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不断有人留言，说我写贪官写得含糊其词，不痛快。

是，你痛快了，我痛苦了，你快意恩仇了，也得让我安适如常吧。

还有更甚者，看热闹不嫌事大，尖酸道——看你这号能保多久！你看，你们得帮着我一起怼他吧，最好的怼，在我看来，就是我用我的方式写，让你们的“快意恩仇”，细水长流，一直写下去。

言归正传。你说，自古就那么几个清官的典型，包公、海瑞……为什么能流传千古？因为贪官多，清官少，稀缺。贪官多，除去人性的贪婪等原因，你会发现中国的封建社会，有些朝代对官员的一些制度，并不完全合理。

比如，官员的收入。写在纸面上的收入，确实不高，可以说是清汤寡水，有时候甚至连家里人的生活，都解决不了。比方说大清时期，官员的一笔俸禄，他得管他手下雇的所有人（官是官，吏是吏，吏是官雇的，官吃国家俸禄，吏拿官的工资）的开销，什么师爷、轿夫等等，那点俸禄根本就不够，就维持整个地方政府运转都不够，所以，这个官员就得自己另外想办法。一旦起心动念，满足了正常需求之后，接下来贪婪就开始作祟，要么不贪，要么就大贪特贪。

你看，那时候地方上给官员上供，下级给上级送礼，有个专用名词——陋规。说白了，就是丑陋的规则。按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潜规则。但，陋规，在大清是非常正常的，到后来就成了不是潜规则的明面规则。所以，那会儿，如果按部就班走程序的话，官员连自己的衣食住行都难以保障。

举个苏东坡的例子，你就明白了。

苏东坡在杭州担任知州（杭州市市长）那会儿，他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在朝廷安排的“官邸”里。这“官邸”是五代十国留下的，残破不堪。他在自己的文章里也提过，自己从这屋子边上经过，都得小心翼翼。那屋子是用几根木棍支撑着的，生怕它倒下来，把自己砸死。尤其是刮风下雨天，他更是不敢在屋里待着，生怕一个大响雷把这房子给劈塌了，把自己埋里头。堂堂一个市长，住在这样的危房里，苏东坡很郁闷……

于是，他就往上申报，提出要修葺自己的住房，找专业人士问了一下，预算大概得银钱40000贯。朝廷不批，意思这费用太高了，按规定最多只能给你5000贯。苏东坡就找上面理论，后来苏东坡的顶头上司被烦的不行了，说，要钱没有，要命也不给，但也不是没有通融的办法（这就是典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给你出个主意……

北宋时期，和尚是一个好职业，可以到各处的寺庙挂单，就是白吃白喝。所以，那会儿许多人活不下去了，第一候补职业就是当和尚。但，和尚，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当的。你得有证，那会儿叫度牒，相当于职业资格证书。

而，这个度牒可以买卖，一个度牒可以卖170贯左右。所以，上面就给苏东坡特批了200多份度牒。苏东坡就拿着这200多份度牒，去卖，由于他的人脉广，没过多久，加上朝廷补贴的5000贯，就凑够了修房的钱。

你看，那时候，如果按正常的制度走程序，官员连自己的住房都解决不了，难免就要制度之外下点黑手，研究一些旁门左道，所以由此为发端，大量的贪官就产生了。

五

我，非常认同不少朋友对中国历史质量的质疑。

仔细想来，确实如此。自打战国时代结束，进入封建社会，就一直反复地轮回，每个朝代，总是如出一辙，特别相似。新王朝取代上一个王朝，发展→壮大→衰败，然后再被下一个王朝取代。而且，每一个朝代都在重复轮回，就连遇到的问题几乎都是一样的。你看，贪污腐败，每个朝代都有，每个朝代都没有解决。

于是，几千年来，不断地在重复，贪→反贪→再贪→再反贪……直至今天，依然没能彻底解决。你看，反贪就这样成了千古难题，从这个角度而言，整个中国历史，就成了一部彻头彻尾的——反贪史。按理说，前车之鉴，在那明摆着，你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勉强说得过去，可总是在这个地方摔跟头，就有大问题了。

