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侠女”刺杀孙传芳始末：为父报仇 血溅佛堂

1935年11月13日下午，天津城南一座禅院的大殿佛堂里香烟缭绕，男女居士们正襟危坐，正参禅听经。就在这庄严肃穆的殿堂里，突然响起三声响亮的枪声，随着枪响，一名老头在座位上像一截枯树般倒了下去。

被刺身亡的老头是民国初年声名显赫的军阀孙传芳。此事一出，平津轰动，当日报纸纷纷发出“号外”，随后沪宁各报也刊出了这条“血溅佛堂”的特大消息。

第二天，各报除纷纷报道了孙传芳被刺的重大新闻，还刊登了女刺客施剑翘事先拟好的《告国人书》。至此，人们才明白刺杀孙传芳的乃是前山东军务帮办、被孙传芳杀害了的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她暗杀孙传芳是为父报仇，从此，“奇女子”、“侠女”、“烈女”等称号便一直伴随着孙传芳的故事流传至今。

01

孙传芳（1885－1935），字馨远，山东历城人。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北洋时期历任陆军第二师师长，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浙闽巡阅使，浙江军务督办，苏、皖、浙、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等职。

1927年被北伐军击败下台，九一八事变后，迁家天津英租界，与靳云鹏等在天津居士林“皈佛诵经”。

孙传芳祖辈务农，家境贫寒，少时历尽坎坷。后来，他的姐姐嫁给袁世凯武卫右军执法营务处总办王英楷当二房夫人，从此，他的人生才出现转机，很快踏上了一条青云直上的仕途之路。

1902年，孙传芳由姐夫王英楷推荐，进入北洋陆军练官营当学兵，不久，又转移到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就读。1905年，孙传芳赴日留学，后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六期，1908年毕业，期间加入同盟会。次年，孙传芳学成回国，同年经清政府陆军部考核，授步兵科举人，并担任北洋陆军第二镇第三协第五标教官。

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传芳任第二师第三旅第五团辎重营营长。1913年至1921年，孙传芳一直驻守湖北，期间深受湖北督军王占元赏识，屡屡升职，由第五团团长、第三旅旅长、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直至湖北第十八师师长，一度还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军衔也从少将升至中将。1921年，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了湖北军政大权，吴佩孚对孙传芳也非常欣赏，任命他接任第二师师长，从此孙传芳成为直系军阀的一员大将。

1923年，孙传芳率领军队进入福建，出任福建军务督理。1924年，直系军阀齐燮元讨伐皖系的卢永祥，江浙之战爆发，孙传芳奉曹锟之命出兵援助齐燮元，夹击卢永祥。随后，他被大总统曹锟任命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同年被授衔恪威上将军。10月25日，“北京政变”爆发，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联袂组建“临时执政府”。张作霖统率大军南下，大肆扩张奉系实力，直逼长江流域。孙传芳为保全自己利益，多方联络反奉势力，对张作霖军队进行反击。

1925年10月10日，孙传芳对奉军突袭得手，占领上海、南京，并将奉军逐步赶出江苏和安徽，其中，在皖北固镇的一次战役中，孙传芳打败奉系军阀、山东督办张宗昌的部队，并俘获了张宗昌的部下、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随后，得意忘形的孙传芳将施从滨斩杀悬首于蚌埠车站。

孙传芳对奉系军阀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东南各省，随后，鄂、皖、赣三省直系将领公推吴佩孚、孙传芳共主大计。

1925年11月25日，孙传芳从徐州凯旋，成立浙、闽、苏、皖、赣等五省联军，自任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聘日本军官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开办联军军官学校，自兼校长，成为直系后期最有实力的军阀，其鼎盛时总兵力达20多万人，并同时拥有海军和一支航空队。

1926年6月，北伐军北上，反对军阀反动统治，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是革命的三大对象。9月，北伐军进入江西，孙传芳以“保境安民”为口号，亲自赴九江督战，经过数月激战，孙传芳损兵折将，被迫“放弃闽赣、退保江浙”，与北伐军对垒，北伐军多次奉劝孙传芳投降，孙传芳却坚持“讨赤”立场，拒绝谈判。

