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与张国基是熟悉侨务人士心中两座永不磨灭的丰碑,因缘际会下,张国基早早便结识了年长自己20岁的著名侨领陈嘉庚。两人相交四十载,情谊深厚,又先后担任全国侨联主席,在新中国侨联工作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01 结缘于教育
陈嘉庚,同治十三年(1874)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现属厦门市集美区),16岁便应父函召下南洋经商,商海浮沉数十年后,成为南洋华侨领袖。他不仅善于经商,而且十分爱国。辛亥革命时期,陈嘉庚加入同盟会,募集巨款支持孙中山和国内革命。北洋政府成立后,身处南洋却心系祖国的陈嘉庚,不遗余力地赞助国内教育,在家乡开办了从幼稚园到大学的系统化教学场所。因此,陈嘉庚的名声在信息闭塞的旧中国也广为人知,许多青年深受其影响,张国基就是其中之一。
陈嘉庚
1894年4月,张国基出生于益阳县迎风桥乡一个耕读之家。他自幼丧父丧母,由雷腊生的曾祖母教养成人。从小张国基便天资聪颖,勤奋好学。
出生在湖南益阳偏僻小山村的张国基,也许在他青葱的岁月中从未想过自己会结识陈嘉庚,也从未想过自己会与华侨、侨联产生任何联系。
据张国基回忆,他在1915年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就读时,就已经知晓了陈嘉庚的事迹,对他深怀着崇敬之情。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他与毛泽东成为了校友。同窗五载,两人交情甚厚,慢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五四”运动爆发后,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在毛泽东的周密部署和指挥下,担任学联副主席的张国基等被秘密派往衡阳,游说军阀吴佩孚,将时任省主席、军阀张敬尧驱逐出湖南。驱张斗争取得胜利,加深了他对国家前途命运的认识。
但当时的张国基热衷于学生运动,是新民学会和湖南省学联的重要人物,参加过湖南五四运动和“驱张斗争”。历史总喜欢给人设计不一样的人生剧本,原本可能循着蔡和森等人轨迹赴法留学、归国再参加革命的张国基,因为毛泽东的提议而毅然决然下南洋。
1919年底,毛泽东致信新民学会,希望组织人员前往南洋观察东南亚各国情况,恰逢新加坡华侨中学校长涂开舆回到中国招揽教师,张国基同一批长沙的知识分子顺利应聘。
1921年《暨南校报》所载新加坡华侨中学涂开舆保送学生函
1920年,张国基抵达新加坡,刚一下船就受到当地华侨的热情欢迎。在迎接会上,他第一次见到了陈嘉庚。张国基曾谈及初次相见的感受:“这年他(陈嘉庚)46岁,外貌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魁伟威武;中等个子,不胖不瘦,很结实,浑身充满活力,话语深沉有力。因为他讲的是闽南话,所以我在当时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他的言词话语里,有一种使人感到所言正确、必须照办的魅力。”
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张国基在陈嘉庚任董事长的华侨中学及陈嘉庚胞弟陈敬贤任董事长的道南中学任教,同时还在与陈嘉庚关系匪浅的另一位著名侨领庄希泉创办的南洋女子学校授课。陈嘉庚多次邀请张国基等教员前往家中座谈,张国基因而时常与陈嘉庚相见。尽管两人语言不通,但陈敬贤很好地充当了两人沟通的桥梁,通过陈敬贤的翻译,张国基对陈嘉庚有了更深的了解,并深受其兴学与教育观的影响。也是在陈嘉庚的鼓舞下,张国基一直致力于华侨教育事业。
期间的1921年,张国基母亲逝世回国奔丧,毛泽东写信约他到长沙面谈,并邀他视察讲学十余天。
青年时的张国基
但就当张国基想在新加坡大展拳脚之时,英国殖民当局给了他当头一棒。1921年,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颁布“教育条例”,蓄意限制和扼杀华侨教育事业。在新加坡的华人奋力抗争,庄希泉等3名侨领代表亲赴殖民当局请愿,却被拘押监禁,后来甚至将庄希泉“永远驱逐出境”。得到此消息的张国基愤恨不已,他于1922年离开新加坡,前往印度尼西亚。此后的23年间,张国基再也未曾见过陈嘉庚。
02 兴办教育为国赴海外归国桃李芬——陈张廿三年后重逢
出走印度尼西亚的张国基并未忘记陈嘉庚的教诲,他刚到印度尼西亚不久,就出任爪哇的北加浪岸中华学校校长。随后的5年中,他带着在新加坡的教育宏愿,在爪哇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当中国国内反帝反军阀的北伐战争打响后,张国基怀揣着爱国之心于1926年底回国,经毛泽东举荐,他随即被派往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出任教育长。4月,他应毛泽东、周以栗之邀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讲习所被逼停办。随后,汪精卫于7月间也掀起反共浪潮,国内一片白色恐怖。在危急关头,张国基受毛泽东指示,于当月随同徐特立、方维夏等秘密赶往江西,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少将师长。但起义失败后,张国基无法与起义部队取得联系。
辗转多地后,中国共产党考虑到他的特殊状况,从宣传发动海外华侨支持中国革命的角度出发,委派他回到印度尼西亚,继续从事华侨教育工作。1928年底,他再次搭上去新加坡的邮轮。
