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坠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时，他的身份是：中央副主席、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共和国元帅。林彪的飞机坠毁给那一茬的中国人心理上的冲撞留下了荒诞、陌生、复杂、迷茫、强撼、沉重的感觉。

王中远，就是当年林彪坠机现场的四人现场处理小组成员之一。十年前，我就认识王中远，近日，借他来穗休息的机会，我请他又讲了一遍当年的亲历记。

王中远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学的是蒙语专业。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三年后他被派往一个偏远的国家大使馆工作，在外交生涯中，碰到了震撼中国大地的“9·13”事件，并成了这一事件的重要见证人。

田炳信：主要想了解“9·13事件”。你作为目击者和工作人员，能不能谈谈当时的情况，怎么得到通知的。

王中远：“9·13”事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个重要的事件，更为世人所关注。1971年9月14日，和往常一样，使馆是八点上班。我刚吃过早饭，还未上班，就收到蒙古外交部打来的紧急电话，称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要紧急约见许文益大使。

8时30分，许大使去外交部，额尔敦比列格通知说，13日凌晨2时左右，在蒙古肯特省（省会为温都尔汗）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中国一架军用喷气飞机失事，乘员9人已全部遇难，并就中方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空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方作出正式解释。许大使拒绝了蒙方的抗议。当时使馆与国内联系非常困难，很慢。

当时使馆没有专设电台，拍发电报要到蒙古邮电局，线路年久失修，时好时坏，加上蒙古人办事效率低，特急电报发到北京有时要几个小时。

田炳信：那你们怎么和国内联系上的？

王中远：后来经研究，许大使当机立断，决定启用封停了两年之久的中蒙之间专设的长途专线电话，先用蒙方的国际长途电话线路要北京外交部，请示北京同意后启用专线电话，在中午时才将消息传到北京。

田炳信：听到坠机的事你们惊奇吗？有什么猜测和议论吗？

王中远：有。根据乘员人数情况，不可能是战斗机或轰炸机，因为作战飞机不可能有9人。那时，敌情观念还是很强的，甚至有的同志分析，会不会是美国或台湾的侦察机，在飞机上喷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徽，飞到蒙古搞侦察，但是飞机上不可能有这么多乘员。各种猜测都有。但谁都没有想到真正坠落的是一架专机。

田炳信：你们是什么时间到达坠机现场的？

王中远：当时许大使指示：一，马上向国内报告；二，派二秘孙一先带我和沈庆沂先去现场察看，并立即通知蒙方。9月14日中午，蒙古外交部通知，同意我方派三人到现场察看，并准备了专机，下午就可起飞。可是，由于通讯的原因，9月14日下午6点，使馆才收到国内的指示电报，指示许大使带随员亲自到现场处理。但失事飞机上所乘何人及飞机性质只字未提。这时已过了原和蒙方约定的起飞时间。

蒙方认为中国军机入侵，现场尸体衣服都烧没了。

田炳信：你们到底什么时间到的现场？

王中远：真正的起飞时间是9月15日下午2点45分。由许大使亲自带队，有孙一先同志、沈庆沂和我一行四人前去现场。这中间还有很多插曲，就不说了，只谈一件。关于失事飞机的处理，每一件都要请示国内，国内曾来电要求把尸体就地火化，蒙方提出，蒙古没有火葬的习惯，而且那个地方也没有条件火葬，建议按蒙古习惯土葬。

我们乘的是伊尔14飞机，蒙古派了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亚洲司专员古尔斯德和蒙古边防内务军的桑加上校，此外还有记者、摄影师、医生、法律专家约十七八人，同乘一机飞往温都尔汗。

田炳信：当时到现场看的感觉如何？

王中远：飞机失事现场四周是小的丘陵，中间小小的盆地十分平坦。蒙方译员告诉我，这个地方叫苏布拉嘎盆地。在盆地中央，由北向南长约800多米、宽约300多米的草地，已全部烧黑了。四处散落着飞机残骸，机舱部分爆炸摊在那里，尸体蒙方没动，基本上是断胳膊断腿。有些尸体发红，林彪的脑袋摔出来了，头发让火烧黑了，脑浆也出来了。蒙方用白布都盖上了，我们揭开进行拍照。叶群是烧得最轻的，只是头发烧光了，看样子当时飞机一爆炸，还没有马上死掉，手脚的姿态还有挣扎的痕迹。

现场北端有飞机机翼在地上划的一道沟，很深，20多米长。据蒙方飞行专家介绍是飞机机翼擦地刮的，当时飞机试图迫降，选择的地点应该是不错的。如果是飞机肚子着地就迫降成功了，但是不知什么原因，飞机失去平衡，翅膀先着地，飞机往前冲，又升起来，往前200米左右，爆炸了，机身部位爆炸，机尾部分甩出去了，。散落了很多东西，也有些枪支，冲锋枪、手枪、子弹，皮质文件包是空的。

头天就看了看，拍了些照片。蒙方也派兵把现场警戒起来了。当天现场看完之后，就回酒店，连夜谈判。蒙方也要搞一个会谈纪要，他要我们认可是中方的军用飞机，侵入蒙方领空，以不明原因坠毁。我们当然不能承认，因为飞机上有中国民航的字样，所以我们说是民航飞机，不是军用飞机；第二点，我们并不是侵入。谈判的其他内容都很容易，双方斗争的焦点就是以上两点。

