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张国焘（1897年11月26日—1979年12月3日），江西萍乡人 ，字恺荫，原名张特立，曾用名特、凯音、天师、国涛，1920年秋加入北京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被开除党籍）。

1916年，张国焘进入北京大学读书，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

1920年10月，加入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

1932年进入鄂豫皖苏区，成为根据地事实上的领导者。

1935年4月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懋功会师后，反对中央北上的决定，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

1937年3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受到批判。

1938年4月初，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中国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 ；4月18日被开除党籍。不久加入军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

1948年6月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同年11月去台湾。

1949年转居香港。

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

1979年12月3日，82岁的张国焘冻死于一家养老院.

壹 高光时刻，最终犯错

张国焘是党史研究中的冷门人物，却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任何一本党史，都跳不出张国焘这个名字，他的历史功绩和错误十分鲜明，他有最老的资历，卓越的工作成绩，以及最大的错误。

许世友曾说：“党内除了主席，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这既是对张国焘的批判，也可看成对他能力的认可。

1960年，美国记者斯诺曾向教员提了个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教员沉思了一会，语气沉重地说：“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

就连一向稳重少言的朱老总，在提到草地的那段日子时，也罕见的表示，革命生涯遇到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但从来没有像那次这样心情沉重。

张国焘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为何一个创始者，最后会选择叛出组织，这期间究竟有什么样的不被外人所知的内幕隐情？

张国焘叛党又留给了我们何种教训？

这一篇文章，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问题。

01

如果说人间是一场众人齐登台的话剧表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剧本。

那张国焘一开始拿到的就是主角剧本。

张国焘是江西萍乡人，家里条件很不错，父亲是官绅，家世显赫。

作为家中长子，张国焘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同时萌生了朴素的爱国情怀。

1916年，张国焘18岁那年考入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其时，北京大学采取“预科三年，本科三年”的学业制度。张国焘便先入理学院读预科。

也正好是这年，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开始在北大搞教育改革，为了把北京大学建成一所名副其实的新式最高学府，蔡元培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从全国各地聘请了许多著名学者文人到北京大学任教。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主将、《新青年》杂志的主编与主笔陈独秀被聘为北大文学院院长（那时称文科学长）。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等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狂飙手们也来到了北大任教；《新青年》编辑部也就从上海迁到了北京，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轮流作主编。

张国焘说他第一眼看到《新青年》，光是刊物的名字就符合自己的胃口，引起了自己的兴趣，看了内容之后，更是喜出望外，觉得找到了知己。

认识陈独秀李大钊，接触《新青年》后，张国焘就迅速走上了救国道路，先是有理有据的倡议，再到街头演讲，但张国焘觉得这些活动都太温和了“不够味”。

以张国焘为代表的那一代大学生，基本上都将“救国”作为己任，这是那个时代的烙印，学生们都想用功读书，将来以报效国家。

张国焘原本是理科生，以自然哲学为研究对象，但自从接触了新文化运动后，思想就开始热烈起来，积极参加各种运动，发挥自己在演讲和组织上的才能。

后来，张国焘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创办了一个杂志社。

上世纪初，在巴黎和会上，引发了一场激辩。

消息传到中国后，立马就引起了热议，随后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

当晚7时，北大学生在北河沿法科大礼堂按时展开了会议，各校代表也纷纷到场。大会首先请北京新闻界人士报告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原委。接着，北大各社团代表和学生代表络绎发表演说。很多同学的讲演慷慨激昂，不少人悲愤欲绝。张国焘也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走上台去，大声疾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连一个弱女子都敢在总统府门前为国请命，而况我们新青年呢？”说到痛处，不觉声泪俱下。原来，就在当天上午，有一位女学生刚听到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便伤心而愤恨地跑到总统府门前大哭大喊了一阵，北大学生皆有耳闻。张国焘此言一出，学生们情绪更加激动。当一位法科学生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时，全场为之动容，气氛达到最高点。还有一位学生为激发大家的斗志，拿起菜刀，准备当场自杀，以死劝勉世人。会场上响起“游行去！”“去总统府！”“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声。

5月4日那天上午，北大学生齐集于马神庙第一院内，准备出发去天安门。张国焘一身白衣，十分醒目。他手持一条标语，上书“内惩国贼，外争国权”，满脸的兴奋与激动。自从参加学生运动以来，这一次是最重大的活动。

演讲游行，张国焘、邓中夏等几个学生领袖走在队伍中间，紧紧地跟着李大钊等人......

