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十四：盛世为何难以保持长久?

中国人历来有追求盛世的情结，但盛世往往可遇不可求，在古代社会，它的出现离不开下列五个条件：(1)英明的皇帝；(2)廉洁而充满活力的官僚机构；(3)适度的人口数量，充余的耕地；(4)较少的受供养人数；(5)强悍的边防军，即便不能攻击，也足以自保。

这五个条件中，除了英明的皇帝何时产生有时例外，其余四个条件一般情况下只有在开国初期才完全具备。

问题十五：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增长的极限?

在工业社会，财富的增长主要靠耐用品的积累与科技进步这两只轮子，虽然最终有增长的极限，但持续百年、数百年当没有问题。

农耕社会不存在这两只轮子，生产的产品绝大多数能被一次性消费掉，如粮、油等；即便建筑物这类固定资产，由于多采用木质及土石茅草结构，不可能像钢筋混凝土结构那样经得起风雨吹打和战火焚烧，因此气势磅礴的阿房宫之类，我们现在只能通过文学作品想像了。

农耕社会经济的增长，主要靠三个条件保障：1.不断开垦荒芜的田地，2.风调雨顺，3.和谐健康的社会秩序。因此，社会财富增长的极限很容易达到，尤其当荒芜的土地基本开垦完毕后，财富的增长一般不会再呈上升趋势，或者说余地已经不大。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口问题。在荒芜的土地没有被充分耕种之前，人口的增长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也可以说人口的增长与财富的增长成正比。

从理论上讲，当中国的农业劳动者尽力耕种的土地总量正好等于中国实有可耕种土地的总量时，说明社会的人口数量与土地的比例呈最佳平衡状态，这时农业生产率最高，农民收入也最多。

然而人口生育是个非常活跃的变量，在和平安宁的社会状态下，呈无限增长趋势，而传统文化中多子多福的观念，以及家庭财产收入增多的现实，又会加速这种增长，平衡会很快被打破。假如人口增长的速度在长时间内超过了拓荒的速度与农业技术进步的速度，那么就必然会出现劳动力过剩现象──普通的农业家庭收入相对减少，饥饿、流民、盗匪增多等。

这一类问题在当今工业化的中国仍难解决，虽然建了很多城市与工厂，供过剩人口从乡村社会游离出来打工，仍难以完全吸纳。

问题十六、传统等级秩序的内核是什么?

来自西方的平等观念主要有两种，分属某某主义与资本主义。

某某主.义者宣扬社会成员在经济利益上平等，但默许社会成员在政治上不平等，干部高于工人，工人高于农民，农民高于被专政的对象。结果有一部分社会成员凭借政治上的特权得到了经济上的特权，经济上的平等成了幻影。

资本主义者或者说自由主义者宣扬社会成员在政治上平等，默认人们在经济利益上不平等，但亿万富翁与流浪汉，对政治的影响力显然难一样，有钱人总能凭借经济上的优势为自己在政治上谋得特殊利益。

中国传统的社会不宣扬平等，从来都认为社会成员在政治与经济上不平等天经地义,这是因为社会上的各种职业不可能含金量相同，宰相的政治地位与经济收入不可能与衙门中掏厕所的杂役一样高低。

从更深的层面上讲，人生而就有等级贵贱差别，它又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为社会天然角色上的差别：如君与臣，父与子等；另一个方面为生理上的差别，如贤与劣，聪与愚，男与女，老与幼等。

事实上，一个社会只有诚实地承认社会成员天然不平等，有高低贵贱之分，才能最大限度成就平等。

中国社会传统的等级制度，是圣人本着尊重自然法则及用理性调和社会天然不平等的原则设计出来的，它的核心内容为：贱愚者尊重贤能者，而贤能者爱护贱愚者；臣下敬爱君主，下级听命上级，而君主与上级则要礼待臣下与下属；后辈服从长辈，儿女孝敬父母，而长辈与父母则要慈爱后辈与子女；女人顺从男人，而男人要关爱女人；商人的政治地位低于农夫，而农夫要义待商人等。

这套等级秩序的雏形，可上溯到东周以前很久远的年代，董仲舒将它与阴阳学说中“贵阳贱阴”之原则结合，认定它与天地万物同在，只要天地运行的规则不变，它的存在就永远合理。

这套等级秩序虽然近百年来遭到文人政客们的口诛笔伐，但它的每个细节，无不有公正合理的一面。

问题十七：古代为何有君主这个职业?

