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案件是党中央心中的一根刺，也是最重视的一件悬案。

1931 年，临时党中央的活动经费，120 两黄金在上海离奇丢失！负责转运黄金的一共有 7 名交通员，其中的 7 号交通员也随黄金神秘失踪。

因为这笔经费的丢失，我党遭到重创。党中央进行了秘密调查，却没有发现任何线索。黄金到底去哪了？这起案件该从哪里下手侦破呢？

1931年，上海外滩景象。外滩这一带最先被被划为英国租界。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群”。1931年的上海外滩已经十分繁华，高楼大厦摩肩接踵，人流如织，商贸兴旺，是东方的大都市。

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是党史上第二个临时中央开展工作后不久的 1931 年初冬。

临时中央在处于白色恐怖中的上海从事活动，大上海的十里洋场，所需经费无论再怎么节省，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如果没有经费，当时的临时中央不但无法开展正常工作，连中央机关自身的安全都无法保障。

此时的处于地下活动中的临时中央既无法筹款，也不能开展募捐，就只能通过两条渠道解决这个难题：

a，由苏区建立的红色苏维埃政权拨款

b，是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

但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共产国际采取敌视态度。因而莫斯科方面的拨款不能通过银行、邮局汇款，而是只能安排秘密交通员从境外辗转进入中国，其中曲折多多，风险极大，所需时间少则两三月，多则半年。

因此，权衡之下，当时在上海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领导起草密电，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取得联系，让即予拨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印章

当时苏区的经济情况不容乐观。但苏区政府还是全力支持临时中央，决定拨给临时中央黄金一百二十两（按十六两一市斤之旧制），按购买力折算相当于当下的五百万人民币左右。由主持苏区财政工作的林伯渠指示苏区银行「按额调拨」。

林伯渠

01

苏区黄金的主要来源是打土豪没收来的各式各样黄金首饰。为便于运输，苏区请一个瑞金金匠把这些首饰熔化后，铸造成十两一根的金条，装入一口按照金条尺寸专门制作的白铜小盒，盒口用锡焊封。

经费解决后，接下来如何运送交付到上海，就成为重中之重。

金条

这笔特别经费运送预定的路线，是这样的：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

路线图

路线有些绕，但安全系数大。考虑到这笔数额巨大的经费从江西送往上海，得经由多个地下交通员之手，必需有交接验核的过程，为此苏区专门设计出一套非常严谨巧妙的对接方法。

给执行任务的地下交通员发三样对接用具：一把钥匙，一把锁和一块验收凭证。其中最为关键的验收凭证，是一枚棋子，银元大小，上面刻一个「快」字；

棋子是硬木制成，用特制的药水反复煮过；上面的「快」字由林伯渠亲笔书写，写后请专人刻上。棋子按照快字笔画破成七块，每个执行任务的交通员手上一块。七个笔画代表着七个地下交通员。

棋子剖面

对接方法：

第一步：交通员上下线交接，凭暗语相认；

第二步：下线交通员用钥匙打开上线交通员的锁确认任务，移交装有黄金的箱子，交割完成。

第三步：下线交通员交出手中的一块棋子，上线交通员把他手里的锁交给下线。

第四步：上线交通员交回一块棋子向组织证明他已经完成使命。

最终只要七块棋子全部收回，则表示任务顺利完成。

根据保密规定，这枚棋子会分配给那些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包括统筹任务的林伯渠。

02

一号交通员从 1931 年 11 月 6 日从瑞金启程的，七号交通员最终交付，满打满算，用一个月时间是可以到达上海的。

可是，等米下锅的临时中央从 11 月底开始发电向苏区询问，一直到 12 月 22 日，一共发了五封催询电报，任务执行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既定的一个月，苏区这边意识到不对劲。

到 1932 年元旦下午，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拿着已收到的「快」字的前六个笔画棋子，来请林伯渠鉴定是否原件。经林伯渠确认，已经送来的那六个笔画确是原件，刻章匠也确认是由其亲手制作的东西。但可惜，「快」字棋子的最后一块是笔画——捺，始终没有送到苏区。

于是，苏区政治保卫局断定：特别经费在运送过程中，前几站均无问题，事情出在松江至上海的最后一站。

苏区政治保卫局于是启动侦查措施。可是，以当时的条件，想去远离江西苏区、紧靠上海的江苏省松江县进行侦查，那基本上不可能。不说其他，光是潜入白区的安全风险就高得难以预料。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请机关设于上海市区的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协助侦查。

苏区这边也确实这样做了。上海的特科情报人员将目光锁定在承担最后一站运送特别经费使命的七号地下交通员。可是，已经完全找不到这个人。

事已至此，此事只能暂时搁置。

图为1931年上海租界内的景象。租界内也有不少中国人居住，商业很繁荣。

03

因为特别经费未能及时送到上海，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1，因没有资金及时营救，九名被捕的同志遭到杀害

