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风云（上）

1954年 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

1954年瑞士日内瓦，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迅速风靡全世界，当年这部越剧在日内瓦放映的时候，所有的观众都沉浸在里边，看得是如痴如醉，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丝毫不影响观众们对这部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故事的喜爱。

在整个电影的放映过程中，观众们完全是要靠着自己的想象去体会戏里边爱的主题，这一幕发生的地点是瑞士联邦的日内瓦，时间是1954年，这一年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新中国在与西方主要国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了一个多边国际会议——日内瓦会议。

今年是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70周年，亚丘将为您讲述70年前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外交风云往事，领略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天团在波诡云谲的国际舞台上的外交智慧和魅力风采。

01

说起日内瓦会议，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但这次会议到底是如何发起的？新中国又是缘何以大国身份参加了这次多边会议，却是鲜有人提及，要想知道这些，我们还得从一个人开始说起。

谁呢？

绅士礼帽、大雪茄，其标志性的打扮，实在是令人印象深刻，他就是温斯顿·丘吉尔。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百废待兴，昔日的大英帝国不复盛况，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呈燎原之势。

1951年10月，77岁的老政治家丘吉尔，重新当选英国首相，从当年领导英国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出发，他提出了举行西方“三大国会议”的设想，协调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立场，按照丘吉尔的外交策略，在欧洲与法国一定要和德国和解，恢复欧洲的局势，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借助美国的力量与苏联抗衡，尽力保持英国的大国地位。

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西方三大国发现，二战之后所有的世界重要问题，都需要和苏联谈判，“四大国会议”的提议，也就时隐时现。

“四大国会议”，这里边可没有中国，要知道，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重要会议。

那么新中国是如何以第五大国的身份站上国际舞台的呢？这一切还得从70多年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任务说起。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政的决定。同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

1950年10月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率领下，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经过五次大的战役较量，在毛泽东“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方针下，经过两年艰苦谈判，抗美援朝战争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仪式这天，中国谈判代表们，昂着头地走进签字会场，而美方代表显得垂头丧气，因为中美双方都清楚，在这场较量中，中国打赢了。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意味着打破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而且这一仗，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新中国现在绝对有了登上国际舞台走向世界的机会。

1954年1月25号，英、法、美、苏在柏林召开“四大国会议”，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东、西德国的统一问题，然而，这项议题进行地并不顺利，外长们在冗长和毫无意义的争论中，逐渐把注意力转向了当时世界上的另外一个热点地区——亚洲。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远东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法国在越南的殖民战争，仍在继续，美国继续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并插手有着丰富物产资源的东南亚，亚洲一时间成了一个热点。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向世界，西方各国受到极大震慑，他们开始重新审视新中国，而新中国的胜利，也极大地鼓舞了还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广大亚非拉国家，推动了亚非拉人民的解放运动，敲响了西方殖民统治的丧钟。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建议，在日内瓦召开“五大国”会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会，商讨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战争。

这个建议一提出来，就遭到一个人的强烈反对。

提出反对的人是谁呢？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美国当时的国务卿。

杜勒斯 图源：网络

1888年，杜勒斯出生于美国华盛顿的一个政客家庭，他的外祖父约翰·沃森·福斯特，和姨夫罗伯特·兰辛都曾担任过美国的国务卿。

1917年11月，杜勒斯的姨夫罗伯特·兰辛和日本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会谈，并签署了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兰辛——石井协定》。

1908年杜勒斯大学毕业之后，到巴黎学习了一年的哲学和国际法课程，随后成为了一名律师。在这期间，他和洛克菲勒财团等许多美国大资本家都攀上了关系，逐渐埋下了其“仇共反共”的伏笔。

1950年，由杜勒斯撰写的《战争还是和平》一书问世，该书详细阐述了他对共产主义、共产党的敌视看法，他将苏联树为西方世界的头号敌人，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他关于美国全球反共战略的构想。

1953年1月21日，他被刚刚就职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命为国务卿，就任国务卿后，杜勒斯成为“冷战”的积极鼓吹者，极力主张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采取经济封锁、政治孤立等非武装进攻的手段进行“遏制”，是当时美国政坛中“反共阵营”里的代表性人物。

杜勒斯面色苍白，戴一副夹鼻眼镜显得很冷酷，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他有一个外号叫“雷管”。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这个人一点就炸，很危险。

杜勒斯的性格和他的绰号其实完全不一样，他绝对不是那种大喊大叫、歇斯底里式的狂人，他总是阴沉沉地走路，阴沉沉地坐到会议室里，他发言的时候不善言辞，说话不太流利，总是穿着一身死板的西服，绷着个脸，读他那精心准备好的发言稿，一旦表明完他的态度和立场，马上就坐上他的大福特车，扬长而去。

