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篡汉

王莽生于汉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父亲王曼，兄王永。他的姑姑是孝元皇后王政君。在王莽少年时，其父兄先后去世，他跟随叔父们一起生活。

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王莽30岁，被封为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皇帝侍卫近臣）。而王莽的伯叔父王凤、王商、王根相继为大司马辅政。汉成帝（刘骜）之世，王氏为侯者九人，为大司马者五人。王莽身居高位，却从不以自己为尊，总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在民间深受爱戴。朝野的名流都称赞歌颂王莽，王莽的名声甚至超越了他那些大权在握的叔伯。

公元前8年，王根病重，举荐王莽为大司马。王莽任命后，更加谦恭，招贤纳士，恪尽职守。汉成帝去世，汉哀帝继位，傅太后和丁皇后得势，王莽被迫辞职回到自己的封地。朝中民间很多人为他鸣不平，希望他复出，汉哀帝只得召他回京师侍奉王太后。哀帝在位八年去世后，王太后收回传国玉玺，诏命王莽为大司马，拥立年仅九岁的汉平帝登基。在这之后，王莽利用职权和太后的信任，一步步扫清了自己在朝中的障碍，而他的野心也开始膨胀起来。政治上他开始培养自己的党羽，有决策便授意心腹向太后建言，在国家遭受灾害时，带头救济灾民，百官也纷纷效仿，这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也为自己赢得了人心。公元5年，平帝病逝，王莽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为皇帝，自己则代皇帝行使权力，称“假皇帝”。

到这个时候，王莽的称帝之心已经昭然若揭。刘室宗亲当然有人站出来反对，安众侯刘祟起兵，旋即失败。第二年，东郡太守翟义起兵，重新拥立刘氏子孙为皇帝，也被平息。当时社会上十分流行图谶，符书，禅让之说，王莽在清除了反对者之后，就让人假借符命祥瑞之说进行各种劝进。于是，王莽迫使太皇太后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让孺子婴将皇帝位禅让给自己，改国号为“新”。

汉末的朝政已经十分腐败，土地兼并严重，官吏盘剥百姓，加上自然灾害，社会已经危机四伏。王莽称帝后，开始着手改革时弊，想方设法来恢复生产。收土地为国有，改革币制等等，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举措，但背离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又多次朝令夕改，推行的方式不对，人民手足无措，还未获得改革的好处，先遭受了其中的损害。这些政策遭到了豪强和平民的激烈反对，使社会更加动荡。加之频频发生灾害，绿林赤眉等大规模农民起义相继爆发，刘氏宗亲、豪强大族也趁势而起。王莽改制宣告彻底失败。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于乱军中被商人杜吴所杀。

神一样的开局，神经病一样的终局

亡国前夕，王莽哭了。

作为史上以改革著称的篡位者，从前的王莽曾十分自信能改变天下走势，但却被现实狠狠打脸。经过币制、官制、行政区域等一系列改革，他建立的新朝不仅没有实现经济腾飞，还将西汉遗留的经济制度彻底打乱，致使天下通货膨胀、市场严重混乱。而改革的官制、地名等，则又将新朝潜藏的矛盾彻底激化。

在矛盾集中和经济崩溃之后，各地叛乱四起，王莽愈发焦虑。他六神无主，寻策满朝文武，欲求延长统治之计。

此时，说符侯崔发站出来说：哭能退敌！

因为《周礼》和《左传》两部经典都提到“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厌，即厌胜之术。崔发认为，既然人力无法退敌，大可借助上天的力量，给叛军下降头。

于是，史上唯一一次“哭天大典”在帝都常安（即长安），隆重上演。

唯恐众人祭天诚意不足，王莽亲自上阵诵读祭文，并号召常安百姓加入祭天祈福活动中。他承诺，只要百姓自发为国痛哭，不仅祭天期间食宿全包，哭声响亮动情者，待祭天仪式结束后，还可加官进爵，光耀门楣。

王莽病急乱投医的决策，除了为新朝招纳五千多名擅哭的郎官外，别无他用。

几个月后，在另一片哭声中，绿林军攻破常安城，王莽的末日到了。

1

其实，亡国前夕的那场“哭天大典”，并不是王莽第一次对天陈情。

自从他想篡夺大汉江山以来，他与上天的联系便日益频繁了。

在董仲舒将“天人感应”学说引入儒学后，面对西汉末年的困局，大多数儒生皆相信刘氏江山气数已尽。王莽便抓住这样的机遇，硬生生搞出些“汉历中衰，当更受命”之类的谶纬之说。有了各路神仙的加持，王莽终于如愿以偿地取代汉朝，开创新莽时代。