那，为什么反贪总是不成功？（以下为我一家之言，不喜勿喷，切勿上纲上线！）

贪——人的原始欲望。

按现在来说，在我们所有正常人的认知里，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是不道德的。贪，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字眼，西方人甚至把“贪婪”视为人的七大原罪之一，贪是罪恶的。历史上，只要和贪挂钩的事，都不是什么好事。但，人们对贪的厌恶，只是历史的一部分。自打有了封建王朝之后，才逐渐形成了这种观念。你想，我们的历史，在封建王朝之前，还有一大段的奴隶社会时期。

我拿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词来说明——黎民百姓。这个词其实是两个阶级：黎民，就是奴隶，是被剥削和被统治阶层；百姓，是奴隶主，就是当时的权贵阶层。因为只有权贵阶层，才有姓，一般贱民是没有姓的。所以，把别人的劳动成果占为己有，是奴隶社会的本质。

所以，那时候，贪——是合情合理的。

你看，战国秦昭襄王时期。在苏秦“合纵连横”的战略设计之下，齐国成了众矢之的。当时，秦、韩、赵、魏、燕，五国联兵伐齐，几乎把齐国给灭了。打完之后，大家坐下来，商量怎么瓜分齐国。按照奴隶社会的制度，谁打下了哪一块地盘，谁就可以从这个地盘里挑一块地方，作为自己的封地。当时，掌控秦国军权的是秦昭襄王（嬴稷）的舅舅——魏冉，他就看重了陶邑这块肥肉（陶邑是齐国最富庶的区域），想着把陶邑作为自己的封地。

可，陶邑当时的地理位置有点尴尬，离魏国很近，接壤魏国的领土，魏国因为这个地理的区位优势，也想“顺理成章”地接管陶邑。正常人都想得出来，即使拿下陶邑，你得处处受限于魏国，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一个国灭一座城跟过家家一样。所以，魏冉的这个想法是非常不合理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损害秦国的利益。

魏冉呢，没这么想，他直接找了主将白起，说，这样吧，为了将来不必要的麻烦，你去攻打魏国，不光要让魏王让出陶邑，还要把陶邑周边魏国的领土都划为陶邑的封地。如果不行，就拿齐国的其他地方跟他换。放到现在来说，魏冉这是典型的公器私用，以权谋私。这事不光彩，你偷偷摸摸跟白起说就得了。可这俩货，提要求的，没觉得这事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魏冉就光明正大地找白起；听的这边呢，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白起直接同意了，随后就带兵直奔魏国都城大梁去了。

事后，秦昭襄王知道了这个事情缘由之后，居然没对魏冉的“以权谋私”做任何处罚（真是亲舅舅），而且干脆把陶邑划分给了魏冉作为封地。

其实，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知道哪个国家的重臣贪财，就直接派人光明正大地送钱，让他帮着说好话。你看，魏国公子昂、吴国的太宰伯嚭（pi，三声）、楚国的费无极……这些权臣都是明目张胆的贪污，当时，根本没有人说他们什么。

可见，那会儿的官员贪污，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贪，反倒成了官员的一种福利。于是，这种思想随着我们老祖宗一辈一辈地慢慢传下来，已经深入到了每个人的骨子里。贪，已经成了人的一种原始欲望，是一种本能。

你看，但凡要跟人的本能作对，没有一件事是容易的。统治者对反贪，不上心。

中国的古代历史，一直都是“人治”，任何事情，都以君王为核心，这就导致社会的发展非常不稳定。国家的好坏，基本上就拴在皇帝一个人身上，所谓“遇明君则强，遇常君则弱，遇昏君则亡。”所以，如果一件事，身为统治者的皇帝不上心，那这个事基本上不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而偏偏那个时候的大多数皇帝，对臣子是否贪污，为官是否清廉，不太看重，最看重的是，臣子的忠心和为官的能力。你看，羊舌鲋。可别小瞧了他！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有姓，并白纸黑字记录在史书上，被以“贪污”罪名惩处的贪官，可以说是——贪官的鼻祖。

他的贪污到被惩处的整个过程，完整的诠释了大多数帝王对于官员贪腐的态度。羊舌鲋，是春秋时期的晋国人。羊舌，这个姓氏，在晋国属于顶级豪门贵族。当然，他自己也有能耐，人长得也仪表堂堂，有勇有谋，还能征善战。当时的晋平公也非常器重他。

