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饶事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发生的第一次党内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刚到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不但义正辞严地拒绝了高岗的拉拢，而且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参加了粉碎高饶反党活动的斗争，有力地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

“新税制”风波中主持公道

1952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邓小平从重庆举家迁往北京，就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不久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同时还继续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后不久，党内围绕新税制问题引发一场争论和斗争。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旧税制，很快建立了自己的税制。1950年初，政务院通过并颁布了《全国税收实施要则》。根据当时国营和合作社经济还很薄弱的实际，税法规定对国营工商业和合作社经济采取某些特殊优惠的政策，如规定国营工商业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货物不纳税；新成立的供销合作社免纳一年所得税，营业税按2％的税率征收，并按八折优待；新成立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免纳三年的营业税和所得税等。

到了1952年下半年，由于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经济中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其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加工订货及代购代销等经营方式日益扩大，私营企业主看到国营经济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不纳税，也就更多地来工厂直接售货给零售商或委托零售商代售，以逃避批发营业税。由于经营方式、流通环节的变化，商品中间流转环节减少，使得营业税中的批发营业税减少或很难收上来。

这时，国家即将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不断增加税收为经济建设提供可靠的资金来源。可是，由于出现上述情况，原定的税难以收上来，国家税收有下降趋势。

针对这种情况，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对原有的税制作了重大修正。1952年底，政务院一百六十四次政务会议批准了修正后的税制。修正税制规定：一是试行商品流通税，即从生产到流通环节的各种税负合并为单一的商品流通税，在批发和收购环节一次征收；二是将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等的一些项目合并简化；三是修订工商税，将工业品批发环节应交的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直接缴纳；四是取消对供销合作社征收营业税打八折的优待和合作社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的规定。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同一天，该报还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明确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在修正税制的过程中，由于操之过急，工作较粗糙，如方案提出来以后，没有发到地方财政、税务部门去征求意见，更没有同地方党政领导打招呼，新税制公布前也没有提交中财委党组会议讨论，没有直接向毛泽东进行汇报，听取他的意见。这样一来，修正后的税制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把在流通环节难以收上来的工业品的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去征，使一些私营批发商得到了便宜，而工厂的税负则相应增加。同时，由于取消了对供销合作社的一些优待条件，使得供销部门的意见也很大。加之新税制公布时商业系统正在调整一些商品的价格，个别商品也因为实行新税制的缘故而提了价。于是，新税制公布后，在一个短时间里，一些地方曾出现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引起了各方面的不满和批评。

执行新税制中出现的问题，也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953年1月15日，他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对“匆率发表”新税制提出批评，并要求主管机关将“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举条向他作报告。随后，财政部税务总局派出若干个小组分赴各大中城市检查，并每天与各主要城市通话联系，解决发生的问题。经过努力，执行新税制中所发生的较大问题，很快都采取了补救措施，得到妥善解决。

随后，财政部、商业部、粮食部的负责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修正税制的目的、新税制对物价的影响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等，作了说明。接着，财政部又将税制修正的情况和实行中出现的问题，向毛泽东和政治局作了一次汇报。毛泽东再次对新税制提出了批评，认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1953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财经工作会议。会议原定的议题主要是讨论关于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的问题，以及财经方面其他一些具体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大区、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人(各大区、省市的财委主任都由党的第一书记兼)。大会的经常主持人是周恩来、高岗(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邓小平。

财经工作会议一开始，讨论和批评“新税制”实际上成了会议的中心内容，而且各方面的批评，集中在具体负责税制修正的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身上。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薄一波于7月13日下午在扩大的第十五次领导小组会议上，作了第一次检讨。他说：“过去财经工作的错误是很多的，枝节地讲不解决问题，我想主要的一条是对党在过渡时期的财经总政策钻研不深，没有彻底解决，而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后期，没有总结出从方针到政策的整套办法来。”他还承认修正税制没有从总的政策出发加以考虑，没有进行具体的调查研究，没有进行典型试验，主观轻率从事，因而从方针到具体做法都犯了严重错误。

