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某个日子，中央特科昔日的第一科科长洪扬生，踏进了顾顺章独女顾利群的家门。

见到顾利群，洪扬生眼眶泛红，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由于保密原则，他对于当年那桩震惊一时的“顾顺章事件”具体细节不愿多言。但他沉重地承认，顾利群的生母张杏华，是他亲手执行的任务。事后，他又按命令将顾利群和她弟弟顾益群送往了乡下。

望着洪扬生那张写满岁月痕迹的脸庞，听着他诚挚的道歉，顾利群内心多年的平静被再次打破……

那么，洪扬生究竟是何许人也？他的一生充满曲折，令人感慨。先说他与中央特科的渊源。

1928年11月，中央成立了一个负责政治保卫的“特别委员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共同负责。在这个“特别委员会”之下，又设立了中央特科，由顾顺章具体掌管。

简而言之，“特别委员会”是决策部门，而“特科”则是执行部门。顾顺章在特别委员会中扮演着“常务委员”的角色，主持特科工作。

特科下设四个科室：

第一科，也称总务科，负责机关设立、会场布置、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就是本文的主角洪扬生；

第二科，情报科，负责情报的搜集、传递等，科长是赫赫有名的陈赓大将；

第三科，保卫科，负责锄奸除特等任务，又称“红队”、“除奸队”，起初由顾顺章兼任科长，后来由谭余保、王竹友接任；

第四科，通讯科，这是最后成立的科室。因为当时中央在上海，急需与各地的苏区、地下组织保持联系，通讯科就承担了这一重任。

通讯科的科长是李强，这位被誉为“无线电奇才”的人物，身份多样，既是红色特工，又是无线电专家、军工专家、经济专家、外交专家，后来还成为了中科院院士、对外贸易部部长。他的一生传奇色彩浓厚，此处不赘述，后文还会提及。

上面这张照片，是1989年李强会见顾利群时赠送的贺卡留念。

据顾利群回忆，当时李叔叔说：“我今天请你来，是因为我和顾顺章有旧交。我不是以工作身份、组织身份，而是以私人身份来见你的，就想看看顾顺章唯一的女儿。”之所以这么说，原因不言而喻，顾顺章毕竟是党史上臭名昭著的叛徒，见他的家人只能以私人身份，不能代表组织。

1931年顾顺章的叛变，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顾顺章家当时是中央的秘密活动据点之一，他的岳父、岳母、妻子都不是党员，政治觉悟低，只听顾顺章的话。更糟糕的是，顾顺章经常派他们去做机关联络工作，他们也因此知晓了许多关于中央机关和人员，特别是特科工作人员的情况。

在万般无奈之下，中央特科决定采取行动，而在这次行动中，洪扬生亲手结束了顾顺章妻子张杏华的生命。据康生夫人曹轶欧后来回忆，康生也在此次行动中亲自动了手。洪扬生回忆，康生表现得“坚定”、“冷酷”，一向不抽烟的周总理也破例要了一根烟。

任务完成后，洪扬生奉周恩来之命，将顾顺章的两个孩子送往乡下。当时顾利群年仅7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隐姓埋名，不敢透露自己的身份。

1931年之后，由于组织在上海遭受重创，难以立足，周恩来一天召集特科成员，对他们说：“情况危急，中央无法妥善安置每一个人，你们最好离开上海躲一阵子，如果实在躲不了，顾顺章来找你们自首，你们可以脱离组织，但绝不能出卖同志，以后我会为你们作证……”

周总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特科的同志大多是上海本地的工人出身，他们对组织忠诚，对朋友真诚，但文化程度不高，没有其他技能，一旦离开上海很难谋生。周总理的这番话，体现了他实事求是、体贴入微的工作作风。

洪扬生后来不幸被俘，在国民党中做了一段时间的“特务”（实为执行潜伏任务），之后长期失业，生活困顿。1949年上海解放后，洪扬生得知当年的特科同事潘汉年已任上海市副市长，便去拜访他，请他出面证明当年周总理有过那样的安排和承诺，但潘汉年并未为他作证。

此后，洪扬生遭受了不少委屈和冤枉，四处写信说明自己的情况。其中一封信转到了前四科科长李强手中，李强在信上作了批示，为这位老同事作了证明。

洪扬生被安排到文史研究馆工作，撰写一些关于特科的资料，每月领取80元生活费，算是度过了一个安享的晚年。 

原标题：1979年，前中央特科一科长登门拜访顾顺章独女，含泪道歉：是我亲手杀了你母亲

来源：观史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