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公元前2580年时，古埃及的粮食总产量有多少？

　　前面，有了粮食平均亩产和耕地面积，我们就大致可以估算出古埃及4600年以前的粮食总产量，为：

　　208×64+347×35.2+215×21.12=约30067万公斤，约合30万吨

　　估算说明：

a、毋庸讳言，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古埃及的耕地面积时逐步变化的，但是，我们只估算公元前2580年左右的大致数据；

b、在估算埃及现有耕地面积时，我们在几个统计口径中取最大值；

c、在估算古埃及耕地数量时，我们在扣除阿斯旺大坝新增的土地面积后，只是估算尼罗河三角洲耕地面积为现代耕地面积的六分之一，其余为二分之一；

d、在对古埃及耕地进行分类时，我们采用了中国21世纪现代农业的分类标准；

e、在估算古埃及平均亩产时，我们采用其后1500年中国西周时期关中平原平均亩产做标准；

f、只估算风调雨顺的丰收年，如果是灾年的话，收成就必然会大幅度减产，甚至可能是颗粒无收；

g、耕地只计算用来种粮食，而耕种别的植物如蔬菜、水果、动物饲料等的土地，均不计入耕地面积。

h、有人认为，埃及的气温可以实现一年两熟甚至三熟，实际上，在夏季，埃及干旱无雨却洪水泛滥，在冬季，虽然降雨，但气温较低，均不适合农作物生长。就算战国时代精细耕种的齐国，都只能做到一年一熟，而中国农业做到一年两熟，都是到隋唐时期才普遍实现。所以，新石器晚期、奴隶社会初期的埃及农业，能做到一年一熟已经不错了。

　　我们大致估算出古埃及的粮食总产量是30067万公斤，其中消耗项目有：

　　第一，损耗

　　由于生产效率的低下，公元前2580年的时候，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时，在播种、收获、运输、储存、加工的各个环节中，粮食的损耗是很大的，这个损耗率在现代社会差一点都会达到20%。

　　假设古埃及的损耗率为15%，那么，损耗的粮食数量为：

　　30067万公斤*15%=约4510万公斤

　　第二，留种

　　埃及地区主要是生产小麦，而小麦种子每亩最少需要6—15公斤，土地越贫瘠，种子越原始，需要的种子数量越多。古埃及土地面积为790万亩，以每亩平均消耗种子8公斤计算，需要种子数量为：

　　770万亩·8公斤=6160万公斤

　　第三，没有参与金字塔修建的牲畜饲料

　　这一点忽略不计，我们假定牲畜饲料完全可以依靠尼罗河流域内的植物来解决。

　　那么最后，4600年前古埃及能被食用的粮食为：

　　总产量30067－损耗4510－留种6160=19397万公斤，折合约20万吨。

　　五、公元前2580年时，古埃及一年粮食产量能养活多少人？

　　以每人每月平均消耗小麦20公斤来计算，20万吨的粮食总量，理论上一年最多可以养活大约81万人左右。

　　20万吨小麦供养81万人，这就是公元前2580年，埃及境内从尼罗河流域和各个绿州地区的粮食总产量，所能养活的最大人口数量。

　　但是，人均每月消耗20公斤小麦，这个数据只是一个理论上的统计数据，就像今天社会统计人均财富一样，马云的财富只是被“平均”到了你头上，而实际上跟你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即使在人类社会实现了高度文明的今天，财富的分配方式都极不公平，那么，在最野蛮、最残忍的奴隶制时代，埃及的财富分配方式只能是更加的不公平。

　　前2580年，在进入奴隶制不久，埃及的土地财富绝大多数都应该属于法老和贵族，即使有一部分自耕农，数量也会非常少。那么，法老和贵族控制的大片土地由谁来耕种？自然是由奴隶来耕种，奴隶自行解决工具和种子等所有问题，收获之后向法老和贵族上交一定比例的粮食作为地租。

　　严格说来，按照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在奴隶制下，奴隶是没有资格上交地租的，因为奴隶自己都是主人的财产，所以一般情况下，奴隶除了以最低温饱线养活自己和家人以外的所有粮食，都应该上缴奴隶主。但由于埃及粮食生产水平太低，如果首先满足奴隶及家人的生活需求之后，估计也剩不了多少粮食，而奴隶主也没有那么善良大方，所以，后来封建社会的地主就给土地耕种者定了一个简单的比例，你种我的地，你交我多少粮，这就是地租。

　　那么埃及奴隶的“平均地租”是多少呢？

　　中国清末及民国，在北方和西南部分地区，谷租每亩通常为三斗左右(每斗30斤)，钱租四五百文上下，至于地租率，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平分其粮”或“租取其半”仍然被认为是通行的标准。

　　参照“平分其粮”这个标准，并且假设埃及奴隶主还要“仁慈”一点，只收取40%的收成，给土地耕种者留下60%，即12万吨小麦。那么，以平民每人每月平均消耗小麦20公斤来计算，12万吨小麦只能养活50万人左右，再加上统治阶级大约有5万人的规模，那么，在前2580年时，古埃及就只有大约55万的总人口。即使翻倍，也不过120万左右。

　　55万，这就是公元前2580年，埃及境内从尼罗河流域和各个绿州地区的粮食总产量20万吨小麦，所能养活的最大人口数量。

　　五、六十万左右的人口规模，分布在尼罗河中下游几十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和绿洲之间，这样的社会形态最多是个氏族或者部落社会，离王国阶段还有好长一段距离。

　　即使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古埃及的农业生产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其土地面积和粮食产量都实现了翻番，但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尼罗河流域所能支撑的人口数量也非常有限。

