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自朱元璋时期，琉球王国与中国保持着宗藩关系。但日本在江户幕府时期，武力迫使琉球王国向日本进贡。等于琉球王国同时向中国（当时为清朝）与日本称臣进贡。

日本明治政府建立后，更是想让琉球王国只向日本政府进贡称臣，进而并吞琉球。因此，一直等待机会下手......

02

清同治十年（1871年）十月，一艘琉球国的船只，突然出现在了台湾岛的南部地区。

这艘船上原本共有66名琉球国商民，他们是驾船前往日本西南的萨摩地区进贡并做完生意之后，回国时遇到了台风，溺死3人后，才一路漂流到了台湾岛南部得以登上陆地。

不料闯入了台湾原住民居住地，遭到牡丹社高山族人攻击，54人遇害，12人被当地汉人救下。史称“牡丹社事件”。

1874年5月，日本借牡丹社事件，向牡丹社一带大举进攻。高山族民众虽英勇抵抗，但终究不是对手。日本在占领区内修路筑桥，成立政府。清廷获悉日本犯台后，急派船政大臣沈葆桢和福建布政使潘蔚赴台处理......

最终，积贫积弱的清廷选择了花钱消灾，在英国公使调停下，清日双方签订了《中日台湾事件专约》，清政府赔偿日本白银50万两作为补偿。

12月，日军撤出台湾。

03

虽然50万两，对于对于大清国来说不过九牛一毛。但是，被同属被西方列强打压的日本欺负了的事实，还是在朝中激起了轩然大波。

群臣纷纷上奏，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海防战略的大讨论。

清朝最后决定分别成立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任命李鸿章为北洋通商事物大臣，总管北洋水师，任命沈保桢为南洋通商事务大臣，总管南洋水师。

04

清光绪七年（1881年），清廷海防大筹议后的第六个年头，以“自强，求富”为要旨的洋务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

引进西方的先进军舰，兴办西式海军学堂，培养新式的海军人才......清帝国的海军事业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建立一支能够“拱卫京畿，御敌于海上”的近代化新式海军成为清廷的当务之急。

也是在这一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报朝廷，创办了当时中国北方的第一所西式海军学堂——天津水师学堂。

为了能够招到更多的优秀青年人才，李鸿章特地在《水师学堂招生告示》中郑重表示：

“饷银由每月一两提升到四两，学业优异者，本大臣将额外予以奏奖，破格录用！”

如此丰厚的待遇，对于家境贫寒，不得不背井离乡谋生的黎元洪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清光绪九年（1883年），满怀一腔热血的黎元洪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水师学堂管轮科（一说机械科），正式开始了为期五年的新式海军教育的生涯。

在天津水师学堂，黎元洪遇到了两个对自己未来人生影响颇深的人。

黎元洪

05

一个是李鸿章的军事顾问兼任北洋水师教官的德国人汉纳根。德国籍教官汉纳根涉猎广泛，不仅是天津水师学堂的骑术教官，同时他也精通步兵和炮兵等科目。

另一个是足以改变其一生命运，亦师亦友的总教习萨镇冰。毕业于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萨镇冰，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他严于律己，爱兵如子，生活清简，也从不欺压底层学生和士兵。

在萨镇冰的悉心教导和鼓励下，黎元洪勤学苦练，以甲等成绩列为管轮科第一班。

萨镇冰对于学生时代的黎元洪的影响远不止学习这一方面。萨镇冰用他那几近苛刻的军人作风潜移默化地塑造着黎元洪英勇刚毅的性格。

这种影响使得后来投身军旅，甚至步入政坛的黎元洪也能时刻做到按行自抑，体恤下属，爱护百姓。

这是后话。

06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李鸿章苦心经营十余年的北洋水师，在威海卫刘公岛上的海军公所正式宣告成军。

清帝国自此真正拥有了一支初具规模的近代化新式海军。

同年，黎元洪以优异的成绩从天津水师学堂顺利毕业，李鸿章赏他六品顶戴，并授予他把总的职位，后被派往来远号铁甲快船见习。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黎元洪调任广东水师，担任广东水师“广甲”号穹甲式快船的三管轮。

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黎元洪随“广甲”舰北上，同北洋舰队一起接受清廷的校阅。“广甲”舰表现亮眼，经李鸿章保奏，黎元洪被擢升为二管轮，赏五品顶戴和功牌。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5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李氏朝鲜紧急向清廷求援。觊觎朝鲜已久的日本蠢蠢欲动，欲趁机出兵占领朝鲜。清日双方剑拔弩张。

