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酿成了“一切向钱看”的社会坏风气？

当今社会风气败坏的最典型表现，就是“一切向钱看”。相信这是绝大多数国人的共识。

这股歪风源于80年代初，始作俑者是天津大邱庄支部书记禹作敏。他在介绍致富经验时，编了一段顺口溜：“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意思是只有先搞到钱，才能向社会主义发展。

这段口号让某些先富论者有了眼前一亮的感觉。

著名经济学家于**（本站注：于光远）特意给禹作敏写了一个条幅，表示鼓励。他还说：“一个农民企业家能讲出这样的话，不简单啊！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我看是符合当前实际的。”

这位经济学家是个响当当的大人物，身居高位，他的话语很有分量。

1981年，一家很有影响的周刊特意写了一篇文章——《“向前看”与“向钱看”的一致性》。这是变相对“一切向钱看”的肯定引导，从而引发了轰动性的讨论。

当时西方自由化思想在中国大地开始蔓延，它和“一切向钱看”默契地绑缚在一起，结成了权力、金钱、物质的同盟体。这也成为腐蚀意志不坚定干部的糖衣炮弹。

80年代有一个很流行的词：“找熟人，走后门”，就是最真实的写照。

禹作敏面对这股歪风的火燎之势，中共三位元老主动站了出来，坚决捍卫社会主义的精神园地。他们分别是陈云、薄一波、王震。

1985年9月24日，陈云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痛批“一切向钱看”的堕落思想。

原文如下（节选）：

一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有些党政军机关、党政军干部和干部子女，就蜂拥经商。仅据十几个省市的调查，从去年第四季度以来一下子就办起了两万多个这样那样的公司。

其中相当一部分，同一些违法分子、不法外商互相勾结，互相利用。钻改革的空子，买空卖空，倒买倒卖，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弄虚作假，敲诈勒索，逃避关税，制造和销售假药、假酒，谋财害命，以至贩卖、放映淫秽下流录相，引诱妇女卖淫等等丑事坏事，都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正在严重地腐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

这是国家首次针对“一切向钱看”的批判和否定。

1987年1月10日，薄一波和王震召集中央生活会议，痛批支持“一切向钱看”的经济专家。

薄一波说：“改革开放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某些经济学家鼓励西方自由化，提倡一切向钱看的思想是严重错误。”

王震说：“毛主席时代的好作风、好传统要发扬，为改革开放做好服务。西方自由化不能搞，尤其不能搞一切向钱看，那样会腐蚀我们的领导干部，败坏了党风。”

尽管几位老革命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仍然不能阻止这股歪风的蔓延，一直持续到今天。其危害就是人人卷入了资本的漩涡，成了金钱的奴隶，欲罢不能。

这也验证了钱学森的那句警世名言：“一个国家经济落后了，十几年就能追上。倘若社会风气坏了，几代人也难以修复”。

钱学森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一切向钱看"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罪魁祸首，究其根源就是一群自由派分子推崇的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

李北方北外演讲：近三十年来目睹中国思想文化之“怪”现状

同学们，晚上好。我到高校讲座好多次了，北外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来过两次的。前一次也是知行学社邀请的，在一个小一点的教室，谈了一个小一点的话题。

咱们现场写的讲座题目是“近三十年来目睹中国思想文化之现状”，但我一直以为定的题目是“近三十年来来目睹中国思想文化之‘怪’现状”，我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准备的，想讲得散一点，讲得怪一点，题目里虽然没有这个怪字，但还是往怪里谈吧。

以前我做讲座，总想把问题讲得有逻辑一点，从一说到二，从二讲到三，最后得出结论，就像写文章一样。但这个方式不是很好，因为大家听的时候会走神，一走神就跟不上了，就觉得没意思了。我就曾经把小朋友讲睡着过，我自己也在反省，干脆今天就讲得散一些试试，大家记住多少算多少，如果其中有一个半个你感兴趣的点，自己回去看书。

我自己有一个文集，《北大南门朝西开》，我的文字会表达得更完整一些。当然还要读更多的书，讲座只是一个补充，重要的还是读书。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好好读书吧?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当然对，不过这不是我们90后的语言，我们90后说，“人丑就要多读书”。

