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自卑感与优越感

自卑情结

　　“自卑情结”，个体心理学的最大发现，已经驰名于世了。不同派别和学科的心理学家都已采用这一术语，并将之运用于自己的实践中。但是，我并不确信他们都已完全理解并正确运用了这一术语。例如，告诉病人他有自卑情结，这毫无用处。这样做只会加深他的自卑感，并不能让他知道如何克服它。我们必须找到他的生活方法所暴露的力不从心感，并在他失去勇气的时候鼓励他。

　　所有的神经症患者都有自卑情结。这样划定他们，是因为在某种情况里他们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他们对自己的努力和活动设定种种限制。只告诉他患了那种病无济于事。我们说：“你有自卑情结！”这根本不能使他更加勇敢。这正如对一个患头痛的人说：“我知道你哪儿有毛病，你患了头痛病！”

　　许多神经症患者，如果问他们是否觉得自己自卑时，会回答：“没有。”有的甚至会说：“正好相反。我觉得自己比周围的人要高出一筹。”我们不必去问他们，我们只需观察其举止，因为只有举止才会揭示他们用什么方法安慰自己。说自己很重要。比如，如果看到一个傲慢自大的人，我们能猜到他在想：“别的人可能会忽视我，我要让他们看看，我可是个人物。”如果看到一个人说话时手势很有力，我们猜到他在想：“如果我不强调的话，我的话就会没有力量了。”

　　在各种显示优越性的行为后面，我们都可以怀疑有一种需要极力掩藏的自卑感。这正如有一个人，他觉得自己太矮，便踮着脚跟走路以使自己显得高大一点。有时，这种行为正可见于比高的儿童。担心自己比别人矮的人，他们会挺起身子站得笔直，他们会尽力使自己比实际要高大。倘若我们问小孩：“你觉得自己个子太矮吗？”我们很难看到他会承认。

　　因此，我们不难推断出：有强烈自卑感的人会显得驯服、安静、拘束、不令人讨厌。自卑感的表达方式有数千种。下面这个故事也许能说明这一点。有三个小孩，他们头一次去动物园。当他们站在狮子笼的面前时，一个孩子躲到妈妈的身后说：“我要回家。”另外一个孩子脸色苍白、全身发抖地站在原地，说：“我一点都不怕。”第三个孩子恶狠狠地瞪着狮子，问他妈妈：“我能向他吐唾沫吗？”这三个孩子实际上都怕，但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以自己的方法表达了这种感觉。

　　我们都有某种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我们处于自己想改善的处境中。如果保持勇气，我们就能以直接、现实、有效的唯一途径——改善处境——来摆脱这种自卑感。没有人能长期忍受自卑感，他必会被甩入一种要求某种行动的紧张状态之中。但假使一个人气馁了，他看不到脚踏实地的努力能改善处境，那他依然承受不了自卑感，他依然会设法摆脱它，只是他采取的方法对他无所裨益。他的目标仍然是“不为困难所动”，但他不设法克服阻碍，而力图劝服甚至强迫自己采取一种优越感。而在此同时，他的自卑感会更加强烈，因为其产生情境丝毫未变。因为根本原因依然存在，他采取的每一步都让他更加自我欺骗，他的所有问题也会更加迫切地迫使他去解决。

　　如果只看其行为而不予以理解，我们会认为他没有目标。他给我们的印象，并没有像所想的那样去改善其处境。但是，我们一旦看到他们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努力使自己有一种充实感，但却放弃任何改变其处境的希望，他的所有行为就都有意义了。如果他觉得软弱，他会创造使自己觉得强壮的情境。他不是把自己训练得更为强壮，更为能干，而是训练自己在自己的眼中“显得”更强壮。他努力地欺骗自己，但只会获得部分成功。如果他自觉不能胜任工作，他会在家里当一个暴君，企图以此来安慰自己，证明自己是重要人物。不管他怎样用这种方式来欺骗自己，真正的自卑感依然存在。它们依然是同样的昔日情境促发同样的昔日自卑感。它们会形成他心理结构中的一股永不消失的暗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谈及真正的自卑情节。