可是，薄一波的检讨并未过关，而且会议的气氛反而紧张起来。从7月14日起到7月25日之间，会议连续召开了八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对薄一波进行批评。8月1日，薄一波不得不作了第二次检讨。在这个过程中，高岗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更多权力的目的，利用财经工作和“新税制”中存在的问题，以批薄一波为名，把矛头对向刘少奇，企图先推倒刘少奇，再推倒周恩来，实现其篡党夺权目的。高岗和他的极少数追随者，在会上发表无原则的言论，制造党内纠纷，在会外散布流言蜚语，污蔑中央有“圈圈”。高岗无中生有地说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也有一个“圈圈”。高岗将矛头对向刘少奇的同时，还竭力鼓吹他自己能力如何强，历史上如何正确，似乎党内除了毛泽东，就数他高岗有水平了。

高岗

高岗在批判薄一波的发言中，无限上纲，随意给薄一波扣上“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品质不良”等一顶顶大帽子。他在发言中，采取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手法，把刘少奇曾经说过的一些话，如1947年土地改革中说过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1949年在天津讲话中的一些观点，1950年有关东北富农党员问题谈话中的观点，1951年有关山西互助合作批语中的观点等等，统统安到薄一波的头上加以批判，玩起“批薄射刘”诡计。

财经工作会议期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同时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与高岗一唱一和，策动对薄一波的批判斗争。饶漱石指责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未到会是“消极抵抗”，一再逼安子文在会上发言，说什么“在这样大的党内斗争面前，你不应该不表示态度。”饶漱石还不顾毛泽东要加强团结的指示，在财经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把所谓的“圈圈”问题与“名单”问题(1953年3月初，高岗找到安子文，说毛泽东找他谈话，中央政治局成员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子文未经中共中央授权，草拟了一份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给高岗看过，也同饶漱石谈过。高、饶明知这样做不妥，却不向中共中央报告，而把“名单”向一些高级干部散发，制造党内矛盾)提了出来，进一步增加了会议的紧张气氛。

由于高岗、饶漱石从中作梗，致使财经工作会议开了两个月，还迟迟作不出结论。最后还是毛泽东给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出了个主意，要周恩来去“搬兵”，把陈云、邓小平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

饶漱石

当时，陈云和邓小平都在北戴河，得到周恩来“搬兵”的通知后，立即回到北京参加了会议。陈云在发言中一方面对薄一波在“新税制”中存在的缺点作了善意的批评，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中财委内部在工作中间个别不同的意见不会没有，但不存在两条路线的问题。邓小平在发言中则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由于陈云、邓小平在会上讲了公道话，使会议气氛发生了变化，结论也就比较好作了。8月11日晚，会议由陈云主持，周恩来做了总结报告。8月12日，毛泽东向出席、列席会议的全体人员作了一次重要讲话。一方面，他批评了“新税制”的错误，认为新税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种错误不是“带路线性”的错误。同时，毛泽东还提出要批评主观主义和分散主义，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有谦虚、坚韧的精神。这样，因新税税制引起的党内风波得以平息。

严词拒绝高岗的拉拢

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是高岗、饶漱石政治野心的最初暴露，但他们并未就此收敛，反而进一步滑向分裂党的深渊。

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中共中央提出了我国的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中共中央是否增加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也提出要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和二线，他退居二线。高岗以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到了，便伙同饶漱石，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大肆捏造和散布毛泽东对刘少奇工作不满的谣言，别有用心地说毛泽东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自己搞政治局。在另外一些场合，他又主张由林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1953年10月，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地区，在高级干部中进行游说，加紧进行篡党夺权的活动。他散布大量的分裂党、攻击刘少奇的言论，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修改，《决议》中关于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对头，需要重新做结论。他还把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并把自己说成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掌握在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的党”手里，需要彻底改组，由“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也就是由他来掌握。他企图用这套言论去煽动根据地和军队出身的干部同他一道，搞倒刘少奇、周恩来，由他来当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

高岗首先拉拢林彪，得到了支持他的承诺。他继而又找到了邓小平。在他看来，在各大区和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中，只要取得邓小平的支持就好办了。因为他认为，东北是他的根据地，自然是他说一不二；华东的饶漱石现在已和他一唱一和，上了一条船了；中南的林彪已经拉拢住；西北的彭德怀为人耿直；只有西南的邓小平交往不多，心中没底。1953年秋后，高岗找到邓小平，对邓小平说，在中国谁是列宁的问题解决了，但谁是斯大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看是谁呀?邓小平看穿了高岗的用意，故意指着挂在墙上的中央书记处几位书记的像(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说，就在这中间嘛!邓小平还明确表示：“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在坚持党性原则的邓小平这里，高岗碰了一鼻子灰。