11月，孙传芳微服简从，密潜天津，和张作霖捐弃前嫌，化敌为友，在孙传芳的怂恿和拥戴下，张作霖组建“安国军政府”对抗北伐，孙传芳被任命为安国军副司令，兼五省联军总司令。

1927年8月，在南京龙潭一带，孙传芳的部队与北伐军展开激战，几乎全军覆没。1928年春，孙传芳被张作霖任命为鲁西前线总指挥，与蒋介石、冯玉祥的部队作战，失败后逃回济南。6月初，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被炸死，孙传芳的部队残部撤至河北滦州一带，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宣布解体，所部被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收编。

1928年底，孙传芳退至关外，寓居东北沈阳，被东北军张学良礼遇为“客卿”，后来，又托辞躲到大连。12月，东北易帜，孙传芳、张学良关系日渐疏远。

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孙传芳喜出望外，秘密加入反蒋同盟，但是，随着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大战”的失败，孙传芳东山再起的美梦也彻底破灭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孙传芳举家由东北迁至天津隐居，孙传芳初寓天津，开始很不习惯，这位在势力强大的时候曾经狂妄地宣称“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的军阀，一直视血流成河为人间美景，以草菅人命为天下寻常儿戏，他曾经公开标榜替天行道的杀人主义，说什么：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一口气七个“杀”字，并屡次搬出曾国藩麾下大将彭玉麟的联语：“烈士肝肠名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为自己辩解。现在，闲居天津，孙传芳自然不甘寂寞，便转向在政治上与蒋介石政权较量，他时常与国家主义派的曾琦、李璜、左舜生、张君劢等联系，不断以政治舆论给国民党制造麻烦。孙传芳的这些举动当然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反蒋势力，不断挑起事端，借此排挤国民党地方政权。日本军界“精英”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也和孙传芳多有往来，并把孙传芳作为华北伪政权的首选人物。为防止“华北政权特殊化”进一步发展，蒋介石指令国民党在津特务组织加强对反蒋分子和北洋政府下台政要的监控，孙传芳自然是重点受控人物之一。

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孙传芳深知自己的处境，所以公开声明不被任何政权利用，并且闭门谢客，深居简出。

这个时候，同样居住天津的原皖系国务总理靳云鹏看出孙传芳心绪烦乱，无所适从，遂劝其皈依佛门，借以超脱凡念。

1933年，靳云鹏联合孙传芳，两人共同出资，将坐落在东南城角草厂庵的清修禅院，扩建为天津佛教居士林，由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任副林长，规定每星期日居土们来林念经，请富明法师主讲。

靳云鹏、孙传芳这两个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亲自领拜，在佛教居士中产生了很大的号召力，信徒们辗转相告，陆续参加者达三千多人。

孙传芳皈依佛门之后，法名“智园”，开始到处宣扬“英雄到老终归佛，名将还山不言兵”的思想。他让家人炎夏时在家门前放置绿豆汤，免费供应过往行人消暑解渴。1933年中秋夜，孙传芳抓获了一名入宅行窃的盗贼，并未惩处，反而让家人给了盗贼一些粮米，将其放归，孙传芳的“善举”传开后，新闻界即以《孙公馆缉贼赏米，中秋夜乐善好施》为题加以报道。

正当世人对这个杀人魔王是真心悔悟还是逢场作戏掩人耳目进行观望的时候，1935年11月，居士林的殿堂里，随着刺客施剑翘的几声枪响，孙传芳立即毙命，也让对他进行观望的人们失去了继续考察的对象。

02

这个敢于刺杀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的女子施剑翘，是个什么人呢？

施剑翘（1905-1973），原名施谷兰，安徽桐城人，其生父施从云，辛亥革命时期和冯玉祥、王金铭等参加滦州起义，结果，施从云和王金铭与另外14名起义者被清廷通永镇总兵王怀庆处死，冯玉祥亦被囚禁。施剑翘自幼被父亲过继给他的弟弟施从滨。

1925年，施从滨担任山东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在当年11月的直奉大战中兵败被俘。五省联帅孙传芳下令处斩施从滨，并悬其首于安徽蚌埠车站。死讯传来，施剑翘悲愤不已，立誓为父报仇，并且写诗一首，以明心志：

