杏仁核、海马体、前扣带回和左侧前额叶皮质。

具体来说：抑郁症患者的杏仁核体积增大，而且呈正相关；重度抑郁患者，尤其是病情反复的患者，海马体的体积会变小，因此记忆力会下降；前扣带回也会发生变化，这个部分的变化导致患者的情绪反应更多是负向消极的；左侧前额叶皮质发生变化，影响患者的计划决策、神经活动调控及理性思维功能。通常我们把左侧前额叶皮质称为“理性脑”，把杏仁核称为“情绪脑”。有研究表明，左侧前额叶皮层与抑郁的想法和行为有关。尽管尚未完全了解左侧前额叶皮质的病理生理学，但专家已经发现大脑前额叶区域的结构异常，特别是内侧和左侧前额叶皮质异常会导致抑郁症。

这一研究带来的影响就是经颅磁刺激这样的新技术被用于治疗抑郁症，其工作原理是刺激大脑的目标区域，帮助该区域形成更多具有更好传导性的连接，这一过程被称为“神经可塑性”，是较为前沿的治疗方法。除此之外，通过训练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杏仁核带来的不良情绪反应。例如，已经有研究指出，杏仁核与纹状体影响情绪，而睡眠不好，就会对二者产生负面影响。

由此可见，睡眠不好会影响人的生活和生命质量，对抑郁症患者而言，更应该高度关注睡眠问题。

抑郁症的成因探究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目前国内外对于抑郁症成因的探索并没有权威的说法。

比较具有共识性的看法认为，抑郁症由多种因素促成，并非单一事件导致。通常来说，引发抑郁症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1，遗传性或生理性因素

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说抑郁症具有遗传性，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明确，甚至已经有具体量化的遗传度可供大家参考。有些研究认为，父母任何一方确诊抑郁症，他们的孩子患有抑郁症的概率要比那些父母未患有抑郁症的孩子高三四倍。然而，这仍然是一种概率论，目前的遗传学研究还不能明确造成抑郁症的遗传基因具体有哪些，基本上认为是多基因遗传疾病。另一个方面是性格说，认为那些性格非常内向、心思特别细腻、对外界过度敏感、很不擅长表达的孩子，情绪机能易失调，负面情绪不易纾解释放，比较容易患抑郁症。

2，一级生长环境

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也是关系性的存在。

如果社会整体的氛围积极向上、开放包容、充满信任，并且经济发达、物质丰富，则容易让人们感到知足、快乐；反之，则容易造成压抑焦虑、抑郁苦闷的生存状态。除了笼统的宏观环境外，最重要的是抑郁症患者的一级生长环境，尤其是原生家庭。原生家庭生长环境主要是指父母的教养方式、互动模式所形成的家庭氛围，这会给孩子造成综合心理影响。显而易见，和睦相爱、欢乐轻松、非暴力沟通的家庭环境比较容易给孩子带来安全感，平等、尊重的交流方式容易给孩子带来自尊、自信和自爱。相反，如果父母天天吵架，与孩子交流也是论断、指责、比较、控制性的暴力沟通，孩子则很难建立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孩子就会失去情绪稳定的根基，很容易出现抑郁情绪甚至患抑郁症。

3，突发应急事件

以青少年为例，如果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曾经遭遇过重大的心理创伤事件，如亲人离世、交通意外、重大疾病、被霸凌伤害、父母离异、多次搬家或转学换校等，都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心理状态，甚至会造成心理创伤，引发心理抑郁情绪。有研究指出，新冠疫情流行的这几年，全球患抑郁症的人数显著增加，因为这种重大突发且为期较长的事件，给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4，心灵枯竭

人不仅是肉体的物质性的存在，也是灵性的精神性的存在。如果社会、家庭、教育等只注重前者而忽略后者，也会成为抑郁症的深层诱因。2016年，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徐凯文在名为《时代的空心病：焦虑的父母和迷茫的孩子》的主题演讲中提及，在北京大学的新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中，有30.4%的学生厌恶学习，或者认为学习没有意义；40.4%的学生认为人生没有意义，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活下去而已。

徐凯文认为，“空心”的不是时代而是人，当一个人活在无目标、无动力、无兴趣、无感受的状态，就很容易陷入抑郁情绪之中，这足以毁掉一个人，是严重的成长危机。英国诗人托马斯·艾略特在《空心人》中指出，现代人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丧失了价值感和意义感。如果我们细心观察，就会发现许多看起来十分正常的人，其内心常常充满空虚焦虑、抑郁愤懑，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和期待。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研究所所长边玉芳也认为，物质层面充分满足、精神层面供养不足，是导致心灵枯竭感过早到来的重要原因。学生评估计划（PISA）對7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万名15岁的青少年所做的调研数据显示，中国学生每周用于学习的时间近60个小时，几近世界第一，但学生对生活的满意度倒数第一。