　　现在该给自卑情结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了：如果一个问题出现，某个人对此无法适应或无法应付，并强调确信自己无法解决，这是他表现的就是自卑情结。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愤怒与泪水或道歉一样，都可能是自卑情结的表现。由于自卑感总会造成压力，所以往往会产生朝向优越感的补偿性举动，但这些举动不是针对解决问题的。因此，朝向优越感的举动只会朝向生命中无用的一面，而真正的问题却被束之高阁或推到一边。这个人就会想尽办法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绞尽脑汁地去避免挫败，而不将心思用来奋力追求成功。他给别人的印象只会是犹犹豫豫、僵滞不前，甚至在困难面前畏缩退却。

　　在恐惧症状的病例中，很清楚地就能看到这种态度。这种病症表现了这样的信念：“我不能走得太远，我必须呆在熟悉的环境里。生活充满各种危险，我得防着点。”如果总是抱有这种态度，这个人就会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或者呆在床上不下来。

　　在困难面前，最彻底的退缩方式就是自杀。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时，这个人通过自杀放弃一切，并表达了自己相信自己已经无力回天了。我们如果认识到自杀往往是一种谴责或报复行为，就能理解在自杀中也有对优越感的争取。自杀者总是把自己的列因归咎于他人，仿佛在说：“我是世界上最脆弱最敏感的人，你却这么残忍地对我。”

　　在某种程度上，神经症患者总会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限制自己与外界的联系。他把生活中的种种问题都压挤到一块，把自己局限在自感能控制的环境中，并不遗余力地与生活中的现实保持距离。这样，他给自己修筑了一间狭窄的小屋，对自然界不闻不问，关上门度此一生。至于是以刚还是以柔来进行控制，这就要视其教养而定：他会选择他所发现的最为奏效的工具来实现其目标。有时候，如果他对一种方法不满意，他会尝试另一种，但不管怎样，目标还是如一——不通过努力改善处境而获得优越感。

　　例如，一个沮丧的小孩发现眼泪是能使自己随心所欲的最佳途径，他会变成爱哭的娃娃。爱哭的娃娃又会直接变成忧郁的成人。泪水和抱怨——我称其为“水的力量”——是中断合作奴役他人的极为有效的武器。就像那些害羞、拘谨、有罪恶感的人一样，在爱哭娃娃们身上，我们也能看到一种自卑情结。这种人总是毫不迟疑地承认自己十分脆弱，无力照料自己。他们总想隐藏自己所念念不忘的超越他人的目标，隐藏自己不惜一切代价要高人一等的愿望。相反，一个爱吹牛的小孩，一见之下，似乎有一种优越情结。但如果我们研究他的行为而非言语，很快便能发现他所不愿承认的自卑感。

　　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实际上只不过是神经症患者有“狭窄小屋”的一个特例而己。如果一个人害怕认真地面对世界上的爱情问题，他就无法消除自己的神经症。如果他把自己局限于家庭的圈子里，那么他的性欲也会在这些限制中得以表达。这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有一种不安全感，他从不正眼看最熟悉的几人之外的人。他已惯于控制自己圈子里的人，但害怕不能同样控制其他的人。被母亲宠坏了的儿童都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牺牲品。他们所受的教养使他们相信自己的愿望就是法律，但他们从未意识到：在家庭范围之外，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情感和爱情。长大成人后，这种人还会抓着妈妈的围裙带过日子。对爱情，他们寻找的不是平等的伴侣，而是仆人，而他们所最能放心依赖的仆人就是自己的母亲。在任何小孩身上，我们可能都能看到俄狄浦斯情结。这样的推断需要的只是这些：妈妈宠爱他，不许他对其他人发生兴趣，而爸爸却相对比较冷漠甚至冷酷。

　　所有的神经症症状都表现出受限制性的行为。在口吃者的言语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态度犹豫。残余的社会兴趣推动他与人交往，但他又自我菲薄，害怕尝试失败，这都与他的社会兴趣相冲突，结果他在言语上就会犹犹豫豫。学校里的“后进”儿童，三十来岁仍无工作的人，逃避婚姻问题的人，不能重复相同动作的强迫性神经症患者，过度疲惫无法面对白天工作的失眠症患者，这些人都表现出一种自卑情结，阻止他们在解决生活问题上取得进展。性特征有手淫、早泄、阴萎和性欲倒错的人，他们都体现出一种错误的生活方式。这是由他们在接近异性时的力不从心感而造成的。如果我们问：“为什么会有这种力不从心感呢？”我们还能看到与此相伴的要高人一等的目标。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是“因为他们的目标太野心勃勃，根本无法实现。”

