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纯明白来人是接头的下线，当下就找机会与他搭上话。对过暗语相认，确定其身份后，刘志纯就邀其去房间。来人用钥匙打开刘志纯的锁，确定任务，按照组织流程，接走黄金；刘志纯交给来人锁，来人把手里验证棋子的一块交给刘志纯。至此，交接完成。七号地下交通员按照组织规定，没有和刘志纯多说什么，拎着装着特别经费的箱子一声不吭离开。刘志纯回到杭州后的第五天，有一个地下党员来竹行取走他手里的第六块棋子。

至此，刘志纯的任务完成。

只是连刘志纯自己也没想到，从那以后，他的地下工作生涯就结束，一直到杭州解放，整整十八年，组织上，再也没人来跟他联系过。

按照当时组织上的规定，脱离组织这么长时间，他已经不是党员，早已还原成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不过，杭州解放后他还是去找了军管会、市委反映当年的情况，正因为他的反映，侦查员才得以打听到他这条重要线索。

至此，终于侦查到这个案子最重要的一环：七号地下交通员，松江的那个穿黑色衣帽的男子。七号地下交通员为什么拿到装有经费的箱子后，没有前往最后一站上海完成任务？为什么这个人之后完全失踪？

这些案件的疑点，都必须找到七号地下交通员才能知道。

悬案已经过去十八年，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人，无疑于大海捞针。案件线索第二次断掉。

07

就在侦查员一筹莫展的时候，刘志纯凭借地下交通员敏锐的侦查意识，给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七号地下交通员从兜里取第六块验证棋子的时候，包里还装着一张蓝字的纸，那是一张当时客栈通用的押金票据。

票据

那个年代，人们出行并不像现在这样频繁容易，松江这样的小地方，为人提供住宿的客栈并不多；侦查组当即展开工作，对于这样重量级的案子，当地相关部门给了一切能够给的帮助。

1，回查到当年在松江经营过客栈的老板，账房先生，小二，却没有查到一个符合特征的旅客。

2，与此同时，还发动全城群众，回想那一时期，有没有人家的谁曾经外出带回箱子之类的东西，以及有没有外地亲戚来家里。

那时开展此类工作远比今天容易得多：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生活模式，街坊邻里间的关系几近透明，谁家来过什么客人、请过几次客，不但户主一家记得清清楚楚，就是邻居也回忆得起来；最关键的一点是，派出所通过全镇各居民委员会可以比较容易地向全镇各家居民查询，得到的结果是比较准确的。单两方面都进行深入彻底的侦查，排查了数万人，还是没有找到这个七号交通员，甚至连疑似的都没有。

案件就此陷入僵局，线索第三次断掉。

08

四个侦查员讨论案情感觉还有一种可能性：黑衫交通员并未入住旅馆，而是借宿于松江城里的居民家里。

侦查员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了论证，还真找不到理由一下子将其排除，于是就决定顺着这个方向伸出触角开展调查。这就需要请松江城厢镇派出所协助了。

布置下去后，全城立刻同时开始查摸。工作效率确实很高，也就不过一天半时间，各街居委会的查摸结果就已经报给派出所了。可这结果却使侦查员大失所望，是清一色的“没有查到”四个字。调查工作进行到这一步，四名侦查员纷纷摇头，可以用两个字来表述：无语！

无语之后，蒋文增就说看来松江这里已经没啥线索可以调查的了，我们回上海吧，过了春节再作计议。其余三个侦查员也无办法，只有点头赞同。

这时，侦查员胥德深向蒋文增请假，说这边的松江军分区司令部有他一个叫杜复明的山东老乡，是司令部的参谋，他跟杜已经四五年没见过面了，想乘这个机会去看看对方。蒋文增说你怎么不早说呢，去吧！

没想到，这一去，竟然获得了一条线索！

胥德深去军分区司令部后，立刻往众侦查员下榻的旅馆打了个电话，说杜参谋请蒋文增三位一起过去吃个便饭。盛情难却，蒋文增三人于是就去了军分区司令部。

杜复明是个热情豪爽的山东汉子，让伙房给炒了四个菜，买了两瓶白酒，请胥德深四人畅饮。众人吃着，觉得菜肴炒得极好，赞不绝口。

杜复明觉得很有面子，就唤出厨师老柏来跟客人见面，说上次华东军区副司令员许世友来松江视察，也是老柏掌的勺，许司令也称赞了，还敬了老柏一杯酒呢。

席间闲谈时，杜复明问起胥德深等此次来松江出差的事由，胥德深说是调查一桩十八年前的案子，费了好大劲还是没有头绪。

上海，虹口。我们最熟悉的要数虹口道场了。八一三淞沪抗战失败后，虹口沦为日本海军警备地区，由日本海军直接管辖。

这时，一旁的老柏忽然开口了：“我知道那年头松江这边还有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不知道你们调查过没有？”

