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入见上，具道所以为人中伤，致上听不能无惑者，只以二月五日士庶伏阙事。今奉命出使，无缘复望清光。上惊曰：“卿只为朕巡边，便可还阙。”余奏曰：“臣之行，无有复还之理。昔范仲淹自参知政事出安抚西边，过郑州见吕夷简，语暂出之意。夷简曰：‘参政岂复可还。’其后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于朝，使臣既行之后，无沮难、无谤谗、无钱粮不足之患，则进而死敌，臣之愿也。万一有朝廷执议不坚，臣自度不能有所为，即须告陛下求代罢去，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义。”上颇感动，乃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燕于紫宸殿，又赐御筵于琼林苑，所以赐劳甚渥。余犒军讫，号令将士，斩裨将焦安节以徇。初，安节隶姚古帐下，在威胜军虚传贼马且至，安节鼓扇罪情，劝姚古退师。至隆德，又劝遁去。于是两郡之人皆惊扰走散，而初无贼马。至是，从姚古还阙，余召斩之，人皆以为当。翌日，进师，以七月初抵河阳。入劄子以畿邑汜水关、西都、河阳形胜之地，城壁颓圯，当亟修治。今虽晚，然并力为之，尚可及也。又因望拜诸陵，具奏曰：臣总师道出巩、洛，望拜诸陵寝，潸然流涕。恭惟祖宗创业守成垂二百年，圣圣传授，以至陛下。适丁艰难之秋，戎狄内侵，中国势弱，此诚陛下尝胆思报、厉精求治之日。愿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进君子、退小人，无以利口善谝言为足信，无以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为足使，益固邦本，以图中兴。上以慰安九庙之灵，下以为亿兆苍生之所依赖。天下幸甚！初，余陛辞日为上道唐恪、聂山之为人，陛下任信之笃，且误国，故于此申言之。上批答有“铭记于怀”之语。留河阳十余日，训练士卒，修整器甲之属，进次怀州。自出师后，禁士卒不得扰民，有赶夺妇人钗子者，立斩以徇。拾遗弃物，决春黥配。逃亡捕获者，皆斩。以故军律颇肃，无敢犯者。尝以谓步不胜车，金人以铁骑奔冲，非车不能制之。有张行中者，献战车制度，两竿双轮，前施皮篱，枪刃运转轻捷。每车用甲士二十五人，执弓驽、枪脾之属以辅翼之，结阵以行，铁骑遇之皆退遁。造千余两，日肄习之，俟防秋之兵集，以谋大举。而朝廷降旨，凡诏书所起之兵悉罢减之。余上疏力争，其大略曰：臣昨待罪枢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之兵，臣意以为中国军政不修，几三十年矣，阙额不补者过半，其见存者皆溃散之余，不习战阵，故令金人得以窥伺。既陷燕山，长驱中原，遂犯畿甸。来无藩篱之固，去无邀击之威，庙堂失策，使之割三镇、质亲王、劫取金帛以亿万计，驱虏士女，屠戮良民不可胜数。《誓书》之言，所不忍闻。此诚宗庙之羞，而陛下尝胆思报者也。今河北之寇虽退，而中山、河间之地不割，贼马出没，并边诸郡寨栅相连，兵不少休。太原之围未解，而河东之势危甚。旁近县镇，为贼兵之所占据。秋高马肥，虏骑凭陵，决须深入，以责三镇之约及金帛之余数。倘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围太原、防御河北，则必复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辄不自揆，为陛下措画降诏书以团结诸路防秋之兵，大约不过十余万人，而欲分布南北□□□霸等二十余郡，中山、河间、真定、大名、横海五帅府，腹里十余州军，沿河一带，控扼地分，翊卫王室，提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围太原，收复忻、代，以捍金人、夏人连兵入寇。不知此十数万人之众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无贼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几，朝廷已尽改前日诏书，调兵防秋之计既罢，峒丁又罢，弓弩又罢，士兵又罢，四川、福建、广东路将兵又罢，荆湖南北路系将、不系将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发。是前日诏书所团结之兵，罢去大半，金人聚兵，两路入寇，将何以支吾，而朝廷何恃。不留意于此，臣窃思之，以兵为不须起者，大概有五：川、广、福建、荆湖之地远，一也。钱粮犒赏之费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无事，三也。太原之围，贼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报有林牙、高丽之师，金人牵制，可必不深入，五也。若以川、广、福建、荆湖之地远，则诏书之下以四月， 期天下兵以七月，当时关报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远方之兵皆已在道，如复约回，是复蹈今春勤王之师约回之弊也。一岁两起天下之兵，中道而两止之，天下谓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复能取信四方，而将士解体矣。国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系，而且行且止，有同儿戏。臣窃痛之！若以谓钱粮犒赏多，则今春无兵捍寇，致令误国，土地、宝货、人民皆为所取，今惜小费而不为之备，臣恐后来所取又不止于前日也。况原降指挥，防秋之兵各令赍粮以行，则钱粮犒赏之乏自非所患，庙堂不深思宗社大计，而惜小费，臣窃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无事，则边郡日报金人聚兵，声言某月入寇，当取某地。强敌临境，非和非战，朝夕恐栗，惧其复来。