　　我们已经说过，自卑感本身并不异常，它是人类处境得以改善的原因所在。例如，人们只有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意识到自己需为将来有所准备时，才有可能取得科学进步。科学进步是人类改善自己的命运、更加了解宇宙，以及更好地与之相处的结果。确实，依我之见，人类的一切文化成果都是基于自卑感。试想象，如果有一个公正无私的观察员访问我们的星球，他肯定会下这样的结论：“这些人类啊，建立各种机构组织，奋力争取安全感，筑屋顶来避雨，穿衣服以保暖，修街道来方便交通，显而易见：他们自觉是地球上最弱小的生物。”在某些方面，人类的确是地球上最弱小的生物。我们没有猴子和猩猩的力量，许多动物比我们更适宜于单独面对各种困难。一些动物以联合——它们成群结队——来弥补其弱小，但是比起自然界中所能发现的其他生物，人类需要进行更为多样更为基础的合作。

　　人类的幼儿极为软弱，需要得到多年的保护和照看。因为每个人都是从最稚嫩最弱小的生物(即儿童)走过来的，因为人类如果不合作就会完全受环境宰割，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假若一个儿童没有学会与人合作，他就会被卷入悲观失望和一种牢牢的自卑情结之中。我们还能明白：即使是对于最富于合作精神的人，生活也会不断提出问题。没有人会发现自己的处境已实现了出类拔萃、完全主宰环境的最终目标。生命短暂，身体虚弱，而生活的三大问题又不断要求得到更丰富更完美的答案。我们总能找到暂时答案，但决不会完全满足于自己已有的成就。不管哪种人都会坚持奋斗下去，但只有与人合作的人进行的才是充满希望富有成效的奋斗，是针对真正改善我们的共同处境的奋斗。

　　我们永远无法实现最终目标，我想没人会对这一点忧心忡忡。我们可以想象有一个人或整个人类，已经达到了一个再没有任何困难的境界。这种处境中的生活肯定枯燥无比：每件事都能被预料到，每件事都能被提前计算出。明天不会带来任何出乎意料的机遇，对于未来也没有什么好期望的。生命的乐趣主要源于缺乏肯定。我们如果对每件事都已确定，如果知晓了每件亟待了解的事情，那再也无需进行探讨或发现了。科学也将走到尽头，身边的茫茫宇宙也只不过是一个说过两次的故事罢了。艺术和宗教本来给我们提供一个瞄准的理想，如今也失去所有意义。生活中的挑战无穷无尽，这是我们的幸运。人之奋斗永无止境，我们总能发现或造出新问题，为合作和奉献创造新机会。

　　但是从一开始，神经症患者的发展就受到障碍，他对生活中问题的解决办法停留在极为肤浅的水平，他的个人问题相应地也就很大。对于自己的问题，正常人会设计出越来越有意义的解决方式。他能接受新问题，找到新答案。这样，他就能对社会有所贡献。他不拖后腿成为别人的负担，不需要也不要求得到特殊照顾。相反，他根据自己的社会感觉和本身需要，充满勇气地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 

优越感的目标

　　优越感的目标属于个人，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它依赖于个人赋予生活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仅是言辞而已，它显示于个人的生活方式之中，宛如他自己创造的一支奇异曲调贯穿其中，他并不把自己的目标表现得使我们能一目了然。反之，他表达得极为间接，这样我们只能从他给予的线索中猜到。了解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就如同了解一个诗人的作品。诗人只是用字词，但他的意义却远多于他所用的字词。意义的大部分必须通过研究或凭直觉推出。我们必须在字里行间仔细推敲，对于个人的生活哲学这一最为丰富最为复杂的创造，情况亦是如此。心理学家必须学会仔细推敲，必须学会发觉隐藏意义这一本领。