杜勒斯是一下汽车就往会议室走，一散会就一头钻进汽车里，既不理睬记者，也不跟任何人打招呼或者讲演。

看起来，杜勒斯这个人挺爱装酷的，可是有一天，这个爱装酷的杜勒斯却装不起来了。

散落一地的水果、还有打翻的红酒杯，此时置身于万米高空的杜勒斯表情忧郁而严峻，这位在国际外交圈里常被称作是一个有文化教养却颇带冷酷的国务卿，对待自己的外交决策颇为自信，然而这两天的英法之行，却让这位自信的国务卿难受不已，连吃了两次瘪。

为了能够协调英法两国与美国的立场，杜勒斯先是来到伦敦，在美国驻英国大使馆与艾登进行了会谈，他建议英国向中国发出战争威胁，迫使中国停止援越，而艾登明确地认为：

“如果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不起作用的话，盟军就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不光彩的不了了之，要么向中国发起大规模战争，显然这两条路哪条路都不好走。”

艾登 图源：网络

于是，艾登拒绝了杜勒斯。

离开伦敦之后，杜勒斯又飞往巴黎，向法国提出“建立一个联合防御力量”的倡议，法国虽然急切地希望尽快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但是对杜勒斯提出的结盟建议，也不感兴趣，对于印度支那战争问题，法国内阁认为，还是要看日内瓦会议的结果，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印度支那战争问题。

连续两次的外长会谈，杜勒斯的建议都被拒绝了，英法之行，毫无实质性进展可言。此时杜勒斯心里明白，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他再怎么做也是无济于事。

在回国的飞机上，杜勒斯阴沉的脸像结了冰一样。

即便现实如此，但是杜勒斯盘算着不会让中国这么容易地来参加日内瓦会议，他有了新的主意。

02

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柏林会议开得断断续续，2月6日，杜勒斯发表了模棱两可的声明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政府都不会通过举行‘五大国会议’，特别是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谈来决定世界命运。”

但是说到这里，杜勒斯话锋一转，他同意在讨论朝鲜问题时，必须邀请中国和北、南朝鲜的代表参加，因此，只要中国表示，愿意解决亚洲问题，会议发起国就会确定，会议的地点和日期。

对于杜勒斯这样的极端分子，他会这么轻易的同意中国来参会吗？

这项声明的背后，又暗藏了怎样的伎俩呢？

在1954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日内瓦会议文件汇编》中，记录了1954年2月28日由英、法、美、苏四国外长发表的联合公报，杜勒斯这么做的原因就隐藏在这份联合公报里，这份公报很是简短，大概意思就是：

“经英、美、苏、法四国在柏林会议上的决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于1954年4月26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议，共同商讨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战争问题。”

而在公告的后半部分，有这样一句话：

“经取得谅解，无论是邀请参加上述会议或举行上述会议，都不得被认为含有在任何未予外交承认之情况下，予以外交承认之意。”

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回忆：

“当时在商讨联合公报时，这句话，是杜勒斯执意要加上去的，谁说都不管用，他非常坚持。”

斯大林与忠实战友莫洛托夫 图源：网络

从字面上我们不难理解，邀请前来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国家，不代表与参会国建立外交关系，日内瓦会议只是就事论事，不要误会。

说了这么多，事实却是杜勒斯还是妥协了，日内瓦会议不能没有中国，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之后，新中国已经是世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力量，想要解决亚洲问题的重要国际会议，必须要有中国的参加。

对于这一点，杜勒斯内心很是清楚，只不过尽管事实如此，但还是要玩点小把戏，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共中央将作出怎样的决策呢？

03

杭主西子湖畔，晚清举人刘学洵的庄园里，毛泽东和宪法起草小组的成员已经在这里住了三个多月了，这座庄园内，栽种了很多南方的奇花异草，毛泽东到此之后，除了日常工作外，经常信步于庭院内外，几乎爬遍了四处的山峦，闲暇之余始终关注着柏林会议的动向。

这一天，北京传来了柏林会议的结果，以及苏联方面的态度，苏联建议中国不但应该参加日内瓦会议，还应该在会议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随后，在杭州和北京之间热电交驰，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清楚日内瓦会议对中国的意义，这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第一次出席举世瞩目的大国会议，非常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会谈中，可以解决若干实际问题，即使没有谈成，也在国际讲台上，宣传了中国的主张。

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提出了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封锁政策的外交总方针。