此后，张国焘算是在学生届出了名。

02

之后的发展就顺理成章了。

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创办共产主义小组，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在李大钊同志的带领下，北京共产党的工作十分出色，张国焘也非常卖力。期间为了创办补习学校还让家中寄来300块钱作为启动资金。（这里补充一下，张国焘出身官宦世家，他的父亲做官同时经营钱庄。）

1921年7月，一大在上海召开时，原定各个支部派两个代表来上海参会，但“南陈北李”因事未能出席，张国焘和刘仁静就作为北京代表出席，教员当时则作为湖南支部代表也参加了一大。

一大时，经众人推举，由张主持会议，当时教员的身份还只能坐在角落里，而张国焘却已经坐在主席台上夸夸其谈了。

理所当然，张国焘也成了仅次于陈李的核心人物。

但好景不长，此后，因两党合作的问题，张国焘与马林出现了严重分歧，成了失意者。

尽管如此，张国焘还是撂下一句：“服从多数的意见，但我保留我的原有意见。”这个时候的张国焘还是很勇的，坚持己见打死都不低头，颇有风采。

风采的确值得夸赞，可这个时候的张国焘已经没有学生领袖的权威，与之共事的也不是无条件追随他的同学了。

在这个蓬勃而起的组织里，张国焘虽是创建人之一，可他上面也多了不少领导，也得学会服从组织决定。

也可以说，从三大到四大，张国焘的地位虽然有波动和反复，但总体来说张国焘还是维护住了自己的高层地位。

通过什么方法保住的呢？

好好说话，尊重现实。大白话就是，该妥协时妥协，该退让时退让。

往往只有被社会毒打多次后，年轻人才能学会做事的方法，不然只能一直碰壁，最后一事无成。但张国焘这个弯转的有点猛，一下转过了头，从一面墙撞到了另一面墙。

1927年，8月1日，张国焘以特派代表的身份，到江西南昌主持工作，在起义的关键点上，张国焘要求重新讨论起义，差点葬送了起义。

此事件也被描绘成张国焘“假传圣旨”，但张国焘直到死前都声称他是：“为了遵守纪律，不折不扣转达了莫斯科的旨意。”

不管真相如何，都改不了此后，张国焘等人被认定为犯了严重机会主义错误，再次失意的事实。

1928年张国焘也到莫斯科参加了六大，但开完会后，张国焘没能回国，被莫斯科无限期留在莫斯科“学习”，纠正他的机会主义倾向。

第一次的莫斯科之行，对张国焘造成了很大影响。

03

张国焘第一次去莫斯科是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去的，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国际歌的歌声中与全世界的同志热烈拥抱，感触很深。

但张国焘第二次去莫斯科时，却是以戴罪之身去的，前后待遇一个天一个地。

1928年张国焘到了莫斯科后，其他参会代表也都陆续到了，之后王明和布哈林等人，就来到了代表的住所，开了一次小会。

大家都坐好就位后，布哈林开口第一句就是：“请反对国产国际的人先发言。”

结果王明立马就看向张国焘，说到：“那就请张国焘同志发言吧。”其他人也都附和。

张国焘只好站起来发言。

不得不说张国焘颇具演讲天赋，能将黑的说成白的，将死的说成活的，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很有说服力。

张国焘一上来就表示，我之所以犯错误，不是违背国际，也不是不执行国际指示，恰恰相反，我是太过依赖国产国际了，因而才会机械的执行，缺乏变通，导致犯了错误。

“我们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是下级服从上级的应有义务，我们信仰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国际的老革命家比我们见多识广，每当我们的看法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发生参差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不过是一些学生，对于自己的见解，不敢自信，而认为共产国的指示必然深谋远虑...这种情形，简直已经到了迷信共产国际的程度，这就是事态的真相。”——《我的回忆》张国焘