我建议大家每天要“三省吾身”，早晨、中午、晚上，都要照照镜子，盯着看一会儿，然后呢，哇，吐了。怎么办呢?赶紧滚去好好读书，那么丑还不好好读书，这孩子就没法要了。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谈谈三十年来思想文化领域的群魔乱舞。我做了一个归纳，把一些有影响力的思潮归纳为几个“邪教教派”。

我不是个学者，所以不求严谨，如果有点启发性，就不错了。当然了，说“三十年来”就不严谨，三十年前我还小，从那时候就开始观察是不可能的。

金钱教

近三十年社会文化中影响最大的思想教派是什么呢?我认为是“金钱教”。就是拜金，已经到了很畸形的地步，也可以叫“资本教”。二者意思相近，但也有区别。

我们中华文化其实是一直很重利的，而且自古以来商品经济一直比较发达，明朝的时候有十大商帮。大家看过《乔家大院》的话，就会对山西土财主做生意的厉害程度有些印象，都能把武夷山的茶叶贩到恰克图去。中国人一向是很爱钱的，大学时我们系有个魏老师，很能侃。我记得他说过，你去看希腊神话，那个奥林匹斯山上，哎呀，乌央乌央地坐着一大堆神仙，但数来数去，就是没有财神。财神大概是个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能说明中国人多看重财富。但是，在传统文化里边，还存在着一个对财富崇拜的制约机制，最明显的就是“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层，它把商放到最低的位置。在某些特定的朝代，还对商人的权利做出限制，比如商人不能穿绫罗绸缎，有钱也不行，穿了是犯法的。

但这只能起到一个制约作用，有钱的商人会不会通过财富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尊重以及别人的羡慕?肯定会的。

社会等级中地位最高的是读书人，有些读书人可以做官，但也有些读书人一辈子都做不了官，当一个穷秀才，活得挺辛苦的。这种社会分层说对他们是一种补偿。读书人掌握笔杆子，对商人是有贬低的。“商人重利轻别离”，这是白居易的诗，这里面大概也有羡慕嫉妒恨吧。穷读书人还可以YY一下，编点故事，说什么男人只要有才华，哪怕穷，也会有漂亮姑娘看上你。

如果现实实在太残酷，还可以让妖魔鬼怪看上你。出去苦哈哈地奔生活，回来一看，哎呦，桌上怎么有饭菜，原来是画上的姑娘下来了，要么就是狐狸精、蛇精什么的。大家不要轻看这个，商人有钱，有经济资本，肯定会获得相应比较高的社会地位，那文化资本就得给读书人，不能赢家通吃。我觉得，传统社会的财富观是比较辩证的。

新中国时期头三十年不用多说了，那个时代是非常注重搞经济建设的，也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果。但同时也讲集体主义，倡导生产性的文化，对财富的追逐不以我们惯常的那种膜拜金钱的方式表达。为了批判个人私心，还说过一些“越穷越光荣”之类的过头话。这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在社会主义的脉络里去理解，不是公知曲解的那么简单。

从改革开放开始，对金钱的看法有了改变，张维迎还写过“为钱正名”之类的文章。

80年代开始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那个时候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主要还是通过勤劳致富的，除了少部分权贵、太子党;典型代表是“傻子瓜子”的年广久。

大家对这样的致富没什么意见。而对那些通过关系发财的，社会抱以强烈的抵制，这是80年代社会运动持续不断的原因。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邓小平南巡之前的三年，整个社会是非常压抑、非常沉闷的。

这段时间里的一个显著变化是，社会上的理想主义氛围消失了。有个知识分子说过，自从被当头打了一棒后，我觉得对这个国家的责任就到头了。这里说的当头被打了一棒不是比喻，是真被打了一棒子。但社会的能量不会消失，被压抑后只会寻找新的突破口。

邓小平把盖子揭开了，告诉人们可以去释放自己的激情和活力了。释放到哪里去呢?政治上不行，大家也没兴趣了，得释放到挣钱上面去，搞经济。

在那之后，整个中国社会就变了一个样子，大家前仆后继、你追我赶地挣钱，财富也迅速地冒了出来。就中国人的财富观而言，可以说就进入了一种非常奇怪、非常病态的阶段，金钱成了一种价值观，而且是最高的一个价值观。

