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员自从选择这个职业开始，无一例外都做好了在飞行训练或任务中随时可能牺牲的准备。专机部队也确实为保障专机安全，在飞行训练中付出过生命的代价。但是3位机械师怎么也不会想到会死在共和国最高等级的专机上，为之殉葬的竟是国家的副统帅。根据坠机现场9具尸体所处的位置判断，林彪是与3个机械师在一起的，距离很近，林彪头朝东，3个机械师头朝西呈“品”字形，这里正是林彪的床与沙发的所在舱位。我判断，3个机械师在迫降中还在抱着林彪，有“保护首长”之状。据此分析，3个机械师至死都不知道死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这样死。纵观所有的劫机行为，劫机犯绝对不会允许除机长之外的任何机组人员在前驾驶舱。

“九一三”之夜，随着蒙古国草原上的一声巨响，机组中的4位战友在飞机的爆炸中离我们而去。至今，他们的遗骸仍留在坠机现场以西约1000米的山坡上。如果没有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接见外国记者时说的“飞行员是好人……”这句话，至今也不会有人给死去的战友一个说法。因此我在回忆录中写到256号三叉戟机组9名成员的命运时，用一道简单的算术题表示：9-4=5。一道连小学生都会计算的算式，一个带有血与泪的算式，已经永远被载入了共和国的史册。剩下的5个人，本来就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机组，42年后只剩下3个人了。

40多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在回忆这段历史，没有因为命运急转直下而消沉，也没有因机组四分五裂而放弃，更没有因为书稿出版困难重重而灰心。回忆录展现的绝不是活下来的5个人的心声，而是256号三叉戟机组9个人的心愿；因为牵涉到与两架飞机活动情况有关的空军专机师和空军指挥所，所以与事件有关的老领导、老战友、航校老同学，都希望把与两架飞机有关的回忆录公之于世。

■三■

我的书出版后，首先送给已经80多岁的老师长。这位老革命1943年参加八路军，是新中国空军组建以来第一批航校飞行员，还是向日本空军战俘学的飞行技术。他是空军专机师第二任师长，除毛泽东之外，其他中央领导的专机任务甚至包括周边国家首脑来访的任务他都不止一次执行过。“九一三”事件爆发时，他刚从国外执行任务回来，并不知道256号专机的活动。然而，他却因此被审查、关押达11年之久，定性为错误，降为正团级，按退休对待的结果至今没有变动。老师长看到我的书能出版，感觉很欣慰。他很欣赏我用专机飞行员的语言诠译了专机活动的一切。

256号专机机长潘景寅的三个孩子都长大了。潘景寅很热爱飞行事业，他的三个孩子的名字中都带有与飞行有关的字。他们很孝顺母亲，2003年母亲去世时，他们托人到温都尔汗找到一些飞机残片与当地的黄土带回来，为父母亲合葬。我送他们三本书，希望他们对此事件有更完整的了解。

机组第一副驾驶陈联柄是从抗美援朝前线挑选回来学习飞行的。他性格直爽，飞行作风泼辣，有“陈二虎”的美誉，是我的带飞教官，“九一三”事件时才38岁。他把当兵的大女儿留在北京，带着老婆和其他孩子回到安徽老家，干着与飞行风马牛不相及的工作。他也把儿子的名字叫“飞”。一次他到北京来，我去看他，他很不服气地对我说：“老康啊，咱们是三叉戟的老祖宗啊！（中国第一批三叉戟飞行员）……”虽然离开飞行岗位多年，老陈还在深深地怀念飞行的日子，他于2003年去世。我拿出一本书，特意找到老陈在北京的女儿。我看到她凝视着书中爸爸的照片许久，当年爸爸做飞行员的形象已经扎根在女儿的心中。

那位3685号直升机驾驶员陈士印，是我同一个航校毕业的同学，又分配在同一个部队。“九一三”之夜，当被林彪死党周宇驰等3人，以到北戴河执行任务为借口骗到空中之后，两个飞行员被用枪强迫着向西北飞行。面对突发事件，2个飞行员沉着应对，协调配合，利用周宇驰向外观察的机会，把罗盘指针调转180度，并以小坡度、大侧滑的动作掉头返航。当周宇驰等人发现北京市的灯光时，后悔莫及。西郊、沙河两个机场两次降落未果，就朝怀柔山区飞去。在距离地面80米左右时，另一个飞行员陈修文刚要转身，被周宇驰一枪打死了。陈士印在紧急情况下操纵直升机，纠正了直升机的尾冲（失速）状态，平稳落地，保存了飞机上的3万美金与大量罪证。此刻，走出客舱的于新野爬到驾驶舱，瞄准陈士印就要开枪，陈士印突然向前下方卧倒，子弹打伤了周宇驰的左手腕，紧贴着飞行员的后背而过，将陈的皮夹克击穿两个洞。许多年之后，我们这两个难兄难弟每每谈到这事，总是有说不完的感慨。陈士印被审查、关押10年，转业到东北老家的企业，也不敢参加党的活动。他后来才知道，他并没有被开除党籍。后来，他回到北京，与妻子一起在一家协会就职。当我联系给他送书的时候，他说正在北戴河休息，还特意到山海关机场看了看，机场虽然变化很大，但原来海空军机场那个调度室塔楼还是老样子。