公元前552年，晋国为了炫耀，向其他诸侯国显示自己的实力，在濮阳举行了一场大型的会盟。其间，发生了一件事，一个小国趁机发动了战争，这一下把晋国惹恼了，我这在办大事，一个蕞尔小邦居然敢趁火打劫，这么不给我面子，我得收拾你。于是，晋国就安排羊舌鲋出兵讨伐。羊舌鲋带着晋军，倚强凌弱，一路摧枯拉朽，就把那个小国收拾得服服帖帖。

羊舌鲋，本性贪婪，其间，他率领军队，所过之处，都被他洗劫一空，抢来的大多数钱财，都装进了他自己的腰包。晋平公知道这事之后，觉得羊舌鲋为国立了大功，而他贪的那些钱财，可以忽略不计。不仅没跟他计较，还给他升了官，让他当上了主管军权的司马。

从这之后，羊舌鲋就“悟”了：只要我能立功，贪污的事就不会有人管。从此，更加肆无忌惮。

公元前529年，羊舌鲋奉命带着30万大军，外出军训。军训就好好军训，他没有，他带着大军到处晃悠，每经过一个小国，就带兵驻扎，跟这个国家要钱要财宝，如果不给，就拿军训为借口，烧杀抢掠。

就这样，当时那些小国，魏国、齐国、郑国……大大小小十几个国家都给他勒索了个遍，这些钱财自然也是进了他的口袋。回去之后，他就跟新继位的晋昭公吹嘘，说自己一路上给晋国杨威，把其他国家都给镇住了。晋昭公跟他爹一样，一看羊舌鲋立功了，也就没有过问贪污的事，还把晋国的刑狱诉讼的权力交给了他，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级别最高的大法官。

此后，羊舌鲋权倾朝野。那，既然晋国的两代君主都对羊舌鲋的贪污漠不关心，最后怎么会以贪污罪把他弄死的呢？这事说起来，特别讽刺。羊舌鲋的死，真正原因并不是皇帝认为他贪污有罪，而是他在贪污过程中，惹怒了晋国另一个权贵——刑侯。刑侯一怒之下，就把羊舌鲋给宰了。

这个事，在晋国闹得沸沸扬扬，妇孺皆知。晋昭公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就把这事给压了下来。他安排人对死后的羊舌鲋进行调查，最终就找了贪污这么个理由，给定的罪，以平息风波。所以，自始至终，晋平公和晋昭公这爷俩，就没觉得贪污是什么大事。

而，像这爷俩这样，只要对自己、对国家有好处，对臣子是否贪污，根本不在乎的君主，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甚至占大多数。

最极端的是，皇帝自己带头贪污。

你看，汉灵帝——刘宏。我们都知道，皇帝有特权，但，特权在封建社会也受到节制。

比如，皇帝花钱，就得专门从皇帝的专项资金里拨用，就像清朝时期的内务府，专管皇帝的小金库。汉灵帝继位时，东汉的国家财政已经很紧了，供他的花销，自然也就比较少，平时什么娱乐活动，想造个什么度假村之类的都不允许。这时候，汉灵帝就想充盈国库，他想到了卖官。没官的想当官，当了官的，即使你有杰出贡献，想升官？那你得交钱。

久而久之，钱是赚到了，汉灵帝也高兴了，可朝纲已经彻底地烂了。但凡为了上任或者升职，就得交钱，那这笔投资怎么利益最大化呢？弄了这官，得把本捞回来，趁机还不得多捞一点啊？千里为官只是为官，千里为财只是为财。所以，可以想见，整个朝野上下，全是贪污犯，最终，老百姓忍无可忍，只能揭竿起义。

当时的黄巾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汉灵帝带头贪污的行为，可以说，直接把东汉推向了灭亡。你看，诸葛亮在《出师表》里，特意说，“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说的就是汉桓帝和汉灵帝，这两个缺德皇帝。贪官集团的势力，非常大。

在上面两个原因的影响之下，这些贪官污吏就像病毒一样，迅速蔓延扩张。就像扁鹊对蔡桓公说的那样，病在皮肤上，你想去控制它，很容易；病在肌肉里，虽有难度，但总能治好；可深入骨髓后，就无力回天了。所以，贪污如果已经形成规模，积重难返，甚至已经超过了统治者的管辖能力，反贪的力度再大，也无济于事。