任何动物只要有群体，必定会有头目或王，小到蚁群，大到猴群，一直到人类，莫能例外。

在多数动物群体中，王的产生主要靠暴力竞选，强者为王。可是这有弊端，一旦更强者出现，或老王自然衰弱，很容易引起新的一轮暴力竞争，假如参入者众，会酿成动乱。

这种选王方法，只适合在成员寡少的群体中应用，成员基数庞大，成本就会增高。中国社会到东周时期人口估计已达到2至3千万，如此庞大的群体，假如短周期──10或20年一次──在广大的疆域内爆发暴力竞选，那对群体利益将是灾难。

事实上，中国至迟从尧舜时代即实行文明的王位禅让制或世袭制了，这种制度大大拉长了暴力竞选的周期，降低了竞选成本。

这种制度到周代日趋完善，周代的王位世袭制度规定，国家的王位只能由老君王的嫡长子继承，在特殊的情势下，也可以由老君王指定或由王室根据礼法推选，这大大减低了野心家窥视王位的可能性。

以现代的眼光看，传统中国的国家元首世袭制，确实不如民主选举制开明，但应当承认，世袭制的社会成本一般要比民主选举制小，京城宫廷中的皇帝换了，可能偏远的山区居民并不知道；而民主选举制则需动员全社会参与，其中的商业花费非常巨大。

假若在农耕条件下的传统中国推行民主选举制，恐怕连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卢梭都不会同意。

问题十八：传统中国为何倡孝道?

在农耕社会中，由于体力劳动是其成员获取生活要素的主要手段，因此青壮年是最光辉的年龄段，他们为社会主角，拥有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利；而老年人与幼年人属被照顾的年龄段，他们缺乏自己得到食物的能力。

且老年人与幼年人相比，老年人更容易受到忽视。人性中有喜爱幼儿而讨厌老年人的天然心理倾向，如果听任这一人性的趋势自由发展，社会上可能没有人愿意拿出10% 照顾孩子的细心与耐心去孝敬自己年老的父母。

这有着现实的原因，在生命传递的链条上，幼儿属朝气蓬勃的年龄段，他们活泼、率真、灿烂，代表着希望；而老年人像秋天的树叶，暮气浓重，每过一天都明显靠近坟墓一天，再加上疾病、行动不便等因素，往往越老越依靠他人照顾，越老越容易被人讨厌。

为了平衡青壮年与老年人、幼儿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青壮年与老年人之间的关系，儒家圣人不得不提倡尊老爱幼，并重点强调孝道，努力用理性的力量去纠正人性的偏差及社会的天然不平等。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提倡孝道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健康与和谐。在那样的社会里，假如人为地宣扬老年人与青壮年平等的社会理念，必然会加剧老年人与青壮年天然的不平等。

例如婆媳关系。婆媳之间的关系是人际间最复杂与最难处的关系之一，当她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纠纷时，儿媳由于年龄上的优势与对丈夫及儿女的直接影响力，因此往往保持着主动权，占有着优势；如果强调婆媳平等，欺压虐待公婆就可能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且公婆越老越趋向软弱，亦即只能越听任后辈摆布。

从经济层面上讲，朝廷由于直接面对的是广大乡村的亿万个自给自足的农户，其税收财政能力无法保障老年人的福利；如果对各家庭加收社会养老保险金，再返还它们用于赡养自家的老人，不仅成本极大，也毫无意义。

圣人制订尊长辈卑后辈的制度，就是为了在政府力量没法直接参入的条件下，让每家每户自觉地承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以保证社会权利最弱的老年群体能有尊严地颐养天年。

它的合理性在于：儿子、儿媳妇在公婆面前诚然唯唯诺诺，牺牲掉了自己的一部分享受生活的权利；但当他们也熬成了公婆之后，同样能享受到后辈孝顺，这属良性循环，有利于生命链条的健康延续。

问题十九：明清时的中国，有无自我调整与完善的余地?