天下果无事乎贾谊谓厝火积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以今日观之，何止于火未及然，殆处于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谓太原之围贼马不多，不攻自解，则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实数。姚、种二帅，以十万之师，一日皆溃，彼未尝有所伤衄。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为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谓非愚则诬。至林牙、高丽牵制之报，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来，当恃我之有备。则屯兵聚粮，正今日之先务，不可忽也。今河北、河东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万为言，而半年以来，未有一人一骑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罢，不知此何理也若必以谓不须动天下之兵，而自可无事，则臣诚不足以任此责，陛下胡不遣建议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为此扰扰也。除范世雄所统湖北兵闻已至襄唐间，臣已作奉圣旨令疾速发赴宣抚司外，所有余路乞依原降诏书起发，庶几不误国事。未报，间再具奏曰：近降指挥，减罢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则河北防秋阙人，恐有疏虞；一则一岁之间，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无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计，臣前奏论之已详，请为陛下更论不可失信之意。昔周为犬戎所侵，常以烽火召诸侯兵。恐诸侯之未必至也，举烽以试之，诸侯之兵大集，知其试已，皆怒而归。其后，真举烽，无复至者，去冬金人将犯阙，诏起勤王之师，远方之兵踊跃赴难，至中途而寇已和，有诏止之，皆愤惋而返。今以防秋之敌，又起天下之兵，良非获已，远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复约回，将士卒伍宁不解体。夫以军法勒诸路起兵，而以寸纸罢之，恐后时有所号召，无复应者矣。竟不报。上日以御批促解太原之围，于是宣抚使刘韐、制置副使解潜、察访使张灏、句当公事折彦质、都统制王渊、折可求等曾议于隆德府，期以七月二十七日诸路进兵，平定军辽州两路，刘韐、王渊主之；威胜军路，解潜、折彦质主之；汾州路，张灏、折可求主之。而宣抚副使、制置副使、察访使、句当公事，皆承受御前处分，事得专达，进退自如。宣抚司自有节制之名，特文具尔。余奏上以节制不专，恐误国事。虽降指挥约束，而承受专达自若也。至期出师，解潜与贼相遇于南北关，转战四日杀伤相当，金人增兵，潜军力不能胜而溃。平定、汾辽之师，皆逗留不进。其后，张灏又违节制，用统制官张思正复文水县，已而复为贼所夺。余亟为上论节制不专之弊，又分路进兵，贼以全力制吾孤军，不若合大兵由一路进。会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即荐为宣抚判官，方欲会合，亲率师以讨贼，而朝议变矣。初，贼骑既出境，即遣王云、曹曚使金人军中，议以三镇兵民不肯割，愿以租赋代割地之约，至是遣回，有许意。其实以款我师，非诚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议，意谓非归租赋，则割地以赂之，和议可以决成。乃诏宣抚司不得轻易进兵，而议和之使纷然于道路矣。既而徐处仁、吴敏罢相，而相唐恪；许翰罢同知枢密院事，而进用聂山、陈过庭、李回等。吴敏复以内禅事，言者谓承蔡攸密旨，及初除门下侍郎亦蔡攸矫制为之，责授散官安置涪州。余窃叹曰：事无可为者矣！因入劄子，奏状乞罢。

　　初，唐恪谋出余于外，则处仁、翰、敏可以计去之，数人者去，则余亦不能留也。至是，皆如其策。章数上，犹降诏批答不允。余具奏力道所以材能不胜任者，且得昏愦之疾，不罢决误国事，并叙曩日榻前之语。于是，上命种师道以同知枢密院事巡边，交割宣抚司职事，召余赴阙，且俾沿河巡视防守之具。余连上章乞罢知枢密院事，守本官致仕。行至封邱县，得尚书省劄子，有旨除观文殿学士、知扬州，时九月初也。余具奏辞免，不敢当。且上疏言所以力丐罢者，非爱身怯敌之故，特事有不可为者，难以虚受其责。始宣抚司得兵若干，今屯驻某处，皆不曾用。始朝廷应副银、绢、钱若干，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兵食钱并犒赏外，今皆椿留怀州，及在京降赐，库具有籍可考按也。臣既罢去，恐不知者谓臣丧师费财，惟陛下遣使核实。虽臣以不才乞罢，愿益择将帅，抚驭士卒，与之捍敌。金人狡狯，谋虑不浅，和议未可专恃，一失士卒心，无与御侮，则天下之势去矣。臣自此不复与国论，敢冒死以闻。既而果有言余专主战议、丧师费财者，又指言十罪。于是遂落职宫观，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建昌军安置。又以余上疏辩论，谓退有后言以惑众听，再谪宁江用舍。进退者，士之常，此不足道。但国家艰难，宗社危急，扶持天下之势转危为安几成，而为庸懦谗慝者坏之，为可惜也。殆天未悔祸，生灵未有休息之期，命运之行自有数也。不然，何以若此余自建昌假道长沙以趋川陕，适荆南为寇贼所据，道梗，少留。时都城复为虏骑攻围，朝廷不通耗者累月，端忧多暇，探箧中取自上龙飞余遭遇以来，被受御笔内批，及表、劄、章、奏等，命笔吏编次之，因叙其施设、去就本末，大概若此，庶几传信于后世。

　　时靖康二年岁次丁未二月二十五日，长沙漕厅翠蔼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