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还是他杀:火药残留物昭示了一切
北京市公安局二处干警尽管旗开得胜,迅速查找到王宝森的尸体,但这只是初步的胜利。因为王宝森毕竟不同于平民百姓,他是享受正部级待遇的常务副市长,对他的死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能够经得起历史和时间检验的刑侦鉴定,不仅需要特殊的勇气,还需要扎实细致、有条不紊的头脑。在发现了王宝森的尸体后,二处的干警在市局领导的支持下,迅速封锁了现场,并确定中心现场任何人都不能接近,包括市里领导。这一决策无疑为刑侦技术部门提取至关重要的现场脚印创造了条件。
王宝森是头朝北、紧贴一块大石头毙命的,头部太阳穴上有一个枪打出的圆洞,身上没有其它伤害。要确定自杀还是他杀,现场的脚印无疑是重要的证据,假如是他杀,必定有死者以外的脚印。现场提取的脚印只有死者一人,这至少证明王宝森身边是没有作案嫌疑人的。
当然,这并不能排除其他人在远距离射杀王宝森的可能。这就需要其它的物证来支撑。刑侦及技术部门在现场仔细检查了王宝森太阳穴上的弹洞,发现弹洞周围有火药留下的痕迹,这说明枪口离弹洞是很近的,因为只有离得近甚至枪口贴着弹洞火药才能在创口附近留下痕迹。另外,创口附近的火焰痕迹也印证了这一点。火焰痕迹是枪在射击的时候随枪口喷出的瞬间火焰留下的痕迹。无论什么枪支在击发时枪口都会产生火焰,只是这种火焰在15公分内才能留下痕迹,15公分以外就没有痕迹了。这段距离司法鉴定上称为火药烟距。王宝森创口附近有火焰留下的明显痕迹,说明枪口离创口是很近的,是接触射击,甚至是顶着太阳穴打得。
这样就排除了他人远距离射杀王宝森的可能。但由此断定王宝森就是自杀还不足以为凭,王宝森身上没留下一点文字的东西,衣兜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好在现场留下了一只手枪,还找到了一颗子弹头。经指纹检测这手枪确实是王宝森用过的,为八一式国产手枪,那颗子弹头和王宝森枪里的子弹完全一样。王宝森持枪的档案也找到了,他的手枪是半年前领的,是以防身的名义申请的。当时有关部门规定,省军级以上干部出于安全需要,经批准可以领一把手枪自卫。王宝森向市政府写的申请,市长李其炎批示同意,将此件转给了市公安局张局长。张局长又将此件批给了北京市公安局枪支管理处。该处枪支管理档案上有明确记录,王宝森领的枪支子弹与现场发现的枪支子弹完全吻合。
这样,基本可以断定是王宝森自己开枪击毙了自己,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市公安局刑侦技术部门还对王宝森持枪的手进行了残存火药微粒检查,即射击残留物检验。人在开枪的时候,不仅枪膛里有火药,周围都有火药。谁开的枪,火药微粒就会残留在谁的手上。运王宝森尸体的时候,王宝森的双手都被套上了塑料袋,以便到实验室提取火药微粒。经过仪器检测,在王宝森手上发现了射击残留物。技术人员还把王宝森手上的残留火药微粒与他手枪里的子弹火药进行了比较,证明是同一种火药。
至此,王宝森自杀可以盖棺论定了。但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插曲,有人提出质疑:王宝森自己开枪打了自己,那么子弹壳跑哪去了?现场只找到了子弹头,没有子弹壳就难以说明王宝森是在现场开枪自杀的。这确实是有道理的,子弹头和子弹壳是应该在一起的,否则说王宝森在现场自杀是难以服人的,至少不是无懈可击。
于是,一场紧张的搜索子弹壳的战斗打响了。公安干警继续实行拉网式的搜寻,每个人盯住自己眼前的王宝森就是在这块大石头上开枪自杀的地面。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于是公安干警又调来了探雷器,因为子弹壳是金属的,探雷器比人的眼睛要好使得多。结果又折腾了很长时间,自杀现场的每一寸土地都探了几遍,就是没有子弹壳。
找不到子弹壳,王宝森自杀的案子就定不了。就在大家焦急万分、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建议把树叶清走再用探雷器找。这确是个好主意,因为地面上满是树叶。于是大家一鼓作气,将所有的树叶都清出去了,接着重新用探雷器探。终于,那个把人折腾得腰酸背痛的小小子弹壳,被探雷器找到了。原来,它被人踩进了土里,可能来现场的人太多,东一脚西一脚被乱鞋踩进了树叶下面的土里。