　　有些研究埃及的学者，也看出了在粮食供应上，很难让金字塔修建队伍维持一个较大的规模，所以，又提出一个观点，说是金字塔的建造者主体部分不是奴隶而是农民，他们出于对法老的热爱，在农闲时自己携带工具和粮食来参加修建工作，属于自觉自愿，所以，埃及政府不承担他们的生活开支。这些学者指着某处的挖掘现场，然后又到各处壁画和各个石碑上找到某些依据，天马行空地解释一番，好像便为自己的观点寻找到了圆满的证据。

　　也许，被宗教观念忽悠的民众去“自愿奉献”的，可能会有极少一部分，但是当他们发现，“自愿奉献”的劳动的强度远远超过了自己所能承受的限度，甚至要搭上自己的生命时，这些民众也会选择“自愿不奉献”——脚底抹油，开溜。

　　这些学者，他们忘记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规律，那就是不管在埃及还是在中国，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类刚刚跨进文明门槛的时候，所经历的第一个阶段，既不是西方式的温情脉脉的“伊甸园”，也不是东方式的天下大同的尧舜世界，而是一个极其残忍、极其血腥的阶级社会，等级森严，黑暗无边，从殷墟里上千具活人陪葬的尸骨，到罗马斗兽场里的上万名角斗士的尸体（据说公元107年，为庆祝胜利，图拉真举行了23天的庆典，期间杀死了一万多角斗士和一万多头野兽），都血淋淋地证明了，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一个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漫长过程。那种把奴隶社会想象得像田园牧歌那般美好的论调，不是在前骗自己，就是在欺骗别人。

六、公元前2580年时，古埃及大致有多少人口？

　　据说，古王国时代的埃及法老每两年就要清查一次人口和财产数量，但是，两三千年里留下了那么多的金字塔、神庙、王陵、壁画和莎草纸，却没有一个清楚的人口数据留下来，搞得后来的研究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希罗多德认为，在26王朝的阿赫摩斯二世统治时期（公元前6世纪），那是埃及史上“空前繁荣的时代”，有人居住的城市有20000座。而古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则认为，在古埃及有18000座以上的重要乡村和城市，而在托勒密腊加的儿子统治时代，其总数在30000座以上，人口总数大概是700万人。

　　令人诧异的是，希罗多德据说生活在前5世纪，狄奥多罗斯据说生活在前1世纪，但是他们对自己几乎是同时代的埃及人口统计居然是那么的不靠谱。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前6世纪埃及有20000座城市，但即使每座城市只有5000人，那古埃及就有1亿人口，而狄奥多罗斯的说法就更荒唐，前2世纪，埃及的700万人口生活在30000座以上的重要乡村和城市，那算下来，每座重要乡村和城市就平均只有233个人。

　　这显然是在信口开河。

　　美国学者巴策尔认为，

在前3000年，埃及有87万人口，

在前2500年时，人口增长到160万，

而前1800年时，又增长到了200万。

而历史人口学者麦克伊韦迪则认为，

在前3000年时，埃及人口就达到了100万，

在前2000年时，进一步增长到了200万。

　　从他们的计算方式来看，这些数字也是靠敲脑袋得来的，也缺乏说服力。

　　实际上，要研究古埃及的人口总数，不如去研究古埃及各个历史时代的耕地数量和粮食平均亩产，相比之下，这个方法来得更为可靠。

　第一节 尼罗河三角洲的地质学调查，是真实评价前10世纪埃及农业的重要依据

　　一、尼罗河三角洲的地质学调查，是真实评价前10世纪埃及农业的重要依据

　　长久以来，对于世界第一长河尼罗河及其冲积平原的形成时间和形成速度，一般非专业人士基本都没有多少相对确切的知识，所以长久以来，被“四大文明古国”观念长期浸润了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想当然地认为，尼罗河三角洲是人类灿烂文明的发祥地，都是滋养古文明庞大人口数量的鱼米之乡，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一样，没什么区别。

　　然而，现代地质学对尼罗河三角洲研究考察的结果，却完全颠覆了人们过去对尼罗河冲积平原的所有认知，让灿烂的古埃及文明大厦突然间摇晃了起来。

　　我们先来看长江三角洲。

　　到目前为止，整个长江流域面积180.7万平方公里，而长江三角洲的总面积21.07万平方公里。学术界普遍认为，长江在全新世向海推进速度很快，一万年前的入海口在扬州、镇江一带，一万年后就向东延伸了200多公里，形成了现今的形态。

　　根据有关资料计算，从唐朝开元年间（713年）到现在，长江三角洲至少增长了1万到1.8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其中包括崇明岛大部、南通市大部、上海市大部和张家港暨苏州部分地区等。唐开元年间到今天是1300年，其间长江三角洲至少形成了1万平方公里的陆地，至少平均每年造地7.7平方公里（其实仅仅是崇明岛每年就增加面积5平方公里）。

　　很多学者认为，近2000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发生了加速扩张，从2000年之前的每千年扩张38公里，加速到了2000年来以内每千年80公里，而这个扩张加速出现的原因，则是因为长江中上游人口大量增加，在四川、湖南、湖北等地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农业生产。换句话说，除了海水的顶托和侵蚀作用等原因以外，长江三角洲的形成速度和面积还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

　　而尼罗河三角洲呢？

　　从胡夫金字塔开始建造的公元前2580年至今，已接近4600年，即使是尼罗河三角洲以长江三角洲的沉积速度来冲积成陆，到现在应该造地3.5万平方公里。但是，到今天为止，整个尼罗河三角洲的总面积也才只有2.4万平方公里。

　　更何况尼罗河的含沙量还远远大于长江。

　　这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第一，全新世以来，尤其是近7000年来，尽管地中海海平面逐步升高，但对尼罗河三角洲的影响是稳步变化的，也是今人可以大致调查出来的，所以，相对比较容易搞清楚埃及各个历史时期的耕地面积变化；