比如，元英宗。元朝时期，元英宗继位时，元朝已经腐败到根上了，他意识到，这样下去，元朝的统治肯定完蛋。于是，他一上台，很有作为，下决心要反贪。首先要除掉的就是当时的权臣——铁木迭儿。

铁木迭儿，当时相当于权臣里的老大，带领着一帮贪官团队。元英宗就想着擒贼先擒王，先把铁木迭儿除掉，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随后，他就大刀阔斧开始改革，以闪电一般的速度，给予了以铁木迭儿为首的贪官集团沉重打击，并把铁木迭儿处死了。同时，元英宗大量启用汉臣，并开始修改法律。

如果要按元英宗的计划发展下去，元朝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得到中兴，说不定还能创造一个“反贪”的奇迹。但，元英宗没想到，元朝贪污腐败积累已久，贪官集团的势力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面对元英宗大肆的肃清朝政，贪官集团感到了空前的危机和恐惧。

最后，决定出手。以禁卫军统领——铁失、知枢密院事——也先铁木儿等十几位重臣为首的贪官集团，决定发动政变，杀了元英宗，改立能够对他们言听计从的晋王——也孙铁木儿，为王。

最后，就在元英宗回北京的途中，贪污集团买通了元英宗的军队，冲进了元英宗的营帐，将他杀害。你看，元朝少有的一个明君，虽有心反贪，可因为贪腐势力太大，最后“中道崩殂”。写在最后：

我们都痛恨贪污和腐败，但反贪是一场持久战……

六

有不少人反馈，问为什么不把他们的留言精选？说我胆小。

实话说，不是我胆小，是我胆不肥。尤其，上周写了“反贪，是千古难题”之后，有人留言说，这有什么难的，反贪就得铁腕手段，只要是贪官，通通抓起来判刑，哪怕先杀后审，保证没有冤假错案，该坐牢坐牢，该枪毙就枪毙……把那些该死的贪官抓净了，杀绝了，害怕了，就没人再敢贪了……听着就酣畅淋漓，一个字——爽！我想，大多数人都有这种想法。

但，历史证明，如果一味地靠强压政策，靠铁腕手段，靠制造恐怖，治标不治本，其结果，贪污不仅得不到解决，而且越反越贪。在过去千年的历史里，我们的老祖宗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当然，大多数都以失败告终。

今天，我继续用我的方式，来讲一下——那些年，那些人，那些反贪的战术以及成果。

铁腕治贪

你看，隋文帝——杨坚。虽然他夺取皇权的手段，一直被后人诟病，但，实话说，杨坚是一个有作为的好皇帝。他当政期间，国家安定，百姓富庶，尤其在反贪问题上，他做得非常彻底，是真正意义上的铁面肃贪。杨坚经常派自己的亲信，对朝廷的内外官员进行调查，但凡发现这人在廉洁问题上有一点、哪怕很小的过失，都要严加惩处。

严到什么程度？有一个官员——独孤师。

你看“独孤”的姓氏，就知道了，他是皇后——独孤伽罗的族人，是一名外戚，他当时主要负责外交方面的事务。

有一次，独孤师在跟藩邦进行交流时，这个藩邦的使臣觉得独孤师为人厚道，做事地道，作为感谢，就以私人名义送了他一只鹦鹉。就这么一只宠物，也不值什么钱，独孤师就收下了。

这事儿很快就传到了杨坚的耳朵里了，那可不得了，当即下令判处死刑。当时，整个朝廷都震惊了，一些官员还给杨坚上书，说这么一点小事就判死刑，至于吗？你看杨坚怎么回复的，我手下的官员，拿着朝廷的俸禄，还私底下收受财物，这就是国贼，怎么严苛惩戒都不为过，而且，只有加大惩罚力度，才能让所有的官员心存畏惧，不敢再贪！

如此，杨坚甚至还创造了一次性罢免河北52州大小官员200人的记录。导致整个河北省在那段时间内，官场几乎无人可用，大事小事都没人去管、去处理了。你想，那得乱成什么样啊。但，杨坚不管，他就是要把反贪进行到底，把贪官污吏赶尽杀绝，一时间，所有官员都战战兢兢，真没有人再敢顶风作案了。