根据这个方针，周恩来为日内瓦会议作了充分准备。提写预案，与苏联朝鲜充分协商，协调立场，他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了一个集合各方面人才的庞大代表团。

周恩来曾自豪地这样说道：

“这好比是梅兰芳的大戏，各个角色都得齐备，要成龙配套。”

这是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在万花岭草坪上的合影，首席代表是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分别是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以及刚刚从朝鲜停战谈判桌上凯旋而归的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秘书长为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以及10位各个领域的专家作为顾问，除此之外，中国代表团还设朝鲜问题、越南问题、综合问题新闻宣传、秘书和行政交际6个组，其中俄文翻译5人，英文翻译4人，法文翻译4人，再包括厨师、司机在内的185人，加上新闻记者团29人，总共214人。

至此，中国赴日内瓦参加会议的代表团成员集结完毕。

1954年4月20号，代表团从北京分批出发，前往瑞士，在临行前的代表团会议上，首席代表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道：

“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

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有机会走出去站上世界舞台，让世界了解新中国。

04

1954年4月24日下午3时许，一架从柏林方向飞来的苏制伊尔-14专机，缓缓降落在日内瓦昆士兰机场，待机舱门打开，机场响起一片欢呼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他代表着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来到了这座被称为“世界谈判桌”的欧洲城市。

1954年4月至7月，周恩来率团代表中国政府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是1954年4月24日，周恩来率团抵达日内瓦机场时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图源：网络

周恩来的到来，引起了记者们超乎寻常的关注。

从停机坪到出口的通道附近，被记者们搭起了三层高台，上面挤满了各国记者，当周恩来经过的时候，记者们纷纷高呼：

“周恩来！周恩来！”

以吸引他的注意，好能够抓拍到他每个瞩目的瞬间。

周恩来大方的外交风度，迅速折服了西方记者，引起了一股中国热潮，不过在这份关注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对中国这个遥远国度的极度陌生。

在此之前，西方舆论对新中国的报道，可大多不怎么友好，西方人多数靠着美国等中国的敌对国家传达的信息，来想象中国的样子，大体是贫穷、愚昧、野蛮，而在多数西方人印象中，那样一个国家，竟然打败了美国，这使西方舆论对中国有了新的兴趣，他们迫切想了解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而借着抗美援朝胜利提供的契机，周恩来也有机会走上国际舞台展现他的个人魅力，从而树立新中国的新形象了。

杜勒斯对此极其敏感，他认为这是周恩来对他的巨大挑战，他要与周恩来好好较量一下。

05

1954年4月26日，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开幕了，各国外交家齐聚一堂，五大国外长，步入日内瓦万国宫内，此时全世界的焦点都汇聚在了这座宫殿内。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会场 图源：网络

原计划杜勒斯本来应该在4月27日发言，周恩来在28号发言，杜勒斯提出挪到28号，故意要与周恩来同一天，他就是想和周恩来争个高低，就这样，4月28日，杜勒斯与周恩来的发言，就变成了人们最感兴趣的焦点。

1954年4月28日这一天，日内瓦冷风飕飕，杜勒斯也把一股冷气带进了热气腾腾的会场，他来日内瓦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让会谈破裂，不达成任何协议。

只见杜勒斯低头走上讲台，脸色阴沉、傲慢，对谁都不看一眼，他一上台就把矛头直指周恩来，他把发动和进行朝鲜战争的责任一股脑推给中国，并要求中国军队撤出朝鲜，说完就阴沉着脸走下讲台，没有回美国代表团的席位，径直走出会场，钻进他的大型福特轿车走了。

周恩来见杜勒斯如此缺乏外交风度，心里更有底了。

他走上讲台说道：

“今天，苏联、美国、英国、法兰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外长，坐在同一张桌前，审查和解决最迫切的亚洲问题，这还是第一次。”

接着，周恩来指责杜勒斯刚才的发言不符合亚洲人民的利益，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他还强调：

“朝鲜战争是美国侵略朝鲜，干涉朝鲜内政，美国还同时侵略了台湾，美国是真正的侵略者。”

周恩来的讲话，立即引起强烈反响，经过六次会议的发言，杜勒斯除了强硬对抗的态度，始终没有提出任何对解决问题有益的建议，而周恩来有理有据的发言，受到了很多国家代表的赞许和支持。

杜勒斯对周恩来的发言，感到头痛，他在向国内电告会议情况时说：

“周恩来的发言，在措辞和内容上，使我比以前更清楚地感到了这么一种可能，即美国对印度支那的任何公开干涉，都将导致中国对亚洲事务的公开干涉，真使人头痛。”