第二，除了尼罗河三角洲，埃及其他地方的的地理条件变化并不大，搞清楚这些地方的耕地面积就更为容易；

第三，不管是在尼罗河三角洲，还是在尼罗河河谷地带，还是在法尤姆及其他地区，埃及耕地面积都有一个不可逾越的上限，那就是1970年的埃及耕地总面积，我们只要以此倒推，就可以算出古代埃及各个时期耕地面积的最大值，从而估算出那个时期的最大人口数量。

　　这就是古埃及在耕地、粮食、人口等各个指标上的真实边界，超过这个边界，再宏伟的理论都是荒谬的。

　　我们的计算思路是这样的：

1、埃及今天的耕地面积是既定的，在不同的统计口径里取最大值5106万亩，由此，我们可以往前倒推计算；

2、今天尼罗河三角洲的耕地面积是埃及耕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即3400万亩；由此，除三角洲以外别的地区耕地面积也就推算出来，为1706万亩；

3、在第一节，我们了解了尼罗河三角洲的演变历史，了解到在4600年前，三角洲并不能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所以，我们估算那时三角洲上的耕地面积只有今天的六分之一，即567万亩；

4、1971年，埃及建成阿斯旺水利工程，新增耕地面积1260万亩，新增部分只能是河谷地区的，所以，在1971年前，埃及在三角洲以外别的地区的耕地面积总和也推算出来，为446万亩；

5、考虑到埃及属于沙漠地区的地质条件和灌溉条件的历史局限，我们估算前2580年时，埃及在三角洲以外别的地区的耕地总面积为今天总面积的一半，即223万亩，这个数字没有低估；

6、两个数字相加，由此，我们估算前2580年时，埃及全国的耕地面积大约是770万亩，这个结论是有根据的；

7、我们估算前2580年时，埃及小麦的平均亩产（30817万公斤÷790万亩＝39.02公斤），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西周时期关中平原的生产水平，考虑到尼罗河流域恶劣的自然条件，再考虑到古埃及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奴隶制早期的农业生产水平，这个平均亩产也是合理的；

8、有了耕地数量，有了平均亩产，所以自然得到了1年的粮食总产量，有了总产量，扣除必然支出，自然就得到了大致的人口数量。

9、即使把估算数据放大一倍，即尼罗河三角洲的耕地面积达到了现今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其他地区的耕地面积达到了1971年前的规模，那么在前2580年时，埃及的人口数也只有60万人左右的规模。如果我们再把粮食平均亩产翻一倍，人口总数也只有120万左右，也都达不到巴策尔和麦克伊韦迪估计的那个人口规模。

　　实践证明，几百万年来，地球上任何一个地区的人类的进化与发展，是不可能脱离生存资源而任意跨越历史阶段的，人类不可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所生存的那个环境，在生存条件极其艰苦的新石器晚期和青铜时代，没有充足的粮食基础，人口大规模繁衍是不可能想象的。

　　麦克伊韦迪在《世界人口历史图集》中估算：

公元前5000年，埃及达到10万人；

公元前3000年，埃及达到100万人；

公元前2000年，埃及人口达到250万；

公元前200年，埃及人口为400万，中国为4200万；

　　（其实，直到公元前220年，中国自己估计总人口2000万左右，仅为埃及的5倍）

公元元年时，埃及人口为450万左右，中国为5300万；

1000年时，埃及人口500万，中国5600万；

1300年，埃及人口为475万，中国8600万；

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代的1600年，埃及人口300—500万，而同期中国为1.6亿。

法国人统治的1848年，埃及精确统计人口为450万（最小值），而中国为4.1亿左右。

　　在尼罗河三角洲提供的耕地越来越多、农业技术越来越先进的情况下，公元1848年时候的人口数跟1800多年前差不多，500万好像就成了埃及人口的上限，无论如何也突破不过去，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对埃及过去的人口数量估计太高，这也就是说，在公元前的各个历史时期，埃及都远远达不到那么多的人口总数。

　　另一方面，2000多年来人口数量的演变，也充分说明，在埃及这个沙漠绿洲地带地区，在农业耕种没有实现现代化之前，不可能承载太多的人口。否则，按照王陵壁画上显示出的古埃及那么发达的农业生产水平，在3000年的历史演变进程中，埃及人口数量就应该呈爆炸式增长，公元前2000年达到250万，进入公元1世纪就应该跨过千万大关，北非和中东地区的人口版图就应该是埃及人口向四周蔓延，逐渐占据人烟稀少的西亚和中东地区，而不是倒过来逆向流动，由阿拉伯人最终统治了埃及，而埃及本土民族最后则不知所终。

　　反观同样是文明古国的中国，尽管从北宋开始就进入了漫长的文明衰退过程，但中国的人口数量却反而在逐渐增长，即使是在差点亡国灭种的清朝和民国时代，中国人口在1949年时也差不多到了6万万左右。

　　二者相比，如同天上地下。

　　纵观公元1500年前的整个地中海地区，无论是北非还是西亚，无论是巴尔干半岛还是亚平宁半岛，从来都是地广人稀，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地中海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不适合农业生产，落后的粮食生产水平无法养育太多的人口。

　　因此，条件更差的埃及更不可能作为一个违背规律的特殊案例而出现，并且是出现在地球上其他绝大部分地区都还在蒙昧中沉睡的时候。

　　1990年，美国著名的Smithsonian Institution（史密森研究院）与其下属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开展了一个尼罗河三角洲的地质研究项目，该项目由Stanley教授主持，四十多个国家的学者参加。在为期4年的勘探时间里，这个研究小组在尼罗河三角洲钻探了87个深度为10-60m的钻孔,并结合大量样品分析，对该三角洲晚更新世末期的硬土作了系统的地层、岩相和成因探讨。