战地惊鸿传噩耗，

闺中疑假复疑真。

背娘偷问归来使，

恳叔潜移劫后身。

被俘牺牲无公理，

暴尸悬首灭人伦。

痛亲谁识儿心苦，

誓报父仇不顾身！

但是当时，一个毫无背景的孤单弱女子，要想杀死孙传芳这样的军阀，实在让人难以想象。

因此，施剑翘起先是将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身上，施中诚也是自幼丧父，在施从滨夫妇的栽培下长大成人，施从滨遇害时，施中诚已经担任烟台警备司令的要职，凭借他的力量，寻觅时机刺杀孙传芳还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当施剑翘提出要施中诚为父亲复仇时，却被眷恋锦绣前程和荣华富贵的施中诚拒绝了。施剑翘因此备感失望，随后，她写了封长信，与施中诚断绝了兄妹关系。

几年之后，施剑翘认识了施中诚在保定军校的同学、时任山西军阀阎锡山部的谍报股长施靖公，当施靖公得知施剑翘因父仇未报而悲愤难消时，立刻表达深切的同情，并且义愤填膺地表示，如果有机会，自己愿替施剑翘报仇雪恨，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施剑翘对施靖公的豪言壮语充满感激，并最终以身相许。但是，结婚后，施靖公完全沉迷于温柔之乡，把先前为施从滨报仇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甚至当施剑翘提醒他时，他也百般推托。

1935年6月，施剑翘忍无可忍，毅然带着孩子离开山西太原，回到天津娘家。行前，她再次赋诗明志：

一再牺牲为父仇，

年年不报使人愁。

痴心愿望求人助，

结果仍须自出头。

此后的施剑翘，不再幻想有某位好心的仗义侠士替她报父仇，决心亲自动手，以了却心愿。从此，施剑翘特别留意孙传芳的行踪，凡得知关于他的消息，她都要思考半天。

1935年中秋节，施剑翘在法租界大光明电影院门口认出了孙传芳那辆牌号为1093的黑色轿车。散场后，她首次近距离地见到那个戴着墨镜、依然趾高气扬的前五省联帅。但是，因为散场时观众太多，不便出手，她只能眼看着杀父仇人登上汽车，绝尘而去。此后，施剑翘多次到孙传芳位于英租界的豪宅周围探察，发现那里戒备森严，实在无法下手。情急之下，施剑翘甚至想到了化名到孙传芳的家里当佣人。就在这个时候，昔日叱咤风云的五省联帅摇身一变，成了天津居士林的副林长。施剑翘经过多方探询跟踪，最终摸清了孙传芳的行踪规律。

1935年10月，施剑翘取名“董慧”，潜入居士林冒充居士，打算寻找时机刺杀孙传芳。

1935年11月13日，正是讲经日，靳云鹏与孙传芳都应该到居士林诵经，这一天下雨，寒风裹着冷雨，街上行人稀少，孙传芳按时赶到居士林，孙传芳的妻子不愿孙冒雨外出，曾一再劝阻，但孙传芳执意冒雨赶了来，靳云鹏却未到，居士林的男女居士们在礼佛听讲时，是男女分坐的，男居士行列之首座是靳云鹏，女居士行列之首座是孙传芳，今天照例仍是如此，主讲人富明法师坐在正中座上，梵铃一响，孙传芳便默默地盘坐在前排的蒲团上，开始屏声静气。

此前的三期道会，施剑翘都参加了，每一次也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是因为与会的居士众多，场面混乱，不便下手，今天，施剑翘身穿青色大衣，青色长裙，见来的居士比以前少了许多，心中不免暗自欢喜，她眼看孙传芳身穿僧袍，走进居士林，心想：

“你活不了多久了！”

这天，富明法师领诵《大佛顶首楞严经》，施剑翘本来坐在后面，离孙传芳较远，后来她借口后面的炉火太热而转移到前面，当众居士跟着富明法师齐声奉诵的时候，孙传芳也闭目盘坐在前排的蒲团上一起吟诵。施剑翘看到机会来临，就悄悄从皮包里取出勃朗宁手枪，小心翼翼地打开保险，然后抬起手来，对准孙传芳的脑袋迅速地扣动了扳机。