高岗见拉拢邓小平不成，又去找陈云，说要向毛泽东建议中央多设几个副主席，还提出“你一个，我一个。”邓小平和陈云都感到高岗这种做法是完全违背党的原则的，任其下去有分裂党的危险，乃及时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后来，邓小平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这样说：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在高岗四处活动之际，饶漱石也没有闲着，到处散布刘少奇的谣言，配合高岗企图把刘少奇拉下来。他本来是刘少奇在华中工作时培养起来的干部，但自从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误以为现在是高岗得势，刘少奇可能会“失势”，于是就不择手段通过打击副部长安子文，极力表白他不是刘少奇“圈圈”中的人，以取得高岗的信任。在1953年夏季财经工作会议期间，饶漱石捏造说：某某是一个宗派，一个“圈圈”，刘少奇是他们的支持者。在安子文就“名单”问题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处分后，饶漱石却仍抓住这件事不放，并煽风点火说：财经会议上斗了薄一波，会后还要斗“圈”中的安子文。

果不其然，财经工作会后不久，饶漱石未经中共中央同意，就制造各种借口，在中组部内发动了对安子文的斗争。他指责安子文起草的中组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中组部是潭死水，问题严重，要把它“震动”一下。安子文将这些情况如实地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找饶漱石淡了一次话，表示不同意他的这种错误做法，并告诫他要冷静行事，不要再在中组部内部继续争吵。但利令智昏的饶漱石根本听不进去，在中组部召开的两次部务会议上，继续斗争安子文，还倒打一耙，指责安向刘少奇反映问题是“有意挑拨是非，制造分裂”，逼迫安子文作检讨。

1953年9、10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主要内容原定是总结经验，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以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可是，饶漱石却在会上兴风作浪，煽动个别不明真相的地方党委组织部长同他一起攻击安子文，并把矛头对向刘少奇。尽管如此，仍没有掀起多大的风浪。饶漱石不死心，在中央书记处汇报会上说：“这次组织工作会议，该来的人没有来，不该来的倒来了一大堆。”毛泽东听出了他的话外之音，就让邓小平问他谁该来，开个名单，统统请来。饶漱石心中有鬼，只点了陈赓的名字。原来，他听说解放战争时期陈赓率部在太行山地区活动时，因后勤供应问题曾对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的薄一波有过意见，又知道陈赓讲话无所顾忌，以为陈赓来了能放上—炮。其实陈赓根本不是那种人，他来开会后并没有如饶漱石所想的那样发言。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出现不正常情况后，毛泽东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在领导小组会上，刘少奇肯定了中组部过去工作的成绩，同时对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邓小平也在会上强调：中组部工作的成绩，“是与毛主席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但子文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是领导得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的。”

妥善处理高、饶问题

高岗、饶漱石本来是毛泽东信任的干部，把他们调来中央，本意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但是，高、饶到北京后，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个人权欲迅速膨胀，拨弄是非，拉帮结派，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对党的团结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也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毛泽东原本对高、饶1953年夏季财经工作会议以来的不正常举动就有所察觉，邓小平、陈云汇报有关情况后，他进一步警觉起来，但他还是决定亲自“测试”一下。同年12月，他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准备外出休假，拟请刘少奇临时代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刘少奇谦逊地表示，还是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与会的其他人都认为还是按惯例由刘少奇主持，只有高岗表示反对，说“轮流吧，搞轮流好”。高岗的面目进一步暴露出来，从而也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解决高、饶的问题。

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有29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高、饶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对高、饶的阴谋活动提出了严重警告。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同时决定，毛泽东休息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高、饶问题则交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负责处理。

1954年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刘少奇主持了这次会议。四中全会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曾在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又找饶漱石谈话，点出他们的问题。七届四中全会讨论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刘少奇在会上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对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不点名地批评说，如果其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坚决制止，“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

会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都发了言，严肃批评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希望他们幡然悔悟，改正错误。

邓小平在发言中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由于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于是在我们党内，尤其是在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中，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骄傲自满情绪如果不及时提醒，必然要使我们丧失敌情观念，必然要破坏我们党的团结，那我们就要丧失斗志，经不住敌人的任何袭击，从而使我们的伟大事业遭到失败。”

