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25年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使跻身于新民主革命时间不长的中国共产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和创伤。陈独秀作为党的第一任最高领导人，不管其所奉行的路线政策是自觉主动的还是被迫违心的，都逃脱不了应承担的领导责任，他因此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离开了连任五届中共最高领导岗位。

近几年来，随着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学者们发现过去所能见到的有关大革命的历史资料，并不是一个完全客观的、真实的全景画面，进而意识到在总结陈独秀右倾错误教训的同时，不能不深究共产国际对大革命失败的责任。

建党初始，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关系一度比较紧张。因为马林是按照共产国际的集中领导体制来指导中共工作的，经常指手划脚，所以陈独秀对马林的装腔作势态度很反感，他说：“苏俄党是苏俄党，中国党是中国党，各有各的国情、风尚。我们犯不着去做共产国际的支部”。可是，中共二大还是加入了共产国际，成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经费主要靠国际的资助。这样一来，中共必须向共产国际定期交送工作计划和预算，领导机关的会议也要有马林参加。其实，陈独秀不同意这样做，不愿意有这种监护关系，他曾对包惠僧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这表明陈独秀是一个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人。

马林来华不久，即向中国共产党提议，改变过去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起初，中共党内自上而下一致表示反对这一主张，1922年4月6日陈独秀致信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局长维经斯基，申述了“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等六项反对的理由。马林的建议遭到拒绝后，不得不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求援，共产国际决议命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为贯彻执行这一战略任务，是年8月，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重返中国。经过马林的施压，中共中央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同意加入国民党。

国共合作之后，两党在多方面进行了友善的协同与配合，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但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也从未停止过。国民党右派分子极力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要求用国民党的纪律对共产党员的权力和活动加以限制。为解决两党纠纷问题，1924年8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会，讨论“党内共产派问题”。会议根据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国民党总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建议，并经鲍罗廷与孙中山商议，决定设立有国民党、共产党及共产国际代表三方参加的隶属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国际联络委员会”。该委员会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凡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政策和命令须先交给该委员会过目，实际上等于在国民党内成立干涉共产党事务的机构。陈独秀闻讯后大怒，并立即召集中央紧急会议，反对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会后，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执会说：中国共产党是独立的组织，共产党员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因此，国民党只能决定同它有关的问题，而不能决定同共产党无关的问题。由于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坚决抵制鲍罗廷这一妥协政策，国际联络委员会实际上并未成事实。

以上的碰碰撞撞，表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开始就存在着集中领导体制与要求独立自主的矛盾，这使俄共(布)和共产国际觉得陈独秀的“头”不太好剃。

一般史书上指责陈独秀犯“右倾机会主义”，一向以中共1926年对国民党的“三大让步”为首要标志。殊不知，这些让步的源头，恰恰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

第一次是政治上的让步：在国民党召开二大前夕，中共党内讨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执委会的人数时发生了争执，陈独秀起初提出7人，鲍罗廷表示反对，主张不超过国民党一大时的3人，理由是“不吓跑中派和无谓地刺激右派”。陈独秀作了让步，最后一致同意4人。虽然选举的实际结果是7人，但仍未能达到36名国民党中执委员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安排下，1925年12月24日，陈独秀、瞿秋白和张国焘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就国民党二大有关事宜同国民党政要孙科、叶楚伧和邵元冲谈判。陈独秀表示国民党的事应由国民党负责，中共无意包办，也不希望增加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执会的名额，并说服戴季陶、孙科等同意去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之后，陈独秀特将商谈结果致函广东区委，告知：因等待戴、孙等人返回广州，国民党二大须延期召开。