随着“砰砰砰”三声枪响，孙传芳的脑髓和血浆四溅，立即毙命，众居士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变吓得魂飞魄散，一个个面无人色地瘫坐在原地，竟然没有一个人想往寺外奔逃，施剑翘倏地站起身，大声说道：

“各位朋友不要怕，我为父亲报仇，决不会伤及无辜！孙传芳是我打死的，一人做事一人当，不会连累大家。”

说完这话，她从小包里掏出一大把传单，散发给大家，只见上面写道：

各位先生注意：

一、今天施剑翘（原名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

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

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

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

报仇女施剑翘谨启（红色手印）

传单的背面还有两首绝句，表明了施剑翘为父报仇的心迹：

父仇未敢片时忘，

更痛萱堂两鬓霜。

纵怕重伤慈母意，

时机不许再延长。

不堪回首十年前，

物自依然景自迁。

常到林中非拜佛，

剑翘求死不求仙。

和传单一起分发的还有《告国人书》，和一张身穿将校服的军官照片，照片上的人就是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

众居士看了传单，顿时议论纷纷。施剑翘借用电话给家中报告了大功告成的喜讯后，便找到寺中的知客僧东海和尚，让他去通知警察局来人，自己决意自首，不想趁乱逃脱。

这时孙传芳的随从跑了进来，见孙传芳已经气绝身亡，而施剑翘手持手枪大义凛然地站在原地，也不敢唐突行动。警察来后，问明情况，迅速将施剑翘带走，然后，富明法师披上法衣，对孙传芳的遗体作了一个“送往生”的仪式。孙传芳的随从向居士林借了两床棉被，将尸体包裹后，用汽车送回家中。

当天下午6时，《新天津报》发出号外，报道了“施从滨有女复仇，孙传芳佛堂毙命”的特大新闻。次日，天津、北平、上海等各报都以头号标题刊载了这一消息，全国轰动。

03

第二天，案件被移送到天津地方法院检察处。在侦讯中，施剑翘不讳事实，直陈了杀人经过和原因。

当人们听完施剑翘的陈述后，无不感慨万分，并为她的勇气和毅力赞赏不已。但是，人们也提出了一些疑惑：施剑翘哪里来的枪？跟谁学的射击技术？有没有共犯和更深的犯罪背景？对于这些问题，法庭进行了详细的追问。施剑翘面对询问，从容不迫地一一作了回答。她说：

“我为父报仇，谋划已久，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背景。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我的本家兄弟和我丈夫都是有枪有势的人，却忘恩负义，不肯为我父亲报仇，我不可能再去找别人。再说，要刺杀像孙传芳这样的人，关系极为重大，如果不小心谨慎，连命也会搭上，所以买油印机，刻写印刷品，都只能由我一人担任，连母亲也不知道，手枪是从太原我丈夫那里带来的，至于射击技术，我在幼小时就常拿父亲枕头下的手枪玩，很知道如何装子弹，怎样放枪。”

检察官再传讯当时在现场的证人，他们都不能证明当时有第三者介入。

检察官在法庭上说：

“所谓自首，应是被告犯罪事实在未经发觉前或无人知情时，由其本人向有关侦察或审判机关的人员主动陈明、承认，方能成立。本案被告杀人于大庭广众之中，在众目睽睽之下，虽然直陈犯罪事实，但这只能说是自白，不能算自首。”

孙传芳家属也诬说施从滨军队纪律极坏，危害地方，孙传芳是为民除害，施剑翘预谋杀人，应从重处罚。孙、施两家代表在法庭上展开“法”、“理”辩论，数月之后仍未了结。

不久，天津地方法院一审判决施剑翘有期徒刑十年，经辩护律师申诉，念其事出有因，天津高级法院的二审把判决改为有期徒刑七年。

关于施剑翘行刺一案的议论，当时，社会各界较为一致的说法是，施剑翘刺杀罪恶累累、劣迹斑斑的大军阀孙传芳，其志可嘉，其情可悯。对于有人提出的关于孙传芳已经皈依佛门、理应既往不咎的说法，当时的《大众生活》杂志曾在1935年11月23日发表文章进行反驳。文章说：

