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可能，我今天所说的有点美好，有些理想化，就像《人民的民义》和《狂飙》电视剧的结局一样，完满（如果按照原著来，估计上映不了）。

按我们小时候“好人坏人”的分法，坏人那么多，还那么齐心抱团，好人也不少，但就是心不齐，散沙一盘，好人如何打败坏人？不管是电视剧还是原著，结局之所以完满，是因为一个共通点——反贪需要联盟。

你看，电视剧里的好人们，都要经过一系列漫长的“自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的内斗、明确“自己应该站哪一边”的世界观、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价值观之后，找同类、结成盟。你看，省委书记沙瑞金、市委书记李达康、检察长季昌明、反贪局长侯亮平，还有那些不堪忍受贪官欺诈的群众，正是这些人组成的联盟，才最终把贪官集团绳之以法，仅仅靠某个人、单一阶层是很难做到的。

绝不姑息纵容的当权者

这个我在之前的推文里，说过好多次了，当权者对反贪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纵容，无论怎么反贪，都无济于事。

你看，康熙。

实话说，康熙，其实是一个非常讨厌，甚至痛恨贪官的皇帝。可，他痛恨是痛恨，有很多时候，在“处理贪官”和“从有能力的贪官那里获利”的抉择中，会选择后者，常常是姑息纵容的态度。

你看，陈道明演的《康熙王朝》，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台词：“当朝大学士，统共有五位，朕不得不罢免四位；六部尚书，朕不得不罢免三位。看看这七个人吧——哪个不是两鬓斑白？哪个不是朝廷的栋梁？哪个不是朕的儿女亲家？他们烂了，朕心要碎了！祖宗把江山交到了朕的手里，却搞成了这个样子，朕是心痛疾首。朕有愧于国家，愧对祖宗，愧对天地。朕恨不得自己罢免了自己。还有你们，虽然每个冠冕堂皇的站在干岸上，你们就真的那么干净吗？朕知道，你们有些人比这七个人更腐败，朕劝你们一句，都把自己的心肺肠子拿出来晒一晒，洗一洗，给拾掇拾掇……”

看过这段的人，都大呼过瘾，康熙把这些贪官给痛骂一顿，也表达了自己对贪污的重视。可，在憎恨的同时，他还是表达了对贪官的姑息。他知道朝廷里还有贪官，而且还是大贪官，比如索额图这些人，但他没有选择马上把这些人揪出来，依法严惩。而是，经过一番权衡之后，觉得这些贪官对自己还有用，所以选择了“悲壮”“有人情味”地收拾一部分人、放过一部分人。

这就造成了，康熙虽然痛恨贪官，却在执政期间，贪腐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尴尬局面。

你再看，雍正。

雍正继位后，吸取康熙在反贪上的教训，对待贪官绝不容忍，不论官职大小，一经查出，依法处置，绝不留情。雍正除掉的最大的一个贪污集团，就是“八爷党”（以八王爷——胤禩为核心的派系）。

当然，有不少人说，雍正收拾八爷党，是因为心狠手辣，没有容人之量，是为了铲除九子夺嫡的余孽。可，雍正刚登基时，他非但没有打压八爷党，还把这些人都升职了，而且把八王爷直接升任为和硕亲王。后来，雍正之所以会收拾八爷党，是因为这些人贪得太过分了。

最典型的就是，八爷党一伙，凭借着掌握财政的权力，在制钱上做手脚。原来制铜钱，铜和铅的比例是五五开，后来直接改成铜六铅四，然后，一些奸商就把这些铜钱溶化，造成铜器再高价出售，直接造成当时的通货紧缩，百姓无钱可用，只能以物易物。

雍正忍无可忍，最后灭了八爷党。正因为雍正的铁面无私，对贪污零容忍的态度，导致当时多数的宗族，就是爱新觉罗家族的人，对他很不满意，最后，雍正落下了一个刻薄寡恩的名声。

正因为这样，历史上留下了“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总体来说，吏治还算清廉。

所以，过渡到他儿子——乾隆时期，才有了盛世。

不畏强权、尽职尽责的监察者

实话说，历史上有反贪执念的皇帝，不少，但，绝对清廉且严格执法的监察者，不多。对于官员的监察制度，其实早在秦朝时期，就有了类似于我们现在中纪委这样的反贪机构。所以，2000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监察者能否尽职，对反贪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你看，历史上有不少的青天，比如包拯包青天、海瑞海青天，都能起到让贪官害怕、收敛的作用。但，这里面戏剧编撰的成分居多。我给大伙儿说一个历史上真实的例子。

你看，钱沣。

钱沣是乾隆年间的官员，后人称他为——打虎猛将。当时的山东巡抚——国泰和布政使——于易简，是和珅的死党，贪污勒索是家常便饭。对于这俩人的劣迹，官场上几乎无人不知，但没人敢管，一来是这俩人位高权重，属于封疆大吏级别，二来是他俩背后的大靠山，是乾隆的宠臣——和珅。你要举报他俩，告不倒，自己可能就要先倒霉。

