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3年1月29日，毛主席亲自批准成立了中央编译局，负责系统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

中央编译局第一任局长是著名的俄文翻译家师哲，他曾担任过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俄文翻译。此后，师哲的编译局的同志们一起兢兢业业，身体力行，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师哲曾长期在苏联工作，在苏联的安全部门中担任了较高的职位，这是极为罕见的。这段工作经历培养了师哲“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境界。

师哲与苏联长达15年的不解之缘

师哲出生的年代，国家正在遭受着侵略、主权丧失的悲惨境遇，与此同时，各种救国思潮兴盛，越来越多的爱国青年走上了一条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革命之路。师哲便是这些爱国青年中的一位。

1924年，在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师哲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初步接触和了解。1925年，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师哲投笔从戎，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并进入开封陆军训练处受训。自此，师哲便正式踏上了自己波澜壮阔的军旅生涯。

1925年，师哲奉命前往苏联留学，进入基辅的联合军官学校主修工程专业，次年10月，师哲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9年，根据党的命令，原本在莫斯科军事工程学校工作的师哲被派往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别乌）受训，这里就是世界四大情报机构之一克格勃的前身。

师哲在这里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审查间谍和监视处置越境的中国人。马占山在苏联期间便是在师哲的监护下生活的。

在苏联的情报系统中，师哲并不是在这里受训的第一批红色特工。1926年时，陈赓和顾顺章也曾受训于此。

按照原本的计划，师哲要在1931年回上海进入党内工作。然而，顾顺章的叛变使得上海中央遭到了严重破坏，这也直接导致师哲的回国计划落空。此后，师哲便继续待在苏联安全部门工作，这一待就是9年，他也因此成为了苏联情报系统中工作时间最长、地位最高的一位个中国人。

期间，师哲更是亲身经历的苏联的“肃反运动”，在这场“大清洗”中人人自危，师哲过手的案件看都看不过来，他曾说：“当时也不知道究竟肃反了多少，我只觉得下面报上来的案件太多了，光是看卷宗都看不过来，我曾一度陷入迷茫。”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师哲向上级请示，但没想到，他得到的指示竟然是：“随便，只要你不把自己办进去就行了。”

这个看似没有要求的要求其实一点儿都不现实。不久后，曾经一手提拔过他的老上级、被处以枪决。他的一个同事仅仅由于跟人打了一场网球，被人告发和日本领事馆的人有来往，便在办公室自杀了。

在当时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下，师哲作为一名中国人能够躲过“大清洗”，实在是太幸运。跟他同样在这里共事的王仁达则在肃反运动中被流放，直到1956年才回到了祖国。

尽管有幸躲过大清洗，但苏联情报系统中的外国人终究难以摆脱被踢出局的命运。1938年，苏联方面规定：禁止一切外国人在内务系统中任职。就这样，师哲结束了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长达9年的工作和生活。

之后，他被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团长任弼时选为政治秘书，从此，他便留在了秘书圈里。1940年3月，已经在苏联待了15年之久的师哲，跟随任弼时回国，并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在苏联的生活和学习，使得师哲对当地的历史文化等有了深刻的了解，这些经历成为了他日后担任翻译工作的宝贵财富。

康生

师哲刚回延安，便听到一些议论之声

到延安后，虽然师哲的头衔还是任弼时的秘书，但其实，他每天的工作已经变成了为毛主席翻译苏联方面往来的信件，跟随毛主席接见苏联客人。

工作内容的变动让师哲和毛主席有了更多的交集，也让他有意无意地听到了一些关于议论之声，其中就包括毛主席和江青的婚事。

江青和毛主席是如何相识的呢？这其中必然少不了一个人——康生。

江青和康生是老乡，都是山东诸城人。早年，江青和康生并没有什么交集，他们是在延安时期开始走近的。

1937年7月中旬，江青到达延安，被安排进延安鲁迅文艺学院任教，并参加话剧演出等文艺活动。3个多月后，党组织刚对江青完成了党籍审查后，康生便携夫人曹轶欧从莫斯科回到了延安。

根据党的安排，康生担任起了中共中央党校的校长，曹轶欧则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干部处处长。康生和江青迅速亲近起来，除了有同乡的原因外，还有一点可以从江青演出时的一件小事上看出来：一次，江青演出京剧《打渔杀家》时，一旁为她敲边鼓的就是康生。