禹作敏写了一首打油诗，“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这是一个精辟的总结。中国人喜欢钱，但金钱成为价值观本身，大概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一个人的价值实现得怎么样，就看你有多少钱，心灵美不顶用，不能折现就不顶用。

大家去看，今天的英雄人物都是所谓的财富英雄。王思聪号称“国民老公”，马云号称“国民干爹”，官方树立的郭明义等典型，谁会拿他们真正当回事呢?也有人追捧那些小鲜肉的明星，但为什么追捧呢，说到底还是因为人家能吸金，不是因为他思想有多深刻。

伴随着民间对金钱的狂热，文化界也兴起了对金钱的崇拜。知识分子最没有品格的地方就体现在这里了。你总要承认“赢家通吃”的社会是不好的，总会有一些穷人，你总要给他们一些活着的盼头。

头三十年，我们看那个时期的文艺作品里面的底层人物，都是高大上的，虽然他们很穷。那个时候谁受贬低的呢?是资本家、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的日子过得比普通老百姓好得多的，被骂几句又不会少块肉，人家还是得实惠的。老百姓呢，苦归苦，至少觉得自己是受尊重的。

但92年以后，情况变了，大家不但追求金钱，而且崇拜金钱。那些无良的知识分子、艺术家们，搞出了一种赤裸裸的金钱崇拜的文化。

我觉得最典型的，是头些年常用的一个房地产楼盘的广告语，某个小区是“高尚住宅区”，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这个说法。高尚跟高档不一样，高档用来形容一个商品贵啊、质量好啊，高尚是形容人的道德品质的。某个小区大不了是个高档楼盘，怎么还成了高尚小区、高尚住宅区了呢?住在高尚住宅区里的人就高尚吗?我不知道这个广告词是谁创造出来的，说不定就是80年代的诗人。

在80年代诗人是很时髦的，你哪怕很穷，穿得脏兮兮的，只要会写诗，就吃香。孔庆东的文章里写过，经常有些目的单纯的或者目的不那么单纯的女同学来敲诗人的门。

92年以后，诗人不行了，他们都干嘛去啦?改行写广告词做文案去了。这些人能把诗写好，也能把广告词写得还不错，吹捧资本家是有一套的。

所以说啊，知识分子一旦不要脸起来，那是真不要脸，对资本家的服务叫一个贴心。“高尚小区”这个说法传达出了一种宗教化的情怀，告诉你要好好挣钱，有钱了，不但能活着住洋房，死了还能上天堂。为什么能上天堂?因为你是高尚的啊。

民间有这样的文化也就罢了，麻烦的是它对国家的意识形态产生了非常深的影响。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管白猫黑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成了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

一个国家、一个执政党把金钱写在旗帜上，这好像是古今中外亘古未有的事情。国家要不要关注经济发展?肯定是要的，但旗帜上应该写着自己的价值观。

就这一点，我们做得不如美国，不信你去留意一下，美国总统每次发表演讲，都喜欢吹，对吧?但你看人家怎么吹?从来没有吹过美国GDP全球第一，也没有吹过美国人均GDP全球第一。吹经济繁荣的时候，也会归纳成价值观的语言，为什么会繁荣?因为自由市场。

大众文化里鼓吹金钱崇拜的东西就多了去了。我觉得最典型的样本是赵本山的《乡村爱情》系列，这个东西土，表达的也直接，我写过一篇文章分析这个问题，叫《赵本山的两个图腾》。两个图腾是两个“长”，董事长和村长、乡长或者别的什么长，一个代表权力一个代表金钱。

在生活中，人基本上是不会称呼公司的董事长为董事长的，一般叫某总，比如见到王大拿，叫王总就好了嘛，但在赵本山的电视剧里面，他手下人见到他一定叫董事长。更夸张的是，他跟别人打电话的时候会说，“喂，我是董事长啊……”正常人都不这样说话的，他这么干，是刻意强化这个东西，因为董事长是资本的化身，是一种象征。相应地，在文艺作品里边，对底层人民的表述完全是反过来的。

我上一次来北外讲座，谈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当时以几个电影为例，讲了今天的文艺作品是怎么塑造穷人形象的，就是穷人不但穷，道德上也是低下的。这是一种非常有意识的行为。