黄宗羲写过一本叫《明夷待访录》的书，书的名字出自《易经》的一卦，寓意深晦，大意是：我的学说能将国家由黑暗引向光明，希望有朝一日得以实施.

黄宗羲是孔子的忠实信徒，他谴责李贽叛经离道。他的理论围绕着孔子天下为公的理念展开，试图把法家为秦始皇设计的政治体制淘汰出局，以儒家的民本主义政治体制取代之。

他确实把传统的政治学说推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使儒家的面目革命性一新，致使后世的人几乎认不出来。

黄宗羲的政治哲学与晚他一百年的卢梭的政治哲学有某些相似之处，他们都先从臆测描摹人类历史的原始阶段开始。

黄宗羲认为，在远古洪荒时代，人类一盘散沙，内部产生纠纷而没人调解，面对野兽与自然灾害的侵袭而无人领头对付，公利事业没有人带头干，这时候产生了一个英雄人物，人们拥戴他，选他为公共权力的代理人，于是君主产生了。

君主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牺牲一部分自由服从他，交纳赋税养活他，是为了让他为大家服务，君主本质上是人民共同雇用的仆人；但后来，君主把人民交给他代理使用的公共权力据为私有，宣称自己是人民的主人，广大人民是他的奴仆，整个给弄颠倒了。

他主张把颠倒了的主仆关系再颠倒回来，并设计出了一套主权在民的政治体制：

1、为了避免君主再把公共权力强行据为私有，君主不应有实权。君主只是国家的象征，权力在宰相手中，宰相可以就一些重大事务征求君主的意见，但不必由君主拍板，他可自行下达命令。

2、君主的龙椅宝座可以传给子孙，宰相的位子则只能传给贤能者。

3、国立最高学府的校长由德高望重的大学者担任，地位与宰相相同。学校不仅是读书的地方，也是培养政府官员，参政议政的场所。每月农历初一，皇帝、宰相、群臣都必须到学堂述职，以学生的身份听校长讲学。

各级地方政府的首长与地方最高学府的校长地位平等，地方官每月也要到学校述职,由校长以儒家的标准评判其施政的得失。

各高校校长由公众推举产生，任免不受皇帝、宰相的制约。

4、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土地国有。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给每家农户五十亩口粮田，剩余的土地听任有能力者耕种。

黄宗羲这套代议制政治理论，尽管稍嫌粗陋，但极具价值。可以设想，如果不是西方文明的意外冲击，任凭清王朝在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中自然衰亡，新兴的朝代完全有可能接受黄宗羲的政治方案，实行中国式的君主立宪。

实际上，即便面临西方文明的威胁，这种政治体制在中国也很有可行性，可惜清朝的皇帝出身满洲，西方来的民族主义思潮使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很难接受一个少数民族皇帝存在。

然而，美国、法国式的民主政体与中国传统的社会有极大的隔阂，想把两者嫁接在一起，简直就像要把木头与铁焊接起来那样困难。即便在今天，变通地实施黄宗羲的方案，可能也比实行托马斯.杰斐逊的方案更来得实际些、容易些。

这里谈论黄宗羲，主要是想说明，当时的中国传统秩序还有很大的自我调整及完善余地，并非像某些评论者所说，像树上熟透的果子，失去了生命力，注定要自行腐败掉。

问题二十：唐宋元明为何称朝？而不直接称国？比喻称明朝为明国？

传统的中国既非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非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所谓帝国或文明型国家，它不是国家，它是一个世界体系的中心。