邓小平认为，骄傲情绪在党内，主要是在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中，正在滋长着，如果不注意克服，就会发展到一种可怕的危险的地步。他强调，骄傲一定会使党的团结受到损害，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对于个人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它是一种腐蚀剂，它可以引导个人主义发展，把一个满腔热忱的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丧失掉，而堕落到最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

他还说：“我们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对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的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

最后，邓小平说，四中全会和全会的决议，对某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是很重要的，是给了这些同志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是对这些同志最直接的帮助。四中全会的决议是一副消毒剂，每个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这个决议当做一面镜子来照照自己，使全党具有更高的信心，更旺盛的士气，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这年2月中旬，分别举行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随后，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和上海市委等又召集专门会议，对高、饶问题进行揭发和批判。在无可抵赖的事实面前，高岗仍拒不悔改，反以自杀(未遂)拒绝党的挽救。1954年8月17日，高岗再次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1955年3月下旬，中国共产党举行全国代表会议，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全面揭发了高岗、饶漱石一系列的反党阴谋活动，回顾了党同高岗、饶漱石斗争的经过，总结了进行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和经验教训。

报告指出：“党内的争论必须在党的组织内公开合法地进行，必须严格禁止宗派的、分裂的、阴谋的活动。我们的党要求任何党员忠实地执行党的一切决议和指示，同时容许在党的会议上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以便分清是非，达到正确的结论。党绝对禁止像高岗、饶漱石那样，用阴谋家的手段背着党的组织，暗中进行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活动。”

报告强调了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认为高岗、饶漱石在党的组织生活上总是一方面对上级闹独立性，另一方面总是在他们所领导的工作中建立家长式的统治，否认集体领导，压制民主，压制批评，同时他们也不敢按照党内合法的民主制度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因此，“必须正确地发展党内民主，坚决地贯彻集体领导的原则，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次全国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

事隔多年之后，邓小平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仍然肯定“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他说：“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饶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来，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高岗自杀16年后，毛主席找到周总理：去把他的妻儿接回北京

2004年6月，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代表中央去看望了高岗的遗孀李力群，并对她说：

中央对重新审理高岗的问题很重视，组织力量用了3年左右的时间，查阅各个历史时期的500多份档案资料，对高岗同志一生有了更多的、新的认识。高岗同志为党和国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对西北、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及建国之初的抗美援朝做出了很多贡献。

听到“高岗同志”的称呼，84岁的李力群激动不已，泪水涟涟。

不久后，高岗墓碑被重修，《高岗传》也经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经过《高岗传》的介绍，广大读者开始了解到高岗复杂曲折的一生。

《高岗传》评价高岗一生有五大功绩：

参与创建了西北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连任三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

在解放战争中为成功夺取东北立下功劳；

新中国建国初主持东北的建设；

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后勤保障。

毛主席的一道命令，挽救了高岗的性命

高岗1905年出生于陕西米脂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和明末著名的农民领袖李自成是同乡。

他自幼性格活泼好动，是同村孩童中的孩子王。长大后的高岗身上颇有一些江湖草莽英雄的气息，这种性格在他的童年就有体现。

高岗13岁进入米脂县龙镇小学读书，17岁又考入了横山县第一高等小学堂，在横山一高期间，高岗结识了刘志丹、曹动之等进步学生。他的思想受到洗礼，不久后加入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高岗回到横山县，开始组织农民协会抗租、抗捐，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做斗争，开始了自己的革命之路。

在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人的领导下，历经数年的曲折艰险和逐步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这期间，高岗的功劳当然不如刘志丹和谢子长大，但他同样为开辟这块根据地而筚路蓝缕、出生入死。

在这些日子里，高岗先后担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委、红二十六军政委、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务，成了陕北红军的代表人物之一。

熟悉党史的朋友应该知道，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党的历史上有着起承转合，乃至存亡续绝的特殊地位。

1935年9月，因“南下北上”之争，张国焘与中央产生严重分歧，他密电陈昌浩要求武力解决，在得到叶剑英的报告后，中央率领一、三军团和中央机关连夜单独北上。

此时中央的作战部队加起来也不过4000人，实际兵力只有6个营，真可谓前途未卜，九死一生。1960年，埃德加·斯诺曾问毛主席：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主席回答：是1935年长征途中在草地上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