对财富的崇拜真地像邪教一样，到了一种狂热的地步。那些无良文人还觉得不满意，觉得不够，所以老批评说中国人仇富。仇富是一个伪命题，但你批驳了他们，他们也假装听不见，然后接着胡说八道。忽悠中国人有仇富心理的，最起劲的大概要数茅于轼了。一晃十来年前了，茅于轼写了一篇谈仇富的文章，在网上被骂惨了，于是博客中国召集了一个会讨论这个事，我去参加了。我当着茅于轼的面，说，你所谓的老百姓仇富的话是不成立的。

我举了当时在NBA正如日中天的姚明为例。姚明一年的工资是一千七八百万美元，加上一些广告代言，他的年收入是以亿计的。姚明是不是富人?肯定是啊，但老百姓仇恨姚明吗?老百姓不仇恨姚明，老百姓都爱死他了，他是我们的光荣啊。老百姓仇的是什么东西?仇的是为富不仁，仇的是挖社会主义墙角，仇的是权钱交易等等。

我说，这个道理难道你不懂吗?你不会不懂，你写这样的文章是懂装不懂，是故意的。网友骂你茅于轼，我觉得骂得挺好的，应该骂，网友骂你证明网友还不糊涂。如果哪天没有人骂你了，老百姓都觉得你说得对，那我们国家就彻底完了。

最后我说，我引用鲁迅先生在《论雷锋塔的倒掉》里的最后两个字送给你：活该。这是我当着茅于轼的面讲过的，讲得不清楚吗?难道他是个笨人吗?他不笨，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老不死的还在讲中国人仇富。你有什么办法呢?

资本崇拜是金钱崇拜这枚硬币的另一面，相似，又有所不同。钱不等同于资本，钱只有投入到生产，起到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功能时，才是资本。无良知识分子们在鼓吹金钱崇拜的同时，也鼓吹资本崇拜，最起劲的也要数茅于轼了。他经常讲什么劳动未必创造财富，资本才创造财富;什么有了企业家，财富就冒出来了;什么资本家创造了多少就业，养活了多少工人，等等。其实，

到底是谁养活谁的问题，一百年前就讨论清楚了，形成共识了，“劳工神圣”的口号是响彻中国大地的。但他们想把这个公理给翻过来。

这些无良知识分子啊，也不知道他们对资本家的跪舔到什么时候是个头。这个问题我不能再多说了，再多说脏话就要骂出来了。

市场教

接下来谈谈“市场教”。要挣钱，要搞市场经济。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经过了一个奇妙的演变。邓小平在搞改革开放的时候，在理论问题上做了一些新的界定。一个重要的论断是，社会主义不等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不等于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意思是，计划和市场都能用。

邓小平的话还在那儿，邓小平理论作为国家和执政党的指导方针也还在那儿，但是现在还有人听吗?没有人听。市场已经变成目的本身了，它已经不再像邓小平说的是搞经济的一个手段了，市场就是目的，市场是一种意识形态。

关于市场和市场经济，我给大家简单地讲讲，做个解释。市场跟市场经济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什么是市场?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合，大家到了毕业的时候，摆个摊儿把旧书、旧衣服、CD什么的大甩卖，那就叫市场。在传统经济里，这个意义上的市场是从来不缺的。这样的市场不但是经济交换的一个场所，还是社会的一部分，是人与人交往的一个场所。我刚才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很发达，其实就是说这个意义上的市场，这种市场不是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

但所谓的市场经济是什么呢?市场经济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市场，市场经济是一整套规则，是基于资本逻辑的。市场经济真的像哈耶克说的是一种自发秩序吗?不是。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去看波兰尼的《大转型》，里面有很精到的论述。市场经济从来都是计划出来的，是国家强力推动的结果，要靠立法强制，把市场这套逻辑贯彻下去，让它的边界不断扩展。

改革开放前，我们很多领域是没有市场的。比如，改革开放以前全国修了八万个水库，但大部分是以义务劳动的形式完成的，要是放到现在，就要花好多钱，产生好多的GDP。教育、医疗等领域也是不搞市场化的。