不久后，康生邀请江青去枣园玩，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行为。因为在此之前，他曾亲自立下极为严格的规矩：任何人，未经允许，从中央社会部的门口过都不行。而江青却能受邀肌进入枣园，足见这时候，康生心里便已经有了打算。

后来，没过多久，在鲁艺工作的江青便被康生调到了中央党校，为此，还专门办了一个小班，小班成员有包括江青在内的五六个女同学，这个班的一切事务均由曹轶欧负责管理。

当时，毛主席身边没有人照顾，在看到这个机会后，康生便交代江青：“你主动去找毛主席。主席现在一个人，生活上也没有人帮忙，你多去关心关心他。”

正因为有了康生的指示，江青才有这么大的胆子去主动接近毛主席，之后，也正因有了康生的帮忙和安排，江青才得以进入毛主席的驻地。

当江青第一次来到毛主席驻地后，主席看了看她，问道：“你能帮我些什么呢？”

“生活，家务事我都能做。”江青说道。

毛主席略一思索，再次问道：“你负担得起吗？”

“可以，我能行，可以试试。”说完，江青便拿起笤帚打扫起了屋子。原本，打扫屋子这些事都是警卫员做的，但他们都是些年龄还小的小伙子们，打理起家务事来马马虎虎，屋子里总也扫不干净。很快，江青便将毛主席的住处打扫得干干净净，地上也没有垃圾，凌乱的桌面也被整理得整整齐齐。

打扫完后，江青还有些拘谨，她跟毛主席告别后便离开了，主席也没有留她吃饭。

隔了两三天后，毛主席的住处有些凌乱，这时，江青来了。跟上次一样，她再次勤快地打扫起来，期间，也不怎么说话，不敢打扰毛主席工作。

但她心里一直记着康生交代自己要主动照顾毛主席的嘱咐，便时不时地看向坐在办公桌前认真工作的毛主席。突然，她看到主席的胳膊肘处由于长期在桌面摩擦，破了一个口子，她立即抓住这个机会，指着胳膊肘处的口子，对毛主席说道：“主席，这里破了，我帮你缝一下吧。”

这次打扫完后，正当江青准备离开时，毛主席突然对她说道：“走了这么远的路，留下吃了饭再走吧。”

再后来，江青便住了下来。没多久，江青经常去找毛主席的消息很快便在延安传开了，反对两人婚事的声音越来越大。当时，不少从白区过来的同志十分了解江青的为人，关于她曾经的几段婚姻和在白区的经历疑点重重。为此，中央党校的学生们两次写信，希望中央书记张闻天能够代为转交给毛主席。

一开始，张闻天不愿干涉私人生活，并未转交这些信。然而，中央党校的学员们却很坚持，见他不愿干涉，便派了代表去找他。学生代表在见到张闻天后，十分坚定地表示：“这不是个人私事。中国和西方不同，在中国，领导人的婚姻必然将影响到政治，希望您一定要向毛主席转达我们的意见。”

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张闻天最终将写有学生意见的信转交给了毛主席，这封信还是张闻天看过所有的信后内容最缓和的。然而，毛主席在看过后，显得有些生气，他当即决定要和江青正式结婚。

很快，毛主席便摆了简单的几桌宴席，然而，宴席上却不见张闻天夫妇的身影，原来，他们没有收到邀请。

就这样，在康生的有意安排下，江青和毛主席正式结了婚。

同乡关系让江青和康生得以迅速接近，而江青跟毛主席结婚一事，康生也算得上是帮了大忙的媒人了。这些事情都让江青和康生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起来。

延安时期，江青给毛主席打过毛线衣，她也送给过康生一件。康生经常咳嗽个不停，为了让他的喉咙和脖颈不受凉，江青亲自设计了一条獭皮围脖送给了他。

一次，江青的牙龈发炎，康生得知后，告诉她说：“你试试用竹粒盐水漱口。”为此，康生还专门叫来江青的厨师程汝明同志，亲自告诉他制作竹粒盐水的过程：

“用新鲜的竹子，把大粒的海盐灌到竹筒里，再把竹筒放进烤箱里烤。这样连竹子里面的内膜都炭化了，盐也烤得黑乎乎的了，倒上水，用这水漱口，漱几天以后，牙龈炎就好了。”

