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延安13年，党养成了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并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成为党自身建设史上的一座光辉里程碑。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之际，2024年第5期《党建》杂志刊发文章《从“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看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我们学史明理、以史学纪提供了生动教材。

从“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看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路　军

放眼人类政治文明史，没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一样，持续百年坚持不懈抓一件事——党性党风党纪建设。延安13年，党养成了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并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成为党自身建设史上的一座光辉里程碑。值此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之际，重温那段历史、获得启示思考，为我们学史明理、以史学纪提供了生动教材。　　“一席百元”与“一盆鸡汤”的天壤之别

1940年抗日战火正酣之际，爱国华侨陈嘉庚率团回国慰问。一到重庆，就听说国民政府拨专款8万元，预订了重庆所有知名旅馆的一、二等房间用于接待，陈嘉庚不禁愕然。面见蒋介石时，繁文缛节、等级森严，让陈嘉庚感到“蒋介石好象（像）皇帝”。在与国民党军政要员接触中，陈嘉庚也深感他们作风奢靡，后在回忆录中写道：“重庆虽在战时，而奢侈应酬颇热闹，每席有至百元者”，并有同行者“自元月间到渝，至三月末与余同寓为止，计六十馀（余）天，无日不被人招宴，常有一日两次者”。而重庆此时的社会风气，亦上行下效，“行政官可私设营业，监察院不负责任”；政府办事机关“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不知所干何事”；“男长衣马褂，满清服制仍存，女则唇红口丹，旗袍高跟染红指甲”；“路灯日不禁止，管理乏精神。公共汽客车、人力车污秽不堪入目”。

巍巍宝塔山（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到延安后，陈嘉庚的感受却截然不同。他看到毛泽东拿一罐英国烟待客，却坦言：“我每个月的薪俸有限，不配抽这样名贵的香烟，这一罐是美国华侨司徒美堂送的。”有一次，毛泽东一根烟抽过一半时，恰好有客求见，却舍不得把半截烟丢掉，只是掐了烟头去见客，回来又把半截烟蒂抽完。毛泽东请陈嘉庚吃饭，就是在窑洞外的露天院子里，将一个陈旧的圆桌面放到方桌上，用4张白纸代替桌布，一阵风吹来，还把“桌布”吹走了。吃的是白菜、咸饭，只是特地上了一盆鸡汤。毛泽东笑谈：“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陈嘉庚还看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官兵伙食一致，人人自己打饭、找座位。一次朱德开饭迟到了，就自己打了饭与战士们挤在一桌，狼吞虎咽吃了个饱。他又听说延安干部“贪污五十元者革职，五百元者枪毙”，不禁与国民党内“污吏尽人都知”形成鲜明对比。

在延安等地数日，陈嘉庚深切感受到优良党风党纪对政风民风所起到的引领作用：共产党带领陕北群众创设工厂、改良水利、整顿交通、兴办学校，在产业发展的带动下“物产升价”“甚益农业”，社会风气也为之一新，“民生安定，工作勤奋，风化诚朴，教育振兴，男女有序”。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党作风纪律及其所产生影响的霄壤之别，让陈嘉庚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延安作风”与“进京赶考”的承前启后

1940年的一天，毛泽东要从杨家岭去延河对岸的马列学院作报告。时值困难时期，学院无车无马，四五公里路，学院领导只能派干部“陪主席走走”。迎接的同志刚走到一半，就遇到了匆匆赶来的毛泽东，毛泽东抢先问他们：“你们4个风风火火的，要干么子去？”有同志回答：“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我们来晚了，很不像话。”毛泽东扬起手来摇了摇，说：“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作报告要4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他又环顾了一下四周，很认真地说：“哦，4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4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迎接的干部听完都笑了，毛泽东也笑了，一个劲儿摇手说：“那才不像话嘛，对不对？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谈笑间，作出了示范、立下了规矩。

爱国华侨陈嘉庚（来源：《人民日报》）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正是在优良党风党纪的带动下，当时的延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社会风气积极向上，干部群众心醇气和，边区建设蒸蒸日上。1944年7月，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到达延安6天后，就向美国国务院报告，“当国民党已丧失了它早期的革命性，并随着这一丧失而呈现四分五裂的时候，共产党由于必须继续奋斗而保持了其革命性”。

当年的这份报告，没有引起美国国务院的重视，但历史却验证了谢伟思的慧眼独具。仅仅几年后，“保持了其革命性”的中国共产党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面对即将掌握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会议结束10天后，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临行前，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新中国成立75年，中国共产党人“赶考”一直在路上。新时代“赶考”路上，“延安作风”历久弥新。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从“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的鲜活历史中，可以探寻出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这为我们开展好党纪学习教育，自觉学纪、知纪、明纪、守纪提供了有益助力。

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不能减“全面从严治党”力度。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延安黄克功案，毛泽东写信给该案审判长雷经天：“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全党同志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上，就是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都要贯彻严的要求，既让铁纪“长牙”、发威，又让干部重视、警醒、知止，使全党形成遵规守纪的高度自觉。要通过党纪学习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加强自我约束，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战士们在进行整风学习（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我们党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途径。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不能坏“山清水秀”政风。延安时期，不管是民主人士还是西方记者，来到延安对共产党人的印象普遍都是衣着朴素、吃住简单，作风民主、风清气正，党的高级干部“朴实稳重”“厚重温文”，党员干部之间清清爽爽、团结一心，带动着整个延安“在街上绝对没有看见过一个面带烟容而颓唐的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大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严肃查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坚定不移惩治腐败，不断扎紧制度笼子，政治生态焕然一新，党风政风军风民风为之一振。新征程上，要坚持激浊和扬清并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破“潜规则”，立“明规矩”，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以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促使广大党员干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

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不能忘“人民的勤务员”身份。延安时期，全党上下“只见公仆不见官”。曾长期在陕甘工作的习仲勋就说，“我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普通的为人民办事的勤务员”。人民的勤务员，就是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1939年，党中央批准筹建中央医院。最初，医院定名为“中央干部医院”，毛泽东听后不太同意，说：“叫‘干部医院’，那老百姓有病看不看呢？还是叫‘中央医院’好，面向延安和边区党政军民，为群众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带领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原因有很多条，其中重要一条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最终‘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从宝塔山到长安街，中国共产党人所处的环境变了，但老一辈革命家与新时代人民领袖对党员的身份定位永远不变。2013年11月3日，湖南十八洞村，苗族大妈石拔三没认出前来看望自己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她客气地问：“怎么称呼您？”总书记微笑着作自我介绍：“我是人民的勤务员。”新征程上，脱离群众的危险还在。“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古代封建王朝败国丧家、国民党反动统治败走台湾、社会主义苏联亡党亡国，哪一个不是因为失去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警钟长鸣！

来源：2024年第5期《党建》杂志，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