第二次是军事上的让步：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令中外震惊的中山舰事件，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和监禁李之龙等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等。事件发生后，正在广州进行工作考察的联共(布)布勃诺夫(时任联共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使团，非但没有谴责蒋介石的反动行径，反以左派力量不足以对抗蒋介石为由，要求中共对蒋让步，说现在“需要赢得时间，而要赢得时间就要作出让步”。布勃诺夫使团采取的妥协方针得到共产国际的完全支持。在上海的陈独秀起初不完全了解情况，未立即表态，当他得知真情后，先是派张国焘去广州“查明事实真相”，后又派彭述之去广州商讨“反蒋计划”，结果被刚返回广州的鲍罗廷所阻止。鲍罗廷奉莫斯科之命，对蒋介石采取和解政策，并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于是撤回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满足了蒋介石的要求。

第三次是组织上的让步：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步步进逼。为了消除这次事件所造成的“误会”，维持国共合作，鲍罗廷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要中共党员必须留在国民党内的决定，对蒋介石采取了更加容忍的态度，在未同中共中央协商的情况下，事先曾多次同蒋介石商谈，擅自作出让步，与蒋介石达成“君子协定”，答应蒋提出的所谓《整理党务案》，主要包括：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中的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条文。在鲍罗廷的促进下，蒋介石的这个提案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得以顺利通过。会后，陈独秀在报上看到《整理党务案》非常气愤，并准备退出国民党，同时又不得不派张国焘到广州去贯彻执行。

显而易见，在上述几个关键问题上，陈独秀开始并不主张妥协，提出过不同意见，结果都被共产国际否定了，这能说共产国际对陈独秀的所谓“三大让步”不负主要责任吗?

陈独秀主张退出国民党，是指责他犯“右倾机会主义”的另一大“罪状”。

国共合作伊始，陈独秀不久便发现，共产党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从此萌生了退出国民党的念头。

1924年7月陈独秀写信给维经斯基，首次流露出准备与国民党分离的迹象。1925年9、10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扩大执委会，陈独秀正式提议中共应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但遭到共产国际代表和其他中央委员的强烈反对，其主张被否决。

中山舰事件后，国共合作面临着严重危机，陈独秀在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建议将“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或另组第三党以代替国民党，又遭到莫斯科的严厉批评，被斥责为“错误的倾向”。随后，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来上海纠正陈独秀的行为。1926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全会，陈独秀和彭述之提出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的决议案，但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仍未予通过。随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批评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倾向，迫使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会上违心地承认提出准备退出国民党的策略是“不正确的”，检讨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不过，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陈独秀又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要求退出国民党，更激起共产国际的强烈不满。

实行“党内合作”是中共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在当时条件下的一种可行的策略和有益的尝试。不如此，便不能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推动国民革命和共产党自身的发展。问题是，采取这种方式从一开始就束缚了共产党人的手脚，使之经常遇到两党相互关系问题的困扰，始终处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两难”选择。

陈独秀主张退出国民党，其本意是想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摆脱国民党的束缚。但他的主张同共产国际的意愿背道而驰，因为共产国际始终承认国民党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主体和大革命的领导者，要求共产党必须屈从于国民党。在共产国际看来，退出国民党等于把革命领导权让给国民党，主动放弃阵地，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直到汪精卫集团公开反共，国共合作已经破裂，共产国际还命令中共“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这正是陈独秀主张退出国民党屡屡受阻的真实原因，而陈独秀辞去总书记职务，也恰恰是与这个问题有关。正如他后来所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陈独秀主张推迟开展土地革命，是指责他犯“右倾机会主义”的又一大“罪状”。

实践证明，“减租减息”这种和平方式是符合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实际状况的，同时又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等各方所接受。但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怎样进行土地革命?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乃至共产国际，谁都拿不出一种有效的可行办法来。为此，共产国际代表之间、国共两党内部，经常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1926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了《中国问题决议案》，强调土地问题是“目前形势的中心问题”。布哈林在报告中要求中共着手“在革命军占领的地区实行土地改革”。这次会议的决议于1927年初传到中国后，中共中央立即指示各地党组织贯彻执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国际既主张第二次北伐，又主张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斯大林强调要“以全力展开土地革命”。5月，共产国际召开执委会第八次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重申农村实行土地革命等政策。