中国许多军阀官僚在屠杀了一阵人命刮饱了民脂民膏以后，往往跑上念佛学禅的一条路上去，这自然有两重意义：

一是想仗佛力来洗脱身上的血迹，

二是想藏在佛幡后面来进行各种卑劣的卖国分赃的阴谋。

中国有一句俗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很可以为许多“屠户”们解解嘲的。不过另外也有一句跟这针锋相对的俗话，是“黑心人念阿弥陀佛”，这话是很有心理学上和事实上的根据的。例如有人一面念佛吃素，一面作践女人（玩弄了一阵之后，便马上一甩）；一面做和尚，一面当间谍（替帝国主义当鹰犬）；一面入空门，一面做强盗。至于那些在野的“屠户”更不消说了，他们今天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天也可以“放下佛经，立地复屠”，“有刀则屠，无刀成佛”，是很可以替这些寓公们写照的。孙传芳就是这当中的典型屠户。大家当然不会忘却他从前做五省联帅的时候，屠杀了许多青年，制造了无数炮灰，到后来一败涂地，便卷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到天津租界当寓公，兴致一来，又坐汽车到“居士林”学佛听禅，然而他积欠下来的血账是一笔一笔写在老百姓的心头的。

当时的全国妇女会，江宁、扬州、江都妇女会，旅京安徽学会，安徽省立徽州师范等团体则尤其同情施剑翘，纷纷通电呼吁，希望最高法院能对施剑翘援例特赦。另外，此案还惊动了大名鼎鼎的冯玉祥将军。冯玉祥不认识施剑翘，但辛亥革命时期，冯玉祥曾与施剑翘的生父施从云一起奋勇战斗过。他闻讯后立刻联合民国元勋李烈钧、张继等人，请求南京政府特赦为父报仇的孝女、为民除害的侠女施剑翘，以敦化人伦，弘扬正气。有的报纸还披露了冯玉祥曾单独向蒋介石请求特赦施剑翘的消息。

结果，在施剑翘入狱不到一年的时候，也就是在1936年10月14日这天，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施剑翘。此后，由中华民国最高法院下达特赦令，将施剑翘特赦释放。

施剑翘被赦免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施剑翘随即奔赴南方，先后辗转长沙、重庆等地，为抗战将士筹措慰劳品，并兴办小学，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人民的工作。

新中国建立后，施剑翘于1952年移居北京，一直以居士身份在碧云寺修行，1957年，施剑翘当选为北京市政协特邀委员，直到1973年病逝。

贰

施剑翘杀孙传芳，这真的是公义吗？这其实就是报私仇。

施从滨死的其实也一点不值得同情，第三次直奉战争中，施从滨手上也是有战争罪行的。

冷知识：1925年第三次直奉战争时，因为战前和奉系的一系列血海深仇（上海五卅惨案，天津裕大惨案，青岛惨案等），我党的宣传立场是坚决反奉，也就是以反对张作霖为主，当时我党搞了个《对反奉战争宣言》。虽然没有公开说站队孙传芳，但是从实际行动上却是支持孙传芳-冯玉祥的反奉势力的，当时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实行联合冯玉祥国民军反对奉系军阀的策略，组织工人学生慰劳国民军，和张作霖直接结下了梁子，这也是未来三一八惨案和张作霖一定要杀了李大钊的伏笔。

第三次直奉战争的主要原因，就是北方张作霖的背信弃义。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投靠奉系，奉系开始积极向南扩张。为了瓦解直系军阀孙传芳与齐燮元的联盟，奉系的段祺瑞在25年一月，任命卢永祥兼江苏督办，孙传芳为浙江督办，同时宣布上海永不驻军，用这种方式对孙传芳进行收买，孙传芳因为自身地位稳固，通电拥护段祺瑞政府，退出和齐燮元的联盟，让齐燮元陷入孤立，导致了第二次江浙战争中奉系的胜利。齐燮元倒台后，张宗昌势力进入上海，当时孙传芳和奉系订立《江浙和平公约》，双方约定上海不驻军，上海兵工厂由总商会接收。之后孙传芳履行条约退出上海。然而张宗昌出尔反尔拒绝撤军，并且在之后进一步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武力压制，进一步朝上海地区增兵，咄咄逼人，准备武力统一东南。而当时，奉系军阀作为日本人的狗+北洋中最反动的军阀没有之一，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在整个北方地区对我党和工人运动进行残酷镇压，大搞白色恐怖，这就是我党在这场战争中站到反奉立场的原因。而因为反动至极的奉系军阀对华东，华北各地工人学生运动的残酷镇压和四处劫掠的行为，就给了为了自保的孙传芳充分的战争借口，搞反奉统一战线，迎合当时全国群众的反奉反日情绪发动了第三次直奉战争，对南侵军队尚未集结完毕的奉军发动突然反攻。