1929年,张国基回到印度尼西亚,后出任雅加达的广仁学校和八华学校校长。1939年,一心想要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张国基与5位同事联手在雅加达创建了中华中学。学校以“中华”冠名,就是要传播优秀中华儒家文化,“立德树人”。但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印尼,张国基拒绝和日本人合作,离开了他耕耘多年的学校,务农为生。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他才重返校园。
1940年《广东省政府公报元旦特刊》所载张国基作《战时侨务之商榷》
也是在1945年,张国基再次见到了自己一辈子的良师益友——陈嘉庚。其实,张国基与陈嘉庚在新加坡分别后,也一直关注着陈嘉庚的动态。张国基敬重抗战时期陈嘉庚所表现出来的浩然正气和爱国热情,读到陈嘉庚痛骂汪精卫汉奸的电文时会拍案称绝;听到陈嘉庚亲赴延安回到南洋后揭露国民党祸国殃民罪行、颂扬中国共产党仁义之举时会久久难以忘怀;想到陈嘉庚因组织新加坡华侨抗敌总会遭到日本帝国主义敌视,便不由自主地担心其安全。而这一切的情绪,都随着1945年10月陈嘉庚自爪哇回新加坡路过雅加达时的那场欢送会而转化为激动二字。
阔别23年后,张国基紧紧握住陈嘉庚的手不愿松开。此次相见,张国基眼中的陈嘉庚不再只是大谈教育的慈善家,而多了一重政治家的身份。他说到:“我惊奇地发现,先生(陈嘉庚)此时的政治敏感性特别强,对国内国外政治形势不仅了解,而且判断正确,分析精辟。他在欢迎会上即席演讲,说,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必然会发生内战。因为蒋介石集团已腐败透顶,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官贪吏污,无恶不作,威信扫地,已经没有能力领导国家。而广大人民,必然要挣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中国共产党爱国爱民,人民要求解放,必然拥护共产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蒋介石集团进行斗争,他并一再强调:共产党一心一意为民族的解放而努力,坚苦卓绝,必然会取得最后胜利。”
在中华中学任教20多年,张国基竭尽全力,培养了大批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华侨青年。如:侨生邱鹤庚上学有困难,张国基就把他接到家里住,学费、衣食及其他生活费用全由他承担。1950年邱鹤庚在中华中学毕业后,回国深造,成为了著名的内科医生。
抗战期间,张国基还发动和领导华侨学生向爱国华侨募集了巨额捐款。
由于专心致志于教育,知行合一,他深得侨界信任,学校因此成为印尼华侨社会最负盛名的侨校之一。1952年,吴学谦率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该校时评价道:“华中是华侨的骄傲,是南洋的一颗明珠。”
03接力办侨务
正如陈嘉庚的预言,1949年中国共产党攻占南京,宣告了统治中国22年的南京国民政府垮台。毛泽东等领导人适时向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海外侨胞等发出邀请,希望他们一起参与新中国的建设。1949年5月5日陈嘉庚离开新加坡,6月4日到达北京,参与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中,并在9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为华侨代表致辞。次年2月,陈嘉庚回到新加坡短暂地宣传了国内新气象后,于5月21日重返北京,并定居故乡集美,除着力于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的建设外,还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陈嘉庚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而张国基作为一届人大代表,也从雅加达回国开会。会议期间,陈嘉庚、张国基等华侨代表还同周恩来总理一同合影留念。但此时的张国基心念雅加达的华侨教育事业,在京逗留一段时间后,又返回印度尼西亚。
1956年,已届耄耋之年的陈嘉庚当选为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身在海外的张国基也被选为委员。
1958年,漂泊在外30余年的张国基追随陈嘉庚的脚步,回国定居,帮助陈嘉庚处理侨务。在参观完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后,他出任北京华侨补习学校校长,继续从事华侨教育事业。张国基在日常工作中,深感陈嘉庚在制定侨务政策和开展侨联工作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事事也以陈嘉庚为榜样。当时,张国基已年逾花甲,但革命斗志不减当年,在任期间,张国基共培育了3000多名侨胞子弟。
雷腊生(张国基姐姐的孙子)说,张国基是一个爱学生胜过爱自己孩子的人。他常对孙辈说:“我的儿子只有一个,我的学生却有很多,对我的学生,比儿子还要亲。”