话一出口，四个侦查员的眼睛立时齐崭崭地盯着老柏，静候他往下说。老柏是金山县人，早年去上海学烹饪，1930年学艺满师后，放单飞的第一个码头就是松江，应新开的“富春楼”之邀当了大厨。

当时，松江的一些国民党党政军头面人物都喜欢来“富春楼”请客应酬，有时在衙门或者驻地设宴请客，就把老柏请去掌勺。

松江城里的“松（江）金（山）青（浦）中心保安团”司令部，是松江各衙门中请客最多的一个。老柏去的次数多了，就跟保安团司令部的那班人混熟了，对那里的情况也了解了一些。

保安团司令部经常要举行军事会议，召集分驻于金山、青浦的军官来开会。那时保安团只有团长有一辆自备小车，不可能用来接送，这些军官来来往往就只能乘坐每天只有一班的轮船或者公交车。

交通如此不便，当天肯定是无法返回各自驻地的，这样他们的住宿就成了问题：由于保密原因，事先不能向旅馆订房间；而临时借宿吧，经常难以保证足够的床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保安团司令部向“江苏省保安总部”（当时上海郊区诸县属江苏省）请示后，在司令部内设立了一家有五十张床位的招待所。招待所对内营业，其服务对象首先是来松江出差的保安团军人，有时床铺有空闲，也接受社会旅客，但必须有保安团连长以上熟人介绍并要取得一名营级军官的签名担保方可入住，当然是收取费用的。

对于外地旅客来说，人住保安团招待所有一点显而易见的好处，那就是不必如同入住其他社会旅舍那样睡到半夜三更会被人唤醒查这个问那个，也不用担心把行李翻得乱七八糟，其中贵重物品有时甚至还会不翼而飞。因此，能够入住保安团司令部招待所那是再好不过了。

上海，湖心亭。古建筑风格独特。

不过，由于有严格条件，能够入住的人也不多。而知道保安团内部招待所可以入住非保安团军人的，那就更是微乎其微了。这可能也是侦查员之前调查时没人提到此处的原因。

蒋文增等四名侦查员闻讯大喜，经过大海捞针似的调查，发现那年12月1日至5日那几天中，入住的非军人旅客一共只有三个：一个姓张，是南汇县周浦镇上的酱园老板，另一个是张老板的太太，另一个来自上海，名叫梁壁纯，其担保人是保安团营长郭洪顺。梁壁纯于12月1日中午入住，至12月4日清晨离开，时间对上了！

通过查看附在登记簿上的郭洪顺出具的担保函得知梁壁纯系上海“祥德源国药号”的店员，前来松江向“余天成中药堂”联系采购中成药。这样，要查明梁壁纯是不是那个地下交通员，只有找“祥德源国药号”了。

2月16日除夕上午，侦查员胥德深、邬泓去了上海市卫生局，调查到“祥德源国药号”。结果是当年案发后梁壁纯神秘失踪。于是嫌疑的焦点此时聚焦在他的身上。

09

曹家渡大劫案

专案组调查中还有一个收获：从当年的“祥德源”学徒李小庆那里获得了一张1931年“祥德源”吃中秋团圆饭时拍摄的全店合影，其中自然有梁壁纯。这张照片拍摄得很清晰，保存得也好，虽然因为时间久远有些发黄，但请市局技术处的专家稍作处置后就光鲜如新了。

1950年2月24日，侦查员邬泓、胥德深带着这张照片前往杭州请刘志纯辨认，刘志纯一眼就认出了梁壁纯。至此，终于可以确认当年“祥德源”店员梁壁纯就是那个前往松江与刘志纯接头并交割了“特费”的地下交通员。

2月26日，侦查员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对如何开展下一步工作进行了研究，认为往下要做的就是：揭开当年梁壁纯的失踪之谜。这个谜底肯定与“特费”有关。

当然，寻找梁壁纯当时凭空消失的线索，具有相当的难度。侦查员分析，梁壁纯对于自己的“失踪”是有准备的，也就是说，正是他自己制造了失踪。梁壁纯为什么要制造失踪？显然与他作为地下交通员所完成的任务有关。

可能是梁壁纯在完成交割后有意或者无意间发现他所运送的“货”竟然是一百二十两黄金，从而起了贪婪之心，于是，他就决定侵吞黄金，然后远走高飞。

1931年的上海港。

除此之外，另有一种“非侵吞”假设：就是梁壁纯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侦查员了解到梁壁纯是嘉定县人氏，在上海没有家口，每年大约回家两三次。

梁壁纯婚后生育了三个子女，其妻小名贞姑，黄渡镇人，无业。后来梁壁纯忽然失踪，光靠以前的积蓄难以谋生，就把嘉定这边的房子卖掉后拖着三个子女回黄渡娘家做起了小生意。

侦查员立刻来到黄渡镇，第三天下午，终于获得了一条线索：贞姑后来果然是被其夫梁壁纯接往上海浦东的，现住在浦东洋泾镇!