　　怎么可能有其他方法呢？在四五岁的时候，我们就已决定生命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我们并不是通过数学计算而做的决定，而是通过在黑暗中摸索、通过感受不能完全理解的情感、通过捕捉暗示摸索解释而得到的。同样，我们通过摸索和猜测决定自己的优越感目标。这是一个一生的欲望，一种动态的倾向，不是地理上已用图表示的一个定点。没有人对自己的优越感目标清楚得能完整地描述出来。也许他知道自己的职业目标，但这不过是他的全部奋斗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比如，有个人想成为医生，但做医生可能意味着做许多不同的事。他可能不仅想成为某一医学领域的专家，而且会在自己的职业生活中，显示出他对自己和他人的奇特程度的兴趣。我们会看到他训练自己帮助他人的程度，以及他为自己的帮助性所设限制。他已把这门职业作为弥补某种自卑感的目标。以他在工作中和其他地方的表现，我们能够猜到他要弥补哪种自卑感。

　　例如，我们经常发现：医生在儿童时期很早便认识到了死亡的真面目。死亡给他们最深印象是人类不安全的一方面。也许是兄弟姐妹或父母去世。他们以后的成长方向，便是要为自己和他人找到一种更能与死抗争的方法。还有一个人也许会宣布自己的目标是当教师，但是我们都知道教师有许多种。如果一个教师的社会感很低，他通过当老师获得优越感的目标可能只是想做个“鸡头”而已。只有与那些比自己更弱小、更缺乏经验的人在一起，他才可能觉得安全。有高度社会感的老师会平等对待学生。他会真心希望为人类福利做出贡献。在此我们只需提一下，教师之间的能力和兴趣大相径庭，他们的表现也明确表明其个人目标。一旦目标确定，个人的潜能就会受到削减和限制以适应这一目标。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整体目标，即我们所说的原型，总会推拉着这些限制找到一个途径，来表达个人赋予生命的意义和争取优越感的最终理想。

　　因此，对于每一个人，我们都必须看到表面以下的东西。一个人可能会改变确立自己的目标和宣布自己目标的方法，正如他可能会改变他所宣布目标的一种表达——职业——一样。因此，我们必须看到隐藏的连贯性，看到人格的统一性。在任何表现中，这种统一性都是固定不变的。如果我们拿一个不规则三角形，把它旋转到不同的位置，我们会从每一个位置看到一个不同的三角形。但若看得仔细点，就会发现任何时候都是同一个三角形。原型也是如此。其内容不会在行为的某一方面暴露无遗，但我们能从它的各种表现中认出它来。我们绝不能对一个人说：“如果你这样做或那样做，你对优越感的追求就能得到彻底满足了。”对优越感的追求极为灵活。事实上，一个人越健康、越正常，当他的努力在某一方向受阻时，他越能为自己的努力找到更多的新途径。只有神经症患者才会盯着自己设定的目标说：“我必须得到这个，否则将一无所有。”

　　我们必须谨慎，不能急于评价任何对优越感的追求，但在所有目标中，我们能发现一个共同之点——努力要像神一样。有时候，我们看到这样公开表达自己的小孩，他们说：“我想成为上帝。”许多哲学家也有同样的想法。还有老师想把孩子训练、教育得像上帝一样。在古代宗教戒律中，也有着同样的目标：教徒必须把自己修炼得近乎神灵。“超人”的观念是变得神圣这一观点较为温和的一种形式。不说别的，只说一下尼采。他疯了之后，在给斯特林堡的一封信中署名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这时他就表现了这种观念。

　　疯子常毫无顾忌地表示自己要获得像神一样的优越感的目标，他们会声称：“我是拿破仑”或“我是中国皇帝”。他们希望成为世所瞩目的中心，希望不断受到公众注意，希望通过无线电与整个世界接触并聆听到一切谈话。他们希望自己能预知未来，具有超自然的能力。