当年山海关机场林彪专机都已经起飞了，机组那位淳朴的服务员小魏姑娘还两手提着水壶，一心想着为首长打水呢。那次本不该让她来的，因为种种原因替来替去就让小魏来了。一个小姑娘在这件事中被审查、关押，受了很大委屈，但她仍是那样通情达理，总是说：“这次我来就来了，换别人不都是一样吗？”40多年后这位当年的北京小姑娘也退休了，我给她送书的时候，她正为儿媳妇忙着呢，因为她就要当奶奶了。

我32岁的时候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件，能在74岁的时候公之于世，此生无憾了。

亲历“九一三”：我曾令用油料车阻止林彪专机起飞

文/佟玉春 口述    舒  云  整理

一

我是辽宁大连人，读过六年书，学过日语，1944年初中毕业，考进株式会社当社员。1945年5月株式会社要把我们弄到日本后方，我出了个点子，要求请假回家看看，这样我们六个人都逃掉了。日本投降后，我回家种地。1947年辽南独二师到了辽宁普南店，我报名参了军，以后我们部队被编进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我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两广战役等，打遍了大半个中国。

1949年1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底，部队从干部中选飞行员，我是代理排长，被挑中了。到大军区检查身体时，医生说我鼻中隔有点儿弯曲，还有点儿沙眼，被送到航校一期学地勤。半年后毕业，我被分到航空兵十七师四十九团任机械师。1952年我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1954年我们部队编入海空英雄团，我就到了海军。

身着五五式军制服的佟玉春

山海关机场主要是保证专机安全，所以挑选干部非常严格。大概是因为爱动脑筋吧，我被任命为山海关场站参谋长。北海舰队司令员、政委亲自找我谈话，反复强调，要百分之百保证安全。

山海关场站组建两个月后，进入了北戴河暑期。从此每年夏天，山海关机场都全力以赴保证专机安全。

山海关机场原是日本人搞的，开始只有教练机，弄了条2000米的土跑道。我们接收后，扩大了停机坪。1970年我国从巴基斯坦进口三叉戟后，我们又加固、加长了山海关机场的跑道。

二

1971年9月12日18点30分，山海关机场调度值班员李万香报告：北京飞来一架专机。我是场站参谋长，负责保障专机安全，就立即到现场指挥。可是专机迟迟不到，直到20点10分，才说专机要来了。

20点15分，一架三叉戟专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我到专机跟前迎接。这是惯例，首长上下飞机，机场领导总要迎来送往。我看见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从机舱里出来，后面跟着一个穿军装的人（后来才知道此人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林立果三天两头来，老见面。他和我打了个招呼，就准备坐车走。

我突然发现北戴河没有派车来接。奇怪！中直机关怎么没有派车？我忙让场站值班员与北戴河联系。

林立果一脸焦急，像是有什么急事。他等不及北戴河来车，向我要车。1969年我们场站组建时，上级给了6辆新吉普车，这在北海舰队的机场中是独一无二的。吉普车很快来了，林立果叫司机下来，他坐到了司机的位置上。刘沛丰上车后，林立果飞快地把车开走了。

我注意到林立果走错了路。天黑了，林立果又不熟悉机场道路，走到机场修理飞机的机库去了。我马上赶过去，看见林立果的车撞到了车库门熄了火。他想掉头，却怎么也打不着火。我很快又调来一辆吉普车，林立果也没有多说话，换了车，和刘沛丰就一溜烟地开跑了。

我却越想越不放心，从山海关机场到北戴河40多公里，路况不好，白天车就少，夜间就更没有车了。万一林立果的车在半路再熄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可就没有办法了。我和站长潘浩、政委史岳龙商量：他用的是我们机场的车，别半路出事，我到路上看看。