几个回合下来，杜勒斯仅仅得到泰国和土耳其两个国家的支持，英、法等大国都不愿意在朝鲜问题上发言，这让杜勒斯非常恼火。

与杜勒斯不同，周恩来与各国代表团频繁接触，广交朋友，迅速地为新中国打开了外交局面，周恩来成了日内瓦会议上各国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人物，虽然最后朝鲜问题没有实质性进展，但周恩来通过日内瓦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很多国家对新中国的偏见和误解。

既然在朝鲜问题上得不到自己“盟友”的支持，会上发言又处在下风，没办法，杜勒斯把心思放到了印度支那战争的问题上，那么此时的印度支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06

此时，印度支那问题主要是法国在1946年前后对越南、老挝、柬埔寨发动的殖民战争，到日内瓦会议时，越南人民在胡志明领导下，已进行了八年反侵略战争。

1950年1月18日，中国政府宣布，承认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经过越南人民的艰苦斗争，到了1954年，越南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法国军队已经打得力不从心，而杜勒斯是最不希望法国撤军，印度支那地区恢复和平，因为他心里清楚，朝鲜此时已是一个僵局，要再打起来是不容易的，这样，美国在亚洲地区必须另外找一个有热战的地方，那就是印度支那。

因此，现在杜勒斯的主要策略就是阻挠日内瓦会议就朝鲜问题达成任何协议，保持美军在朝鲜半岛驻扎的合法身份，以便继续占领台湾，武装日本和维持远东的紧张局势，与此同时，联合英国扩大印度支那战争，从中挑起更大的争端，扩大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

杜勒斯的这一如意算盘，能够得逞吗？

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又该如何应对呢？

美国一直想介入印度支那，为了武装干涉印度支那战争，杜勒斯费尽心思，他对英国人表示，英国并不需要真正参加战争，只要英国派一艘航母过去表示支持，杜勒斯就可以全面介入印支局势了。

可没想到这样的条件，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还是拒绝了。

这已经是艾登第二次拒绝杜勒斯了。

在当时的背景下，英美之间的关系，还是很不一般的，作为第三次担任外交大臣兼任副首相的艾登来说，总这么撅自己“盟友”的面子，这位老资格的英国外长艾登，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究其根本还是源于抗美援朝胜利给他的震慑，通过抗美援朝战争艾登意识到，新中国的意志、主权和利益，是不能被轻易冒犯的，所以艾登这时候更注重的是实际利益，也就是经济利益和贸易开放等等。

英美之间这种矛盾，周恩来其实早就注意到了，他知道在印支问题上是可以拉拢英国的，让他们支持中国的提案，可是之前双方并没有沟通渠道，而这次的日内瓦会议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

刚好，此时的艾登也有这样的心思，于是两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共同的朋友。

这个共同的朋友是谁呢？

就是他——莫洛托夫。

苏联外交部长，他和艾登一样，早在二战之前就已经担任苏联的外长，他作风硬朗，有个外号叫铁面外交家。

二战之后，由于代表苏联在联合国频繁使用否决权，他又被称为“Mr.no”，在西方人印象中，莫洛托夫是一位非常强硬的外交家，他和艾登可以说是老相识了。

莫洛托夫作为苏联的外长，对新中国自然是十分友善的，所以周恩来和艾登想要见面，莫洛托夫当然愿意做这个沟通的桥梁了，他甚至跟艾登开玩笑说：

“你们说我是铁面外交家，不好对付，等你们见到周恩来就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不好对付了。”

于是，莫洛托夫穿针引线，周恩来和艾登终于见面了。

这次见面是在苏联发起的一次招待晚宴上，两人寒暄之后，就聊起了当天的苏联美食，美食无国界，一开始俩人聊得还挺好，可是接下来一聊到正事，两人马上就谈崩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7

当时中国代表团的新闻联络官熊向晖就在现场，他回忆道：

“艾登他就说，联合王国早已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联合王国，周总理说，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联合王国，而是联合王国在联合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么这其中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这后边，有一段中英之间的陈年旧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同时，当时的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向全世界各国政府发出了一份公函，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份外交文件，内容为：

“敬启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已在本日发表了公告，我现在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希为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当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此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

公函上周恩来表达的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希望与各国建交，那么英国当时的态度呢？

周恩来发给当时英国外交部长贝文的一份照会：

“伦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外交部，贝文部长阁下，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收到阁下1950年1月6日关于通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基础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来电，我现在通知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贵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1月9日。”