　　这种要神化的目标，也许会以一种更温和和而理性的方式，表现于要无所不知、智慧异常或长生不老的欲望中。不论我们是想在尘世中长生不老，是想象能经各种化身多次重返人间，还是预见在另外一个世界能永存不朽，这些期望都是基于一种想成为上帝的欲望。在宗教教义中，只有上帝才永生不死，只有他才能历经世代而永存。在此我并不想探讨这些观点正确与否。它们都是对生命的诠释，都是“意义”。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采取了这个意义——成为上帝，变得神圣。即便是无神论者，他也想征服上帝，比上帝略高一筹。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种特别强烈的优越感的目标。

　　一个人对于优越感的目标一旦确定，他的生活方式便不会犯错，所有的行动都与这一目标一致。为实现其明确目标、这个人的所有习惯和行动都完全正确，无可非议。所有问题儿童、神经症患者，所有酗酒者、罪犯、性变态者，他们的生活方式都反映了与为达到他们认为是优越地位完全一致的行为。他们的行为本身无可指责。如果他是在追求这样的目标，他就完全应当表现这样的行为。

　　一所学校里有一个男孩，他在全班最懒。有位老师问他：“你的功课怎么这么差？”他回答道：“如果我在班上最懒，你就会在我身上花很多时间。你从不注意好学生，因为他们从不捣蛋，功课又做得很好。”倘使他的目的是要引起注意控制老师，他是找到了这样做的最佳方法。想要改掉他的懒惰病只会无济于事：他需要懒惰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样看来，他就是完全正确，假若他不这样做，那他是个大笨蛋。

　　还有个男孩在家里很听话，但显得有点愚笨，他在学校是落后生，在家又不机灵。他有个大两岁的哥哥，哥哥与他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他聪明活泼，但因为鲁莽，老惹麻烦。一天，有人听到弟弟对哥哥说：“我情愿像现在这样笨一点，也不愿像你那样粗鲁。”我们一旦认识到他是在实现自己的目标，他表现得愚笨实在可视为明智之举了。因为他笨，对他的要求也就低。如果他犯错，他也不会因此受到责备。从他的目标来看，他不显得愚笨才是傻瓜！

　　直至今日，各种问题一般都是通过对付病症而治疗的。不管是在医学上还是教育上，个体心理学对这种方法都是予以彻底否定的。有一个小孩算术不行，或学校对他的评语不好，但如果我们只注意这些细微末节，尽力想对此加以改善，那完全没有效果。也许他想让老师生气，甚至想使自己被开除来逃避整个学校。如果我们不许他运用某种方式，他会找到新方法来实现目标。

　　成年神经症患者的情况也完全如此。例如，假设一个人有偏头痛。这种头痛对他会极为有用，如果他非常需要，头痛就会适时发作。通过头痛病，他可以避免去解决各种生活问题。每当他被迫见识新人或作出决定时，头痛病就会发作。同时，头痛还能帮助他控制下属、妻子或家庭成员。我们怎么能期望他放弃这个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工具呢？依他看来，他给自己的痛苦只不过是一笔聪明的投资罢了，而它给自己带来了自己想要的一切回报。毫无疑问，如果给他一个让他震惊的解释，就能吓走他的头痛病，正如有时电击或假手术能吓跑战士的弹震症一样。也许药物治疗能减轻他的病情，使他更难于维持所选择的某种病症。但是，只要他的目标不变，即使他放弃这种症状，他也还会再找一种。头痛病“治好”了，他会患失眠症，或另外某种新症状，只要目标如一，他便会不断地追求它。

　　有一种神经症患者能惊人地快速甩掉病症，此后又毫无迟疑地装出新病症来，他们成为患神经症的高手，不断地扩充自己的戏目。看看心理治疗方面的书，这只能给他们提供更多尚无机会一试的神经性毛病而已。我们必须审视的是：采用这种症状的目的以及这种目的与一般的优越目标之间的一致性。

　　假使我在教室要来一把梯子，爬上去，蹲在黑板顶上。任何人看到我都可能会想：“阿德勒博士发疯了。”他们不会知道梯子有什么用，我为什么要爬上去，坐在这么个不舒适的地方。但如果他们知道：“他想坐在黑板上，因为如果身体位置不比别人高，他就会感到自卑。只有能俯视学生时，他才会觉得安全。”他们便不会以为我疯得很厉害了。我是用了一种极好的方法来实现自己明确的目标。这样梯子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工具，而我爬梯子的行为也就显得计划得当、施行巧妙了。