王宝森的自杀结论终于可以下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经过复核同意了北京市公安局的鉴定结论。北京市公安局的干警以自己无以伦比的敬业精神和对历史负责、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死者及其家属负责的工作态度,完成了历史在一个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下赋予自己的特殊职责。犯下累累罪行的贪官王宝森,遇上了这群兢兢业业、充满入道主义意识的警官,实在是一大幸事。
1998年4月经有关部门批准,王宝森的尸体被其亲属领走火化。
注:后文有陈希同儿子陈小同庭审描述,其见证和参与了王宝森死亡过程。和上述描述略有出入,敬请继续阅读。
叁
六、王宝森事件等于揭开了北京市的盖子
所有问题都以这个线索为突破口
四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同意陈辞职,同时根据乔石、李瑞环、刘华清等人的提议,由中纪委第一书记尉健行接替陈的工作。
四月二十七晚,胡锦涛代表中央到北京市委作了宣布,陈希同没有料到,最后竟是这么个结局。
当天,中央电视台进行了报道.次日,中国国内各大报均刊载了这一消息。
消息传开,举国震惊,百姓们议论纷纷:
“陈希同引咎辞职,是震惊全国的新闻!是清官?是贪官?是昏官?该清算了。”
“五十年代枪毙刘青山、张子善,起杀一儆百的作用,管了二、三十年,如今也该毙他几个。”
“王宝森这个贪官自杀,活该!”
“奢靡之风可以亡国,贪官污吏可以亡党,再不动手,更待何时?”
王宝森自杀的过程,外界新闻纷纷,据可靠消息,真相大致如下(有关此消息,《美洲文汇周刊》曾在上期做过详细报道):
一九九五年初,江苏省无锡市非法集资数十亿元人民币的大案败露。
根据案犯交待,有关部门逮捕了原北京市市长。
1995年4月,素有“女包公”之称的刘丽英,指挥中纪委联合调查组,对王宝森涉嫌经济违法案进行调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王宝森突然自杀了。有人说是“畏罪自杀”,也有人说王宝森的死,与陈希同的儿子陈小同有联系。
这一切都要从“邓斌案”开始讲起。
无锡非法集资案
匿名举报邓斌招摇撞骗30多亿元
1994年6月,中纪委办公的地方,每天都要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举报信数以万计。据统计,要装7个麻袋,专门有70多名专职干部拆阅。这里,刘丽英已被人民群众誉为“女包公”,每天寄给她的信更是成山如海。
刘丽英
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刘丽英的办公室就连续收到了数百封来自无锡的举报信,说“北京兴隆实业总公司”在无锡成立的“新兴实业总公司”经理——邓斌,招摇撞骗,金额高达30多亿元。
刘丽英看过后,特意用红笔在上面圈圈点点,然后批示:“此案重大,涉及到北京市,先从无锡查起。可先与江苏省委曹克明同志联系。”
曹克明
1994年6月23日,曹克明收到了秘书整理出来的一份文件,是中纪委刘丽英书记的批示和举报信,在文件右上方盖有“特急”的红色印章。曹克明翻看一看,上面写着:
“北京兴隆实业总公司在无锡成立的新兴实业总公司经理邓斌,在江阴、无锡等地招摇撞骗,仅江阴市就有26家单位巨款集资资金到期不还,金额高达30多亿元。而邓斌等人却大肆挥霍,过着红灯酒绿糜烂生活。”
曹克明向来以雷厉风行著称,被江苏的父老乡亲称为“活包公”。当他看到“30多亿元”时,愤怒地拍案而起,当即提笔批示:“立即派人查处,决不可使我们的国家利益受到任何损害。”
7月15日,由省纪委副书记李奎顺为组长的调查队伍进驻无锡。在这里,将要拉开建国以来最大诈骗案的侦破工作和调查工作。
当晚,李奎顺被安排在南湖宾馆。他们连夜召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开会,通报有关邓斌非法集资案的主要情况。会后,李奎顺特别交代:“今天晚上的情况绝对保密,不可露风声。明天把邓斌的详细材料调来研究。”