怪不得很多老四方面军的战士都说“张主席的作战动员是最有效果的”，这样的口才和应变能力，的确很少见。

张国焘到莫斯科的第一个难关，就这样糊弄过去了。

04

在莫斯科，张国焘还是比较低调的，但当时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却不平静。

后来米夫也升任校长。

为了加深掌控，米夫又跟瞿等人为首的代表团发生了分歧，双方搞得很不愉快。

张国焘本来不想牵扯其中，想低调发育，但他的身份和错误并不允许他低调。

一来二去，张国焘也就被牵连上了，一开始张国焘还想做个和事老，结果被米夫指名道姓的批评，还被指责为“右倾调和派”。

搞到最后，中大内部的中国学生们围绕米夫出现了一个以王明为首的小团体，这些人是国产国际最坚定的支持者。

这个小团体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那半个是指忽而赞成，忽而不赞成的徐以新。

而被搞的灰头土脸的张国焘就想换个地方学习，远离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莫斯科内部的纷争，跑到列宁学院当一个旁听生。

没想到，1929年底，莫斯科又搞了一次清党运动，中大内部掀起了一场风暴，这次王明等人彻底占据了上风，很多学生的下场都不太好，有被秘密带走从此消失不见的，也有被送到西伯利亚干苦力的。

而张国焘因为有一个候补委员的名头，得以幸免审查，尽管如此，他还是因为刘仁静牵扯进去了，接受了一番质询，这一次，因为攻击张国焘的证词不足，也就不了了之了。

可苏联这次的清党运动，让张国焘感到很惶恐，莫斯科的氛围都变得异常紧张和奇怪，每个人都战战兢兢，他亲眼看到很多熟悉的人被带走，从此消失。

这次的经历，让张国焘残酷性的认识有了一个质变，用张国焘的话说就是“毛骨悚然”，相比之下原先在国内搞的那些争吵，简直就是小学生打架，幼稚的很。

或许从这个时候开始，张国焘内心深处就对信仰有了动摇，理想开始变质，向往追逐个人力量。

05

我们之前聊过，王明是踩着李立三上位的，其实张国焘能回国，也跟李立三有关。

1930年前后，李立三在国内搞得不太好，莫斯科对他的意见很大，要将他拿掉，而米夫也奉莫斯科指示，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作为新生力量，替换原来的老人。

张国焘能回国，是要感谢李立三的。

立三路线被确立为反莫斯科路线被打倒后，一大批老人下马，而新生代因为年纪太轻，没有啥干事的经验，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事情进展也比较缓慢。

这个时候米夫等人想到了张国焘。

尤其当李立三到了莫斯科接受批判时，张国焘也发挥了作用，而且在批斗李立三的错误时，张国焘一改往前刻意疏远国产国际的态度，一边批斗李立三，还一边拿自己举例，也不玩口头游戏了，向国产国际坦诚自己的错误。

还说自己这一年来，经过同志的耐心劝导，才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感谢组织的良苦用心。暗示李立三一上来就很光棍的承认自己全部的错误是态度有问题，是虚假的，像自己这样的，才是真正的改错态度。

李立三在国内先是让王明起飞了，到了莫斯科，又让张国焘解脱了。

通过批斗李立三表忠心后，张国焘又再次保证以后一定好好听话，不会对着干。正好国内很缺人，张国焘就顺势拿到了回国的车票。

回国后，张国焘主动请缨要去鄂豫皖苏区。

他是看明白了，以后是王明的天下了，不如地方上当一把手。

06

1931年3月，周委托顾顺章护送张、陈前往鄂豫皖苏区。后面又出现了顾顺章被捕的事，（见本站：王明回忆的关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的叛变以及二人叛变后的一些细节）。

陈昌浩虽然也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但他还是太嫩了，根本玩不过张国焘。

平心而论，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是有成绩的，确实取得了一番成就，收获了一批跟随者。

刚到鄂豫皖苏区的时候，张国焘在经过一番考察后，就着手实行新政策，先是通过“每人至少种五颗南瓜”解决了最紧张的粮食问题，之后又领导反围剿战役，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实行拥军优属政策，四方面军的力量开始壮大，三个月就招募了一万多新军。