2，一次预先布置好的为配合「一·二八淞沪抗战」而举行的日资产业大罢工流产

3，三名伤病的地下机关同志因无医疗费用及时救治而死亡

4，四名牺牲烈士的家属因未能获得组织及时的经济救助而流落街头，最后失踪

5，其它一系列因为没有资金而不能从事的重要事宜。

这一笔资金损失，带来的后果相当严重，从整个党史发展历程来看，造成的影响更是难以估量。

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反围剿、长征、抗战、解放战争风起云涌，这起发生在 1931 年冬的大案，不得不暂时湮没。但它却从未远离几位当事人的心头，其中就包括时任苏区领导的主席。

1949 年建国后，中央要求对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前，我党我军各个历史阶段的若干起尚未侦破的悬案进行侦查。这件悬案作为五起重大悬案之一，由上海警方进行侦办。为此，上海市公安局专门抽调一批精干侦查员组建一个名唤「悬案侦查办公室」（简称「悬办」）的临时办案机构。

「悬办」下设六个侦查组，「特费失踪案」由第三组负责侦查。具体侦办人员是蒋文增、徐立鼎、胥德深、邬泓四人，蒋文增为组长。

上海，和平纪念塔。这座纪念碑是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而建造的。矗立在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界处，于1924年2月16日落成。1941年底，日军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这座纪念碑主体部分被日军拆除。

第三侦查组接受任务后，随即从「悬办」杨家俊主任那里调取了华东公安部转来的卷宗。侦查员一拿到卷宗，马上就掂出这个案子的侦查难度：如此大案，相关的卷宗袋竟然轻飘飘没一点儿分量。

打开一看，果不其然，就是一份两页纸的材料，是关于该案案情的简单介绍，材料虽然简单，但下面盖着的是中央各个主管部门的印章，显示着这个案件的重要程度。

04

四人接受任务后感到非常棘手，卷宗袋打开一看，就两页纸，是关于该案案情的简单介绍，下面倒是盖着中央公安部、中央社会部的印章。四个侦查员传阅后，马上研究怎样着手进行调查。讨论下来，最后决定去北京，向林伯渠当面了解情况。

1949年12月6日，蒋、徐、胥、邬四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车。抵京后，等了三天，就见到了。

林老日理万机，但对这件案子同样很关注，当即约下时间，接见侦查员后，把自己知道的相关情况，都尽可能详细的告知。只是对于案件的一个关键点：七个交通员是怎样具体安排，只有当时的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知道，遗憾的是，邓发同志已于 1946 年牺牲。

1946 年，邓发远赴法国，参加完巴黎世界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后回国，带着一幅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赠送给毛主席的油画，在从重庆乘飞机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不幸遇难——那幅毕加索的名画，也灰飞烟灭。

邓发

案件的线索第一次断掉。

05

但林老给出了另一个重要信息：记得瑞金派出的第一个地下交通员好像姓秦，曾给高自立同志当过警卫员。高自立这时在东北担任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书记。侦查员随即从北京前往沈阳。

非常幸运，他们去得很及时，高书记当时因长期操劳已经患病，不到一个月后（1950 年 1 月 9 日）就去世。

高自立

当时，因为病情原因，侦查员未能见到高书记，但高书记看了递交的条子后，给了侦查员迫切需要的回复：警卫员小秦，江西萍乡人，现在在解放军第十三兵团任职。

十三兵团当时在广西，于是，侦查员调头南下奔赴南宁。此时的秦同志，已经是某部师长，对于当年执行的这个重要任务记忆清晰。从南宁秦师长开始，侦查员的侦查过程比较顺利，从一号交通员一直查到六号交通员。

第六号地下交通员是刘志纯。

对于十八年前的那一次任务，刘志纯的记忆非常深刻，因为那是他最后一次为组织效力。从那次任务执行后，组织再没有联络过他，此时的刘志纯，在侦查员找到他之前，只是一个众人眼中普普通通的篾匠。

在那个特殊年代，为了这个国家，还有非常多如六号交通员刘志纯一般的人，在改写历史的时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后潜伏深藏，不被任何人知晓，就此一生。

06

刘志纯回忆：1931 年 12 月 1 日晚上七点多，在从金华来的上线五号交通员手中接收任务箱子后，他按照组织指示，于 12 月 3 日上午七点抵达了松江。在车站旁边的一个小摊上吃过早点，就去了下一个接头点「汉源栈房」。

栈房

第二天 12 月 4 日下午，刘志纯在客栈门前听到一个三十五六岁、穿戴黑色衣帽的人向客栈账房打听是否有一个杭州来的竹行先生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