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裴氏春秋 图：大俗摄影

二叔好赌。

他的这一嗜好大概是基因传承。他的父亲排行老三，我管他喊三爷爷。我与他不是很亲，嫡系上都是一个家族，也远不到哪儿去。

记得三爷爷在世时，一场大病之后就伛偻着腰，走路要靠板凳作为辅助。即使这样，仍然没有阻滞他去往博场的脚步。板凳低矮，他低着头艰难地前行，几乎是匍匐着，倘若碰到人与他打招呼，便抬起头，眼睛里蓄满赌性的贪婪。

三爷爷离世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副通吃的好牌，是王炸。那一副牌的赌资很多，他禁不住激动，去了。三爷爷几乎没有给二叔留下什么家业。

那时候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庄户人家基本上都住进了青砖红瓦的房子，二叔家里还是三间土坯墙的主房和两间低矮的配房。

他的院墙也是土筑的，经年累月的风化已经显得苍苍斑痕。好在二叔撑起这个家以后从赌注里省出来些钱，将屋顶的茅草换成了红瓦。从远处看，院子里也有了一点生机。

在农村，赌性的顽劣往往就注定耽误了成家的大事，因为媒婆也是有责任的，他们心里都有杆称，掂量个差不多才能牵这根红线。如果谁家女孩嫁到了火坑里，媒人的好日子也到了尽头。因此没有哪个媒婆没病拎一个药壶放在家里。

二叔三十多岁，本地女孩都对他避而远之，成家无望。然而山不转路转，八十年代的时候国家法治还不健全，对买卖婚姻的立法还没有完整体系，飞来风的女孩比比皆是，于是他花钱买了一个。

那女孩个头高挑，长得也很好看，绝对配得上二叔。自从她进了二叔的家门，我就称她为二婶。如果二叔那时候能正儿八经地过日子，生活照样和和美美。可惜博场上的引力，如强大的虹吸效应，抽空了他所有的理智，一门心思赴在博场里阔掷豪赌。

解决了温饱的村里人开始思忖着致富，每家每户都养猪、养羊、养鸡。二婶也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不仅猪羊满圈，而且也真地做到了“鸡飞狗跳”，把往年残垣断壁、死气沉沉的农家小院搞得生动活泼起来。

二婶养这些畜禽会挣钱，二叔会花钱。他花的钱像打水漂一样，过了个手瘾就不见了踪影，并没有置办多少家当。堂屋还是那座半吊子堂屋，配房还是那所脱脊漏雨的配房，二婶挣那么多的钱，当她们的女儿出生时，竟买不起奶粉。

我母亲还有些关系与他比较亲近的人劝他回心转意，他辩解说自己不抽烟，不喝酒，人总得有一个爱好吧？如果再不赌博，那一辈子不就白活了。

二婶见跟着二叔生活无望，在九二年春天的一个夜晚，也就是她们的女儿两岁多的时候，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家。谁都不知道她究竟去了哪里。剩下的就是他们父女俩个相依为命地过日子。

他的女儿从小跟着他在赌博场里长大。饿了，他就给她在商店里买面包、辣条；渴了，就买汽水，总之，只要能不用回家做饭，腾出更多时间泡在赌博场里，什么办法二叔都能想得出来。但他的女儿出淤泥而不染，对于他的行径是抗拒的，感到十分厌恶，常常以绝食抗议，然而换来的效果甚微。

我们这儿是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此地四通八达，也是农业经济发展空间较为广泛的区域，是大蒜、洋葱的主产区。

这些作物虽然集劳动力强，但收益比起小麦、玉米来，大得不是一星半点，是没有外收入人家的首选。二叔也栽种这些品种，每年都有，面积还不小。

夏天成熟期到了，别人忙着收获，他也劳碌着。别人开着车去出售，他也去出售。别人美滋滋地数钱，他也美滋滋地数钱。

没见他的生活有什么起色，倒是经常看见他沮丧着脸，穿着破旧的衣服挨家挨户地去借钱。

由于地基下陷，他屋子的门窗开关吱吱呀呀，许多年过去了，还是那几扇旧木门和褪了色的旧窗户。

他的女儿慢慢长大，外出打工时，觅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她的婆家是搞装修的，有自己的独立门市部。他们看着她们家过得实在太寒酸，才给他换了新的门、新的窗子。

几年后，政府扶贫，给他推倒了土坯主房，取而代之的是一所新房。

去年过春节回家，我看见二叔在还赌债，数额三千五，是一年前借本村人的。此人在建筑工程公司上班，是小头目，年薪可观，这些小钱不在乎，也不要了，只是希望他以后好好过日子，不要再傻愣愣地把辛辛苦苦一年赚来的钱往赌桌上扔。

今年过年回家，我又在赌博里见到了二叔。他坐在对着庄家的天门。那时候他一定是输得很惨，枯树皮一样的手颤抖着，伸向褪色棉袄的衣兜里摸摸挲挲，好长时间才掏出来一沓皱得不成样子十块或二十块钱的钞票。

唉！这个执迷不悟的二叔，怕是这一辈子也难以改正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