3月4日晚上，化名“申继谷”的钟表匠、五十六岁的当年的临时中央地下交通员梁壁纯，被请进了上海市公安局。

梁壁纯交代：他曾经是中央直接掌握的秘密交通员，他也不知道自己这次执行的是什么任务、运送的是什么东西，只知道必须安全、快速地完成这桩使命，领导向他交代使命时严肃地叮嘱：人在物在！物丢，要掉脑袋！这是之前执行其他机要使命时从未有过的严厉措辞。

1931年12月4日上午，梁壁纯携黄金离开了松江。事先，组织上出于安全考虑交代梁壁纯绕道青浦走水路返沪。松江、青浦两县相邻．当时没有公路，两个县城之间的往来靠走水路，有一班小火轮。

从青浦走水路前往上海，先是在大盈江一直行驶到也属于青浦县的一个小镇白鹤，在那里进入苏州流往上海的吴淞江（流人上海后就称为“苏州河”），顺着这条江一路往东，终点是上海市区西侧的曹家渡轮船码头。

吴淞江在当时乃是强盗出没之地，当地不少住户白天伪装良民下地耕作，晚上去吴淞江上做蒙面大盗。因此，从白鹤到北新泾乃是一段危险之旅。

不过，梁壁纯那夜并未遭遇强盗。这倒不是因为那天晚上太冷，老乡们赖被窝，而是因为梁壁纯所乘坐的小火轮并非强盗的“作业范围”。

盗亦有道，当时活跃在吴淞江上的强盗的规矩是：不抢官船、客轮、邮船；不抢郎中、邮差、教书先生和老弱病残、叫花子，至于妇女，那是属于他们的工作对象的，但只限于抢劫，不能劫色，否则就要执行“内部纪律”。

梁壁纯到了曹家渡码头，叫了辆黄包车欲去其法租界住处时，黄包车还没行得一两分钟，他就遇劫了！

曹家渡那时有座横跨于苏州河的木桥，叫“曹家渡桥”，内河航运轮船码头位于木桥的北侧。梁壁纯登上码头后，迎面来了一个年轻车夫，冲他点头哈腰道：“这位先生，您坐车吗？”

梁壁纯点头：“去法租界金神父路，多少钱？”

车夫说：“那段路有点儿远，天又冷，您可怜我们穷苦人，赏个六七角吧。”

车夫拉着梁壁纯经过曹家渡桥，这座木桥又高又陡，往上拉是颇有些吃力的。车夫正拉得吃力时，不知从哪里蹿出一个人来。

1931年上海河南路街道的景象。

冬天的早晨六点钟，外面天色尚暗，路上灯光电力不足，梁壁纯又是近视眼，还没看清那是一张什么样的脸时，那个佯装帮车夫推车上桥的家伙忽然一伸手将一团散发着药味的纱布蒙住了梁壁纯的口鼻，梁壁纯顿时失去了知觉。

等他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头脑犹自一片迷糊，挣扎着动了动，撑起半截身子，借着从窗外映射进来的微弱灯光打量四周，发现是一个房间，陈设极简单，唯一床一桌一椅一床头柜。正奇怪自己怎么躺在这样一个地方时，房门“吱呀”一声打开了，有人闪了进来，开灯招呼：“先生醒啦！哎，您这一觉睡得可真长啊——一早上到现在，一口气睡了整整十八个钟头呢！”

梁壁纯还是没有想起自己出现在这里的原因，于是问：“我怎么来这里了？你们这里是……”忽然发现对方一身旅馆茶役装束，于是恍然，“你们这里是旅馆？”忽地一下子想起自己是怎么昏迷过去的，下意识地一跃而起；“哎呀！我的行李！”

茶役指着床尾说行李在这儿，没丢。梁壁纯心稍一松，可是，起身去看时，那里只有一个小旅行包，那是装零星东西用的；另一个装黄金的小皮箱，哪里还有影子？

当下一阵急火攻心，险些晕倒。梁壁纯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检查了行李包，里面的东西包括钱包在内一样都没少，劫匪抢去的就是那个小皮箱。