虽说已经开会强调要保密,但消息还是传到了邓斌的耳朵里。她不以为然,只问了送情报的人,来了多少人?得知一共下来9个人时,邓斌不慌不忙地说,拉上9个姑娘送去。
在邓斌的眼中,“猫没有不吃腥的。”但送情报的人,告诉邓斌,这回情况不一样,是省纪委李副书记亲自带队。李书记根本不吃这一套。
于是,邓斌拨通了北京兴隆公司李敏董事长的电话。当邓斌把情况说明之后,李敏感觉事情非常严重,决定明天和兴隆公司的总经理李明一起飞去无锡,与邓斌商量如何应对上级的调查。
挂掉电话后,邓斌派人去找李奎顺书记,约他吃顿饭。李奎顺早已说过,在调查期间,一律不准宴请,所以直接拒绝了。邓斌派去的人碰了一鼻子灰,这让她隐隐感觉事情不太妙了。
第二天,李敏和李明来了无锡,邓斌热情接待。从北京来的二位,不仅是公司的高层,而且与北京领导有联系。据说是市里直接任命的,专门联系江苏融资事项的人。
李敏嘱咐邓斌,不要怕,把账改一下就好。当得知明天工作组就查账时,李敏下达命令,立刻把账本拿走。不过,邓斌的手下办事不利索,16个小时后,账本被我公安部查获。
第2天,无锡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都等候在南湖宾馆。这几天,李奎顺书记正组织人调查分析案情,从中他了解到了一些关于邓斌的情况。
邓斌,江西樟树人。她父亲是国民党伪江西省省长,解放后被镇压。邓斌从小跟着母亲生活。邓斌退休前,曾因为经济诈骗,被处于开除出厂留厂察看二年的处分。退休后,她在外打拼时,认识了李明,之后又结识了李敏。此后,便开启了她巨额集资诈骗之路。
尔后,李奎顺书记下达了3条指令,首先查一下与邓斌有关的领导人员,然后查封邓斌新兴公司和与之有关公司的账本,最后对邓斌实行监控。
“邓斌案”涉及到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几位领导
从邓斌处获知,她除了诈骗30亿元人民币外,她家里查抄的金银首饰、人民币、外币,以及其它物品,就有229.07万元。“邓斌案”中,涉嫌到北京市的领导。
李奎顺连忙写了报告:“曹克明书记,此案涉员甚多,建议上报中纪委刘丽英同志。”
7月29日,江苏省委向党中央写了“关于查处新兴公司非法集资的报告”,火速赶到北京,作了详细汇报。不到48个小时,党中央、国务院的同志就作出了批示。伟大的国家,岂容毒疮滋生!从这天开始,一场腐败战役以排山倒海之势拉开了序幕!
1994年8月1日,在党中央的指挥下,13个部委召开首次查案协调会。会议决定,不管涉及到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这次办案是纪委,公、检、法、工商、税务、审计、银行协同作战,“兵种”多,规模大。
突审邓斌非法集资案
1994年11月5日,刘丽英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厅厅长罗辑、北京市纪委副书记金德珍等同志秘密来到南京,是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负责调查发生在无锡的32亿元特大非法集资案。在南京期间,刘丽英“闷”在西康宾馆,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出门,她反复听取江苏省委工作组的汇报,反复翻阅材料,找到了隐藏在案件背后的蛛丝马迹。经过半个多月的细致工作,他们详细地搞清了新兴公司非法集资以及所带出的一些重大问题和线索,并迅速整理形成了向中央最高决策层的汇报材料。
1994年12月7日,由中纪委、最高检察院、北京市纪委首批抽调的23名同志组成的中央联合专案组正式成立。刘丽英任组长挂帅出征。当天下午,中纪委401会议室,调查组召开全体会议。刘丽英环顾着在座各位,严肃地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起建国以来极为罕见的大案,同志们从各个岗位上被调到专案组,是组织上对我们的信任,中央期待着我们,人民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拿出最好成绩向中央和人民汇报。”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1995年元月11日,刘丽英决定提审在押的邓斌。
邓斌