所以，当时几乎所有的监察员，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没看见。但，钱沣真不一样。他一本奏章，递交给了乾隆，揭发此二人贪赃枉法。乾隆很支持，就派和珅、刘墉、钱沣前去调查取证。到了山东，三人去银库调查，抽取了十多封库银，看是否挪用公款，结果没发现什么问题。和珅就以此为由，准备草草了事，并且不许钱沣再继续查下去。

钱沣的官阶虽没有和珅高，属于和珅的下级，但，他不顾和珅的阻挠，坚持追查到底，结果，真让他找到了突破口——银两的成分不对。当时，政府的库银和市面上流通的市银，规格是不一样的，库银的纯度和质量都要比市银高。钱沣发现，抽样调查的这十多封库银，规格有问题，跟市银差不多，他怀疑，这是为了应付检查，从哪个商家银号里临时挪用过来凑数的。

随后，他就开始明察暗访，最后证实，库银早已严重亏空，存在贪污挪用的现象。仔细核对数额之后，大概总共挪走了200万两白银，一下就把国泰和于易简的罪名给坐实了。乾隆毫不姑息，下令把俩人问斩。事后，和珅也对着自己的一众党羽说，朝廷里有钱沣这号人物在，咱们的日子恐怕难过了……

和珅说对了，乾隆年间，最大的三起贪污案都是钱沣调查处理的。光是栽在钱沣手里的封疆大吏，就有十几人之多，甚至钱沣在去世之前，还搜集了和珅20多条罪状，为后来嘉庆扳倒和珅，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不得不说，一个不畏强权、尽职尽责的监察人员，太关键了，可惜，钱沣，太少了。

不再冷漠的老百姓

鲁迅曾反复说过，一个民族最怕什么？不是统治者腐朽，也不是官员腐败，而是怕民众冷漠，不敢发出反抗的正义之声。

如果老百姓不积极对抗反腐，一切都是白搭。当然，自古就有“民不与官斗”一说，但，历史上的广大人民群众，还真就从来没对贪污势力畏惧过。为什么？已经被逼到这份上了，要是再畏惧，不敢吱声，那日子就没法过了，人也没法活了。所以，历朝历代都有许多老百姓，通过自己的力量，积极地跟贪腐势力，斗争。

这一点，我们从古代文学作品的形式演变上，就能清楚看出来，大伙儿都知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宋朝之后，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唐诗和宋词，内容除了一些陶冶情操、寄情山水，就是忧国忧民，或者感慨一腔抱负得不到施展……都是跟一些国家大事和人生机遇有关。

这是因为唐宋时代，当时的主要社会问题，是皇室内部争夺权力、藩镇和皇权之间的争斗、外族抗争……这两个朝代，贪污腐败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唐诗宋词偏向浪漫主义，也是当时社会主流文化。可，从元朝开始就变了。元朝的皇室贵族，大肆掠夺、挥霍，大小官员都无耻贪赃，贪腐问题，激起了老百姓心里的愤怒。而，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就开始用笔墨向贪腐横行的世道，发起了挑战。由诗人、词人开始转型，成了杂剧作家，去编写元曲。

比如大家都熟悉的《窦娥冤》，窦娥被贪官屈打成招，判了死刑，最后，六月飞雪。虽然故事是编的，可是官员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确实在当时是时时刻刻都在真实发生的。你看，《窦娥冤》中经典的那一句——从今后把金牌势剑从头摆，将滥官污吏都杀坏，与天子分忧，万民除害。明确表达了关汉卿的态度。

还有我们现在熟知的包青天。宋朝时期，包青天可没有那么光辉伟岸，也没那么出名，而是到了元朝时期，才“红”起来的。一来百姓希望，有清官出现，为民做主；二来百姓对贪官非常憎恨，迫切希望他们得到惩处。到了明朝时期，小说兴起，那就更加直截了当地批判讽刺各种贪腐问题。你看四大名著，除了《三国演义》，其他三部，哪一部不是借小说内容，讽刺当时的社会问题？

《水浒传》随处可见贪官污吏，迫害忠良；《红楼梦》里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腐败，你看里面的薛霸（薛潘），打死人能够平安无事；就连《西游记》的结尾，两位传经的罗汉，都公开向唐僧索贿。

这些小说，绝不是我们现在诸多的网络小说，为了赚取流量、赚钱、出名，那时候写小说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文学作品来跟贪腐做对抗。

这，也是为什么，鲁迅在看到他那个时代，大多数人麻木不仁时会那么愤怒。因为自古，中国的民众是敢于抗争的，即便经历过无数的侵略，中国依然存在。对于反贪，也是一样。中国文化，有一种内在的化解入侵者的能力，也有一种内在的抗争那些非法行为的能力。所以，这些年拍的那些反腐的电视剧，得到了百姓的认可，因为剧里面，群众不再像以往那样当一个看客，不再被动等结果，而是主动地参与了这场斗争，这是在用自己的态度跟贪腐说——不。