　　【注：史密森研究院或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是唯一由美国政府资助、半官方性质的第三部门博物馆机构。由英国科学家詹姆斯·史密森（James Smithson）遗赠捐款，根据美国国会法令于1846年创建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其下设有董事会，它领导下的机构有：美国艺术档案馆、弗里尔艺术馆、国际交流服务社、J．H·赫什霍恩博物馆、国家航天和航空博物馆、国立历史和技术博物馆、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国立动物园、放射生物学实验室、科学情报交换所、史密森天体物理台、史密森热带研究所、W．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等。它还以史密森研究院名义出版一份月刊。】

　　当时，华中师范大学的陈中原教授也全程参与了这个项目，并在Stanley教授帮助下写成一篇论文《晚更新世末期尼罗河三角洲蒸发性盆地群的发现及其意义》。陈中原教授在文中论述道：

　　“距今10000—28000年间,海平面低于现今。此时,尼罗河三角洲古平原裸露地表,河流深切本区入海。钻孔资料证实,凡硬土层缺失之处，均出现厚层河流沙。古平原东西两翼尼罗河古流系曾十分发育，因此硬土层也就大范畴缺失。

　　三角洲古洪水具有暴涨暴落的特点,在季节性的泛滥过程中,将其携带的大量细颗粒泥沙堆积在河床两侧的浅水湖盆地。洪峰期很短,仅1—2个月,其余为枯水期。汛期,汹涌的洪水几乎淹没整个古平原,随着洪水的退却,地下水位回落,河间洼地积水迅速蒸发、干枯,直至第二年汛期。这种周期性的湿、干环境,加上后期的压实作用,导致了硬土的形成。

　　洪水携带的大量植物碎片时常和河间洼地周围的植被一起掩埋,在炎热、干燥的环境下转化成泥炭;盆地中有机物在周期性的干、湿环境中形成纹层,植物碎片也往往转化成铝矾土〔8〕,与石膏共生。另外,本区硬土层沉积时,地中海海平面较低,古岸线可距现今海岸50 km之外。因此,硬土中出现的大量半鳃类、腕足类和较多的有孔虫实际上也是本区炎热、干燥气候的结果。蒸发导致内陆盆地中水体浓缩、盐度增加,咸水生物便可发育、衍生。在开罗南部距现代海岸240 km的一个名叫Birkat Karoun的内陆湖盆中,就发现了许多咸水生物〔9〕。

　　盆地的干枯导致化学过程十分明显。地下水中大量钙离子通过植物毛细管作用富集在地下水位附近,形成钙结核;随着水面进一步收缩,地表水中的盐度迅速增加,形成石膏结核;季节性的地下水位波动使得结核呈层分布。干枯后的盆底泥裂严重,风尘沙改造作用明显。这种盆地蒸发模式清晰地表明,晚更新世末期尼罗河三角洲地区气候十分干旱〔10〕。古平原冲积盆地呈现一片半沙漠化的萨巴哈景象。”

　　陈中原教授在另一篇《尼罗河三角洲全新世海平面变动及其对环境的影响—与长江三角洲的对比》论文中，进一步认为：

　　“利用泥炭（33个）和潟湖（65个）^14C测年数据重建了尼罗河三角洲全新世海平面的变动过程，结果显示潟湖样品比泥炭更为有效地反映出海平面变动特征：距今7000a时海平面约位于现今－10m，距今5000a时约为－5m，距离2000a时已接近现代。海侵强度和范围受古地貌和区域沉降的影响呈现出东北部大、中部其次、西部最小。随着海平面上升速率减小，三角洲在约距今7000a时开始建造，并广泛发育潟湖、沙坝和平原河流沉积体系。此后，海平面趋于稳定，人类活动增强，导致海岸沉积环境大片萎缩、消亡。同样利用泥炭（45个）测年数据重建了长江三角洲全新世海平面变动，结果与尼罗河的差异较大，可能是两地沉降差异所致。近代长江三角洲人类活动也是导致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

　　在文中，陈中原教授详细论述道：

　　“另据大量钻孔和文史资料分析可知，尼罗河三角洲平原距今7000a以来，在海平面上升速率明显减缓和相对稳定的背景下，至少曾有6—7条规模比现今大的河流广布全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河流在距今2000—3000a时都消失了。究其原因，可用日益增强的人类活动来解释。距今2000—3000a时，尼罗河三角洲平原上的人类活动已达相当程度，人们围田修河、开渠引水、大兴水利，由于大量水源被引用于灌溉，洪水期河中水量明显不足，枯水期河床干枯，加上人们盲目开发、淤堵，这些大河终于萎缩，有的就从此消失了，有的变成人工渠道。”

　　（陈中原。华中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1990－1993年美国Smithsonian研究所、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博士后和Research Associate。）

　　综合上述两篇文章，我们发现尼罗河三角洲的形成历史是这样的：

距今28000—10000年间,古地中海海平面远低于现在，所以，尼罗河三角洲的古平原裸露地表,尼罗河的古洪水深切入海。古洪水具有暴涨暴落的特点,在季节性的泛滥过程中，将其携带的大量细颗粒泥沙堆积在河床两侧的浅水湖盆地，洪峰期很短,仅1—2个月，其余为枯水期。汛期,汹涌的洪水几乎淹没整个古平原，随着洪水的退却，地下水位回落，河间洼地积水迅速蒸发、干枯，直至第二年汛期。这种周期性的湿、干环境，加上后期的压实作用，导致了硬土的形成。另外,本区硬土层沉积时，地中海海平面较低，古岸线可距现今海岸50 km之外。