这期间，湖南农民首先开始了自发平分土地的运动，其所反对的不只是大地主，还反对中小地主，甚至反对富裕农民；同时两湖农民没收地主土地时出现乱捕乱杀等过火行为，引起军官和部分士兵的不满。在此紧要关头，中共五大通过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提出了没收大、中地主土地，而不没收小地主土地的要求。当时，维经斯基赞成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鲍罗廷也认为目前不应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激进措施，以避免指挥人员和军队发生分化。陈独秀说，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共产党的纲领，开展土地革命，应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可是目前需要同小资产阶级保持联盟，对小地主还不能进行剥夺，主张暂不没收小地主和北伐军官的土地，因为如果现在提出没收土地的要求，那就会导致与国民党决裂；而土地问题的解决必须经过国民政府的同意和批准；此外，没收大地产，多少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宣传时期。布哈林6月4日在联共(布)莫斯科市委全会上的报告中，严厉批评陈独秀主张推迟开展土地革命是极为有害的，是“一个更加荒诞离奇，更加令人吃惊的想法”。共产国际还指责陈独秀反对农民运动过火，“实际上是向农民运动进攻”。

不言而喻，土地问题是国共联合战线的组成部分，土地问题的解决应服从联合战线的大局。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面要求中共执行土地问题的指示，一面又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一面要求大力发展工农运动，一面又要保持国共联合战线。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要求没收一切土地，只能是一厢情愿；而陈独秀反对农民运动过火行为，推迟进行土地革命，正是引导农民运动健康发展，保护农民运动的必要举措。

陈独秀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关键和导火线，是他拒不执行共产国际的五月紧急指示。

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反动军官相继叛变，革命形势急剧恶化的形势下，为解救革命危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5月30日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其内容包括：1、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但只应没收大中土地占有者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还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2、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以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3、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自己可靠的新军。4、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同蒋介石保持联系并唆使士兵去迫害人民的反动军官。这就是著名的《五月紧急指示》。

陈独秀看到电报后，百思不得其解。6月7日，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答复五月指示。他说：“电报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全面解释不能执行指示的原因，指出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妨碍了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当先纠正过火行为，否则不能谈及土地问题；“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在我们不能同军阀将领断绝往来的情况下，“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组建革命法庭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最后表示：“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

陈独秀等肯定五月指示的精神是好的，但害怕引起同武汉国民党的分裂，主张应当服从国民党，对指示采取完全拒绝的态度。当时，除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外，部分中央政治局成员和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也都认为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形势，指示无法执行。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再次讨论共产国际的电报。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发出《致共产国际电》，指出：“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设法要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如果我们同他们分裂，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在汉口召开联席会议，陈独秀说：“莫斯科的指示我弄不明白，我不能同意。莫斯科根本不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重申目前党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独立的，“群众运动也应当服从国民党。”“如果我们想取得政治独立，那我们就应退出国民党。”

陈独秀公然对五月指示说不，令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十分恼怒。6月1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布哈林的讲话，指责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指示“阳奉阴违，执行不力”。罗易认为，中共的答复电报，“只是表面上接受”国际的电令，实质上并没有真正解决态度问题。接着，罗易向斯大林控告陈独秀，从而直接导致陈独秀的被迫下台。

总体上看，五月指示提出了挽救时局的关键问题，从理论上讲有其积极意义，但幻想依靠汪精卫集团能同中共合作来执行这些指示，事实上是根本办不到的。按照陈独秀的话说，这“等于想在粪缸中洗澡”。毛泽东回忆说：“看来共产国际在一九二七年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不是什么‘意见’，而是干脆的命令，中国共产党显然甚至无权不接受。”