传统的中国皇帝，称天子，意为天帝的儿子，他接受天帝的命令来照看这个世界；从理论上讲，中国皇帝的身份相当于世界共主兼中华国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并非一句空话。

例如，明代的两京十三省，属于皇帝的直辖区，皇帝在这个区域内相当于国王；而其他周边的羁縻区，以及各级诸侯区，一直到大地的边缘，则属于世界体系，皇帝在这个范围内相当于理论上的世界共主。

朝，是天子接待各国诸侯及处理直辖区政事的地方。所谓唐朝，指的就是大唐的世界；所谓的宋朝，指的就是大宋的世界；所谓的元朝，就是指大元照管的世界；所谓的明朝，就是指大明照管的世界；所谓的清朝，就是指大清照管的世界。

清朝末年，中国社会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不得不转型，首先面对的困难与痛苦，就在于从天朝上国，向普通民族国家的转变！

问题二十一：乾隆皇帝为何不是彼得大帝?

我们的历史学者经常嘲笑，1793年乾隆皇帝初次接见英国使团时采取的无知而傲慢的态度，叹息乾隆皇帝不是俄国的彼得大帝。

但若仔细分析就会明白，乾隆不可能成为彼得大帝。

俄国人在15世纪才摆脱成吉思汗子孙的控制，社会相当落后，没有思想学术，没有文学艺术，只有东正教无知的僧侣和邪恶的农奴制。它虽然对远东地区的征服进行的比较顺利，但国家没有安全感，西面有强大的瑞典，而立陶宛人与波兰人也虎视眈眈；南面是更强大、蛮横的土耳其人和鞑靼人。它迫切需要自卫的力量，这与中国社会的满足与自信有着天壤之别。

况且，俄国本质上是个欧洲国家，它对西欧的兴趣远远超过对东方的兴趣，而且它与西欧有着近乎相同的文化宗教背景。彼得大帝能化名米海伊洛夫下士率领250人的庞大旅行团去西欧长期旅行，他能到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当修船的木工，到普鲁士研究枪械，到英国议会旁听……这一切中国的乾隆皇帝做不到。

抛开年龄的因素不论，乾隆皇帝即便有彼得大帝般对西欧的兴趣与热情，恐怕也只能向基督教传教士请教关于西方的信息；他即便有到西欧去看看的勇气，按中国的政治规则，他也去不成；即使他能去成，他的文化背景，也会使他学不到彼得大帝所能学到的东西；即便他学到了彼得大帝所学到的一切，他回国后也不可能一口气颁布3000条法令，全面推行工业化；即使他颁布下3000条工业化法令，也不能短时期内改革官僚机构和军队，这些法令将多数得不到认真执行；如果他用钢铁般的意志强行贯彻，他将失去龙椅宝座。

在当时，中国是成熟、完善的农耕文明的代表，西欧是尚在完善中的工业文明的代表,两种文明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问题二十二：清朝末年，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为什么日本人成功，而中国屡遭挫折？

人们在看待西方入侵前的中国与日本时，往往认为这两个东亚近邻是相似的——不仅有共同的文化背景，而且国情也差别不大，其实这完全是受了它们外壳的迷惑，这两个国家在本质上有极大差别。

首先，日本过去的一切主要是从中国学习过去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日本既然能善于向中国学习，肯定也能善于向西欧学习，他们有这方面的经验，也不存在这方面的心理障碍。公元645年的大化改新与公元1868年的明治维新，实质上没有区别。中国正相反，它属于原创型文明，不善于向外人学习，也缺乏这方面的习惯。