随着海平面上升速率减小，尼罗河三角洲在约距今7000a时开始建造，并广泛发育潟湖、沙坝和平原河流沉积体系，此后，海平面在2000年前趋于稳定，尼罗河三角洲开始逐渐形成。尤其是在2000—3000年前时，三角洲人类活动增强，人们围田修河、开渠引水，加上盲目开发、淤堵，导致这些大河终于萎缩，有的就从此消失了，有的变成人工渠道。

　　我们再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中国考古”网站的一篇报道：

　　2016年10月27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埃及考古系列学术讲座”第七讲在考古研究所八楼多媒体厅举行。美国驻以色列考古研究所所长马修•亚当斯博士（Mattew J.Adams）做了题为“古代蒙迪斯：尼罗河三角洲中心的一座早期城市（Ancient Mendes:Reflection of Early Egypt in the Heart of the Delta）”的学术讲座。

　　亚当斯博士详细解说了埃及考古学长期忽视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原因。

　　他指出：

　　“在长达150多年的埃及考古发掘中，对研究埃及早期历史的考古学家具有吸引力的始终是金字塔和神庙这类用规整石头修建起来的大型建筑遗存。直到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们才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开展考古工作。

　　考古学家之所以长期忽略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考古工作，除了该地区大型建筑遗存较少之外，还有如下几个原因。

　　1、在中世纪，尼罗河三角洲的大量遗存被人们偷盗并用于建造自己的城市，因此没有保存下来。

　　2、根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500年左右游历埃及以后留下的记录，除了底比斯地区外，三角洲区域都被淹没在水下，这一地区长期无人居住。很多埃及学家认为在三角洲地区冲积扇土壤覆盖的地表层，存在考古遗存的可能性不大。

　　3、从大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那尔迈调色板记载的战争场面来看，南部的国王征服了北方沼泽地区的野蛮人，从而埃及学家长期认为三角洲所在的北方区域根本没有城市。

　　……”

　　亚当斯博士具体讲解了在埃及开展考古工作的困境，主要原因是尼罗河自身的复杂性。希罗多德曾赞誉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尼罗河汛期长达3至4个月，洪水从上游带来大量的肥沃土壤，为农业生产提供良好条件。然而，由于尼罗河的河道非常狭窄，在河道两边探索聚落位置有一定困难。

　　三角洲地区的情况更为复杂，经常性的河道变迁导致房屋、墓葬和聚落布局不断变迁。洪水时期的城市面貌，尤其是古代城市的发展，受河流的影响很大。在汛期，很多城市被河水划分为很多小的区域，埃及人主要借助船只来往于各个区域之间。

　　古埃及人留下来的墓葬图像和丧葬品印证了这点。正是受到这种河流的影响，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形状不是很规整，一些墓葬也因此远离主要城镇。在汛期，埃及人划着船只往返于城镇与墓地。古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的这种景象与意大利的威尼斯水城较为相似。

　　综上所述，Sta nley教授主持的这个尼罗河三角洲研究项目从地质学的角度确定了三角洲的发育时间，而从另外一个角度，马修•亚当斯也认为尼罗河三角洲起码在希罗多德时代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农业活动。

　　另外，罗马历史学家老普林尼（23—79年）在《自然史》中记载说，当时尼罗河在进入三角洲以后分成了7条支流，由东向西依次是Pelusiac,Tanitic,Mendesian,Phatnitic,Sebennytic,Bolbitine和Canopic。而到了今天，由于尼罗河河道的淤积和变动，三角洲上的主要支流只剩下两条：西边的罗赛塔Rosetta和东边的达米耶塔Damietta。

第二节 尼罗河三角洲，在公元前10世纪之前只有小规模的农业生产

　　据说在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人把第一个首都定都于缺乏淡水的孟菲斯，而不是定都于20来公里以外的尼罗河畔的开罗。从今天看来，其原因估计就是因为当时孟菲斯就正好处于陆地与海边滩涂之间，之所以不选择尼罗河畔的开罗，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尼罗河三角洲还没有形成，开罗所在的地方要么是一片汪洋，要么是一片沼泽。

　　而从后世有信史记载的资料来看，开罗的前身叫福斯塔特城，是641年由阿拉伯人创建。

　　969年，从突尼斯入侵的一支柏柏尔人在其北建立了一个长方形新城——曼苏里耶城。估计这个时候，尼罗河三角洲在这个地区的地质发育已经稳定下来，所以在这里建城也才有坚实的陆地基础。

　　从浩如烟海的研究资料来看，尼罗河三角洲是支撑古埃及文明的最重要的基础，甚至是支撑整个地中海地区古代文明庞大框架（包括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等）的最重要的基石，因为在公元元年前后数百年，在整个地中海地区都没有一个规模较大的农业发达地区来为庞大的“希腊化”地带提供必要的粮食供应，而只有尼罗河三角洲才有可能成为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大粮仓”。

　　于是，“繁荣的尼罗河三角洲”便应运而生，而且在前334年，传说中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还专门为此修筑了一座港口城市——亚历山大港，以方便这里向整个希腊化地区运送粮食。

　　于是，尼罗河三角洲被描绘成了一个巨大的“鱼米之乡”，公元前后几百年以内，都在不停地在为雅典人、马其顿人、塞琉古人、迦太基人、古罗马人、西哥特人乃至汪达尔人输送永不枯竭的面包、橄榄油、葡萄酒、金币和努比亚奴隶。

　　假如，尼罗河三角洲的形成时间、形成速度和形成规模，在现代科技的再探索和再认识下，产生了跟历史认知体系严重背离的新认知和新事件，那么，地中海古文明的庞大框架就会发生严重动摇，从而导致一系列历史既定事实的被证伪和被推翻，从古埃及到古希腊，再到古罗马，乃至整个欧洲、北非和西亚地区，15世纪以前的历史都必须要改写重写。