邓斌的“软功”非同一般,而她“哭”的功夫特别地道。每次提审她都要哭好多次,且都是眼泪花花的,只是不时地透过泪水观察着检察官们的反应。邓斌虽然差不多每天都被提审,但今天她觉得气氛与往常又有些不同,坐在她面前的是一位有着花白头发、气度不同寻常的女同志。她看到刘丽英,紧张极了。“你是邓斌吗?”刘丽英目光锐利,透出一股威严。“是”。邓斌不敢正视刘丽英,不知怎么的,她一见到这个陌生人,整个防线全乱了。她真的不知道坐在她对面的就是当年审判过江青的女强人刘丽英。
刘丽英对邓斌的审问,使她确信她的“不能过早结案”的决断是对的。因为她已发觉了隐藏在案情背后的不为人知的蛛丝马迹。刘丽英要求检察官们,加强对邓斌的审问,要从她最要害的地方开刀。后来,检察官一口气报出了新兴公司前后3年的主要经济往来账目,邓斌这才傻了眼,只得抹去泪水,老老实实地将集资始末按地域、事件、人头,一块一块地交代清楚。邓斌还有一招:避重就轻,说别人头头是道,说自己推诿搪塞。为了表白,她特别强调自己于1992年上交了21万元红包的“廉政”之举。几位检察官抓住这21万元红包紧追不放,集中炮火猛攻。由此,几个集资大户和向邓斌行贿的大户便冒了出来,邓斌收受巨额贿赂的事实被突破。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的内幕,就是这样被揭开的,而在这些葡萄串似的案中案里,最多的一条线索已挖到了第7层。
肆
抓住了陈希同的尾巴
1995年4月6日,北京市怀柔县,一声沉闷的枪响惊动了全国。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宝森自杀了。王宝森的死与无锡邓斌非法集资案有着连带关系。邓斌作恶的法宝是“金钱铺路,小卒开道”。刘丽英在江苏的调查中发现,为了能给非法集资开绿灯,邓斌打通了北京市委要人的关系,于是,刘丽英又把视线从江苏转到北京。年轻的厅级干部李敏是此案北京方面的关键人物。
通过审讯,李敏交待了他收受首都钢铁公司副总经理、被派往香港工作的商界巨子周北方20万元港币的事实,又交代了收受周北方60万港币的经过。原来这80万港币是周北方为感谢李敏为他妻子、孩子办理移居香港的“辛苦费”。
1995年3月13日,周北方在首都机场被捕。李敏的口供是个突破口,从他身上带出了周北方,从周北方身上又带出陈希同秘书陈建的受贿案。刘丽英对在李敏身上获得“信息”很是兴奋,她预感到如果这样深挖下去,一定会扩大战果。她指示办案人员对周北方、陈建进行彻底审查。通过办案人员对周北方、陈建的审查,从他们身上追查出原北京市某机关副处长,后来下海经商的胡某犯罪事实。继而根据胡某的交代,又追查出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滥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等重大犯罪事实。
王宝森畏罪自杀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因涉嫌有严重问题而辞职,接受中纪委审查,这样陈希同的狐狸尾巴终于被揪住了。
9月5日上午,刘丽英书记决定,对北京兴隆实业总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李明采取强制措施。下午行动,京城大搜捕开始。这次抓捕部署,60多名参战人员、13辆警车同时出动。李明根本来不及反应,便被堵截在了经理办公室。
总经理李明被捕后,下一步便是董事长李敏了。10月22日,在北京安全局机关任政委的李敏在值班时,反侦查到了抓捕人员。期间,他的老婆曲爱群为他打掩护,使得抓捕工作费了不少劲儿。被抓时,李敏口袋里还揣着5万港币。
最终,曲爱群交代了在得知丈夫李敏被抓后,她就把钱转移了。经过办案干警的“教育”后,曲爱群说出了藏匿财物的地方。经调查,曲爱群藏匿的7件金器和一打存单。其中港币单就有9万元,现金人民币3万元。存折存款数额在200万元以上。
第二天,办案人员将李敏押往南京,连续突击审讯。从查14万元港币入手,又牵出了北京首都钢铁公司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周北方、北京市政府市长秘书陈健等人的重大受贿案。
挖出邓斌大案,又挖出了北京市李敏、陈健、周北方。大搜捕一个个战役打得十分漂亮,没有一个案犯逃脱。那么,是不是到此为止呢?案后还有没有大案犯呢?