但老天只赏了个皇位给他，至于如何施政，如何安抚天下，各路神仙却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王莽一登基，老天就给他降下各种天灾人祸。史载，王莽在位期间，水、旱、蝗灾几乎年年发生。晚春时分，位于中原的洛阳还飘着鹅毛大雪，冻死冻伤百姓甚众。

更诡异的是，有一次，王莽大白天在未央宫大宴群臣，结果有不少大臣看到天上群星闪烁，大呼不妙。当年年底，邯郸城的地下水活动频繁，不时涌出地面，酿成洪灾，淹死数千人。

面对层出不穷的灾祸，王莽内心慌得很。

要知道，在前汉时代，王莽可是一位能利用“灾荒”替自己造势的理政高手。如今，灾异再降，作为老天爷指定的人间代言人，他却只能一面检讨痛陈自己的过失，一面命人照着天上北斗的形状，给自己造了个巨大的“威斗”，用于厌胜敌对势力。

“威斗”铸成当日，常安城内气温骤降，天大寒，百官人马冻死者不计其数。

一看又死了这么多人，王莽彻底疯了：既然告天不好使，要不要试试“求地”？

公元20年，王莽颁诏，改年号为“地皇”，宣布大赦天下。

改元之事，最初只因为王莽坚信，在三万六千载的历法中，每六年有一次转运的机会，把握住，就可逆转新朝颓势。至于遴选“地皇”为名，乃是因为，地皇即后土娘娘女娲，传说她“掌阴阳，育万物”，能不生不死，不泯不灭，教化四方。

王莽选取的寓意都是极好的，可老天似乎并没打算放过他。

2

但凡古代皇帝改元、大赦天下后，总要做点什么弥补从前的过失，王莽也不例外。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严令各地，称目前军事紧张，若遇兵士御敌不力，抑或是将士有倒戈之意，一经发现，任何人均可对其就地格杀。

政令本身或许没有问题，但在古人的观念中，春天天气回暖，大地复苏，故而理应勿起杀念，以干天和。因此，王莽这道诏令一面世，就将他从前努力打造的“安民”人设，彻底击碎。

圣旨既下，执法机构当然得有所行动。

很快，往年春意盎然的常安城，瞬间成了天天杀人的人间炼狱。天下百姓大为惊骇，为了活命，大多数时候仅以眼神交流，生怕说错一个字，人头落地。

对此，王莽并不在意。

在他看来，新朝之所以一直灾祸不断，根本原因是没有做到“敬天法祖”。既然天下已改姓王，那么，王氏的直系祖先以及他追认的王氏先祖理应拥有自己的庙庭，享受新室天下万年供奉香火。这么做还有另一种好处，就是借由时间的助力，逐步消磨汉初以来根深蒂固的“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观念。

王莽的想法，很快得到崔发、张邯等宠臣的附和。

崔发说，“九庙”不建则已，要建就建成“天下第一”，才配得上王莽这种道德崇高之君的身份。

崔发的“马屁”，显然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至少王莽很受用。

当年九月，朝着基业永固的目标，王莽下令在常安城南划定区域，兴建“九庙”。

所谓“九庙”，只是一种象征性称呼。20世纪50年代，在考古发掘现场，专家们发现，王莽的“九庙”其实共有十二座大殿。至于用法，史学家顾颉刚认为，其中九座应为王莽的祖先享用，剩下的，一座留给王莽自己，另两座提前奖赏给新朝未来的功德之君。

规划既定，具体营建自然得多加辛苦百姓们了。

王莽这边下令征集民夫，那边就授意官吏集资、众筹。凡百姓捐粮超过六百石，立即就任郎官，为天子侍从。而官员捐粮捐资助力“九庙”修缮营建，最高可获封“附城”（即原来的关内侯）爵位。

没几日，天下各郡的能工巧匠、豪强富户便聚集常安城下，备齐了修建“九庙”所需的钱粮和技术。

不过，这离崔发的蓝图还相距甚远。要想尽快完成“九庙”建设，拆汉宫，补“九庙”，才是捷径。当王莽下令拆建章宫、承光宫等汉宫，用于新朝“九庙”建设时，关中一带再度连降大雨。大雨连下六十多天，百姓受灾严重。