　　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古地中海文明的大厦就变成了建立在尼罗河三角洲沙滩之上的“泥足巨人”。

　　可以这样认为，以尼罗河三角洲地质勘探项目为代表的一系列现代科技成果，正在从根本上撼动15—19世纪以来欧洲人在地中海沿岸沙滩上所建立的那座恢弘无比的“人造文明大厦”，而且很可能会改写15世纪以来形成的关于南欧、北非和中东地区的很大部分“古代历史”。

　　鉴于个人力量的微薄，本文仅对胡夫金字塔、亚历山大港和罗塞塔石碑进行证据确凿的质疑甚至证伪。

第三节 公元前2580年时，埃及的国力能否支撑胡夫金字塔的庞大工程

　　一、关于胡夫金字塔

　　我们先来百度两段经“科普中国”百科科学词条编写与应用工作项目审核过的“胡夫金字塔”的资料：

　　1、胡夫金字塔是古埃及金字塔中最大的金字塔。塔高146.59米，因年久风化，顶端剥落10米，现高136.5米，相当于40层大厦高。塔身是用230万块巨石堆砌而成，大小不等的石料重达1.5吨至160吨，塔的总重量约为684万吨，它的规模是埃及至今发现的70多座金字塔中最大的。

　　它是一座几乎实心的巨石体，成群结队的人将这些大石块沿着金字塔内部的螺旋上升通道往上拖运，然后逐层堆砌而成。十万多个工匠共用约20年的时间才完成的人类奇迹。

　　2、胡夫金字塔位于埃及首都开罗西南约10公里吉萨高地的胡夫金字塔是埃及现存规模最大的金字塔，又称吉萨大金字塔，位于埃及吉萨，是古埃及第四王朝的法老胡夫的金字塔，主要作为其陵墓，也是世界上最大、最高的埃及式金字塔。约建于前2580年，完工于前2560年。位于吉萨金字塔群的中央一座，也是最为高大的，被喻为“世界古代八大奇迹”之一。在埃及境内已发现的110座金字塔中，吉萨高地的祖孙三代金字塔——胡夫金字塔、海夫拉金字塔和门卡乌拉金字塔是最古老的金字塔。

　　那么，胡夫金字塔到底是谁修建的？是古代的埃及人？还是18、19世纪的欧洲人？

　　在此，我们不妨来做一些粗略的探究。

　　二、10万大军修建胡夫金字塔，每年需要消耗多少粮食？

　　上面，我们花了那么大的篇幅来估算古埃及的耕地面积、平均亩产和人口基数，目的就是要来分析验证一下，公元前2580年时的古埃及社会，到底有没有能力来修建胡夫金字塔？

　　希罗多德记载说，古埃及人为修建胡夫金字塔，有一支10万人的专业施工队伍，一直干了20年，并且在开建金字塔之前，还专门花了10年来修建运输物资的专用道路。但是在这里，我们只考虑20年的修建期。

　　另外，为修建胡夫金字塔，总共要运输600万吨左右的岩石，这其中必然会利用大量的的骆驼、公牛、马甚至驴作为工具，为了好计算，我们都统一假设为共有1万匹马参与修建（实际上在公元前2580年，埃及地区都还没有马，马是后来闪米特人带过去的）。

　　第一，人消耗的食物

　　1、假设一个人每月消耗小麦35公斤，那10万劳工每年就要消耗4.2万吨小麦；

　　2、假设一个人每天需要消耗半公斤的蔬菜、水果和食盐，那10万人每年就必须消耗蔬菜、水果和食盐1.8万吨。

　　第二，牲畜消耗的粮食

　　由于吉萨高原处在沙漠之中，几乎没有青草供牲畜食用，所以，牲畜的饮食必须依靠粮食和从外面运来的草料。

　　一匹500公斤的马，一天喂8公斤能量饲料，外加5公斤纤维素草料，那么1万匹马一年就要消耗粮食2.88万吨，消耗草料1.8万吨。

　　第三，饮水

　　修建金字塔是重体力活，而且还处在吉萨高原那样的高热的沙漠气候之中，所以，不管是人还是牲畜，每天都需要大量饮水，

1、一个埃及劳工每天饮水至少需要5升（含简单洗刷），那么10万人一年就需要水18万吨；

2、由于在沙漠中代谢加快，并且劳动强度非常大，1匹马1天至少需要饮水70—80升，那1万匹马一年需要饮水接近29万吨。

3、古埃及人只能用陶罐来运水，而用陶罐运水是一个很繁重、很浪费的工作。

第一是容器陶罐本身就很重，而且还要放在专门的背篓里，

第二是陶罐很容易破碎，

第三陶罐还不能做得太大，水和罐子超过25公斤奴隶个体就很难背，

第四是水很容易泼洒。所以，陶罐盛水的效率最多能达到1∶1，即1公斤陶罐运送1公斤水，要运送47万吨重量的淡水，就必须运送47万吨重量的陶罐，加上二者的破碎和泼洒，实际运送量起码是需要量的数倍。

　　对以上各种消耗进行统计，得：

一年粮食消耗：7.08万吨

一年消耗蔬菜和草料等：3.6万吨

一年消耗淡水：47万吨（含背篓和陶罐的重量为200万吨）

　　综上，一年的食物、饮水的重量最少需要运输210余万吨。

　　这就意味着，10万名胡夫金字塔修建军团每年消耗物资的运输重量最少为210万吨，折合每天要运输约5800吨。

三、在10万修建大军之外，另外还要组建30万人的运输保障大军

　　在科技落后的古代社会，大规模物资运输的难度，决定了埃及统治者另外还要组建30万人的保障队伍，专门用来为10万修建大军服务。

　　实际上，从某种程度来说，修建胡夫金字塔这10万人施工队伍，对物资的消耗能力完全不亚于一支10万人的军队，甚至其消耗量还要远大于军队。因为军队作战在外，或“因粮于敌”（如霍去病），或屯田自养（如诸葛亮在渭河边上屯田种粮），甚至可以烧杀抢掠，这些行动客观上都可以减轻后方运输的压力。