一个工人出身的退休老太婆,居然能把几十亿资金调东拨西?如果不是北京市在后面支持,一个孤老婆子是绝对搞不起来的。但是这么一个大案,在审判的问题上引起了争论。有人主张重判,有人主张轻判,还有人主张必须判死刑。
1995年8月,邓斌多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听到判决,她当场吓得又尿又拉,被法警架了出去。
这时,又围绕邓斌案是不是继续追查,再次在中央高层内部展开争论。有人主张邓斌案终结,不要再追了。刘丽英代表多数人的意见,主张此案没有完,不能留尾巴。
接着,连续召开了3次会议。第一次会议不欢而散;第二次会议没有统一意见;第三次会议还是没有结果。正在这时,传来震惊的消息,王宝森自杀了。
从某种角度讲,这个消息对于追查邓斌大案起到了推动的作用。王宝森是部级干部,他的死说明什么问题?为何在这紧要关头会死?对于中央来说,是不能不查清楚的。
鉴于此案已经超过了中纪委的工作范围,刘丽英提请检察院作调查侦破工作。中央批示:同意。
这时,日子最难熬的就是陈希同,他的问题还没有彻底暴露出来。他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大会上,陈希同争取到一些人支持他的提议,理由有两点:“第一、不能再追查邓斌案了,否则北京市的工作不好做;第二、没有造成损失,北京市虽然也投进去一个亿,但现在已经补回来了,没有必要再查下去。”
中国的事难办,常常是以有没有后果为准,没有造成后果,也就算不得什么问题。没料到,就在这时,竟然又冒出了王宝森自杀。这令陈希同大为恼火,好不容易说动不再追查,你王宝森这么一死,肯定还得再查下去。
果然,在刘丽英的坚持下,中央同意追查邓斌案,王宝森自杀案也进入了调查序幕。
王宝森之死与陈小同有联系
王宝森自杀现场出现了2颗子弹,经过技术鉴定后,第二颗子弹壳与王宝森中弹的弹头不是一枪所发,说明出事现场除了王宝森外,还有他人存在。
另外,王宝森的儿子王涛,认定父亲为他杀,并割腕发誓要查出凶手。就当王涛与私人侦探进行侦察时,却“意外”从马背上摔下,右脚粘在马蹬铁环中,被奔驰的马,拖得血肉模糊住进了医院。
检察院派来调查案件的万峰和他的副手,在去往王宝森自杀的野山坡实地调查途中,不料刹车失灵。最后,车撞到了大树上,当即万峰和副手就被送进了医院。2天后,副手没有救治过来。
这一系列的意外状况,是偶然吗?万峰觉得是有人在干扰调查。与此同时,万峰得到了一个消息,那就是,陈希同的秘书陈健嫖娼被公安机关抓获。这条消息放出后,陈小同等人在外面变得小心谨慎了许多。
陈小同是陈希同的儿子,他以为老爷子革命奋斗一辈子,铁打的江山,难撼的大树。他靠着这棵大树,在树荫下该怎么玩就怎么玩,谁也奈何不了他!陈小同原本可以逃往香港的,但他抱着侥幸心理。迟迟没有动身,这才给抓捕他提供了机会。
图 | 陈小同
万峰经过多天的调查,掌握了陈小同的犯罪事实。不久,中纪委刘丽英批示,逮捕陈小同。
审讯时,陈小同满脸不在乎,他大声地说:“好,很好,都到齐了。你们拿我奈何不得!”
听到这话,万峰开始细数他的罪行:“你就是依仗是市委书记的儿子,目无党纪国法,组织、策划、实施了非法挪用一个亿的重大经济犯罪。你伙同周北方向国外转移大量国有财产。我们掌握了你的大量犯罪证据。另外,我告诉你,破坏我和副手的刹车,是你指使手下扬平做的。你企图制造‘惊马事件’谋害王涛”等等。”
陈小同听罢,眼睛都傻掉了。他太低估对手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万峰掌握了他几乎全部的秘密。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了刚才那股神气劲儿了。
接着,万峰问他:“5月4日,你约王宝森副市长到野山坡干什么?”
提到这一句,陈小同都震惊到了。心想,怎么连这事也知道。万峰继续说:“你做的每件事,我们都查清了,就看你肯不肯认账了。不过你不想认账,也不行的,那么多人,因你而死,他们做鬼也不安宁。”
陈小同低下了头,终于讲述了5月4日约王宝森去野山坡的事。在发送了邀约后,陈小同和手下扬平提前到了地方。扬平按照陈小同的指示,躲在灌木丛的后面,用美国警用手枪,瞄准了一会儿王宝森的位置。
不一会儿,王宝森爬上了山坡,陈小同迎了上去。双方互相打了招呼后,陈小同突然向王宝森要批条。王宝森知道,若是他交出了批条,那么他就成了挪用1亿元的背后掌舵人了。
图 | 王宝森
王宝森只能表示,批条不在他身上,并承诺出了事情由他担任。可陈小同铁了心,要把批条搞到手。于是,他拿出了派人暗中拍下的王宝森与情妇在酒店约会的照片,视频,以此来要挟。
王宝森觉得,交出批条,他就成了替罪羊,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但现在他的把柄掌握在了陈小同的手中,万一泄露出去,别说当副市长了,就是当人都没有脸面了。
此时,陈小同的脸上冒出了凶光,他恶狠狠地说:“那你只有死了。你杀你自己。你死吧,看在你跟随我爸多年的份上,你死后我绝不把你的丑事抖露出去。你现在死,还能保住你的名节,那些与你有牵连的人,会因你的死而失去口供的来源,在心里念叨你的好处。怎么样,你是服毒还是开枪,我都替你准备好了!”