这本是自然现象，可正值王莽修“九庙”期间，人们更言，他这是不遵天意，不守时令，羞辱汉室祖先，致使人神共愤。

对王莽而言，眼前的困局还没解，更大的祸乱已将来临。

3

地皇二年（21年）正月，国师刘歆之女、新朝太子妃刘忻在一次夜观天象中，发现天象预警：太子宫中将有人去世！

果不其然，没几天，王莽的发妻王皇后薨逝。

作为王莽的发妻，王皇后身世不幸。因丈夫时刻注重自己的“政治形象”，王皇后与之诞下的长子、次子，均成了王莽登基路上的“牺牲品”。眼看着两个儿子先后被父亲逼令自杀，王皇后哀伤过度，致使其尚未荣登后位，便涕泣失明。

王莽称帝后，不想看到发妻如此有碍观瞻，便让王皇后的幼子、太子王临将老母奉养东宫。

谁知，一来二去，太子王临居然跟母后身边的婢女原碧勾搭上了。原碧是个“奇女子”，之前已经跟皇帝王莽有染，这下又跟太子王临通奸。王皇后病重，太子与原碧便合谋要把王莽杀了，免得二人奸情败露，太子会像他的两个兄长一样，未满三十而亡。

还未行动，事情已被王莽获知。王莽毫不手软，当即下令赐死太子王临，并将罪责全数推给会看天象的太子妃，逼令其自杀。

一片家族残杀的血雨腥风中，王皇后的葬礼却办得很隆重。王莽将之葬于汉元帝渭陵西侧，永伴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王政君。王莽的做法，或许有自我麻痹的成分。但对其拆汉宫、建九庙的事情，大汉天子依旧“大为光火”。

王皇后下葬后不久，京畿附近又出现了怪事。

有人瞧见，供奉在宗庙寝殿的汉宣帝衣冠，突然支棱起来，忽一下飞出殿外。据说，衣服内还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一团人形的空气。

大白天闹鬼，基本可断定为有人搞事。可在两千年，这种诡异事件的影响，不亚于一条谶言的疯传。于是，一些想颠覆王莽统治的“有心人”，借势搞出了一大段谶语：“（汉）文帝发忿，居地下趣军，北告匈奴，南告越人。江中刘信，执敌报怨，复续古先，四年当发军。江湖有盗，自称樊王，姓为刘氏，万人成行，不受赦令，欲动秦、雒阳。十一年当相攻……”

这段谶言不仅传得有鼻子有眼，还将造反的具体情形、参与人物和时间通通列于其上。与其说，这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谶文，倒不如说是地方的密谋造反文件。

顺藤摸瓜，王莽很快在魏成郡的一个小吏身上打开了缺口。

据此小吏供述，该谶文原为魏成郡大尹（相当于郡守）李焉的巨作，凡十余万字。李焉在地方上与方士王况交好，在王况的悉心开导下，提前知悉了未来天下“汉家当复兴，李氏为辅”的事实。李焉要求手下的小吏手抄谶文传播天下，但该名小吏担心谶文一旦公诸天下，自己将招来杀身之祸，遂携书上京举报。

小吏的及时告发，虽然导致魏成郡造反事件被曝光，新朝转危为安，但结合此前汉宣帝陵诡异事件以及此番谶言事件，“刘氏王天下”的概念，显然已经成了王莽最大的一块心病。

就在处理魏成郡谋反事件期间，王莽做了个噩梦。

在梦中，他见到，曾经被自己下令放倒的汉朝长乐宫五铜人，一个个站了起来。其中一个铜人还向他炫耀一行铭文，上书“皇帝初兼天下”，暗指王莽得位不正，必遭天谴。

梦醒之后，王莽心生余悸，赶紧命人铲掉铜人上面的文字，并用桃木煮汤泼洒汉高帝庙庭，以镇住汉室天子在地下作祟。

种种迹象表明，在新朝走向末路之时，王莽丧失了自我判断的能力，选择以迷信的方式，自我催眠。

4

王莽大兴土木期间，连年灾荒，饿殍遍野。吃不饱饭，啸聚山林便成了流民的自救方式。

在王匡、王凤两兄弟的号召下，荆州一带出现了一群绿林好汉，整天琢磨着怎么推翻这个无道的天下。与此同时，曾在山东种田的樊崇，也组织了一支赤眉军，准备攻入常安，宰了王莽。