李鸿章为加强北洋海军战备，将“广甲”等三舰留在了北洋，编入丁汝昌率领的北洋水师。

同年9月，打破东亚数千年未变之格局的中日黄海大海战爆发。

07

黄海大海战是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蒸汽机铁甲舰大海战。

黄海海战打响后，担任“广甲舰”大管轮的黎元洪沉着驾驶军舰，配合“定远”，“来远”，“经远”围攻“西京丸”、“赤城”等日舰，重创日舰“比睿”和“赤城”。

但，面对日本联合舰队的新锐巡洋舰，“六年仅添一舰一艇”的北洋水师终究显得过于孱弱。尤其是黎元洪所任职的“广甲舰”，排水量仅1300吨，最高时速仅14节，平时仅为练习舰或鱼雷舰之用。

更加差强人意的是，“广甲舰”属于铁胁木壳船，舰体几乎没有任何的装甲防护能力。结局可想而知。

开战三个多小时后，向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吉野”发起自杀式冲锋的“致远”不幸被鱼雷击中，“致远”旋即爆炸沉没，管带邓世昌及数百名水兵壮烈殉国。

“致远”附近作战的“济远”管带方伯谦见状，立即下令军舰掉头，率舰逃离战场，慌不择路，将重伤起火搁浅的“扬威”拦腰撞沉。

“广甲”管带吴敬荣紧随其后，命令大管轮黎元洪跟随“济远”撤离战场，也急不择途，在大连湾三山岛附近触礁搁浅。后被在黄海海面游弋的日舰“浪速”，“秋津洲”发现了重伤搁浅的“广甲”，为免军舰资敌，管带吴敬荣下令烧毁军舰，黎元洪和幸存水兵纷纷跳海逃生。

疲惫不堪的黎元洪等人在冰冷的大海里漂了10多个小时，才被海浪冲到岸边。

当饥寒交迫的一行人庆幸自己终于活着回到位于旅顺口的北洋海军基地时，却发现海军衙门正在到处贴告示缉拿“广甲”逃兵。

最终，“广甲”官兵因畏战怯战，擅自逃离战场，致使北洋舰队阵型混乱，管带吴敬荣被革职查办，黎元洪等几名幸存水兵被判处监禁。

后来又由于“广甲”舰体完全损毁，没有证据能直接证明“广甲”官兵怯战畏战，黎元洪等人在监禁几个月后重获自由。

08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2月，日本海陆两军攻占了刘公岛，威海卫之战宣告结束，鏖战数月之久的中日甲午战争也于《马关条约》的签订而落下帷幕。

是役，北洋水师的军舰或自沉或被俘，残存的水师官兵就地遣散。曾经号称“亚洲第一海军”，耗资数千万两白银的北洋水师，从此不复存在。

黎元洪挥泪告别了勤恳效力十二年的海军生涯，不得不另谋生路，人生坠入了低谷......

09

甲午一役，无论是对清廷的实际掌权者，还是传统的士大夫阶层都是一次震耳欲聋的冲击。

时任署理两江总督的重臣张之洞认为，日本的社会制度和军事制度的改革已经初见成效，中国如要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应先将邻国日本做为进击的阶梯。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之洞在南京设立延才馆，编练自强军，发布檄文广聘海、陆军优秀青年人才。

张之洞

赋闲的黎元洪顿感柳暗花明，随即长途跋涉到南京投奔效劳。求贤若渴的张之洞也对于天津水师学堂毕业的高材生黎元洪显得格外器重。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考察，张之洞发现黎元洪绝非“等闲之辈”，仿佛在朝气蓬勃的黎元洪身上看到了老态龙钟的清帝国复兴的希望。

初来乍到的黎元洪被张之洞委以南京地区炮台工程的总监工，炮台总教习和专台的重任。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张之洞离开南京，回任湖广总督，黎元洪作为亲信，一同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湖北老家，在湖北枪炮厂负责监制各种新式快枪利炮。

同年，张之洞以原自强军的江南护军前营为样板，开始大力编练湖北新军，黎元洪先是担任护军后营帮带，后张又因为黎元洪的马术了得，将其调任马队管带。爱兵如子的黎元洪常常以身作则，同所部官兵同甘共苦，刻苦训练，深得官兵爱戴。

为了对湖北新军进行现代化的军制改革，张之洞先后三次派黎元洪东渡日本，考察日本的军事教育和制度。

在日本接触过各种现代化军事思想的黎元洪回国后，更加受到张之洞的赏识和倚重。自此，黎元洪的仕途开始平步青云，官衔越做越大。在清末全国所练新军中首屈一指，成为了清军中享誉盛名的高级将领。

10

历史的厚重车轮碾过二十世纪，破败不堪的清帝国犹如步履蹒跚的老人，无精打采地欣赏着最后的落日余晖。

同时，各种西方先进的民主思想不断涌入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呼声一浪胜过一浪，民主共和的潮流已经不可逆转。