　　而吉萨高原上的这支庞大的施工队呢？他们只是纯粹消耗物资，而不生产一分一毫的财富（粮食）。况且，这支施工队的劳动强度也要远远大于军队。

　　一支军队出征在外，一年里作战的时间一般只有短短几天或者几十天，其余时间都在修整或者干些轻体力活。但是，金字塔施工队不仅是在现场施工，打磨、升高、堆砌石块，而他们更为繁重的任务，则是从两百公里以外的西奈半岛把一块几十吨甚至上百吨的石材运到施工工地，这项工作必须长期往返，持续不断地进行20年。所以，金字塔施工队的劳动强度远大于军队，所消耗的物资也远大于军队。

　　古代社会的运输难度，尤其是恶劣环境中的运输难度，是我们今人难以想象的。

　　公元前261年，秦国出兵60万发起“长平之战”，为供应这60万军队和战马的粮食，秦国几乎出动了倾国之力。《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

　　依据史料，当时秦国人口已达600万，要保证60大军在远离本国约500公里的山西长平作战两年，所动用的直接和间接的的人力几近全国人数总和。

　　在漫长的运输线上，所动用的人畜是都要填饱肚子的，假如依照10人保证1名前线作战兵士的规范来计算，这10人在漫长的补给线上运输粮食抵达前线，然后再从前线返回补给始发地，这一来一回在路上所耗费的粮食，在时间及空间上相当于前线士乓在战场上同样的时间的二十倍以上，也就是说，每在路上耗费掉二十石以上粮食才干保证一石粮食抵达前线用于兵士作战。

　　另外，在正常情况下，秦国当年生产的粮食是根本无法满足前线需要的，长平之战消耗了秦国之前数年储存的很大部分粮食积累。

　　1948年冬，淮海战役爆发。在整个战役中，解放军投入了兵力60万，但是在这60万军队身后，江苏、山东、安徽、河南这四省的解放区共出动民工543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运送到前线的粮食4.34亿斤。参战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高达1：9。解放区的这种空前浩大的人力动员，几乎是囊括了除去老弱妇孺外的全部青壮年男性。

　　沈括曾在《梦溪笔谈》中详细记录了北宋军队的后勤供给情况：“三人饷一卒，极矣，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復加矣。”

　　沈括说，宋朝出征十万大军，其中负责辎重的部队就有三万人，能够打仗的只有七万人。而一个作战的士兵需要三个民工给予其提供后勤保障，十万大军则需要三十万劳动力担任运粮工作。

　　如果按照宋朝的配给编制推算，长平之战时，赵国45万大军实际作战人数为30万左右，辎重部队为15万左右，另有135万左右的劳动力投入了后勤粮食的运输，因而赵国总共有180万人左右脱离了农耕。这180万人不仅不能生产粮食，反而在来回的运输途中还要消耗大量粮食。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现在吃得比平时更多了。180万人是个什么概念？战国时期的总人口才2000万左右，赵国当时的人口最大推算为350万人左右。一个长平之战，让赵国投入了全国一半的人口脱离生产进入消耗粮食状态。如果没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如何经得起持久。

　　而就算在牲畜与车辆非常充足的秦代，蒙恬北击匈奴，“率三十钟而至一石”。钟是秦汉时代的容积单位，一钟是六石四斗。“率三十钟而至一石”，意思是路上要消耗十余钟甚至三十钟粮食，才能将一石粮食送到前线。千里远征，战士每吃到1斤粮食就要在路上消耗掉64斤甚至192斤。这就是古时低得可怕的转运效率，军事后勤学上将其称作“距离的暴虐”。

　　四、要供养10万施工人员和30万保障人员，古埃及需要有多大的人口基数？

　　公元前2580年时的古埃及，既然出动一支10万人的施工大军花20年来建造一座金字塔，那另外就必须还要同时建立30万人的后勤保障队伍来专门为施工大军服务。

　　此外，在当时的埃及，为了跟整个国家管理的人口规模配套，政府还必须有一套由法老、祭司、贵族、基层官吏和军队所构成的国家机器，人数起码也需要有10万人。否则，几万或者十几万奴隶暴动逃亡，兵力不够怎么来镇压。

　　由此一来，整个埃及最少就需要有50万的青壮年劳动力来从事全脱产的非农业工作。

　　中国历史上，一般平民和军队的比例是9∶1，就是说9个平民养1个军人。

　　西汉时，人口最多时为6300万，军队（包括屯骑、羽林、期门在内）最多为70万人。

　　三国时候，邓艾成功偷渡阴平，来到成都城下，刘禅应声而降，所列出的人口财产名录上，就有：“共户二十八万，男女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官吏四万，仓粮四十余万，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

　　依照这个比例，一个民族，如果有50万全脱产的青壮年，那么，这个民族最少有400—500万人的人口基数。

　　这还是公元263年富饶的成都平原的人口比例，而在公元前2580年，在环境极其恶劣、生产效率极其低下的尼罗河流域，要供养10万人的专业施工队伍、30万人的保障队伍和10万人的国家机器，最后再考虑到工期漫长、死亡伤病的比例较高等因素，古埃及的人口总数，理应是三国后蜀人口比例的两倍左右，即在800—1000万。

　　这也就是说，抛开生产工具和技术水平姑且不论，在公元前2580年时，古埃及人仅仅是要修建一座像胡夫金字塔那样规模的超大型工程，就必须拥有800—1000万左右的人口基数。