这个皮箱里装的是什么？领导交代使命时没说，也许领导自己也不清楚，可是梁壁纯和上线交割时一看那白铜盒的体积、重量，就知道那肯定是黄金了。

这么些黄金，价值几何！难怪领导要说“人在货在”了。现在，人在，货已经不在了。应该怎么办？报案？那是自投罗网。辜负了组织上的重托，执行任务时出了如此大的事故，即使领导事先不说，梁壁纯也知道自己绝无生路。在那个年代，许多事情发生后是没有条件调查的，组织上没有理由相信自己的解释，那就只有执行纪律，而执行纪律的方式统一称为“锄奸”。

梁壁纯认为，如果自己确实是“奸”，那被组织上锄掉也是活该。可是，现在他却不是“奸”，尽管他的行为已经给组织造成了比普普通通一个叛徒、内奸远远大得多的麻烦，可是，若就这样被锄掉，那真是太冤枉了。

上海，露天书铺。书铺前有人正在看书。

因此，梁壁纯决定趁此刻还有决定权的时候，给自己留条性命。那就赶紧离开吧，还磨蹭个啥呢？不，梁壁纯不能保证自己真的能逃掉，因此寻思得留下一段真实的记载，即使被组织上当“奸”锄掉了，这段记载也会告诉后人：梁壁纯是无心之失，而不是叛徒、内奸。

于是，梁壁纯就问茶役：“你们这是哪家旅馆？”茶役已经察觉到不对头，小心翼翼回答：“曹家渡大旅社。”

“你们老板姓什么叫什么？”“敝东是蒋博捷，管事的是经理乐书秋。”

“立刻把你们乐经理唤来！”“他不在店里，明天上午会过来的。”“不行！立刻去叫他。

发生的事情之大，别说经理了，就是你们老板也负不了这个责任！一不留神，上海滩就再也没有曹家渡大旅社了！你信不信？”

茶役被梁壁纯的声色俱厉镇住了，点头退出，稍停重新进门，告知说已经派人去请乐经理了。经理家住梵航渡路，不远，半个钟头可以赶来的。

梁壁纯要跟旅社经理谈一谈，要求旅社方面出具一个书面证明，为他证实自己是在着了劫匪的暗算之后。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丢失了那个重要的皮箱。

这个证明，“曹家渡大旅社”肯出吗？肯，尽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如若不出，梁壁纯一报案（他们哪知道其实绝对不可能去报案的），“曹家渡大旅社”就将卷入一桩巨案。在那个年头，被警察局搞成“劫匪同谋”也不是没有可能。

因此，当乐经理睡眼惺松地从家里赶到旅社后，听梁壁纯说他丢了一箱黄金，惊得目瞪口呆。

梁壁纯生怕对方被吓昏了，于是就赶紧指出尚有补救之法，乐经理自是乐意。于是旅社出具的文字证明内容，简述如下：

“民国二十年十二月五日晨六时零七分，两个穿深色棉衣的年轻男子领着一辆黄包车来到敝号，车上坐着一个浑身散发着烧酒气味的穿黑色棉袍、戴黑色绒线帽的男子。

茶役王老三把来人迎进门，在门外帮着把黄包车上的两件行李取下，一是旅行袋，一为小皮箱，后者有点儿沉。穿风衣的男子向账房先生章依发登记单人房间两间，时间为一昼夜，预付了房钱。另一男子和车夫将醉酒男子抬进一楼三号房间，该男子留下入住对面的四号单人房间。风衣男子即携小皮箱坐黄包车离开。

“醉酒男子醒后称其名叫梁壁纯，丢失褐色小皮箱一个，内有百两以上黄金；又出示船票称昨晨其刚乘坐青浦至沪的小火轮抵达曹家渡码头，雇乘黄包车欲往法租界寓所，黄包车经曹家渡木桥时突遭袭击，昏迷中被匪徒掠人曹家渡大旅社。”

旅社方面在上述内容的三页文字上均加盖店章并由经理乐书秋、账房章依发亲笔签名以作证明。

梁壁纯收起后，叮嘱说日后不管何人来此询问今日之事，若非系我梁壁纯所托，请避而不谈。

如来人见面即自语“念漆”（当天系1931年12月6日，阴历十月廿七，沪语“廿七”的读音是“念漆”）作为暗号，你们听到这暗号方可讲出今日真相，可保你们无恙；如果不予道明，势必怀疑你们系劫匪同党，到时候后悔就晚了！说着，起身拱手作别，出门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