其次，日本是个狭小的海洋国家，它历来视大海为天然樊篱，他们不怕蒙古的铁甲骑兵，但非常怕西方的铁甲军舰。日本人对西方的恐惧在这方面大大超过中国，因为中国有辽阔的腹地可供回旋，但他们没有；因此，当美国人的舰队出现在日本海面上，并扬言要动武时，这一消息很快即传遍了日本国；而中英鸦片冲突的隆隆炮声，却没有在整个中国社会引起震动，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可能都不知道发生了这回事，即便知道了，大概也只是摇摇头叹口气，那毕竟是在遥远的海边发生的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因此，日本对西方入侵的反应既一致又迅速，而中国的反应则既缓慢又复杂。当广州、上海地区的人们已经会说半生不熟洋话的时候，生活在古老传统中的河南、陕西人可能连洋人是什么模样都没见过。中国近代的俊杰人物多出于东南沿海各省，就是这个原因。

再者，日本社会结构的性质与中国社会根本不同。日本人在大化改新时期从中国引进的郡县制，到十二世纪时就被破坏瓦解，退回到了封建状态。天皇虽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实际与中国皇帝不同，他没有真正的实权。

西方入侵前夕，日本社会由德川幕府控制，它挟天皇以令各地方的封建主，勉强维持国内的秩序。各封建主有点类似于中国东周时期的各封国，它们拥有自己的土地及私人武装力量——武士。它们之间明争暗斗，千方百计壮大自己，削弱他人。由于社会中存在着普遍的竞争与对抗，所以日本人很容易认同西方的商业社会，也能主动接受西方的挑战；而另一方面，它也使日本的武士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这与中国社会形成了鲜明对照，中国社会匀称、和谐，没有激烈的竞争与对抗，而且军人不处于社会的上层，人们普遍尊崇学识，对武事不很关心。当日本的青年武士们为得到西方的军事技术而狂热地开始行动时，中国的职业军人寂然无声，他们虽明知箭与火绳枪不如军舰与开花炮，但他们只能等到文官集团作出决策后才能决定自己的行动。

第四，日本是个封建国家，而中国是个王朝。中国很难平等地看待西方列强，更勿论主动向它们全面学习了；因此，同样是向民族国家转型，清朝的路径依赖更大，行动也更缓慢。

第五，鸦片战争发生时，清朝已开国二百年，早已老迈腐朽了；而日本的明治时期，则相似于秦始皇刚刚统一中国那一时期，正活力四射，野心勃勃。

问题二十三：人口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唐朝之前，中国最理想的人口数量大约在四至五千万左右，达到六千万甚至七千万以上，就会成为政府的噩梦，需要通过饥荒、战乱等天灾人祸的方式减少人口；而一旦降到二千万左右，又会出现“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的场景。

西汉、东汉时，长江流域尚未被有效开发，中国的人口多集中在中原地区及关中地区,当时没有化肥、农药和专门培育的优良种籽，水利设施比较简陋，粮食的亩产量很低。根据战国时期李悝留下的资料推算，那时主要农作物粟的亩产量大约为一石半。当时一亩约合今天的0.32亩，一石半约合当今的45斤左右，换算成当今粮食亩产量约为140斤。即便汉朝时生产水平有所提高，粟的亩产量大概也很难超过200斤。

而现在华北平原地区的粮食亩产量，仅以小麦、玉米计算，一年两季最保守的估计也在1000斤以上。

据班固记载，公元2年西汉政府的人口统计数字为5767.14万人，考虑到当时行政管理比较松懈，疏漏难以避免，估计实际人口数当在6千万──7千万之间。

当时那些土地养活6千万以上的人口所承受的压力，大约相当于现在同样的土地养活五、六亿人所承受的压力；现今这一地区的实有人口也不过六、七亿左右，那时没有工业企业，人口的压力可想而知。

到唐代，经过五胡变乱，中原民众大规模南迁，江南地区得到了深入开发，尤其是太湖地区，渐成为有名的“粮仓”。可得之桑榆，失之东隅，由于气侯变化及战争对水利设施的破坏，关中地区衰落了，虽然唐朝的首都仍在长安，可这一地区的供养能力大大下降。因此，唐朝的人口一旦突破六千万，它的困难比两汉政府小不到哪里。