按照康生教的做了几天后，江青牙龈发炎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像这些发生在康生和江青之间的小事还有很多，从这些小小的举动中便能看出两人交往密切。

江青和康生以师生相称，江青从不直呼康生的名字，总是称他“康老”。在江青心里，“康老就是我最好的老师”，而在康生看来，“江青就是我最好的学生”。

然而，康生和江青之间也是有矛盾的。更讽刺的是，康生在临终前，却声称“江青是叛徒”，并让人将这话转告给毛主席。他甚至“情真意切”地表示：“我已经是个马上就去见马克思的人了，这也算是我对党做的最后一点贡献了……”

康生之所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针对江青，并不是他所谓的“为党做贡献”，而是另有所图。

当时，毛主席曾多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批评江青，这一举动让康生以为江青的政治生涯要结束了。于是，他立即跟上毛主席，开始针对江青，要跟她“划清界限”。

从这点能够看出，康生和江青之间的真实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同乡之情、师生之情只是其中温情的一个片段，两人之间还有着更加复杂、黑暗的利益纠葛。

师哲离开秘书圈后遭遇了人生低谷

师哲在回到延安后，由于他当时还被安排要再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做汇报。因此，康生和江青都曾主动找他就一些情况做说明，实际上，两人的意思也很明显，希望他能够在共产国际方面为他们讲好话。

师哲在会议起曾经与康生的交往时，虽然有很多事都已经模糊不清，但唯有这些话，他却始终记着：

“康生曾说：在中国要搞好社会关系，建立友谊，有两个法宝：一是教书，当教员，可供桃李满天下。中国人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学生自然要拥护你，不像苏联人师生关系淡薄。二是当月下佬，为他人介绍老婆。”

然而，在之后开始的一场“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师哲跟康生结下了嫌隙。这也使得他在离开秘书圈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时，遭到了软禁，被隔离审查。

“抢救失足者”运动发生在“延安整风”后期。1943年初，党内一些人过度夸大敌情，错误地认为党内各个机关已经潜伏了大量的敌人。就这样，许多外来的干部尤其是“白区”来的党员都被当做了嫌犯接受审查。

随着审查工作的展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发明显，被怀疑的人，只要严重一点便被逮捕关押，次要的则留在单位继续接受审查。

为了追查特务，一些机关学校甚至搞起了“逼供信”，“抢救大会”随即席卷各机关、团体和学校，甚至波及到了其他根据地。

7月的一天，社会部治安科上交了一份报告，上面详细记录了有调查情况、数据统计在内的关于“抢救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中央政治局阅后，高度重视。

当一场规模浩大的、拟定开10天的“抢救失足者”大会召开到第三天后，任弼时来到了会场，他看着那些被认为有问题的同志，挨个问道：“到底有什么问题？”

有同志回答道：“我曾经跟被发现是特务的人一起坐过火车”

还有同志说：“我跟特务是同乡”。

各种千奇百怪的原因，却没有一个是有确切证据和说明的，这让任弼时十分生气。他随即又亲自到了其他关押受审同志们的地方，询问他们原因。结果，这些同志们几乎无一例外都给出了十分荒谬的原因。

为此，任弼时立即向毛主席汇报了相关情况，听罢，毛主席随即下达指示：取消十天的“抢救失足者”大会，并对负责人康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没过几天，十几名青年男女来到毛主席住处，大声质问“为什么要‘抢救’我们？”

看着这些年轻人，毛主席当即否定了“抢救运动”，他对同志们说道：“这段时间就像是在打夜仗，谁都看不清谁，结果自己人打起来了。”

说完，毛主席摘下帽子，深深地鞠了一躬，跟大家道歉：“党中央相信大家都是好同志，我请大家原谅。”自此，“抢救失足者”运动终于结束。

在师哲看来，康生之所以针对自己，一方面是由于两人在延安时期结下了嫌隙，另一方面就是因为他对康生在苏联的底细一清二楚。

师哲甚至表示，自己后期被开除出党关押长达17年之久的期间，康生还插手专门立下三条规定：一是要让他远离铁路线，二是彻底切断师哲同中央的联系，三是防止师哲逃亡到苏联。

直到1979年，师哲才终于结束了13年的审查，并被中央组织部判定为“无政治问题”。1980年，师哲恢复工作，继续为中苏两国的关系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翻译作出努力，为我国学术界在日后研究中苏关系时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来源。

来源：百度，慕斯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