经潘站长和史政委同意，我又调了一辆吉普车，沿路一直追到北戴河西山的大门口，也没有发现吉普车。我这才放心地返回山海关机场。“九一三”事件后，我才知道林立果在快到秦皇岛的路上遇到了北戴河接他的小汽车。他把吉普车换下，开小汽车回到了北戴河，吉普车则被接他的司机开回北戴河。

我返回山海关机场时已经接近22点。

因为专机停在山海关机场，潘浩、史岳龙还守在机场平房李海彬的调度室里。李海彬是空军专机师的调度室主任。每年暑期，空军专机师都要派调度室主任到山海关坐镇。这间平房既是李海彬的调度室，也是他的宿舍。专机来往山海关机场，由李海彬通知我们场站调度室实施指挥。

我问有什么情况，潘浩说专机明早7点起飞。

1970年进口三叉戟后，我们山海关机场落过三叉戟，不过每次都是当天来当天走，还从来没有在山海关机场过夜的。

我回到机场宿舍，已经是22点多。我老在想怎么这么奇怪，北戴河为什么没有派人来接林立果，而且林立果的表情那么紧张，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当然我想不明白，但总希望山海关机场不要发生什么事，我是参谋长，责任重大。因此，我睡觉时没有脱衣服。

23点30分左右，住在我隔壁的政委史岳龙敲我的门，叫我赶快到他家。史政委讲李万香电话报告潘站长，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先后来了两次电话，第一次是了解当天下午是否有飞机到山海关机场，什么时候到的。潘站长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告诉了他。过了10多分钟，李作鹏第二次来电话问飞机型号。潘站长沉不住气了，打电话告诉了政委史岳龙。

这时潘站长也到了史政委家，我们三人认为这是大事。

我心里始终不安，觉得应该把这个情况立即向我们的上级海航某师报告，他们也同意我的意见。潘浩在电话里对师长张兆发讲，有紧急情况，叫师里马上来人。师部驻在辽宁锦西，要坐两个多小时的火车才能赶到，当时我们还是要自己想办法。

我们三人连夜去了机场，路上把副站长赵雅辉也叫了起来，和他讲了情况。我们四人直奔场站调度室。李万香报告：0点6分李作鹏政委又来了第三次电话，仍是要求飞机起飞要听北京周总理、黄（永胜）总长、吴（法宪）副总长和他的指示，其他人批准了也不能起飞。李作鹏还说谁来指示，要报告他。我更吃惊了，看来真要发生大事了。

值班员李万香还报告：李海彬已经要了两辆油车加油。

林彪所乘三叉戟飞机残骸

三

我觉得情况紧急，保证专机安全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我提醒潘站长：是不是与李作鹏政委直接通个话？我们到指挥所后，我用保密机要通海军总机，然后把电话交给潘浩，由他直接和李作鹏通话。李作鹏重复了他先前在电话里讲的内容。我在一边提醒潘浩：现在飞机正在加油，如果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可能也没想到这种情况，他迟疑一下，说强行起飞，就直接报告周总理。潘浩又请示：是不是要告诉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副政委？李作鹏表示同意。

站长潘浩和副站长赵雅辉去通知潘景寅，但他不在房间里。事后他们才知道潘景寅那时正在隔壁李海彬的调度室里。如果他们到调度室看一看，就可能通知到潘景寅，当然潘景寅听不听是另一回事。

13日0点15分，我步行去停机坪。在距离林彪专机不到100米的地方时，林彪的大红旗车飞快地开进了机场，停在离专机很近的地方，时间是0点22分。

我赶紧往专机跟前跑，看见林立果、刘沛丰先下了车，然后林彪、叶群也下了车。叶群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她跑到油车跟前大喊：“快把油车开走！快把油车开走！”

林立果下车后也大叫：“快，快，快，飞机快启动！飞机快启动！”我看见林彪他们没有等梯子车开过来，就顺着驾驶舱工作人员的小梯子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第二个是叶群，林彪紧跟着叶群上去了。

这时，一辆吉普车开到停机坪，七八个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下了车。他们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呆呆地看着林彪他们上飞机。

林立果则到专机旁边打电话（专机旁边安装有固定电话）。林彪专机上下来一个人，事后才知道是特设师邰起良。潘景寅叫起三个机械师加油，两名机械师李平和张延奎爬到飞机右翼上加油，特设师邰起良在机舱里作飞行前的准备。他看见林彪到了，但两个副驾驶以及领航员、通信员等五名机组成员还没有到，就下飞机给李海彬打电话。

我拦住邰起良，对他说：“没有周总理批准，专机不能起飞！”邰起良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