内心荒芜的少年，活得如行尸走肉一般，这是让人痛心的。“空心病”的孩子，往往在生活中没有重大缺失和创伤，但缺少自由自主的探索经历，因此出现“生活越满、内心越空”的困境。如果孩子从来没有被自然感动过，没有被亲近的人真爱过，没有体会过纯洁美好的友谊，没有享受过自主自由学习的快乐，没有见证过生命的诞生和衰亡的过程并自由思考其意义和价值，长大后怎么可能保持生命的活力与创造力呢？特蕾莎修女曾说过：人最大的贫穷和疾病，不是没有饭吃，而是不被爱、不被需要、不被接纳。无论外在物质环境如何，如果一个人感到不被爱、不被需要、不被接纳，就会带来心灵创伤，而心灵创伤会导致抑郁情绪的出现。所谓“心病尚需心药来医”，一切有关生命问题的“解药”与答案，以及健康心灵的最后根基，就在于应该看见、承认、尊重、接纳人的本质，而不仅仅是把人当作工具性的存在。

如何应对抑郁症

尽管在综合性医院里，医学心理科、临床心理科、精神科、精神心理科和心身科等科室都可以治疗抑郁症，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表示，在一年内被诊断为抑郁症的患者中，仅有9.5%曾接受过卫生服务机构的治疗。美国塔夫兹大学医学院精神科教授、英国皇家精神科学院院士徐理强教授曾经指出，在美国患有精神疾病并能来就医的人群中，白人大约占60%，非洲拉美裔大约占30%，华人群体的占比则不到10%。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和观念中，有许多如“疯子”这样带有侮辱和歧视性的词，并没有“心理疾病患者”这种描述事实的客观中性的词。

例如《城南旧事》中那个被称为“疯女人”的秀贞，她不过是因为生活遭遇重大创伤而抑郁焦虑，偶尔伴有一些幻觉，是一个可怜的心理疾病患者，但就被周边的人称为“疯子”。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旧对这类患者抱有很深的歧视和偏见，这种偏见不仅禁锢了人们的头脑，还禁锢了人们接受正规专业治疗的脚步。中国抑郁症患者接受治疗的比率非常低，这既与抑郁症治疗科室的覆盖范围、相关配置和人手明显不够有关，也与很多人因为病耻感、经济困难等原因不去就医有关。即使到精神卫生专业机构就诊，也仅有7.1%的抑郁症患者得到了充分治疗。为此，我国亟需采取多元化的应对措施。抑郁症可防可治，应该呼吁更多的人理解、尊重、陪伴、帮助抑郁症患者，不仅要创造更加开明接纳的社会氛围，更需要有相应的配套设施跟进以帮助患者康复。

作为信息的传播者，大众媒介对抑郁症患者的形象建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22年两会期间的一些提案指向了抑郁症，尤其是青少年抑郁症的防治。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提交了《关于重视青少年抑郁预防和治疗的建议》；全国人大代表刘庆峰建议，要加速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心理疾病及抑郁症管理中的应用。这两个提案从不同角度、不同人群和不同途径对防治抑郁症提出了建议，表明社会已经普遍关注这样一种随着社会发展更易在人群中产生的心理疾病。

抑郁症的治疗主要包括心理咨询和药物治疗两个方面，当然，预防抑郁症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其中，药物治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决策过程，需要专业的有资质的医师参与指导治疗。目前，治疗抑郁症的药物繁多，无论是中医疗法还是西医疗法，理想的状态是，医生对患者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评估后，提出最适合患者的药物治疗方案。同时，需要患者和家属积极配合，擅自用药或停药、换药，通常会引发各种不良后果。应对抑郁症，任重而道远。据估算，我国的抑郁症患者人数超过9500万，导致发病的因素有很多，痛苦也往往长久伴随。但希望在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正视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个疾病有了科学的理性认知，这将有助于消除患者的病耻感，促使患者采取积极有效的心理和药物疗法去治疗抑郁症。期待在个体、家庭、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无论男女老少，我们都活得身体有气场、心里有阳光、灵魂有魅力。

作者后记：

我对抑郁症的相关研究，不仅有学术上的热情，更有实际生活中的负担，希望更多人对抑郁症及抑郁症患者抱有科学理性的认知与文明温情的理解。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我引用了许多老师的相关研究，如刘燕舞老师所著《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蒋肖斌及范俏佳在《中国青年报》和《财新周刊》上有关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的研究报告等；同时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如孙欣羊医生的新书内容分享等。特此致谢，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王 凯

本文来自《百科知识》龙源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