这份档案证明了其实新中国刚刚成立时，英国就承认了新中国，并表示过愿意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份公函发出之后，双方很快就开始了建交谈判，但是，后来因为美国向英国施压，英国政府迫于美国压力，中英建交谈判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后来，接替贝文担任英国外长的艾登，还是留了一手，他没有把谈判代表召回英国，而是让他以代办身份留在了北京，中方并没有撵走他，但也没有承认他的外交身份，同时中方也没有派代表驻伦敦，对于中英之间的这种外交关系的状况，艾登给起了个名字叫做“半截子外交”，这样的比喻很贴切，因为英国有代表在北京，而中国却没有人在伦敦，很难展开外交谈判，所以艾登对于这种“半截子外交”状况一直很不满意。

现在他可以和周恩来直接会晤了，所以希望周恩来能够派人到伦敦，就中英方面的问题继续谈判。

周恩来当然愿意满足艾登这个要求，他当即指派身边的宦乡常驻伦敦，而且把宦乡的身份提为仅次于大使的代办级。

这样的做法，帮助艾登解决了一个难题，他只需要按照对等原则把在北京驻扎的谈判代表提到代办级就可以了，还绕过了英国保守势力的阻碍。

中英之间的这次谈话意义重大，为两国关系改善打开了大门，而两国的外长，彼此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在以后的日内瓦会议期间，艾登常常去花山别墅，去拜访周恩来，次数甚至超过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被人戏称为“去花山别墅最勤的人”。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拜会周恩来 图源：网络

中英关系的改善，为日内瓦会议上东西方阵营的沟通搭起了一座桥梁，中英之间的分歧，被周恩来再次化解。

反观杜勒斯那边，是再也坐不住了。

08

在日内瓦待了几天，杜勒斯待不下去了，看着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在日内瓦大受欢迎，而且中国的立场也让他非常恼火，他没有心思再谈判了。

1954年5月6日，杜勒斯离开日内瓦，让副国务卿华尔特·贝德尔·史密斯将军接替他的位置，担任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的团长，杜勒斯虽然这么灰溜溜地走了，可是他却给美国代表团留下了一道命令，那就是：

“不许跟任何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握手。”

这是一道简单的命令，可是却留下了一个历史谜团，那就是传说中杜勒斯拒绝和周恩来握手的事情。

其实在当时中美两国尖锐对立的大背景下，周恩来和杜勒斯很难有握手的机会，不过杜勒斯下的这道命令却给一个人出了难题。

这个人就是杜勒斯的继任者，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对于史密斯，英国外长艾登是比较喜欢的，为什么呢？

因为史密斯要比“雷管”杜勒斯温和多了：

首先，他并不赞同杜勒斯的僵硬姿态，他比较开朗容易打交道，而且史密斯在40年代到过中国，认识周恩来。

这一天，在会场外边的一家咖啡厅里，史密斯一边喝着咖啡，一手还拿着一根雪茄，这时候，周恩来也来到了这家咖啡厅，看到史密斯之后，就径直向他走了过来，可是史密斯看到周恩来走过来，心里立刻就慌了，这可怎么办呢？杜勒斯可是有命令的，他既不想违抗上司的命令，也不想失了外交礼节做一个不礼貌的人，怎么办呢？

情急之下，史密斯伸手就端起了咖啡，就这样，一手拿着雪茄，一手端着咖啡，同时向周恩来示意，自己双手很忙没办法握手，史密斯保持着这个姿势，和周恩来聊起了天，他这样做，就不算公然违反杜勒斯的命令了。

当然，史密斯自己也不愿意行动受限制，他也希望能够主动地向周恩来以及中国代表团表达善意。

在日内瓦会议结束的那一天，史密斯主动向周恩来走过去，对他说：

“你们在这次会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够实现和平。”

接下来，历史性的一幕出现了，说完，史密斯紧紧地抓住周恩来的胳膊，使劲晃了几下，然后笑眯眯地走开了。

史密斯遵守了杜勒斯的纪律，同时又聪明地用摇胳膊的方式表达他对周总理的钦佩和友好之情。

虽然史密斯有和解的愿望，但他还是得执行杜勒斯的既定立场，这也使得朝鲜问题的谈判进行得很不顺利，双方代表虽然都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内容却是南辕北辙。

一个多月过去了，有关朝鲜问题的谈判没有取得丝毫进展，美国代表团终于按捺不住了，决定带领整个西方集团退出谈判，日内瓦会议面临破裂的边缘，与此同时，越南人民军攻克奠边府，法国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法国政局立时陷入了混乱，法国人民强烈要求结束这场肮脏的战争。

朝鲜问题悬而未决，印度支那硝烟再起，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又该如何应对呢？以美国为首提出的《十六国宣言》究竟暗藏怎样的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