盗贼的势力愈发壮大，地方官员一看镇压不了，纷纷打报告给王莽，请求圣裁。

王莽乃儒生出身，对于打仗之事，并不在行。不过，赤眉也好，绿林也罢，与正规军相比，本质上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因此，他未加多想，直接封自己的亲信廉丹为更始将军，让其与太师王匡共领十万精兵，正面迎击赤眉军。

廉丹乃战国时代赵国名将廉颇的后裔，为人仗义，深得军中校尉仰慕，甚至以命相许。可廉丹遇到王莽这样的君王，着实是他的不幸。

大军整装待发之际，老天突然降下一场大雨，直接将出征大军淋得狼狈不堪。见此情形，常安附近百姓纷纷议论，此乃上天“泣军”，只怕此次将军出征，没有好结果。

大军还没走多远，沿途百姓就盛传：“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不用问，这歌谣肯定有赤眉军的煽动，但廉丹等人治军不严，也是事实。

在彻底丧失民心后，王莽的贸然出师，后果也显而易见——在人数、装备等各方面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廉丹战死，王匡开溜，十数万剿匪的精兵化为乌有。

连王莽都开始相信，这是他“丧失天道”的报应。

自从赤眉军创造了战胜官军的纪录后，天下各路农民起义军均信心大增。

尽管此时的荆州一带疾疫流行，灾荒仍频，但盘踞于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的绿林军却萌生了与王莽分庭抗礼、称王称霸的想法。王凤、王匡等人做出重大决定，将原绿林军分成两部，一路向北挺进南阳，寻求生机；一路向南前往南郡，扎根发芽。

他们没想到，就是这样一次战略转移，彻底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5

早在天下群雄并起时，刘氏宗亲子弟就已料到王莽新朝的短命。只是，与能继承皇位的刘氏正统宗室相比，这群人大多为旁系子孙，手上没钱，也没权。

他们要做的，只能是等待时机。

绿林分支“新市兵”驻扎南阳郡，则为双方提供了一次合作机会。

新市兵一到，南阳人刘縯便以族中子弟宾客为骨干，发展出一支七八千人的舂陵军，自号“柱天都部”，公然宣布联合绿林军，讨灭王莽。

虽然大家都姓王，但绿林军领袖王匡、王凤兄弟远比王莽有自知之明。在一个人人皆“反王兴刘”的时代，他们知道，有个刘氏子弟来“拉大旗作虎皮”，那是再好不过了。

但是，这个人并非刘縯。

绿林军中姓刘的小头目不少，随便一人，似乎都比想趁火打劫的刘縯来得更实在。经过一轮物色，刘縯的族兄刘玄，成了绿林军中众望所归的“皇帝”。

地皇四年（23年）三月，“刘氏王天下”再度成为现实。在一众绿林好汉的簇拥下，刘玄自立称帝，建国号“玄汉”，改元“更始”，奉汉室为正朔，发布檄文，邀天下豪杰共讨王莽。

刘玄称帝，对王莽的打击是致命的。

可是，回头想想，刘玄不过一介亡命徒。这样的人称帝，理政能力如何抵得过在汉朝官僚系统中摸爬滚打了数十年的自己？出于这份自负，王莽决定先不理他。

王莽要先干一件正事：册后选妃充后宫。

根据各路选妃使者的反馈，王莽亲自择定汉宣帝祖母史良娣族裔史氏为后。据说，册后之日，史氏刚过及笄，王莽担心吓坏新妇，自己早早起床，染黑了头发和胡须。他努力把婚礼办得很隆重，除了封后，还给自己安排了一百二十位嫔御的名额，并严格依照《周礼》的规定，确立了等级森严的后宫秩序。