但张国焘也在鄂豫皖苏区搞了肃反扩大化，很多同志遇害。

当时鄂豫皖苏区的军民都知道，上海来了一位大人物“张主席”，根据地不断扩大，就是因为“张主席”领导有方，可惜张国焘还没有得意多久，鄂豫皖苏区很快就遭遇了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四方面军被迫西征。

1932年，张国焘和陈昌浩率领四方面军挺近四川，建立了通南巴根据地，四方面军的发展再次迎来一个高潮，由此前的一万多人，发展到了八万多人。

“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就是形容红四方面军开创川陕根据地功绩的。

川陕根据地是个好地方，背靠巴山南麓，俯视川东盆地，地势险要，兵强马壮，是第二大的苏区。

当时，就连远在数千里之外江西苏区的教员都盛赞：川陕根据地“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对于川陕根据地取得的成就，张国焘也是很得意的：“我这个领导人自然 是一般乡下人所注目的……一般人觉得通南巴出了 一个‘真命天子’。”

然而张国焘这个人似乎有一个毛病，善于开局，却不擅长维护。

一旦取得了成就，就开始各种作妖，先是在川陕根据地内部重演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对外又四处树敌。

通南巴根据地刚红火没几天，张国焘又开始搞幺蛾子，四川本地军阀都乱成一锅粥了，互相打的不可开交，结果张国焘还能凭本事将四川军阀得罪光，让川军齐心来对付他，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通南巴根据地打得稀巴烂。

川陕根据地打烂了之后，张国焘有点心灰意冷，他在回忆录说“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单凭这里要求发展是不易的”。

这个时候，张国焘以为教员所在的中央苏区要比四方面军的情况好得多，心理就有点失落。

1935年两个方面军在懋功两河口会师后，张国焘听朱老总说：“现在一方面军是不能打仗了，它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

朱老总是个实诚人，根本没有想到张国焘有这么多的花花肠子，差点将一方面军的实情透露给张国焘了，但周对张国焘是有所了解的，经验很丰富，所以当时故意虚报了一个数字。

但张国焘不是傻子，光是看双方的行头，心里就已经开始怀疑了，用点手段后，张国焘很快就大致摸清了一方面军的家底。

张国焘惊喜的发现，原来自己才是“实力派”。

正是这种实力上的差距，让已经变质的张国焘开始付诸行动，开始了伸手要权、分庭抗礼、另立中央的三部曲。

这才有了后来的种种。

07

1937年3月，延安开始清算张国焘的错误。

贺老总在会上说 “：张国焘！你是知识分子出身，又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可以说是共产党出身。而我呢，则是土匪出身，又当过军阀，我现在由土匪、军阀变成了共产党，而你则由知识分子、共产党变成了土匪、军阀。张国焘，现在请你和我比一比，你现在成了什么样的屁人物？”

贺老总这个屁人物用的好，张国焘此后就只能算是一般人物了。

主角成配角，巨大的落差，就算是张国焘这个饱经风霜的元老，也有点扛不住。

从青年榜样到第一次碰壁，重新崛起又到南昌落下，经过莫斯科历练后，在鄂豫皖苏区重获新生，结果固态萌发重蹈覆辙。

纵观张国焘前半生，也算得上是三起三落。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时，就能清晰看到张国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从根子上就开始歪了。

当年张国焘受《新青年》影响，开始走上救国之路，这一时期，是他作为年轻学子的救国初心在发挥作用，当然，当年很多人加入红色组织，都是靠着最初的那种激情，当热情消退，只剩下寥寥几人。

但张国焘在早年间就已经显露了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他十分圆滑，善于投机，在危急关头很容易就做出突破底线的事。

1924年张国焘被直系军阀逮捕，在狱中没有受住拷打，将很多同志都供出来了，李陈在组织内任何职，铁路总工会有哪些人，都讲出来了，可谓是事无巨细，和盘托出。

张国焘在回忆录只说自己在狱中如何坚强，如何不屈，要不是后来档案里查出来这件事，谁也不清楚张国焘早已变节。

张国焘这个人的确很聪明，口才很好，也有干事的能力，但他的品行有问题，而且极自负，看不起他人，还觉得他人都很蠢。说凯丰是低能，说王明是小人，说教员是“伪善”，说米夫只会玩弄低级权术。