宋朝时，随着江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鱼米之乡的声誉响遍全国，中国承载人口的能力大为增强。到南宋时期，宋、金、西夏及大理国的人口总计突破了一亿。

明朝的人口更是强有力地增长，晚期估计高达2亿，这得益于一批高产量农作物的引进，如玉米、红薯等。

清朝开国到乾隆年间，政治清平，疆域空前扩大，通过移民的辛勤努力，各边远地区得到了充分垦植，人口逾过三亿。这个数字大概接近纯农耕文明条件下，中华本土所能承载人口的极限，有个叫汪士铎的人为此惊呼说：“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天地之力穷矣！”不久，太平天国叛乱发生，人口损失了近一亿，人与地的矛盾一下得到缓和。

据研究专家推算，“如果从公元初开始，中国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是千分之二，而不是实际上的不足千分之一，那么今天的人口就会接近三十二亿。”(3)。

实际上各朝开国初期人口的增长率一般都会超过5‰，假如不是改朝换代与饥荒的调节，发展到现在，中国的人口恐怕早过百亿了。

问题二十四：中国的传统社会为何不具备进步的基础

中国传统的社会，要求其成员自我克制、安分守纪，要求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不是鼓励人与人相互竞争，及人与自然相互竞争。它有自己一套完全不同于现代工业社会的价值体系。

中国农耕人衡量社会好坏的标准是盛与衰，他们从不追求社会进步。如果有人一定要比较，中国古代一盛一衰静止不变的社会与西方式的每天都不断进步的社会，孰优孰劣？那真不好回答。

就当前的局势而言，当然是日进无疆、永远昌盛不衰的社会好，因为所有国家都在追求不断进步，世界处于丛林状态，如果哪个国家胆敢静止不变，那必会被淘汰掉。但从长远而言，还是中国式的静止不变的社会更好。

中国文明存在了四千多年，与大自然和睦相处，到清朝仍青春焕发；而西方的工业文明只发展了三百年，就与大自然的关系恶化。按照自然的必然规律，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永远处于成长壮大阶段，社会的进步总会有尽头。一个社会要想永不衰老，它最好不追求永远进步。

中国的传统社会如果不是欧洲人的打扰，它再存在一万年也许不会有大的变化；而西方不断进步中的社会，可能连一千年的寿命都达不到。

按照一般的标准，长寿者总比短命者好。人类社会需要长久健康的延续，而非过把瘾就死！

问题二十五：科学为何胜不了宗教?

美国有个叫马斯洛的犹太心理学家，他把人生的需求划分成由低级到高级的五个层次，顺序依次为：1、生存需求，如食物、性欲、睡眠等，这是最基本的。2、安全的需求，如和平、秩序、安全等。3、爱的需求，如亲情、友情、爱情和归属感。4、尊重的需求，即人希望得到别人较高的评价，希望以金钱或地位显示对其他社会成员的优越等。5、 自我价值的实现需求，即人想让自己的潜在能力发挥的淋漓尽致，希望自己成为自己所期望的那类人。

在人生这五个层次的需求中，科学能对哪一种有帮助呢？只对人的生存需求有所帮助,而且还帮助不大。科学给人类带来了数不清的财富，但也造出了更多的消费者──人口；况且科学也解决不了社会贫富分化问题；因此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地球上挨饿者的人数，恐怕要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挨饿者的人数都要多。

确实，古代曾经威胁过人类的虎、狼之类动物，已不再对人的安全构成威胁了，可是科学发明出的枪炮、原子弹，却比虎和狼凶残千万倍。科学非但没给人类带来安全感，相反成了威胁整个人类生存的最大隐患。