　　我只是疯在一点：对优越感的解释。如果有人能让我信服我的确定目标实在是下下之选，那么我会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是如果目标不变，即便梯子被拿走，我还会用椅子来再爬。假使椅子也被拿走，我会看可不可以蹦着爬上去，通过自己爬上去。每个神经症患者都是大同小异：他选择的方式都没什么错，都无可厚非。我们只能改善他的确定目标。改变了目标，他的心理习惯和态度也会随之改变。他不再需要有旧有习惯和态度，适于新目标的新习性和新态度会取而代之。

　　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有个30岁的女工来看我，她有焦虑症，并且无法与人交友。她养不活自己，因此仍是家里的累赘。时不时她也会做一些秘书之类的小职员，但不幸的是，她的雇主总想占她的便宜。她大受伤害，不得不辞去工作。然而有一次，她又找到一份工作。这次老板对她不大感兴趣，也没占她便宜，她又觉得大受其辱。因此又辞去了这份工作。她已经接受了多年的心理治疗——我想是8年——但治疗未能使她更好地与人交往，也未能使她找到一个能养活自己的职位。

　　我给她看病的时候，把她的生活方式追溯到了童年初期。不首先学会了解儿童，就无法了解成人。她是家里的老小，长得漂亮，受宠得难以置信。当时她父母很富有，她只要开口，愿望就能得到满足。听到这些后，我说：“哦！你真是像公主一样养大的。”她回答说：“真奇怪，那时他们就叫我公主呢！”我问她最早的记忆是什么，她说：“4岁时，我记得我走到屋外，看到许多小孩在玩游戏，他们动不动就跳起来大叫‘巫婆来了’”。我害怕极了，回到家里就问一个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老太婆是不是真的有巫婆存在，她说：‘有的，有许多巫婆、小偷、强盗，他们都会跟着你。’”

　　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她害怕单独在一起。她在整个生活方式中，表达了这种害怕。她觉得自己不够强壮，不能离开家，家里人必须在各方面支持她、照顾她。她还有这样一个早期记忆：“我有一个钢琴教师，是男的，一天他想吻我，我停下来，跑去告诉了妈妈。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想弹钢琴了。”在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她学会了要与男性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而她性发展也与保护自己不谈恋爱的目标相一致。她觉得恋爱是一种软弱的表现。

　　在这里，我必须说：许多人恋爱时都会觉得软弱。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是对的。恋爱时，我们必须很温柔，我们对另外一个人的兴趣会使我们容易受伤。只有当一个人的优越目标是决不软弱，而且这种目标不会暴露时，他才会逃避爱情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人总是远离爱情，也不会恋爱。经常会发现：如果感觉有掉进爱河的危险，他们便会嘲笑这种情况。他们讥笑、嘲弄、并且排除那些他们觉得威胁到自己的人，他们通过这些方式来摆脱这种软弱感。

　　在婚姻爱情方面，这个女孩也觉得软弱，因此当工作中有男人接近时，他便会大可不必地大受影响。除了逃走之外，她觉得无计可施了。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父母也相继过世。这位“公主”的王朝也随之土崩瓦解了。它样，她想找一些亲戚来照顾自己，但事情也不那么如意，没过多久，亲友们便对她厌倦了。不再给予她自觉所需的注意。她责怪他们，说让她孤伶伶的一个人太危险了。这样，她才摆脱了靠自己想办法的悲剧。

　　我确信，如果家里人再也不管她了。她一定会发疯。她实现优越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强迫家人支持她，让她不必考虑一切生活问题。她在心里这样想：“我不属于这个星球，而是另一个，在那儿我是位公主，可怜的地球不了解我，不知道我这重要。”再进一步，她就要发疯。但因为她还有点小小的消遣办法，还能让亲友照顾她，也就不会迈出最后一步了。