“言足以饰非，智足以拒谏。”用来形容张国焘正合适不过。

这导致张国焘伪装的很好，别人都看不出他只依赖信任自己的那一套经验，而非马列主义。

他在莫斯科也没有真正下苦心读书学习，也没有写出什么出彩的文章，也没有诚诚恳恳的认过错。

换句话说，张国焘的内在修养撑不起他的野心。

他也从未建立过牢固的信仰，追逐权力和力量才是他的信仰，所以一遇到困难就容易动摇，就想跑路，就想保留自己的力量。

力量一旦折损，就开始担心，患得患失，但一看到一方面军实力不如四方面军时，他又开始沾沾自喜。

不为革命前途忧虑，只为自己的权势衰落而忧虑；不为红军战士的折损感到难过，却以自己实力强而骄傲自大。这样的人，不是军阀是什么？

张国焘要是混职场，那也是一个标准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其实张国焘出走的内因早已完备。跟张国焘谈信仰，就是笑话，还是谈利益比较直入本质。

在张国焘看来，这一次失势，他已经丢失了十几年来积攒的资本，而随着教员地位的日渐稳固，张国焘认为自己极难有翻身之日。

张国焘这样的人，背不背叛，主要看付出的代价和收获的利益，一旦差距足够大，收益足够多，那他就会付诸行动。

一旦外因也完备了，就是采取行动之时。

08

1937年3月，在批斗张国焘错误的大会结束后，意味着张国焘在组织内的“财富”大大缩水，仅剩一点资格老的优势。

教员胸怀宽广，点到即止，并没有斩尽杀绝的意思，这让张国焘还能在延安过点稍微体面日子。

批斗结束后，张国焘被邀请到抗大讲经济学，虽然张国焘的学识远远比不上教员，可教授青年学生还是绰绰有余的，但七七事变再次改变了张国焘在延安的轨迹。

陕北洛川冯家村的会议结束后，张国焘被推举为边区政府主席。

但张国焘打死都不愿意就任正职，闹到最后，教员就提议让常年在外奔波的林伯渠当主席，让张国焘作为管理日常事物的副职。

张国焘最终还是接受安排，去任职了。

但张国焘干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有不少困难，一些正常的各部门沟通和往来，都被张国焘解读为延安是故意为难自己。别人接手之后，干的挺好，又说果然不出我所料，以前就是故意为难我。

人就是这样，一旦形成了某种观点，就啥也听不进去了。

说到底，还是张国焘太把自己当成一盘菜了，心态根本没有摆正。

1937年11月左右，张国焘刚接手工作没多久就撂挑子了，把工作都甩给了伍修权，当起了甩手掌柜，还美名其略乐得轻松。

恶人还需恶人磨，张国焘在延安当了几十天的闲人，王明就回国了。

09

作为张国焘的老对手老朋友，王明还给张国焘带来了一个劲爆的消息：在新疆的李特和黄超被秘密处决了，罪名是托派分子。

李特和黄超是张国焘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这个消息对于张国焘来说，何止是劲爆，简直就是惊悚。

王明还“好心”提醒张国焘，你不是托派分子，只是被托派利用。语气虽然温和，但无论怎么听都有胁迫的意味在里面。

更别说，王明还一直追问张国焘在草地的一些细节，怎么能让张国焘不感到害怕。

王明的到来，以及他向张国焘表露出要清算托派分子的态度，让张国焘胆战心惊。

面对王明，张国焘的淡定从容装不下去了，共产国际处理托派分子时那种宁愿错杀不愿放过的疯狂，张国焘可是亲身经历过的。王明这帮人斗起人来的狠劲，他也是领教和见识过的。

王明一来，张国焘出走的外因和内因都凑齐了。

在延安维持基本的体面生活，能比得上命重要？

都不用细细掰扯，张国焘立马就生出了逃离延安叛党的念头，这个念头从生出来的那一刻起，就一刻不停歇，奔着实际行动而去。

这一步，终归还是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