但，杨坚还不满足，他认为这些人只是不敢，并不代表他们不想。于是，他想了一个招，放在现在来说，就是——钓鱼执法（我们现在明令禁止的“钓鱼执法”，就是隋文帝杨坚发明的）。

他暗地里派人，把一些金银财宝、丝绸布匹等等值钱的财物，送给一些他怀疑的大臣和官员，谁要敢收，当场拿下，判处死刑，情节严重者，还得拉上朝堂，当着所有文武百官的面，斩首示众，杀鸡儆猴。当时的那些封疆大吏，本来工作做得好好的，但，杨坚偏要拿财物去考验人性，好几位都没经得住人性的考验，最后都丢了老命。

历史上，跟隋文帝同样采取铁腕手段的，还有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朱重八，这位泥腿子皇帝，比起杨坚，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当政期间，简直就是贪官的地狱，直接将贪官杀头的标准，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只要贪污60两银子，一律处死，绝不宽待。

60两银子，按当时的购买力换算，相当于我们现在的1200元人民币，意思就是，你只要贪1200块及以上，就得吃枪子。

这样一来，直接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政府部门瘫痪，官员不是被杀，就是被关起来了，监狱里的官比罪犯都多。到了这份上，朱重八还觉得不满意，他总结了多年的反贪经验，耗时两年，编撰了一部整肃贪官的法律文件——《大诰》。

其中有一条最残酷，官员一旦贪污犯罪，就被拉到当地的土地庙示众，把这个官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里面塞满草，立在那示威，非常残忍。你看，要论及反贪态度的强硬和处置办法的严厉，历史上，没有哪一任皇帝比杨坚和朱重八更严格了。

但，他们这种方式治标不治本，一味地强压，没有达到他们反贪的初衷。是，他们在位期间，贪官污吏确实明显减少了。可问题是，这种高压政策，延续不了多长时间，都人人自危了，就没人愿意给朝廷效力了，也就没人愿意干活了，国家还要不要了？而，等他们让位过世之后，新皇帝一上来，就百废待兴。

为了天下稳定，得重新启用一些人，这时候会怎么样？就像疫情放开管控之后，出现报复性消费一样，出现了报复性贪污，而且是大规模贪污。所以，你看，无论是隋文帝杨坚之后的隋炀帝杨广时期，还是大明王朝朱元璋之后的历任皇帝时期，贪污的规模都达到了历史的巅峰。

显然，靠简单粗暴的铁腕强压，根治不了贪。

以贪治贪

最了解敌人的人，是敌人自己，用贪官来治贪官。你看，美国有一部电影——《猫鼠游戏》，里面有许多造假币的高手，政府官员都验不出来，当把这些假币交给造币高手弗兰克（小李子扮演）时，他一眼就能看穿。

按这个思路，用贪官来治贪官，许多统治者觉得可行。但，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这种看似可行的策略，却蕴藏着巨大的隐患——扼制了一部分贪官，却让另一部分贪官做大做强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最后，老虎越来越大，无法控制，必然会出现积重难返的情况。

你看，乾隆年间，甘肃的布政使——王亶望。

这个名字，看过清朝相关电视连续剧的人，应该不陌生。这位甘肃省省长，以甘肃遭灾的名义，向朝廷虚报赈灾款项，中饱私囊。这厮胆子挺大，脑袋却有点不大好使，你要完了赈灾款，给朝廷报账的时候，最起码你得做份假账啊，也不知道是得意忘形还是脑袋被驴踢了，这家伙把真账本给报上去了。其中有一条，赤裸裸地写着，收捐19000余人，捐豆麦82万担。乾隆一看，很是疑惑，这不对啊，不是说甘肃遭灾了吗？怎么还能收上来这么多粮食？

于是，就派陈辉祖去查王亶望。陈辉祖比王亶望还要贪。他到甘肃一查，果然查出了王亶望贪污的事实，乾隆就下令陈辉祖抄王亶望的家。陈辉祖“雷厉风行”，把王亶望的家抄得是里三层外三层，然后把值钱的东西都划拉进了自己的腰包，最后伪造了一份假清单，回去糊弄乾隆。