　　还有一个例子，从中可以同时清楚地看出自卑情结和优越情结。有个16岁的女孩被送到了我这儿。她六七岁时就开始偷东西，12岁就开始和男孩在外面过夜。她2岁时，父母在长期的激烈争吵后离婚了。她被判给母亲，一起住在外婆家里。在这种情况下，外婆总是容易溺爱孩子。她外婆就这样。她出生在父母争吵的最高潮。因此她母亲根本就不欢迎她的降生，她不喜欢女儿，两人的关系十分紧张。

　　这个女孩来看我时，我以友好的方式与她交谈。她告诉我：“我并不真的喜欢偷东西，跟男孩子瞎荡，我只是想让妈妈知道，她管不了我。”

　　“你这样做是为了报复吗？”我问她。她回答道：“我想是的。”她想证明自己比母亲强，但她之所以有这样的目标，只是因为她觉得比母亲更软弱。她觉得母亲厌恶她，便产生了自卑情结。她能想出的唯一一种肯定自己优越的方法，就是惹事生非。儿童有偷窃或其他不良行为，通常都是出于报复。

　　一个16岁的女孩失踪了8天，找到后她被送上了少年法庭。她在法庭上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男人绑架了她，把她捆起来，关在一间屋里，关了8天，没有人相信她。医生私下跟她交谈，要她说出真相。她见医生不相信她的故事，非常愤怒，便扇了他一耳光。看到她后，我问她想当什么样的人，告诉她我只关心她的幸福，只想尽自己所能来帮助她。当我要她讲一个梦时，她笑了笑，讲了这个梦：“我在一出来时，遇到了我妈，一会儿爸爸也来了，我要妈妈把我藏起来，觉得爸爸看到了我。”

　　她畏惧自己的父亲，总是与他作对，他总是惩罚她。因为怕受惩罚，她只好说谎。我们一听到撒谎的事情，必定会看到说谎者有严厉的家长。除非觉得说出真相会有危险，否则撒谎毫无意义。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引诱她进了一个酒吧。她在那儿呆了8天，因为父亲的缘故，她不敢承认真相；但同时她的行为的动机又是想战胜父亲。她觉得受到父亲的压制，只有通过伤害他，她才会觉得战胜了他。

　　我们怎样才能帮助这些在追寻优越感时误入歧途的人？如果认识到对优越感的追求是人所共有，这就不难做到了。这样，我们便能设身处地地同情他们的奋斗了。他们的唯一错误是：他们的追求不能达到任何有用的目标。正是对优越感的追求，它给予我们每个人以动力。是我们对人类文化所作一切贡献的源泉。整个人类生活都是沿着这条伟大的行动之线而前进——从下至上，由负到正、从失败到胜利。然而，那些真正能够处理并且主宰生活问题的，只有那些在奋斗过程中表现出一种利人倾向的人，那些奋进方式也施益于他人的人。

　　如果以适当的方法对待病人，我们便能发现：他们并不难以说服。归根结底，人类对于价值与成功的一切判断，都是基于合作，这是人类一个伟大而普遍的自明之理。我们对于行为、理想、目标、行动以及性格特征的所有要求，就是它们应当有益于人类的合作。没有人完全缺乏社会感。连神经症患者和罪犯也知道这个公开的秘密；他们不贵余力地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开脱，千方百计地把责任推给别人。从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是知道这一秘密的。然而，他们已没有勇气去过一种有用的生活。自卑情结告诉他们：“你不可能会与人合作”。他们避开生命中的真正问题，而与虚无的阴影搏斗来肯定自己的力量。

　　在人类的劳动分工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目标。也许就如我们所看到的，每种目标都可能有一些小错，我们总会找到可指摘的东西。但是，人类的合作需要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长处。对于一个儿童，他的优势可能是数学知识；对于另一个，可能是艺术；对于第三个，可能是体力。消化不良的小孩可能会认为自己的问题主要是营养问题而已。他的兴趣可能会转向食物，因为他相信这样便能改善自己的处境。结果他可能成为一名专业厨师或营养专家。在这些相对目标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对困境的真正弥补，而且可以看到对可能性的一定排斥，以及对自我限制的一定培训。例如，我们可以理解：哲学家必须时不时隐退才能冥思立著。但如果优越目标伴有一种高度的社会感，目标就不会有什么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