听到这些话,王宝森愤怒地吼道,我为你们父子忙前忙后辛苦了20多年,换来的就是这样的下场?
陈小同咳嗽了一声,扬平从灌木丛中站起来,扣动了扳机。一颗子弹从王宝森的头上射过去。王宝森喃喃说,你埋伏了杀手。
接着,王宝森举起了陈小同带去的手枪,高声道:“转告你父亲,我在地狱门口等着他,还有你。”
了解内情的同志讲,原先主管纪检监察工作的就是陈希同。他自身腐败,当然不会下力气真抓。尉健行来北京市委工作后,使北京反腐败的工作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市纪委变压力为动力,发誓在查案上打翻身仗。
八个多月来,市纪委经常挑灯夜战,经常处于超负荷劳动状态。
七、北京市成为中央查办的重点
各个部门都开始出现被查办的人
一九九五年,市纪委直接立案三十一件,涉及正局级干部六人、副局级干部十人,是上一年度同期六件案件的五点一七倍。
据市纪委主管案件的副书记介绍,查案时,由市纪委牵头,市检察院、公安局、审计局、市委组织参加的十二个大案要案检组在加紧工作,参加人员一百一十七人,有二十部办案专车奔跑于京城,一批贪官落入法网: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七日,首都机场。刚从捷克回国的原市经贸委干部毕某惊魂未定,就被执法人员戴上了手铐。此人盗窃、伪造、倒卖进口许可证,牟取暴利人民币百万元以上。
市纪委牵头的联合调查组为擒住元凶整整干了七个多月。
--北京市自来水公司某些领导干部以及开源公司经理严重违反财经纪律,挪用一千五百万人民币建设资金,受到了市纪委的严肃处理。
--刘歧,原北京市房改办主任,一个脑子灵得象“小电脑”、握有实权的正局级干部,因为有严重贪污受贿问题,受到市纪委和市检察院的查办。其中一波三折,关键时刻,市纪委书记李永安三次出马谈话,最后确认其已经触犯刑律,检察机关将其逮捕,目前正在追究刑事责任。
--某区副区长也因受贿问题被捕。陈希同引咎辞职后,原先在他庇护下的一些人纷纷暴露了出来:
--原市政府秘书长、市人大副主任铁英被捕。这个铁女人,原是陈的铁杆心腹,家中房子装修就花了七十万人民币,空调就装了八台。这些开销如果靠工资支付,绝对做不到;
--某远郊县县委书记也被捕,此人长期在市内租用豪华宾馆“办公”,美其名曰:不摆谱难以招商引资;
--原市助理、市政协副主席黄纪诚被停职反省,据说此人给台阶不下,拒不交待问题,心存侥幸,然终未逃脱法网;
一时间,京城传言四起,其中有不明真相的,有表示义愤的,也有谣言说“市委大院随时有警车进去......”
