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知乎APP作者寺内正道

施从滨死的其实也一点不值得同情，第三次直奉战争中，施从滨手上也是有战争罪行的。

冷知识：1925年第三次直奉战争时，因为战前和奉系的一系列血海深仇（上海五卅惨案，天津裕大惨案，青岛惨案等），我党的宣传立场是坚决反奉，也就是以反对张作霖为主，当时我党搞了个《对反奉战争宣言》。虽然没有公开说站队孙传芳，但是从实际行动上却是支持孙传芳-冯玉祥的反奉势力的，当时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实行联合冯玉祥国民军反对奉系军阀的策略，组织工人学生慰劳国民军，和张作霖直接结下了梁子，这也是未来三一八惨案和张作霖一定要杀了李大钊的伏笔。

第三次直奉战争的主要原因，就是北方张作霖的背信弃义。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投靠奉系，奉系开始积极向南扩张。为了瓦解直系军阀孙传芳与齐燮元的联盟，奉系的段祺瑞在25年一月，任命卢永祥兼江苏督办，孙传芳为浙江督办，同时宣布上海永不驻军，用这种方式对孙传芳进行收买，孙传芳因为自身地位稳固，通电拥护段祺瑞政府，退出和齐燮元的联盟，让齐燮元陷入孤立，导致了第二次江浙战争中奉系的胜利。齐燮元倒台后，张宗昌势力进入上海，当时孙传芳和奉系订立《江浙和平公约》，双方约定上海不驻军，上海兵工厂由总商会接收。之后孙传芳履行条约退出上海。然而张宗昌出尔反尔拒绝撤军，并且在之后进一步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武力压制，进一步朝上海地区增兵，咄咄逼人，准备武力统一东南。而当时，奉系军阀作为日本人的狗+北洋中最反动的军阀没有之一，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在整个北方地区对我党和工人运动进行残酷镇压，大搞白色恐怖，这就是我党在这场战争中站到反奉立场的原因。而因为反动至极的奉系军阀对华东，华北各地工人学生运动的残酷镇压和四处劫掠的行为，就给了为了自保的孙传芳充分的战争借口，搞反奉统一战线，迎合当时全国群众的反奉反日情绪发动了第三次直奉战争，对南侵军队尚未集结完毕的奉军发动突然反攻。

当时的战争形势，奉系在南方名声臭的要死，遭到了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五省军阀的反奉联军的进攻，以及江浙沪一代的人民群众的积极反抗，同时在北方遭到了冯玉祥国民军的进攻，在夹击之下，奉军退出安徽和江苏北撤，五省联军进逼到徐州一带，张宗昌就准备在徐州和孙传芳决战。

而张宗昌部署徐州战役时，任命的前敌总指挥就是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奉系许诺给施从滨的酬劳，是安徽督办的职务，许诺战胜孙传芳后由施从滨统治安徽。而孙传芳曾经三次联系施从滨，希望他倒戈或者中立，但是施从滨被安徽帮办的承诺诱惑，对孙传芳置之不理。施从滨则统率鲁军对孙传芳军队发动反击。

这就是施从滨必须死的原因了，因为他组织的前期反击，是比较有效果的。他率领鲁军从兖州、泰安出发，动作迅速，很快集结到安徽。他用比较快的速度杀到了安徽蚌埠。因为部队行进太快，还没有完成布防就遭到了孙传芳部下谢鸿勋和卢香亭两支部队的三面夹击。然而施从滨的应对临危不乱，并没有崩溃，而是带着部队撤退到蚌埠的固镇，这里很小，但是临着津浦铁路，镇南是阴河，过河靠着一个大铁桥。而铁桥的控制权在施从滨的手里。他就在这里部署对南方联军的反击。

当时施从滨手中有一万多军队，施从滨手下，有一支比较精锐的部队：两千多人的白俄军队。施从滨是懂得争夺战场主动权的，他侦查到联军的倪朝荣的先头部队在桥南十几里驻扎后，主动下令白俄军乘坐铁甲车对其发起突击。白俄军快速突破了倪朝荣部队的防守阵地，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倪部的这支先头部队寡不敌众，缴械投降。

然后，施从滨指挥白俄部队，把俘虏的联军士兵，全都绑在树上、电线杆上，凌迟处死。

嗯，就是这么干的。

然后施从滨就开始发放烟酒劳军，并联系后方的张宗昌等待支援。

此时联军的卢香亭得知倪朝荣旅先头部队受挫后，立即率领部队支援。与此同时谢鸿勋也命令上官云相带领一个团暗渡宿州，绕道固镇背后，扒掉铁路，断掉施从滨部队的后路。然后联军大部队出动杀向固镇。联军攻势很猛，消灭了800多白俄军，扭转了战场局势，双方开始处于对峙状态。施从滨发现联络张宗昌的电话线被切断，不敢恋战，下令部队撤回阴河北，据河阻击。然而他乘坐铁甲车北撤到大桥时，鲁军已经混乱，在大桥上挤满一团。