当然，有一说一，这需要执政者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保护和引导。只是不能在需要老百姓的时候，说“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需要的时候，就说“真是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

写在最后：

好人不少，只是散，该如何凝聚在一块呢？我想，这是一个问题。

八

一位上海的老朋友，提醒我——好久没写“贪官”了。

那就，写吧。

北宋有钱，富得冒泡泡，但也经不起几任皇帝的折腾，传到第六代宋神宗——赵顼手上时，会计跟他说——国库没钱了！这个20岁的小伙子，慌了——接了一个大大的烂摊子。

他跟会计一起查账，找原因，谈何容易啊？北宋已经走过了108年，那就得一代一代地查，一年一年地查。终于明白——人口增幅过大、官员和军队冗杂臃肿、民间贫富差距太大、先祖们挥金如土……

赵顼跟大臣们商议，大伙都忧心忡忡，心里都清楚，表面看繁花似锦，实则烈火烹油、富而不强，潜藏着巨大的风险（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任何抵抗风险的能力）。

他对大臣们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意思是，必须改革，不改不行了。于是，赵顼带头紧衣缩食，连给他爹（宋仁宗）休坟的钱都省了下来，准备改革。那，怎么改？谁来改？

赵顼想到了——王安石。

作为志向非凡的人，赵顼和王安石可谓是惺惺相惜，早在宋仁宗时期，王安石就上过万言书，力谏改革，可惜石沉大海。于是，赵顼找来王安石，抛出橄榄枝——老王，干不干？王安石眼看着自己事业的“第二春”来了——干！于是相差20多岁的君臣二人，血气方刚，踌躇满志，摩拳擦掌，准备干出一番大事业。

现实总是残酷，设想总是美好，怕就怕——分道扬镳。

在王安是的改革方案里，免役法是一出重头戏，这是针对沉重赋役想出的一项改革。服役，相当于老百姓为朝廷进行的一种义务劳动。为了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老百姓就需要无私一些，将自己的财力无私地奉献出来。

而，北宋时期，由于差役的种类太多了，导致百姓们十分困苦，有苦说不出，说了也没用。

所以，王安石针对这一弊端，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改革不但阻力重重，最后还一败涂地。不但各地的大小官员反对，就连他一直牵挂于心的百姓，最后也集体进京上访告状，还在他家门口聚众闹事，真是当头一闷棍，背后一板砖。这时候的王安石，虽有点乱了阵脚，但依然坚持。

他认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在他看来，老百姓暂时的利益受到损失，是为了日后得到更多的利益。但，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原本天地可鉴、忠君爱民的改革，却帮了腐败的大忙。

你看，改革中的——青苗法。

青苗法，是让老百姓在春天这个青黄不接的季节，能够吃到粮食、不饿肚子而设立的。当时的百姓，为了缓解困顿，会去找有钱人家借钱借粮，等自家收了粮食，再加倍偿还。为了保障农民和国家的利益，青苗法由国家代替老百姓个人去完成这个操作，利息比富人收的还低。本想着，这样一来，既能减轻农民的负担，又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一举两得。

没想到，实施起来，却不尽如人意。

在王安石看起来的低利息，落实到民间，经过中间官员的层层盘剥，最后实际上比原来富人所收的利息还要高，而，由于青苗法的实行，使得这种“利民”政策成了一种官府垄断——老百姓只能向政府借钱。

一如既往，政府的手续、流程总是很冗长，特别麻烦，要一层层地通报、审批。这样一来，等到粮食下发，老百姓早就饿死了。即便能得到粮食的老百姓，也要忍受更为残酷的剥削。如此，王安石的变法悄悄地演变成了——帮政府做生意。

这样，在官官相护的情况下，自然就造成了腐败大行其道。不但老百姓没有减轻负担，反而让那些地方官中饱私囊，增添了油水。而，王安石不但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推波助澜”。为了顺利推行新变法，王安石给各地下达了硬指标，规定了每年必须贷出的金额数量。这样一来，地方官就只能硬性摊派，许多不需要借贷的百姓，也不得不贷款，长此以往，老百姓自然是苦不堪言。

那些腐败的官员，才不关心民间疾苦，好不容易逮住了这么好的“商机”，肯定不会轻易放过。贪官们戴着推进新法的“帽子”，以为朝廷完成指标为己任，大肆吞食老百姓的钱财，从中渔利。

如此，王安石的变法，非但没有利民，反而怨言四起，国家财政没有增收，反而便宜了那些贪官污吏。实话说，腐败猖獗，虽然不是王安石的初衷，但与他脱不了干系，最终的变法失败，不得不说，也是王安石考虑得不够周全。

历朝历代，向来如此——变法，是阻拦不了贪官捞惯了钱的双手的，他们不怕不变法改革，更不怕变法改革，只要手里有权，上面一有政策，他们就有“对策”，总能雁过拔毛，吃得肚圆肠肥，喝得眉飞色舞。

写在最后：

王安石，想要反腐，却还是没能玩得过贪官，有心杀贼，无力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