对于马斯洛所说的后面三项人生需求，科学是无力解决的。在这三方面，科学还不如宗教有用，这大约就是科学斗不败宗教的根本原因所在。可以预测，科学再发展上一万年，也不能摧毁上帝和天堂。

那么人类为什么还热衷于科学研究、狂热地赞美科学研究呢？人类是否疯狂了呢？也不是。人类是唯一没有天敌的动物，人类的天敌就是自己的同类，所以自己的同类内部要竞争，一方想获得对另一方的优势，就必须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而另一方要想不被淘汰掉，也被迫借助科学技术保卫自己。

再者，工业社会运转的前提，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离开了科学的支持，工业文明寸步难行。

其次，也还是很重要的一点，人类能从科学的新发明中得到一种征服自然物的虚幻优越感，可能这就是现代人自豪地宣称古代黑暗愚昧，现代进步光明的根源所在。

可是千万不要误解，人这种对自然物的优越感，并不能代替马斯洛所说的那种对自己同类的优越感；人在对自然物保持优越感的同时，可能照样会生活在屈辱和自卑的黑暗中。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某些科学家虽然能通过科学研究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但科学研究不过是给人提供了一种新职业，这种职业本质上与农民种田、铁匠打铁、营业员售货没有区别。农民通过种田不是也照样能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吗？

问题二十六：中国抗战与希某勒德国的关系？

从1935年起，中国政府就开始秘密制订针对日本人的国防计划。这项计划得到了希某勒德国的强有力支持，双方在柏林签订了一亿金马克的信用借款合同，规定中国政府可以在这一限额内向德国购买军火及重工业设备；同时一些军事专家也被派往中国，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

希某勒思想深处有对日本人的蔑视成分，他不在乎日本人提出的抗议；但英、美、苏等国害怕，所以当日本外务省发表谴责某些国家对中国提供军事与技术的援助声明时，它们立即要求澄清事实。

有趣的是，希某勒后来虽然明明知道德国需要与日本人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苏联(他也这样做了)；可他仍不顾日本人的反对，继续培育中国的军事与工业实力，即便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他仍不愿放弃与中国的军火贸易。

从这一点上论，中国人最没有资格学着犹太人的腔调恶毒咒骂希某勒。希某勒疯狂屠杀犹太人，但他与中国人没有深仇大恨，即便是出于公义之心谴责他的黩武行为，也没有必要完全站在犹太人的角度上，一副对他苦大仇深的样子。

我们必须注意，那个时期疯狂屠杀中国人的是日本兵，犹太人什么时候完全学着中国人的腔调恶毒咒骂过东条英机？

问题二十七：二战对中日两国的影响?

1943年，英美一道与国民政府签署新条约，正式废除了它们过去一百年间从中国获得的特权。它们这样做是明智的，因为它们昔日的势力范围和租界尽陷日本人之手，中国军队一旦光复回来，想再恢复原状，那可能需要重新打一场1840年式的战争；而中国的军队既然能让日本皇军精疲力竭，也势必能使它们的远征军难取鸦片战争时期的成绩。

蒋介石被当成一个世界强国的领袖，参加了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的会晤。在开罗会议上，中国得到保证：战胜日本后，中国将完全实现领土完整，台湾和满州归还中国，朝鲜在适当的时候独立。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郭沫若那首描写凤凰在烈火中复生的诗，日本把最可怕的灾祸加在中国头上，可中国在灾祸中反而复生，一跃成为与西方列强比肩的强国之一，尽管中国仍很虚弱，却趁机挣脱了一百多年来外国人强加给中国的各种绳索；而日本从实行现代化之日起，就一心一意损害中国，可到头来反而使自己退回到了佩里船长时代的水平，这次不过是佩里船长换成了麦克阿瑟将军。