纵使见惯了惊涛骇浪、人生起伏、生生死死，毛主席依旧难忘当时的艰险。

中央红军该往何处落脚呢？

1933年，时任陕西省委秘书长的贾拓夫在去瑞金参加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曾向中央汇报过陕西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情况。中央知道我们在西北有一块根据地，但在会议结束后，贾拓夫就留在了中央苏区，并和红一方面军一起走完了长征。西北的根据地在两年后是否依旧还在，谁也不知道。

1935年9月19日，红军来到哈达铺，缴获了一些书籍和报纸，在其中一张报纸上，刊登着徐海东率领红25军和陕北刘志丹红军会合的消息，报社还“贴心地”附上了一张“匪区略图”。

中央随即召开了一次团以上的干部会，决定“我们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这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时任红26骑兵团政委的龚逢春得知消息后，立刻赶到吴起镇向中央汇报了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基本情况，尤其重点汇报了刘志丹等同志已经被捕的情况。

龚逢春同志

听到这个消息后，毛主席立刻派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以及中组部部长李维汉等人携带电台，作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

贾拓夫、李维汉在甘泉下寺湾找到了郭洪涛，确实了刘志丹等同志被捕的消息，他们电告中央后，毛主席当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中央红军保卫局局长王首道代表中央前往瓦窑堡，接管西北保卫局，防止事态恶化。

毛主席的决策是及时的、果断的，他的这道命令挽救了刘志丹、高岗的数十位同志的性命。不久后，中央赶到瓦窑堡，对西北局的工作进行了严厉了批评，并对西北保卫局局长戴季英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给予了严重警告处分。

12月13日，毛主席从前线来到瓦窑堡后，接见了刘志丹、高岗等蒙冤同志，这就是高岗和毛主席的第一次见面。

当时高岗在西北根据地的排位并不高，刘志丹、朱理治、郭洪涛等人都比他地位高一些，毛主席未必对高岗有什么印象；但对高岗来说，他对这次见面可以说是刻骨铭心，因为如果不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及时到来，他可能就要命丧黄泉了，而这样，也就没有后来的那个高岗了。

作为西北局头号人物，为何说高岗有机会位列开国元帅？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此时刘志丹同志已经在一年前的东征战役中牺牲，高岗便成为了陕北干部的代表人物。

在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是中央的驻地，实际上相当于卫戍区，地位自然非同凡响，而要经营好这块地方，自然还要多多仰赖熟悉这里的本地干部，高岗的崛起依赖的就是这一历史契机。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高岗被推举为边区参议会会长。从名义上说，参议会是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担任议长已经是很高的职务了，更何况高岗同时还兼任了边区保卫司令和西北局书记这两项职务，可以说是西北地区党政军方面非常重要的人物。

对于高岗的表现，毛主席是非常满意的，他曾说：“虽然来到陕北已有五六年，但无论是了解情况方面，还是与这个的群众关系方面，我都不能和高岗这样的同志相比。”

高岗曾有成为共和国开国元帅的机会。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当时国民党给只给了八路军3个师的编制，这三个师分别是以林彪为师长的115师，以贺龙为师长的120师和以刘伯承为师长的129师。

这个消息传来后，陕北的一些军事干部认为，115师代表的是红一方面，120师代表的红二方面军，129师代表的是红四方面军，至于陕北红军则没有代表，所以陕北红军也应该单独编成一个陕北师。

但是这个意见最终并未被采纳，陕北红军（红15军团）最终被编为115师344旅，由军团长徐海东出任该旅旅长。

如果“陕北师”真的能组建，那么高岗或者徐海东、阎红彦会顺理成章地成为该师的师长和政委，日后高岗位列开国元帅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1945年10月下旬，高岗和张闻天等人一起乘飞机飞往东北，尽管他已经离开了陕北，但那一年他还是当选边区政府参议会议长。由此看来，高岗在抗战时期的功劳和威望都是能获得大家的认可的。

从西北到东北，高岗成了东北地区绝对的“一把手”

东北，拥有13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工业发达，战略地位十分显著。

中央看重东北，因为拿下东北，就可以使东北和冀热辽等解放区连成一片，我们便可以摆脱国民党长期来以的分割保包围，拥有一个坚强可靠的、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大后方。

国民党看重东北，因为这里是全国的工业、经济中心之一，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拿下东北便可以切断我党与苏联的联系，那时候，整个解放区便将处于国军的南北夹击之中。

当时有一句话叫：得东北者得天下。这句话并不夸张。

早在1945年5月，党的七大会议上，毛主席就高瞻远瞩地指出：

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在我们的领导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确定了我们的胜利。