原本神不知鬼不觉的事情，可老天开眼了，陈辉祖的脑袋被门挤了，他和王亶望犯了一样的错误——把真清单交给了乾隆。乾隆那个气啊，直接把陈辉祖法办，然后派和珅去处理王亶望和陈辉祖的贪污案。

和珅，大家都熟悉，清朝最大的贪官。结果可想而知。其实，历史上，乾隆也是一个对反贪很看重的皇帝，可就是因为他试图以贪治贪，在反贪的同时，造就了历史上最大最有名的贪官——和珅。

所以，以贪治贪也行不通。看到这，你可能会说，强硬不行，怀柔也不行，那反贪就注定无解？未必。你看，前两种方式之所以会失败，究其根本，就是两者把目标都放在了贪官本身。

官员贪污，只是一种表象，人最原始的欲望，才是贪污的本质。

如果不能从思想的本质上找到解决办法，即使想出1000个反贪的方式，最后也只是徒劳。

你看，唐太宗——李世民就做得相当不错，值得我们今天借鉴。据史书记载，唐朝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所有朝代里，贪官出现最少的一个朝代。在李世民当政期间，几乎没有贪官，

难道唐朝人的思想觉悟比其他朝代的人，高吗？那倒不是。这，得归功于李世民对于贪官的处理方法，你慢慢往下看，很有意思。

大唐贞观六年，有两名官员犯了贪污罪，一名是开国功臣——长孙顺德（长孙皇后的叔叔），另一名是右卫将军——陈万福。这两人犯了什么事呢？真不是什么大事。长孙顺德，奉命调查宫中奴仆偷盗财物的事。

然后，那些怕东窗事发的奴仆，就用24匹绢帛贿赂长孙顺德，结果，长孙顺德心一软就放了他们一马。陈万福的事更小，甚至有点不好意思说。他在回长安述职的途中，把一个驿站里的十几袋麦麸子拿走了。你说你一个朝廷命官，拿什么不好，拿人家麦麸子干吗？说出来就不好听了，连几代麦麸子都不放过，影响太恶劣。

事发之后，两人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准备接受李世民的判罚。心说，这下死定了，这明显是要杀鸡给猴看啊。结果，没想到，李世民非但没处罚他俩，还赏了他俩。赏了什么呢？堆积如山的绢帛和麦麸子。你们俩，一个喜欢绢帛，一个喜欢麦麸子，那好，我赏你们。但，有一个条件，你们得自己把这些东西，当着我和文武百官的面，自己扛回去，不许找人，不能用车，从朝堂这里开始，一步一步背到自己家里去。

这俩人，看着堆积如山的绢帛和麦麸子，当场就崩溃了。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羞愧难当，但皇上的话又不敢不听，只好一趟一趟，把这些东西背回家……

你看，这种惩罚看似不重，但，那个时候的士族阶层，把颜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当众被羞辱，对一名官员来说，是非常沉重的打击。当时，大理寺的人也问李世民，为什么不罚反赏？

李世民说，这些绢帛和麦麸，哪是什么赏赐，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惩罚。如果他们并没有因此感到羞愧的话，那他们就跟禽兽一样，那样的话，杀不杀都无所谓。所以，这事之后，贪污的官员一旦敢把自己贪污的东西，在众目睽睽之下带回家，那就相当于自主地游街示众了。对于他们来说，那是极大的耻辱。而且，贪污的东西，不敢用，时间一长，就没几个人愿意贪污了。

这，就是——正人先正己，养廉先养心。你看，李世民没有像前面两个例子一样，把贪污者作为敌人去看待，而是把贪污看成人性的一部分，从道德、心理层面去引导，来解决贪污问题。

写在最后：

反贪，是一场持久战。对于持久战而言，选择合适的战术非常重要。就像我们现在提倡的反腐一样：首先，要用严刑峻法，让贪官不敢贪；

然后，用合理的制度限制，让贪官不能贪；

最后，从思想根源上解决，让贪官不想贪。从法律、制度、道德这3个层面，三管齐下，三手都要抓，三手都要硬。或许，这才是解决反贪这一千古难题的真正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