一时间好像京城没了好人。
去年六月二日,尉健行从繁忙中抽出身来听取区县纪委书记、纪工委书记的汇报,市纪委的领导说,这是北京多少年来不曾有过的事,在这次会议以及其他会议上,尉健行曾多次讲北京反腐败的思路:要建立党纪国法和思想道德两道防线。
他还说自律不等于放任自流。一九九五年的廉洁自律要重点解决吃喝玩乐问题。
“公款吃喝可分为接待性吃喝和交易性吃,不能用一种政策、一种方法来对待。”
八、北京的案件对中央震动很大
北京市自己也开始自我检讨
不过,话说回来,陈希同的严重问题和王宝森的丑行极大地刺伤了京都百姓的善良之心,损害了市委、市政府的形象。
尉健行一到任,就明确表示:市委、市政府要坚持贯彻中央对北京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要坚决、积极地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查清陈希同的问题和王宝森的违法犯罪案件,不管涉及到什么人都要查清,依照党纪国法严肃处理。这样,才有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
陈希同得到了应得的惩罚
他几次动情地说:“北京发生了这么大的案件,受了这么大的损失,如果我们不抓住机会总结教训,那我们就无法对党、对人民交待。”
上墚不正下墚歪。陈希同、王宝森的问题出在高层,汲取教训首先在高层进行,防疫针应先从市委、市政府打起。
在一次会议上,李其炎市长中肯地说:过去群众常讲,你们上面得病,要我们下面吃药。“现在,我们自己得了病,要自已吃药。王宝森事件出来后,市委、市政府部分工作人员接到不少亲朋好友关心询问的电话。这说明,领导干部出了问题,不仅对党和人民产生巨大的影响,就是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带来压力。市委、市政府领导要先正自已,带头吃药,做好榜样。”
有人说:“毛泽东杀了刘青山、张子善,管了整整二十年”,党中央坚决查处陈希同严重问题和王宝森经济犯罪案,对全国,尤其对北京市党委,乃至各党员、干部的积极影响仅是良好的开始,其深远影响需日后才见。
可以说,陈希同事件也震惊了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反腐败斗争再次引起严重的关切。
一九九七年,中国最高检察院成立了特别案件侦查处,此处的职责为专事对中央机关司局级以上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大案、要案进行侦察,故而被戏称为“高官侦查处”。
据知情人士介绍,此举的建立也是为了当时正好要召开的“十五大”做准备,防止坏人混入“十五大”。
最近,中纪委有关人士也指出,当前一些单位出现“两搞能人”现象,即“搞经济有一套,搞腐败也有一套”。在科学枝术不断进步、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成本相对下降的情况下,仍然存在大面积的亏损企业,可见很多地方内部管理是混乱的,贪污浪费是严重的。
继任的北京市委书记尉健行讲,陈希同和北京市的一些干部的堕落真是触目惊心!他们比当年的刘青山、张子善要坏一百倍!这些人吃喝嫖贪样样俱全,从里到外都烂透了,这样高级的党政干部腐化堕落到这个地步,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
反腐败到了积重难返的时候才采取行动,就不容易查到底了。看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行动迟了。
九、陈希同事件早就出现契机
但是他的问题却一再瞒天过海
据说,陈希同在向中纪委交代时,说:“我在经济上没有参与犯罪,但我政治上应负有责任,我在生活作风上也失于检点。”但据有关方面已经掌握的情况,陈的说法只有一半是真话,即,陈希同经王宝森的引见介绍,曾经和一位年轻女人长期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
但陈希同的话另一半是假的?是的。他本人不但对王宝森等人的贪污贿赂行为知情,而且也有收受巨额贿赂的重大嫌疑。据此间人士透露,陈曾经多次授意:“财政收入要有点埋伏”,王宝森对此自是心领神会,编制假预算。
再说,现已查明,陈的家人曾借助陈的势力,非法获得了相当丰厚的收入。至于生活方面,据悉,早在一九八四年,陈就结识了比自已小近三十岁的女人何平,从一九八九年至事发,两人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长达六年之久。
他并利用职权,安排何平到某大饭店任中方副总经理。陈健被捕后,何平及女儿即去了香港,王自杀后,陈希同之子陈小同曾去香港,转达陈的口信,让何“千万不要回来。”据称何现已被捉拿归案。
尉健行在北京市干部大会上,多次谈到陈希同的错误和王宝森的罪行,他强调:第一,王宝森人的罪行是骇人听闻、触目惊心的,是开国以来查处的党员干部案件中最为严重的,此案对北京市财政以及其他方面造成的恶果正在逐步显露出来;
第二,王宝森等人有些罪行尚待进一步揭露和查证,要采取各种措施尽量挽回,减少损失;
第三,对那些共案触犯刑律的,不管是什么人,不管职位多高,都要一查到底,依法严惩。
十,北京市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
许多事情很难一查到底?此间人士注意到,尉健行多次在王宝森之后加上“等人”两字,这绝非是官样文章的衍词,而是实有所指。
尉健行曾当众责问,王宝森作案时间长达数年这久,数额多达数亿元人民币,难道都是他一个所为,而没有第二个、第三个人“帮忙”、“帮凶”?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向中央举报?