改革开放了，要强推市场经济，啥叫搞市场经济?就是在没有市场的地方创造出市场来。怎么创造呢?杀出一条血路。多么阴森恐怖的口号。

市场邪教，就是新自由主义，也叫TINA教，There Is No Alternative，这是撒切尔夫人的一句名言，(除了私有化市场化)别无选择的意思。新自由主义也是一种自由主义，但古典自由主义的内涵比较丰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它的一些看法。

新自由主义是什么东西呢?它认为获得自由和保障自由只有一个途径：市场。

如果市场经济是一个邪教的话，那经济学家就是这个邪教的传教士。他们为了传播市场邪教不惜任何手段，包括睁着眼睛说瞎话，“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这个道理他们是明白的。有经济学家曾经公开讲，我们要搞改革，有一些话不能明说，明说了老百姓会反对。

比如我们要去天津，但我们不说去天津，说去廊坊，到了廊坊不去天津也不行了。他们还发明了“冰棍论”，好的国有企业现在不卖掉、送掉，就会像冰棍一样化了，到时送都送不出去。但为什么过去搞得好好的国有企业成了要化的冰棍儿呢?是因为他们先把国有企业给搞坏了。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一定要跟政治民主结合起来，管理才能搞得好，要实行“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工人要参加管理，干部要参加劳动”，这样国有企业的气氛才是融洽的、民主的，大家才有干劲儿。

到了改革开放，先把这个精髓拿掉，搞什么承包，什么厂长负责制，一个人说了算，那职工们肯定就不满意，就不好好干了。于是，国有企业就变成要化的冰棍儿了，然后这又成为把冰棍赶紧卖掉送掉的理由了。“国师”厉以宁鼓吹的“靓女先嫁”也是这个意思。还有说得更赤裸的叫“吐痰论”，是张维迎发明的。国有企业好比一锅饭，你想独占，咋办?往里边吐口痰，就没人吃了，你就端回去自己吃。

这就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说的话，这样的人就算住上了高尚社区，死了就能上天堂吗?

不可能的，这帮王八蛋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这是《圣经》里边的话。

市场一旦从一种经济手段蜕化成目的，就会造成很多问题。咱们以最近被集中讨论魏则西事件——魏则西事件被雷洋事件给救了——为例来分析一下市场邪教。

如果我们细看一下这件事，就得承认按照既定的政策方针、指导思想，没有谁是过错方，除了某些细节的地方有人有可能违法。

武警医院把科室承包给莆田系，这个事情哪儿不对吗?没有不对啊，我们从80年代就喊“一包就灵”，这是灵丹妙药啊，为什么武警医院的科室就不能承包出去呢?百度是一家公司，经济学家们说，公司的最大责任是获取利润，那搞搜索竞价排名哪里不对了?况且竞价排名到底是不是广告在政策上也没个说法。

既然“抓住耗子就是好猫”，那你说李彦宏是不是好猫?是啊，不但是好猫，简直就是个小老虎啊。莆田系有什么错吗?也没错啊。魏则西事件出来后，有一条朋友圈截图被传得特广，说的是一个莆田人发家的经历，这个人一开始打小广告治性病，苦于没有市场。没有市场怎么办?要创造市场。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精髓?就是在没有市场的地方创造出市场。这个地方没性病，就把性病引进来，找几个淋病患者到这边来先把小姐传染了，小姐再传染给嫖客，生意慢慢就来了。后来这个不好干了，开始干打胎，就上学校发免费的避孕套，发之前先扎个窟窿，怀孕的就多起来了，生意就来了。这挺好的呀，很有生意头脑，克强总理怎么教导我们的?要无中生有，这就是无中生有啊。你可以说这在道德上是低下的，但犯法吗?很难讲。

而且，莆田系是在最早发迹的时候干过些这种龌龊事，人家现在都变成上市公司的大老板了，洗手上岸了。我大学同宿舍的一个哥们现在就在某莆田系企业当高管。要追溯的话，也只能说它的第一桶金比较肮脏，但他妈的哪个资本家的第一桶金不肮脏啊?为什么有钱人那么焦虑?老是念叨宪政、改革、民主，做生意的人关心这么宏大的事干嘛?因为他有罪。他的罪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基督教意义上的罪，那个罪叫sin，原罪，为什么会有原罪?因为人类偷吃了一个苹果。偷吃个苹果能有多大的罪过呢?他们的罪不是sin，而是crime，是实打实的罪行。从法律上讲，他们的罪可能过了追诉期，但从政治意义上讲，是没有追诉期失效这一说的，他们的焦虑就来源于这里，才老想着要彻底变天。