当时的战争形势，奉系在南方名声臭的要死，遭到了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五省军阀的反奉联军的进攻，以及江浙沪一代的人民群众的积极反抗，同时在北方遭到了冯玉祥国民军的进攻，在夹击之下，奉军退出安徽和江苏北撤，五省联军进逼到徐州一带，张宗昌就准备在徐州和孙传芳决战。

而张宗昌部署徐州战役时，任命的前敌总指挥就是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奉系许诺给施从滨的酬劳，是安徽督办的职务，许诺战胜孙传芳后由施从滨统治安徽。而孙传芳曾经三次联系施从滨，希望他倒戈或者中立，但是施从滨被安徽帮办的承诺诱惑，对孙传芳置之不理。施从滨则统率鲁军对孙传芳军队发动反击。

这就是施从滨必须死的原因了，因为他组织的前期反击，是比较有效果的。他率领鲁军从兖州、泰安出发，动作迅速，很快集结到安徽。他用比较快的速度杀到了安徽蚌埠。因为部队行进太快，还没有完成布防就遭到了孙传芳部下谢鸿勋和卢香亭两支部队的三面夹击。然而施从滨的应对临危不乱，并没有崩溃，而是带着部队撤退到蚌埠的固镇，这里很小，但是临着津浦铁路，镇南是阴河，过河靠着一个大铁桥。而铁桥的控制权在施从滨的手里。他就在这里部署对南方联军的反击。

当时施从滨手中有一万多军队，施从滨手下，有一支比较精锐的部队：两千多人的白俄军队。施从滨是懂得争夺战场主动权的，他侦查到联军的倪朝荣的先头部队在桥南十几里驻扎后，主动下令白俄军乘坐铁甲车对其发起突击。白俄军快速突破了倪朝荣部队的防守阵地，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倪部的这支先头部队寡不敌众，缴械投降。

然后，施从滨指挥白俄部队，把俘虏的联军士兵，全都绑在树上、电线杆上，凌迟处死。

嗯，就是这么干的。

然后施从滨就开始发放烟酒劳军，并联系后方的张宗昌等待支援。

此时联军的卢香亭得知倪朝荣旅先头部队受挫后，立即率领部队支援。与此同时谢鸿勋也命令上官云相带领一个团暗渡宿州，绕道固镇背后，扒掉铁路，断掉施从滨部队的后路。然后联军大部队出动杀向固镇。联军攻势很猛，消灭了800多白俄军，扭转了战场局势，双方开始处于对峙状态。施从滨发现联络张宗昌的电话线被切断，不敢恋战，下令部队撤回阴河北，据河阻击。然而他乘坐铁甲车北撤到大桥时，鲁军已经混乱，在大桥上挤满一团。

然后施从滨干了什么呢？他先让车往南开，发现联军大部队压上来后，就直接下令铁甲车从铁桥上碾压过去给自己开路突围。结果鲁军在铁桥上，有1000多官兵磕碰挤压，坠河、压死者不计其数。施从滨过河后，才发现铁轨已经被上官云相的部队给扒掉了，铁甲车直接倾倒在路旁了。这个时候联军部队赶到，施从滨才被抓。

从这场战争中施从滨的那些行为看来，其实这也是个类人。

施从滨被押解到蚌埠的联军总比后，孙传芳亲自审问，审到施从滨时，知道施从滨对联军发起突击的动力是安徽督军，孙传芳怒火中烧，质问：“我曾经三次致电给你，并派员与你联系，你为什么不理？”施从滨不吭声。见施从滨不吭声，孙传芳更怒了，说“施老（施从滨60多岁），你不是来当安徽督办吗？请马上上任去吧。”随后命人将施从滨拖到蚌埠车站南边的旷野上枪杀。

可能是太气了，枪毙施从滨后，把他的头割了下来，用白布红字写上“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曝尸荒野。当地红十字会抗议之后，然后才把施从滨入馆掩埋。