在这种大背景下，黎元洪成了清政府和革命党双方都想极力争取的对象。

一方面，手握重兵的黎元洪作为清军高级将领，是清政府的锋利“鹰爪”；

另一方面，他又作为新军领袖，思想开明，乐于接受新鲜事物，成为了革命党潜在的盟友。

清宣统三年（10月10日），中国同盟会在湖北武昌发动武装起义。

首义的革命党人为了尽快稳定武昌混乱的局势，集中力量应对江北清军海陆两路的反扑，急需选出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因此强迫在新军中德高望重的黎元洪出任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大都督，后又推举黎担任中央军政府大都督。

随之，各省纷纷宣布成立军政府，脱离清政府的统治。

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率领的北洋军却一路高歌猛进，相继攻克汉口和汉阳，革/命军被迫退守武昌，局势危急万分。

形势促使南北双方开始议和。作为名义上领导人的黎元洪却在“战”与“和”之间左右摇摆。到了12月9日，南北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停战，清帝正式宣布退位。

民国元年（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黎元洪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兼任湖北省都督。表面上看，民主革/命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实际上暗流涌动。黎元洪就任副总统就是各派互相妥协的结果......

11

辛亥革命爆发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果实。

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再造共和的“二次革命”。

但袁世凯的北洋军，武器装备先进，士兵训练有素，军队士气高涨，处于弱势的革/命军难以抵挡，节节败退。

不久，民国临时首都南京失守，孙中山等人被迫再度流亡海外，刚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岌岌可危。

12

民国二年（1913年），黎元洪率先通电全国，主张先选总统再定宪法。

国会里那些被袁世凯威逼利诱的议员们迫于袁的淫威不得已选举他为“正式”的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依旧被国会选举为副总统。袁世凯想要称帝的野心此时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对于袁世凯一系列倒行逆施的称帝活动，黎元洪持消极反对的态度，多次向袁世凯递交辞呈，请求回湖北原籍修养，与帝制划清界限。但袁早已看透他的“小心思”，一律不予批准。

民国四年（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称帝。称帝后的第一条命令，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

但被黎元洪委婉拒绝：如果自己接受了这个所谓的“武义亲王“的虚名，就是彻底与袁世凯狼狈为奸，自己也将会变为民族的罪人。

果不其然，袁世凯称帝的消息不胫而走，全国舆论一片哗然，讨伐声此起彼伏。蔡锷，唐继尧等人高举护国运动的大旗，起兵反对帝制。焦头烂额的袁世凯不得不狼狈取消帝制。

民国五年（1916年），心力交瘁的袁世凯在一片征讨声中溘然长逝，副总统黎元洪在北京东厂胡同府邸正式就职中华民国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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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并非北洋军阀却能继任民国大总统，离不开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大力拥护和支持。

段祺瑞

当然，实力强劲的段祺瑞拥护黎元洪，完全是出于当时政/治形势的考虑。没有自己武装力量的黎元洪就像一枚棋子，一枚各方势力相互牵制的棋子。

黎元洪不甘寄人篱下，多次公开反对段祺瑞，并解除了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段祺瑞因此愤然离京，密谋倒戈伐黎。

民国六年（1917年），就在黎段“府院之争”最激烈之时，“辫帅”张勋趁机率领五千辫子军北上进京，拥护清废帝溥仪重新即位。

张勋

几天后，段祺瑞以讨逆军总司令的名义誓师北上讨伐，作为“再造共和”的功臣重新回到北京。在张勋叛乱期间躲在日本公使馆的黎元洪也重获自由。

14

民国初年的政坛混乱不堪，大总统更是“走马灯”式的更换。

民国十一年（1922年），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赶走了皖系总统徐世昌。

直系军阀虽然对总统一职垂涎已久，但是顾忌各军阀可能会举兵反对，不得已拥护黎元洪再次登上总统的宝座。

但北洋政府内国会与内阁的冲突和斗争从未停息，各派之间明争暗斗。

黎元洪先后在北洋政府担任两次大总统，三任副总统。但每一任都是作为军阀势力的附庸，并无实际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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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系军阀段祺瑞平定张勋后，亲自邀请黎元洪继续担任总统。但是黎元洪厌恶尔虞我诈的官场，通电全国下野，隐居津门。

黎元洪在寓居天津期间，欧洲各列强正打的难舍难分，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难得的“春天”。

黎元洪受到了“实业救国”思潮的鼓舞，以普通商人的身份投资了银行，食品，煤矿，保险，证券等多个行业，获利匪浅。

民国十六年（1928年），这个被机缘巧合推到风口浪尖的旧军人，有一点点良知和救国理念的晚清官吏，经辛亥革命洗礼后赞同共和坚决反对帝制的民国人物，谙于世故爱惜羽毛的利己者，因为脑溢血在天津逝世。

从个人角度，黎元洪是幸运的，历史把他推到舞台中央。但对一个时代来说，却是不幸的。

来源：汉周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