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不巩固，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么，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这年8月日本投降，国共双方对于东北地区的争夺战随即展开，延安迅速反应，朱德总司令连发三道命令进军东北，毛主席也亲自召开会议，着手派遣干部进入的东北的事宜。

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同志随即表达了自己想去东北工作的强烈愿望。他们也成为了我党第一批进入东北的高级干部。

为什么选择高岗呢？原因不难理解：我党之前在东北虽然有一定的基础，但并未形成根据地，那里的工作还需要从头干起，而高岗当年正是这样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参与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他拥有丰富的根据地斗争经验。

为了增强东北的领导力量，中央最后同意让肩负着领导西北根据地重任的高岗去东北工作。

这次职务调动，中央的目的绝非是简单地让高岗从西北调到东北，而是想让他在这次战略性的决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体现了中央对高岗能力的认可。

高岗后来常常自豪地对别人说，当年毛主席派他去东北时曾对他说：“彭真已经去了，你有创建根据地的经验，你去帮帮他。”

1945年11月，高岗到达北满，开始着手在北满四省开辟根据地，并担任北满军区司令员。期间，高岗和陈云、张闻天联名向中央和东北局发电，指出：“我独霸满洲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应该“有计划地迅速地将武装力量及干部分散到广大乡村”“建立广大的巩固根据地”，反对“留恋大城市”。

在高岗、陈云、张闻天等同志的正确方针下，北满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不久后他又兼任哈尔滨前线野战司令，组织攻取了哈尔滨。46年6月，高岗开始担任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主要负责主持东北局的后方工作。

1948年1月，东北军区成立，高岗担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在此期间，高岗积极剿匪，推进土改工作，千方百计建设和稳固根据地，并完成了东北军区数十万兵力的后勤保障工作。辽沈战役期间，东北一度形成林彪在前方指挥打仗，高岗在后方主持工作的局面。

辽沈战役结束后，林彪、罗荣桓率领东野大军入关，高岗则留守东北，一人身兼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三项要职，是当时六个大区唯一一个身兼党、政、军三大要职的领导人。

建国后，高岗继续主政东北，负责组织当地的经济恢复工作。高岗在任期间，东北1949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平均增长20%左右，全年工业生产总值超过原计划4.2%，并重建了鞍钢……

有人曾评价说：“金鸡报晓，始于东北。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新中国的工业与科研，也可以说是在东北首先唱响建设之歌的。”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从东北入朝。在战役持续期间，主政东北的高岗负责统筹志愿军在国内的后勤保障工作，在这一时期，他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据开国少将、东北军区后勤部副组长张明远回忆，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对东北在战争期间的后勤工作非常满意，他曾不止一次在志愿军干部会议上讲，志愿军胜利，主要是得到东北和高岗的大力支持。如果要论军功，“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应归功于后勤。”

彭总还说：我们后勤工作主要靠两个麻子。这里的“两个麻子”指的就是高岗和洪学智，洪学智时任志愿军副司令兼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

彭总被朝方授予一级国旗勋章后甚至说：如果要论功欣赏的话，这个勋章从大后方讲应该给高岗，从前方讲应该给洪学智。我只是作为代表去接受这枚勋章。

这番话当然是彭总的谦虚之辞，但从中不难看出高岗的作用之大。

尾声：

1954年，高岗事件发生后，毛主席曾指示中央组织部：“高岗的子女由组织抚养。”

高岗的妻子李力群回忆说：“毛主席当时规定，按每个月每个孩子40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费。这40元的生活费比一般干部都高啊。”期间，彭总和林彪都曾数次派人去看望李立群一家。后来，李力群在周总理的安排下进入五七干校躲避冲击，长时间都没有返回北京。

1970年冬天，毛主席指示周总理派人把李力群从“五七干校”接回北京，并按她的要求安排适当工作。

李力群最开始要求到图书馆工作，毛主席亲自交待把她调回科教组，并说：李力群在西北、东北的干部中，是有影响的人物，应该回科教组工作（她原来在教育部工作）。对于高岗的孩子，周总理也亲自安排，把他们都召回北京，按照党的政策，根据各人的条件安排工作或升学，不得歧视。此时距离高岗去世已经过了16年。

从这些事情中，我们不难看出，高岗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对于他的功劳，中央一直都是认可的。

来源：文史天地，红星龙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