以上就是孙传芳杀施从滨的全过程。诚然北洋军阀混战，没有什么正义性，孙传芳杀俘虏这种行为也比较LOW。但是问题是，北边的奉鲁军队更加LOW。这次战斗，施从滨的部队先把俘虏的联军士兵全给凌迟了。孙传芳杀施从滨也有报复因素在里面。

而且第三次直奉战争，公正点说奉系是更加反动的一方，是他们在占领区到处烧杀劫掠，镇压工人和学生运动，迫害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反而是孙传芳一方打着吊民伐罪的旗帜进攻奉系，在当时其实是相对更加受欢迎的一方。

至于施剑翘杀孙传芳，这真的是公义吗？这其实就是报私仇。

因为施剑翘在佛堂暗杀孙传芳的时候，孙传芳已经就是一个平民了。自从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本来投靠张学良的孙传芳，在杨宇霆血溅老虎厅后，就已经彻底心灰意冷，害怕祸及己身，便跑到大连打算退隐。九一八后，孙传芳觉得东北也不安全了，就搬家去天津英租界隐居，和前北洋总理靳云鹏一起在天津清修禅院居士林吃斋念佛。虽然在天津，他和冈村宁次等人有过来往，但也就是正常社交来往，其实并没有什么想要亲日叛国的证据，就是打算当日子人了。

这个时候，施剑翘针对已经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的孙传芳开始刺杀。嗯，报父仇是报父仇了，不过危险性那真是大大降低了，谈得上很英勇么？

至于施剑翘那个告国民书。那本就是提前准备好应对庭审的。可以说施剑翘对孙传芳的行刺就是一场计划周密的谋杀。

计划分四部分：

1、刺杀工具是现成的，家里有他人寄存的手枪和子弹。案发后谎称是在太原的退伍军人手里买的，免得牵连寄存人。

2、起草《告国人书》和《说明书》，刺杀后主动投案自首，在未来辩护时，将理由往反对北洋军阀的公义上引而不是私仇，争取脱罪。

3、事先做一件合适的大衣，在刺杀时以便携带武器和传单。

4、预计报仇时间是1935年11月13日。

这就是一场计划周密的杀人罢了。事后在法庭上怎么辩解都准备好了。所以说，那个《告国人书》其实就是打官司时的道具。

经过庭审，天津地方法院裁定施剑翘杀人罪名成立，考虑到自首情节，给予减刑，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判决后，施剑翘认为判刑太重要求上诉。然后施家派系在社会上造势，在大公报上发文，把施剑翘塑造成一个声泪俱下的弱女子形象，并反复渲染施从滨被孙传芳杀害的惨状以及一个弱女子为父报仇同时也是为了反对北洋军阀的公义云云。但是终审还是维持十年徒刑。

不过这个时候，这个《告国人书》在社会上造的势的效果出来了。国民党内，活基督冯玉祥联络于右任、李烈钧、张继这些国民党元老，公开向国民党中央上书要求特赦施剑翘，发动了营救施剑翘的运动。

可能有点奇怪，第三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正处于和奉鲁联军对线的立场，为啥要为敌人施从滨说话？

因为，虽然冯玉祥和施从滨是敌人，但是冯玉祥和施剑翘的叔叔施从云却是老朋友，冯玉祥和施从云在辛亥革命时一起参加的滦州起义，施从云在起义中牺牲。所以冯玉祥认为施剑翘应该算烈士遗孤（emmm），应该照顾。而且被杀的孙传芳是民国罪人，不应该视为普通公民看待。

在多方面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在1936年十月下令特赦施剑翘。施剑翘在监狱里也就呆了一个多月，就被释放回家。

不知道应该如何评价民国的这种司法。

说来有意思的是，虽然第三次直奉战争时，我党是完全站在了奉系的对立面，和施从滨处于敌对立场。但是，却和施剑翘关系还行。施剑翘在抗战时发起捐献飞机的运动，主持筹款为国家捐献了三架飞机。在解放后，为苏州政府捐献一所小学。从1957年开始，连任数届北京市政协特邀委员，直到1987年去世，享年73岁。

来源：亚丘、知乎APP作者寺内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