林立果推着邰起良上了飞机。邰起良似乎有些犹豫，回过头还看了好几次。林立果最后一个上了飞机。

我感到情况异常紧急。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已经明确说周总理不让这架专机起飞。我决定采取非常措施，用两辆油车去阻止专机起飞。我叫油料科长王学高和油料排长王敬之各带一辆油车，开到离滑行道出口50米处，挡住专机，决不能让它起飞。

以后好多人问我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敢拦林彪的飞机。我说：周总理不让起飞，不管谁让起飞，都不能起飞，我有把握！林彪这次上飞机就像逃命一样。塔台既没有调度放行，也没有领航和通信保障，太反常了！

可惜我安排的两辆油车只有一辆油车半到位。如果两辆油车全部到位，肯定把林彪专机堵死了，它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而庞大的三叉戟专机又不可能转身打发走两辆油车。我叫机场警卫连紧急集合，但是疏忽一点，忘了带枪。我赶快跑到外场值班室找枪，拿了枪和仅有的3发子弹。

这时，林彪专机开始发动了。跑道灯没有开，只有停机坪上的灯亮着，而警卫连还没有来。我朝天打了三枪，意思是催促警卫连赶快来。李万香听到枪声后，立即熄灭停机坪上的照明灯，山海关机场漆黑一片。

四

这时，林彪专机的三台发动机都发动起来了，声音非常大。因为林彪专机的机头灯开着，所以我能看见飞机在快速移动。也许是飞行员潘景寅太着急，冲着跑道边上的一堆大石头去了。这些石头是维修跑道时剩下的，还没有来得及移走。潘景寅强扭了90°的大弯，致使专机提前转了弯，一个轮子陷入跑道边的豆子地里。9月12日白天山海关下了大雨，地里全是泥。我急忙坐一辆油车去追，还没有等我赶到，林彪专机已经加大油门，狂吼着从东向西冲进了跑道。

专机虽然看不见了，但我当时认为专机没有起飞，还往西边秦皇岛的方向看。这时八三四一部队负责警卫林彪的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也乘车来了，说飞机已经飞走了。

我和姜作寿一起去看那辆半到位的油车。王学高带的油车没有按我的命令开到指定位置。他害怕了，说下去看看，就下了车。司机是老兵，也没有执行我的命令，停在半路。王敬之看油料科长的车掉了队，他也借故下去看看，离开了油车。油车上只剩1970年入伍的新兵刘三儿。刘三儿倒是把油车开到了指定位置，但他没有熄火。林彪专机过来了，上边有人喊：“油车快让开！油车快让开！”他吓得赶快把车往路边上开，但是专机的右翼还是刮住了油车顶上的铁盖儿，把油车铁盖儿上的棍子都撞弯了，飞机上也被刮掉不少东西。快一个月后，豆子收割了，老百姓到地里拾草，把捡到的飞机铝皮、灯罩等东西交给我们。我们如数转交给中央专案组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

我和姜作寿一起去了调度室。我让李万香通知附近雷达开机，监视飞机去向。林彪专机向西飞，然后转弯，向赤峰方向飞去，很快雷达就看不到了。当时，我们不知道林彪专机出了国境。天亮以后，海航某师师长张兆发来了，北海舰队副司令员王天保也来了。

9月13日14点前，姜作寿给我打电话说，林彪专机坠毁了，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之后，我们8个当事人，站长潘浩、政委史岳龙、我、副站长赵雅辉、油料科长王学高、油料排长王敬之、司机刘三儿和另一个司机（名字忘记了），都被集中到沈阳军区，各写各的材料。之后我们又回到机场上班，王学高和王敬之也没有受到什么处理。

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林彪专机失事的原因。空军有份报告，认为林彪专机失事的原因是没油了。我认为林彪专机失事原因不是没有油了，而是飞机和油车相撞，造成右翼严重受损。从到现场的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孙一先的书中，我特别注意到三叉戟专机的右翼上有个直径40厘米的大洞。飞机外壳是铝壳，油车盖儿是铁壳，铝可比铁软多了，铁棍都撞弯了，这架飞机的右翼底部受的损伤也不会小。三叉戟两个机翼都是油箱，而且飞机右翼底下有个加油口。也许刚撞上没事，但是飞行一两千公里后，在高空气流等各种复杂因素作用下，飞机受伤处比别的地方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很可能破裂，或者造成起火。当然，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人这么分析过。不过，我认为这是分析“九一三”事件飞机坠毁原因的一个重要思路。

(来源《党史博览》）

延伸阅读：林彪的最后十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