尽管现代的日本是个经济强国，且不乏政治野心与阴谋诡计；但应当承认，日本国的黄金机遇期已经结束，它很难再找回上世纪初的运气与力量优势，再威胁中国了。

首先，日本仍处于美国人的军事监管之下，它政治、军事上的独立运作空间较小。

其次，它周边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朝鲜与韩国不再软弱，大陆也不再黑暗和混乱；与一百年前相比，日本的工业化成就在东亚不再一枝独秀，它对周边国家的力量优势，已不再犹如高屋建瓴，而是变得相差无几了。一般情况下，日本若想图谋大陆，它必须先征服朝鲜半岛为跳板；而当今日本要入侵朝鲜半岛，它即便付出数倍于上次的代价，恐怕也难成功；而即便能成功，它也不敢轻易挑战中国，除非中国再次陷入四分五裂的灾难之中。

再者，随着战争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核弹及导弹这类武器的日益成熟，日本作为一个岛国的地理优势丧失掉了，海洋不再是天然屏障，船队也不再是最厉害的攻击武器；更因为日本国土狭小，缺乏战略纵深可供回旋；再加上本土资源匮乏，严重依赖于海上补给线；因此日本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了。

因此，未来的日本，或许安心回归它的历史本位，才是正道！

问题二十八：建都南京是国民党的重大失误之一吗?

历史上在南京建都的朝代不少，可没有一个大有作为，所以有“金陵王气黯然收”之说。

南京地处中国最肥沃的长江三角洲上，那里素有粮仓之称，又靠近全国最发达的工商业中心上海市，所以在那里建都，会使全国失衡，使政权的辐射力能力衰弱。

在南京的政权，很容易忽略或冷落东北、华北、西北、西南等广大的国土；但在西安或北平的政权，无论如何不敢冷落南京；因此，凡建都南京的政权，都有点偏安的性质，绝少有统一全国的气魄，大明王朝似乎是个例外，但如果不是永乐帝迁都北京，它恐怕很难保证蒙古人不再侵入华北。

假如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定都北京，历史可能会是另一种模样，一则能使日本人染指华北时不能不慎重。二则我们中共的势力将很难在河北、山东地区发展；而我们中共若想在长江下游的富裕地区动员群众，那比较困难；况且，长江下游地区易攻难守，当根据地不如太行山区、沂蒙山区和陕北地区理想。

问题二十九：西方入侵对中国的影响？

以西方的标准衡量，公元1840年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保守的国家之一；而到1956年至1976年间，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它又变成了地球上最为激进的国家——对古老的传统全盘否定，甚至到了仇视的地步；而对欧美的现代化进程犹嫌缓慢，梦想一跃跨到它们的前头。

站在长远处观察，这转型期间的136年，中国人在西方的重击下，可谓槽头转向，神志迷乱。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既是中国千年变局的终结，又是它在工业化道路上的新开端。这是一个恢复了健康理智的国家，尽管仍迷眼惺松，但它开始尝试着以新的标准客观地反思自己的过去，冷静地评估自己的现状，务实地规划自己的未来了。

毫无疑问，今日的中国从内容到形式，都与清代及清代以前的中国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在西化道路上的暴走之远，在某些方面连印度人、日本人、韩国人都自叹莫如。

同样毫无疑问，今日的中国明显是从清代中国延续而来，它的13亿人民，不仅在血统，而且在世界观、人生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方面仍与他们商、周时代的祖先保持着许多相通之处。

从这些方面讲，今日的中国既是个全新的国家，又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这决定了中国在全球新秩序中的独特性，也决定了中国的追求与欧美等纯正工业化国家有所不同。

首先，作为一个在工业化轨道上奋进的新兴国家，它希望追赶上欧美，实现富民强国的民族复兴目标。

其二，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背景的古老国家，它又需要肩负起让人类再延续数万年，以至更长时间的责任。

毕竟，工业文明从成型至今日不足三百年时间，这段历史在美国人、德国人看来或许已经够长了，但这对于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而言，它不过是一段小小的历史插曲。

  ——本文摘自《中国历史的脉络》，2001年，尚未正式出版

来源：国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