田炳信：结果如何？

王中远：非常艰难，我们整整谈了一夜，我和沈做翻译，写记录。当天夜里谈判没有结果。第二天一早又去现场，重新看，重新拍照，又谈了关于选址埋葬的问题。飞机失事在盆地中间的最低点，我们在山坡上朝东方向（田：向着祖国），选了一个地方，连夜挖掘了长15米宽3米的一个大坑。现场尸体旁都放着棺材，白碴的，薄薄的，非常简单。我们重新检查后将尸体装殓，（尸体）都僵硬了，没办法，手腿再掰过来，装进去。都是蒙古士兵在干，我们在现场谈判。按我们编的号，1、2、3、4、5、6、7、8、9，九个人九个号，林彪是5号。一个完整的大坑，9个人并排放进去，把红布黑布盖上。完了之后，我们四人象征性地一人铲了一锹土，蒙方士兵堆了个坟头，还是我建议搞个标志，把飞机残骸螺旋桨进气口环架过去，放在坟上。然后找了个木头牌子写了几个字，什么遇难者之类的。

田炳信：你怎么知道是林立果？你看到什么了？

王中远：我们一个尸体一个尸体检查，其中有一个人仰面躺着，衣服都烧光了，我看他身下还有没烧完的衣服，就扯了扯，扯出一个语录本，内有一些军人照片的底片和空军大院出入证，编号0002，没有贴照片，上面写着：林立果，男，24岁，干部。

田炳信：传闻飞机是被导弹打下来的？

王中远：这架飞机至少是在几千米的高空飞行，如果被打中，残骸至少要散布到方圆几十公里，而飞机实际上是在地面爆炸的。尸体聚集在一起，基本比较完整。老孙回国汇报后，又会同国内有关专家研究，结论是“自行坠毁”。

田炳信：你们回到温都尔汗以后，还继续和蒙方谈吗？

王中远：9月16日下午，处理完现场事宜之后，我们回到温都尔汗，连夜谈判直到17日。17日下午，我们提出要回去，他们请示以后也同意了。傍晚六时起飞，回乌兰巴托。到达后马上向国内报告。谈判记录很长，我又准备了现场草图，当时不知人员身份，我就用红笔画出来，写上“中国遇难烈士”，一号、二号……材料准备好后，孙一先同志9月21日下午回到北京，当夜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到次日凌晨三点多钟。

田炳信：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林彪的事的？

王中远：很晚。当时双方谈判很紧张，回到乌兰巴托后，开始准备国庆了，因为许大使刚到，每年国庆的酒会也很忙。9月29日下午五时，蒙方电台播发了一条简短消息，还是按照他们的观点，说中国“军用飞机”“侵入领空”。9月30日，在使馆国庆招待会上，蒙古国防部外事处长私下“咬耳朵”问我：“林彪还活着吗？”我按照国内指示答复：“一切照旧。”这说明蒙方似已从国际各方面的传闻中猜想到失事飞机的死者里有林彪。

田炳信：你会有联想吗？

王中远：当时还真没有更多想，实际上国内在国庆前后就开始传达了。当时1971年《人民画报》的第七期或第八期的封面登了林彪头像，10月份通知要收回。后来，文件也来了，我赶紧到保密室去看照片，当时拍了很多，对照一下，叶群的特别像，她烧得很轻，摔得也很轻。林彪的脑袋摔了半个，脸形还是比较像。

田炳信：在国内公布之前，苏联有插手吗？

王中远：这一点可以肯定。现场苏联人不止一次去过。埋了也很容易挖出来的，这很可能。实际上外界9月20日以后就有传闻了，就像酒会上问我的事。

那时最大的谜：飞机究竟是怎么样掉下来的。油确实不够飞到苏联，一共是12吨油。本来第二天要飞往广州，还没来得及加油，看样子他要往苏联飞，油不够。

田炳信：后来你有没有再去过失事现场？

王中远：我没有去过。80年代末两国关系好了以后，使馆的同事、报社的记者有的去了。残骸有的在，有的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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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5月10日，深圳新闻网报道：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时，曾正面回答了费尔关于那架“三叉戟”飞机失事的原因。邓小平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有关邓小平这段重要讲话的报道，刊登在1980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潘景寅的爱人踏上了为夫正名的艰难上访之路。她的上访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经国务院信访办与潘景寅生前所在的专机师协商，由专机师支取500元钱给潘景寅家属，为孩子看病；同时，专机师就机组4名死者的问题，向上级部门请示处理办法。

潘景寅的爱人经过一年多的奔波，终于在1982年初得到了由总政治部签发的“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其内容如下：“潘景寅同志于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温都尔汗随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

注释

《我的战斗生涯》一书作者王海披露：9月13日凌晨256号三叉戟飞机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我们根据大量证据认定：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也就是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作出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有这样几点：其一，失事发生的场地是经过有意选择的。在温都尔汗附近这片戈壁滩上，这块地点地势是比较平坦的，飞机着陆的方向也刻意进行了选择，这些情况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其二，飞行员实施了野外迫降动作。他在飞机接地前主动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动作，前开缝翼只有人工操纵才有可能打开。其三，起落架轮毂完整，没有撞击和磨损的破坏痕迹，主轮胎良好，仍有气压，这说明在迫降时飞行员没有放下起落架。其四，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接地的。这一切都表明，256号飞机当时是在飞行员有效控制之下，而且是主动作出了使飞机迫降的选择。

根据各种情况判断，256号飞机当时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实施迫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飞行员着陆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着陆速度过大，而减速板却未打开；其二，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它的机翼、机腹部有油箱，在高速接地时，极易造成油箱破裂、机翼折断，引起燃烧爆炸；其三，当时飞机仓促起飞，机上没有副驾驶和领航员，飞机迫降时正是夜间，又处在完全陌生的区域，一个飞行员难以应付种种特殊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