共产国际给陈独秀错误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主要出自两个基本原因：

一是寻找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众所周知，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十分关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并给中国大革命以巨大的指导和帮助，因为中国革命的成败，不仅关乎着中国和亚洲的命运和前途，也影响着苏联自身的建设和稳定。从1925年4月起专门成立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并由它决策着中国大革命的方针政策。有学者考证，从1923年至192年，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问题122次，共作出738个决定。在大多数情况下，共产国际的方针政策都要经过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形成决议后，交付共产国际执行。这些决定大部分是通过其驻中国的代表、顾问直接贯彻执行，一小部分是由他们督促中共中央去贯彻执行。由于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都是中央集权制，缺乏民主政治，中共的一切行动，都必须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办事；况且他们远离中国数千里之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对中国形势的估计往往不正确。所以，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与错误，本来同联共(布)、共产国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革命失败了，莫斯科理应主动承担直接领导责任，可是，它们却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了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并给陈独秀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陈独秀果真成了它们的替罪羊，政治上的牺牲品。

二是回击联共党内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需要。陈独秀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还与斯大林同托洛茨基之间的论战关系极大。中国革命事态的发展往往被用来在论战中攻击对方的炮弹。斯、托之间对中国大革命主要分歧的焦点之一，是对国共合作的态度。斯大林等多数派认为，中共必须同国民党进行合作；托洛茨基等少数反对派则主张共产党必须保持独立性。当大革命岌岌可危时，斯大林所关心的，主要不是及时调整其战略和策略，以适应中国革命形势的需要来制定新的政策，而是在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攻击面前为自己辩护，极力证明过去政策的正确性。托洛茨基等认为，中共犯机会主义的“原因在于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在中国执行了机会主义的政策”，要求中共党员必须退出国民党，立即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斯大林等则认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就是退出战场，就是放弃阵地，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把国民党的旗帜交给国民党右派。直面无法挽救的大革命危局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强硬攻势，斯大林和布哈林等利用各种机会，反复说明，中共领导机构中的机会主义不是产生于共产国际的路线，恰恰相反，而是中共抵制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就这样，斯大林召回鲍罗廷，派罗明纳兹和牛曼作为共产国际的新代表来华。罗明纳兹根据共产国际的电令，召开中共“八七”紧急会议，撤销了陈独秀党内领导职务，首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宣布“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酌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从此，“机会主义”一词，在中共党内斗争中成了很流行的名词。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又被升级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

但是，陈独秀对自己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并不服气。因为他自以为这些右倾错误，主要来源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他在当时无处申辩的情况下，曾私下同好友王独清说：“斯大林派本身在中国革命方面犯有极其严重的错误，所以，把过错推到我和中国党身上是不公平的。”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党籍。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历数在共产国际指挥下被迫执行其旨意的苦衷。对于大革命的失败，他没有推卸应承担的主要责任，同时认为自己是忠实地执行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等的机会主义政策，坦言“国际是应该负责任的”。

勿庸置疑，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布)、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莫斯科始终都是大革命的主角，而实际权力有限的中共中央则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莫斯科要求中共必须服从它的领导，不管其是否符合中国实际。谁要是不听从它的旨意，不遵从它的指示和决议，便一概斥为破坏了共产国际的路线和纪律。

联共(布)、共产国际一向以“老子党”、“太上皇”自居，标榜一贯正确，从不作任何自我批评，但也不乏明智之举。1927年3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驻中国代表阿尔布列赫特给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皮亚特尼茨的信，首次提出维经斯基应对中共党内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负责，并要求撤换维经斯基。7月23日，福京等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同样认为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不仅中共应承担责任，而且几年来一直是共产国际代表的维经斯基也应承担责任。后来，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作政治报告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共之所以没有坚持在国民党内的独立性，共产国际代表“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

1930年，维经斯基以求是的态度检讨说：“陈独秀的错误是不久前才成立的殖民地国家的年轻共产党所犯的错误”，“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

来源：半个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