张国基从事教育事业60多年,教过学生达1万多人,其中有7000多在海外,遍布世界五大洲,真可谓“桃李满天下”,为祖国和海外侨胞培养了大批有觉悟、有本领的人才,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每逢寿诞和过节,常给他来信寄贺卡甚至邮寄钱物敬谢师恩,有的还会远涉重洋前来登门探看他。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因病去世,张国基写下《值得钦佩的陈嘉庚先生》一文以示悼念。文中总结了他对陈嘉庚的三处钦佩:一为自奉简朴而热心办教育的精神,二为爱乡爱国的精神,三为明辨是否、有卓越政治认识。并在文末呼吁:“我们应继承嘉庚先生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动海外华侨爱国大团结的遗志,以完成嘉庚先生的理想和事业。”
其后,张国基在陈嘉庚精神的感召下,于侨务事业和教育事业更加尽心尽力。1978年全国的华侨联合会恢复活动后,张国基历任第七届北京市侨联副主席,第八、九届北京市侨联名誉主席,第三届全国侨联主席,第四届全国侨联名誉主席。任职期间,张国基为开创新时期侨联工作的新局面,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和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老年张国基
1984年,张国基当选全国侨联主席,按规定要配一名秘书、一个服务员和一台专车。当时张国基说:“现在自己身体好,生活完全能自理,工作也用不着秘书代劳,外出开会来车接一下就可以了。国家要用钱的地方多,能省则省,绝不能浪费国家和人民的钱,如果让三四个人来为我一个人服务,我怎么能安宁呢?”结果是,配给他的秘书、服务员、专车、大套间他一样都没要。
“初次来到他的住处时,令我大吃一惊。”雷腊生记忆犹新,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卧室,靠墙摆着一张宽木床,床面靠里的三分之一堆满了各种书刊。床的对面是一个书柜,一张书桌,桌面被占了一半。70多平米的房内,除了两张沙发,在就是一张旧藤椅和两把木椅子,这里白天是他的办公室兼会客厅,晚上就成了他的卧室和书房。
“生活上他从不讲究,工作上却十分讲究。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时刻把人民放在心里,处处关怀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关心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雷腊生介绍,有一年,他对北京乘车难的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为此他还特意买了一张通用月票,经常出入公共汽车,全市100多年公共汽车线路他都乘坐过。得出结论后,他在人大会上慎重提出了改善首都公共交通管理的建议,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1985年以后,他还出任了北京燕京华侨大学董事长,继续在教育战线上发光发热。尽管年事已高且身处高位,但张国基践行着陈嘉庚教给他的“自奉简朴”精神,晚年寓居在一栋居民楼内的20平米小房间的故事,至今仍感动着无数知晓其事迹的人。
1992年,张国基自香港参加海外侨胞为庆贺他百岁寿辰的庆典归来后,常感身体抱恙。8月30日,这位年近百岁的华侨教育家在为湖南省服装节题写完“芙蓉国里尽朝晖”后,突然倒地不起,终因年事已高,于北京驾鹤西去。
听到张国基病逝的噩耗,党和国家领导人,他曾教导过的莘莘学子,海外华侨,纷纷写诗作联,哀悼之声响彻侨界。“华侨教育家的典范”“弘扬中华文化的杰出人物”大抵是对他一生的最好总结。
张国基堪称印尼及东南亚地区华侨教育事业的拓荒者及先驱之一。被革命前辈宋任穷誉为“一位不悔的教育家”。
结语:家财不为子孙谋“九颗牙齿”传后人——益阳乡党永怀念
廉洁奉公,是张国基的生活信条。1974年以后,张国基历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馆长。1978年侨联恢复后,他先后当选为北京市侨联副主席、荣誉主席以及全国侨联主席、全国侨联荣誉主席等职。虽长期身居要职,但他从不谋求半点私利。
张国基不止一次对儿子和孙子们说:“你们有本事,不要我的钱,也能创家立业;没有本事的话,给钱也没有用。所以你们只能靠自己,我没有什么东西留得给你们。”
“春风沐南洋,桃李满天下,育才百年志,启后不朽功。”这是新加坡南洋校长在张国基百龄大寿上的题词。时至今日,张国基的孙子雷腊生仍珍藏着这幅字画,搬家数次住哪都带着“它”。
“祖父虽然没有给我留下物质财富,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永存于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相反,会越来越光辉。”雷腊生回忆起与祖父的点点滴滴,感慨万分。
雷腊生感叹到,“祖父他老人家一心想的都是人民,心里装的都是大家。”1984年4月,张国基九十大寿,他在海外的学生寄来十万元寿金,张国基把这笔寿金全部赠给家乡人民,使益阳县迎风乡民主村的五百多户村民,家家户户点上了电灯,村里还办起了几个加工厂。
十万元现金办电没用完,当地干部见张国基儿孙的住房陈旧,想拿出一万元来维修,张国基坚决不同意。他用剩余的钱成立了“张国基文化教育基金”,用于奖励归国学习的华侨学生和家乡益阳的优秀师生。
雷腊生清楚的记得,张国基对他们说过,“我的遗产就是这9颗牙齿,百年之后,你们每人拿一颗作纪念。”2001年,在中国侨联支持下,益阳市侨联用“张国基文化教育基金”与益阳民营实业家杨谷良合作,在张国基故里益阳资阳区迎风桥镇以其名字命名,创办了益阳国基实验学校,为广大学子插上了梦想腾飞的翅膀。
来源:中国国家历史公众号、作者:王毓伟、红网作者:李兵 聂伊岑 实习生 余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