然后施从滨干了什么呢？他先让车往南开，发现联军大部队压上来后，就直接下令铁甲车从铁桥上碾压过去给自己开路突围。结果鲁军在铁桥上，有1000多官兵磕碰挤压，坠河、压死者不计其数。施从滨过河后，才发现铁轨已经被上官云相的部队给扒掉了，铁甲车直接倾倒在路旁了。这个时候联军部队赶到，施从滨才被抓。

从这场战争中施从滨的那些行为看来，其实这也是个类人。

施从滨被押解到蚌埠的联军总比后，孙传芳亲自审问，审到施从滨时，知道施从滨对联军发起突击的动力是安徽督军，孙传芳怒火中烧，质问：“我曾经三次致电给你，并派员与你联系，你为什么不理？”施从滨不吭声。见施从滨不吭声，孙传芳更怒了，说“施老（施从滨60多岁），你不是来当安徽督办吗？请马上上任去吧。”随后命人将施从滨拖到蚌埠车站南边的旷野上枪杀。

可能是太气了，枪毙施从滨后，把他的头割了下来，用白布红字写上“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曝尸荒野。当地红十字会抗议之后，然后才把施从滨入馆掩埋。

以上就是孙传芳杀施从滨的全过程。诚然北洋军阀混战，没有什么正义性，孙传芳杀俘虏这种行为也比较LOW。但是问题是，北边的奉鲁军队更加LOW。这次战斗，施从滨的部队先把俘虏的联军士兵全给凌迟了。孙传芳杀施从滨也有报复因素在里面。

而且第三次直奉战争，公正点说奉系是更加反动的一方，是他们在占领区到处烧杀劫掠，镇压工人和学生运动，迫害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反而是孙传芳一方打着吊民伐罪的旗帜进攻奉系，在当时其实是相对更加受欢迎的一方。

至于施剑翘杀孙传芳，这真的是公义吗？这其实就是报私仇。

因为施剑翘在佛堂暗杀孙传芳的时候，孙传芳已经就是一个平民了。自从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本来投靠张学良的孙传芳，在杨宇霆血溅老虎厅后，就已经彻底心灰意冷，害怕祸及己身，便跑到大连打算退隐。九一八后，孙传芳觉得东北也不安全了，就搬家去天津英租界隐居，和前北洋总理靳云鹏一起在天津清修禅院居士林吃斋念佛。虽然在天津，他和冈村宁次等人有过来往，但也就是正常社交来往，其实并没有什么想要亲日叛国的证据，就是打算当日子人了。

这个时候，施剑翘针对已经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的孙传芳开始刺杀。嗯，报父仇是报父仇了，不过危险性那真是大大降低了，谈得上很英勇么？

至于施剑翘那个告国民书。那本就是提前准备好应对庭审的。可以说施剑翘对孙传芳的行刺就是一场计划周密的谋杀。

计划分四部分：

1、刺杀工具是现成的，家里有他人寄存的手枪和子弹。案发后谎称是在太原的退伍军人手里买的，免得牵连寄存人。

2、起草《告国人书》和《说明书》，刺杀后主动投案自首，在未来辩护时，将理由往反对北洋军阀的公义上引而不是私仇，争取脱罪。

3、事先做一件合适的大衣，在刺杀时以便携带武器和传单。

4、预计报仇时间是1935年11月13日。

这就是一场计划周密的杀人罢了。事后在法庭上怎么辩解都准备好了。所以说，那个《告国人书》其实就是打官司时的道具。

经过庭审，天津地方法院裁定施剑翘杀人罪名成立，考虑到自首情节，给予减刑，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判决后，施剑翘认为判刑太重要求上诉。然后施家派系在社会上造势，在大公报上发文，把施剑翘塑造成一个声泪俱下的弱女子形象，并反复渲染施从滨被孙传芳杀害的惨状以及一个弱女子为父报仇同时也是为了反对北洋军阀的公义云云。但是终审还是维持十年徒刑。

不过这个时候，这个《告国人书》在社会上造的势的效果出来了。国民党内，活基督冯玉祥联络于右任、李烈钧、张继这些国民党元老，公开向国民党中央上书要求特赦施剑翘，发动了营救施剑翘的运动。

可能有点奇怪，第三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正处于和奉鲁联军对线的立场，为啥要为敌人施从滨说话？

因为，虽然冯玉祥和施从滨是敌人，但是冯玉祥和施剑翘的叔叔施从云却是老朋友，冯玉祥和施从云在辛亥革命时一起参加的滦州起义，施从云在起义中牺牲。所以冯玉祥认为施剑翘应该算烈士遗孤（emmm），应该照顾。而且被杀的孙传芳是民国罪人，不应该视为普通公民看待。

在多方面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在1936年十月下令特赦施剑翘。施剑翘在监狱里也就呆了一个多月，就被释放回家。

不知道应该如何评价民国的这种司法。

说来有意思的是，虽然第三次直奉战争时，我党是完全站在了奉系的对立面，和施从滨处于敌对立场。但是，却和施剑翘关系还行。施剑翘在抗战时发起捐献飞机的运动，主持筹款为国家捐献了三架飞机。在解放后，为苏州政府捐献一所小学。从1957年开始，连任数届北京市政协特邀委员，直到1987年去世，享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