如果我们要去反思魏则西事件，应该反思什么?是百度错了，莆田系错了，还是武警医院错了?如果以市场经济为指导思想的话，不能说他们错了。甚至莆田系的虚假宣传也不能算错，比如这个病我可能百分之十的把握都没有，但我说有百分之捌玖十的把握治愈，这都很难算欺骗，因为医学上的事跟其他事不一样。

大家可以去问问搞医学的朋友，哪怕是洋博士或者三甲医院的著名医生，他会实话告诉你，医学对人身体的了解其实很有限。病啊，真正被大夫治好的，是很小的一部分，有一部分是自愈的，还有一部分是心理作用。毛主席就说过，巫医有巫医的好，他给你一些草药，这东西可能不治病，但它给你心理上的安慰，有助于康复。所以大夫的骗人啊，很难说是骗人。魏则西得的是很难治的病，大夫跟他说有很大希望，这会对他的信心有很大帮助，让他获得求生的希望，如果心理作用足够强大，说不定会发生奇迹。大夫在这个时候说真话未必是美德，很多病人是被吓死的。

所以，在魏则西事件中，如果要说有错，那么必须说，是医疗产业化这个方向的错，如果不否定这个方向，不彻底地否定、批判、清除医疗产业化这一趋势及其影响，那就谁都没有错，如何反思都是白搭。

关于医疗问题，我写过文章(点击阅读《从市场的手中拯救医生》)。这里只谈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医疗领域在根本上是反市场的。市场经济假设有对等的交易主体、买卖双方，能够平等博弈，信息大概公开透明，如果信息不透明会造成垄断之类的。在医疗领域，这些假设永远是不成立的，谁见过跑去跟大夫砍价的病人?所有的病人都有成功人士的消费心理，不求最好，只求最贵。

市场化在哪里成立呢?在药厂和医院、医生之间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是在产业链的一部分是成立，他们之间是可以搞市场的。但医患之间是永远不会存在市场邪教传教士们所假想的那种市场关系，因为医患在权力上是完全不对等的。大家没看过病，也应该体检过，大夫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按照市场的规矩，消费者是上帝啊，应该是病人让大夫干什么大夫就得干什么。

可是，你碰上这样的大夫，你敢用他吗?你不敢用他。所以说医疗领域本来就不该搞市场化的。这个方向就是完全彻底错误的。

要否定，只能否定医疗市场化的取向。可是，大家去看讨论中那些邪教传教士写的文章，他们只反思细枝末节，绝对不触碰市场化的大方向。有人调侃地说，市场虐你千百遍，你待市场如初恋，真的有这样的贱人。他们说医疗市场化没有错，错在哪儿呢?缺乏监管缺位，国家加强监管就行了。可是这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市场化思想的必要组成部分就是去监管，国家要退出。

用克强总理的话说，对市场主体来讲，法无禁止即可为;对政府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对吧?这还怎么加强监管，我们说了，没有哪一方做了法律禁止的事情。现在正在搞的政府改革的方向还是去监管，取消审批，把权力还给市场什么的。不可能一边要市场化，一边加强监管，这个是个要揪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的逻辑。市场邪教徒们为了捍卫市场这个“初恋”，已经不讲最基本的逻辑了。

“金钱教”和“市场教”这两个东西的杂糅融合，就催生了市场市侩主义当道的社会。这是我们时代的风气，市侩主义充斥了每一个角落。这样一个充斥着市侩主义的时代肯定不是一个健康的时代，我曾经在文章里写过一句话，我说一个人你自己可以不崇高，但你不可以轻薄崇高。

比如你选择当小人，但你不能不敬君子，你可以敬而远之。打个比方，我上中学时，一些不好好学习的学生瞎闹，但会故意离认真学习的、学习好的同学远点，说咱们不好好学习但不要影响人家学习。这样一个基本的道德在小孩身上还保存着。可是这个社会的大人们是什么样的呢?市侩主义的顶峰应该是范跑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