不过，他似乎对这些女人都没有兴致。他所做的这一切，只为彰显新朝皇帝的神圣。

轰轰烈烈娶完老婆后，王莽短暂清醒了一阵子。

鉴于当前形势，他紧急下令大赦天下，安抚民心，并调集四十二万大军由王邑、王寻等亲族子弟统领，赴南方剿平绿林军叛乱。

同样的，对于王莽的所作所为，他的对手们，并没有放在眼里。

在反莽情绪日益高涨之际，已在绿林军中混得大司马官阶的刘縯夺下了宛城，鏖战昆阳、定陵，洛阳似乎唾手可得了。

6

地皇四年（23年）六月，一则“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的谶言，传遍常安城。

很巧，绿林军大司马刘縯的弟弟，就叫刘秀。

此时的刘秀，正在协助哥哥调集部队，死守昆阳，估计完全没有机会策划大型逼宫事件。

莫非，刘秀另有其人？

还真有！王莽身边的刘秀，正是他的亲家、前太子妃刘忻的父亲。

这位刘秀早年叫刘歆，是《列女传》作者刘向的儿子。要不是汉哀帝本名叫刘欣，他也犯不着为避讳而改名刘秀。比起在昆阳鏖战的刘秀和刘玄等人，刘歆在刘氏宗族中的辈分更高。

自从王莽拿他女儿为太子谋反一事顶包后，刘歆与王莽的关系就渐行渐远。

尽管刘歆心里恨极了王莽，可手里一兵一卒也没有，谈何推翻暴君暴政。幸运的是，王莽不得人心的统治，除了惹恼天下百姓外，在统治集团内部也造成了人心浮动。王莽的堂弟、负责宫中禁卫的卫将军王涉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王氏重臣，王涉十分担心，万一哪天汉室真的卷土重来，他很可能会死于非命。既然如此，为何不先推翻王莽的统治，待到日后刘氏再王，他不说有功，至少也能独善其身。

王涉手下有位奇士西门君惠。此人颇善占卜，经过一番推算，得出结论：“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姓名（刘秀）是也。”

王涉和西门君惠当时大概率不知道昆阳城内有个小将也叫刘秀。因此，国师刘秀（刘歆）很快被二人说服，做了他们心中天命所归的“主公”。

三个人也没法成事，王涉便又拉上了大司马董忠。此人当时正负责都城警卫，且曾获封“降符伯”，对谶纬之事，同样深信不疑。

不过，造反之事，董忠还是觉得安排欠妥。毕竟皇宫这么大，董忠负责京师警卫，王涉负责宫中警卫，却没人直接掌管王莽寝殿的大殿宿卫。要想兵不血刃，还得把负责宿卫大殿的司中孙伋带上。

孙伋不是一个能担大任的人，听说上司们都要谋反，吓得面色铁青，回家后就全盘将上峰谋反之事全部说予妻子听。在妻子的劝说下，孙伋最后做了政变集团的“内奸”——跑到王莽面前，告发了王涉、董忠等人。

一场本可“不流血”的政变，失败了。

7

地皇四年（23年）秋，玄汉大军攻破常安城，王莽的末日到了。

连日来，战乱引发恐慌，常安城内的官员已经全部跑光了。留下的，只有还身系着王氏荣耀的王邑、王睦等宗族子弟。

与几个月前组织常安百姓哭天相比，此时的王莽连平常祭天的南郊都去不成了。玄汉大军的攻势，致使王氏军队节节败退，新朝皇帝王莽也只能龟缩宫中，享受最后的泼天荣华。

可即便如此，当他听到有人疾呼“反虏王莽安在”时，他依旧坚信自己是上天派到人间布施善政的“圣王”。

因为，身为新朝开国之君，他没有退路。

军队拼光了，王莽就下了道“刑徒充军”的圣旨，要求狱中的犯人，拿起武器，守卫新朝及自己的家园。

精神错乱的他，为此吞下了恶果——大批犯人从牢里出来，他们没有拿起武器去诛杀反莽大军，反倒是引领着众人杀向皇宫。

常安城更乱了。

常安百姓也走上街头，市民朱弟和张鱼率先朝宫中纵火，迫使王氏宗室大臣紧急转移王莽，前往皇宫最高处——渐台。

或许，王莽背后实在牵扯着诸多王氏子弟的身家性命，即使到了最后时刻，他身边始终有堂弟王邑等人为其死战。

涌入皇宫的玄汉军队，号召众人肢解王莽。

这位“圣王”身死的前一刻，历史并没有详细记录。但与项羽一样，他的躯体，让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从此实现了财务自由，封侯拜相，名垂青史。

王莽彻底失败了，他的新朝只存在15年，一世而亡。在日后的历史中，他只配成为“篡位者”，受万人唾骂。

而他的头颅，后来被送到宛城，成了天下百姓宣泄怒火的玩物。人们朝他丢石头，甚至还有几个猛汉，扒开围观的人群，将他的舌头当众割下，生啖其肉。

似乎这个世界的纷乱，罪责只在王莽一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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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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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冶、柴春法：《王莽二重性格心理探析》，《许昌师专学报》，1996年第4X期

赵国华：《刘歆谋反事件考论》，《史学月刊》，2016年第5期

来源：最爱历史网易号，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