据透露,王宝森曾擅自令市财政部门购买了一百套住房,陆续批给亲朋好友。尉健行曾就此事讲到,市政府、市委的某些人也有幸分得了“一杯羹”。
这就是他们不举报的原因,这话真是点得再明白不过了。
一九九六年春天,中央下文规定,凡领导机关无偿占有、借用基层单位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器材,一律限期交还,以后不得再次占用。
但直至王宝森事件后(七月),这一规定在北京市委、市政府一些部门仍难以实行。
这也就难怪尉健行又一次在干部大会上公开责问,市委十二名常委的秘书中,竟有十一部车,这是为什么?这些车又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至今不按中央规定退还给基层单位?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三日,《北京日报》报道:“北京清车取得明显成效,市级领导超规定的二十一辆和区委办局级领导的一百二十七辆车已全部换完。”
尉健行在汽车问题上态度坚决,他讲:“宁可得罪少数人,也不能得罪老百姓。”
市纪委为此采取紧急行动,一位主要领导这样做动员:全国尚有七千万人口处在贫困线以下,国家还很穷,而我们有些当官的整天花天酒地,坐“奔驰”、“宝马”,实在天理不容。
他郑重地告诫大家说:以后谁再坐超标车,就摘他的乌纱帽。
逐辆核对,紧紧张张一个月,市纪委又清出个别领导和秘书下属借车十二辆,其中有陈希同秘书王某的二辆,处以上党政机关以各种名义向下属借车一百四十七辆。目前,这些车已经退还,其它换下的超标车也做了妥善处理,两次拍卖更是引起百姓和新闻界的关注。
一九九五年八月六日,晨雨未停。
北京图书馆前小广场停放着十辆超标车,拍卖在这里举行。
首先拍卖的是石景山区委的一辆公爵王,在拍卖行上,主持人报出三十二万元人民币的底价后竞卖开始,经过十几轮竞价,车子被一老者以三十三点三万元买走。
争夺最激烈的是财政局的皇冠三点零轿车。
最后,这辆一九九三年出厂、底价为三十四万元的旧车,经过竞拍,以四十三点四万元成交,高出底价九点三万元。
八月二十八日上午,在同一地方,第二批超标车拍卖成功,十八辆中的十四辆顺利成交。
一九九五年下半年,市纪委又把眼睛盯住了公款吃喝玩乐风。这项工作沿着尉健行严格标准、严格考核、严格执纪的思路波浪式推进。
八月一日,市纪委会同有关部门组成十个联合检查组,出动一百五十多人次,对五十一家宾馆、饭店、歌舞厅、夜总会进行明查暗访。
调查得到的信息是可喜的,一家饭店经理说:“以往有十几个内宾陪两个外宾吃喝玩乐的现象,现在没有了。”
有的说:“过去我们每天能收到十几张支票,现在一?就一、两张。”
但中间也有这样的“杂音”:“风头过后我们还会再来‘撮’。”
然而市纪委不给这样的人喘息功夫。
八月十一日,公布了狠刹公款吃喝玩乐举报电话,呼唤公民的支持,十一月一日,全面突击,又开始新一轮检查。.........
北京市的民心越来越稳,北京市的党风越来越正。
十一、江泽民曾经专门到达北京市
江说陈希同这类事情不是说查就能开始查的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六日,江泽民花了三天的时间,视察了北京市的农村、工厂、学校、商场、居民小区和公安、民警、部队等。
八月,江泽民来到北京市委看望大家。
在北京市委,江泽民讲了“两个区别”、“两个充分肯定”和“三个鼓舞”。
“两个区别”是:
一是要把陈希同和王宝森同北京高层干部区别开来;
二是要把他们的问题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工作主流、工作成绩区别开来。
“两个充分肯定”是:
中央对北京市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对北京市的广大干部还是充分信任的。
“三个鼓舞”是:
鼓舞干劲、鼓舞士气、鼓舞信心。
据有关人士介绍,江泽民的讲话,有一些没有见诸报端,比如江泽民谈到,陈、王的问题过去也听到过一些反映,但没想到问题那么严重,再说,也不能一反映就查,不能听风就是雨,不能随便下决心。
他讲,真正能动陈的,是王宝森的自杀事件。江泽民讲,他和李鹏、胡锦涛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同陈谈过多次话,但是他一直不讲。对陈希同,也要看到他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不能否定他的一切。
陈希同于1998年7月31日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6年。2006年5月31日保外就医,因患癌症,于2013年6月2日病亡。
来源:来源《文史春秋》2000年第2期、中国法院网、陈义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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