　　更何况，在整个尼罗河流域，还有多少座“恢弘的”金字塔，还有多少座“恢弘的”神庙、王陵，还有多少“恢弘的”壁画和雕塑作品。

五、到哪里去寻找修建金字塔所需要的天量木材？

　　金字塔修建大军使用得最多的施工材料，除了石头，其次就是木头，之后就是水（包括淡水和海水）。

　　很多古埃及学者都忽略了这一条：

　　修建金字塔需要多得不可想象的木材。

　　1、用木头来制作工具

　　由于没有坚硬的铁制工具，奴隶们手里的所有工具都是木头制作的，木锤、楔子、撬棍、抬杠、跳板、支架、垫片、滚木、测量工具，等等，另外还包括各种陆地上的运输工具，凡是工作需要的任何一样工具，都只能用木头来制作。

　　2、用木材来充当生活材料

　　三四十万人在20年的时间里，需要用木头来搭建住所或者临时住所（比如运输途中），更需要用木材来生火做饭。

　　在这里我们又来做一个貌似无聊的估算。

　　古埃及劳工的主食是面包，假定烤10个人吃1天的面包需要用10公斤木柴（都是木材加工过程中剩下的边角余料），即烤1个人吃1天的面包需消耗1公斤木柴，那么，40万人20年光是埋造做饭就需要292万吨木材。

　　292万吨木材是什么概念呢？

　　一棵普通热带乔木，胸径0.4米、主干高10米，其重量约为1.4吨，而292万吨就意味着像这样的大树需要砍伐208万颗。

　　按照现代园艺学最经济的要求，种植乔木一般是1公顷500株，而208万颗热带乔木则需要4160公顷，即42平方公里。如果是自然状态下，208万颗热带乔木最少要分布100平方公里以上。

　　这就是说，金字塔修建军团光是生火做饭，20年里他们就烧光了相当于100平方公里的热带乔木。

　　3、用木材来修建渡船

　　这里还有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被人长期忽略了，那就是金字塔修建军团还需要一支专业的造船大军。

　　两百多年来，那许多研究古埃及学的众多考古人员，在吉萨高原、尼罗河上中游和尼罗河西岸，都没有找到古埃及人采集石料的大型采石场遗址，所以他们猜测说，修造金字塔、神庙的石料，都是从西奈半岛采集的，但是最后有没有找到遗址也不得而知。

　　按照这种说法，古埃及的奴隶大军在西奈山上开采了石料，然后通过苏伊士地峡和尼罗河把石头运到了施工工地，那么，一块重达几吨、10吨、几十吨甚至超过300吨（圣彼得广场方尖碑重达320吨）的花岗岩，又是怎么运过尼罗河的？

　　即使在今天，如果没有几百吨的机动驳船，没有大型吊车，你我就算精通量子力学相对论，照样站在尼罗河边干瞪眼。

　　为了把大量的石料运过宽五、六百米的尼罗河，金字塔修建军团还必须用大量的木材来建造渡船，而且，为了运输重量达到320吨的原石，有些渡船的吨位还必须达到460吨左右。

　　问题是，公元前16世纪的时候，埃及人造得出吨位达到460吨的大船吗？英国在14世纪最大的船只也不超过300吨。

　　如果造不出460吨的驳船，那埃及人又怎么把320吨花岗岩运过尼罗河？

　　4、用木头来开采石头

　　据记载，秦汉时候，为了穿越秦岭，中国古人花费巨大物力修建了从秦川到四川的栈道，在无法开辟道路的地方，古人只能在石崖上硬生生地开凿出一个隧道或者半边隧道出来，遇到坚硬的岩石，铁制工具都把它奈何不得，工匠们只得采用“火焚水激”的办法来进行施工。

　　在没有铁制工具的条件下开采石头，除了这个方法，不可能还有别的办法。

粗糙的石壁就说明了施工时候的艰难

　　我们先来想象一下古埃及人开采石料的画面吧。

　　奴隶们在崖壁上先堆上浸透了橄榄油或者动物脂肪的木材，放火焚烧，将石壁烧烫，之后再泼水降温，通过热胀冷缩原理来使崖壁产生裂缝，之后，敲入楔子，掏空裂缝；然后，再堆放木材——再放火焚烧——再泼水——再打入楔子——再掏空裂缝…………就这么一轮一轮又一轮的持续下去，最后，直到一个边长达到1米、2米、3米甚至超过5米的岩石立方体完整地被切割出来。

　　其实，修建古蜀栈道的难度远远小于修建金字塔，因为中国古人在用“火焚水激”开凿隧道时，可以把岩石凿成碎片，开出路就行，而古埃及人在用“火焚水激”的时候，还要控制好石块裂缝的走向，防止破坏石块的整体性，因为他们需要的是整块巨石。

　　至于，这块重量达到10吨、20吨甚至上百吨的岩石，被一群蝼蚁一般的奴隶一点一点地切割完成之后，是怎么从原来的基坑里上整体移动出来的，而且还不能断裂破坏，这个问题今人无法回答，只能去问古埃及人了。

　　如果不使用铁制工具，只是靠“火焚水激”来开采石料的话，那么根据笔者的实践经验参考，把一个200多公斤的砂岩砸成（注意：不是开采）一个大致接近四方体的石料，最起码就得花费1吨左右的木材，那么，胡夫金字塔重680万吨，相当于260万立方的砂岩或者石灰岩（砂岩和石灰岩平均比重在2.6左右），就要消耗木材780—1300万吨，折算下来为400平方公里左右的热带乔木。

　　5、用木头来运输石头

　　巨石就算切割出来了，就算也从基坑里搬出来了，那么，奴隶们是怎么搬运的呢？

　　中国北方的古人可以利用结冰来搬运重物，但是在炎热的埃及，缺乏结冰的天然条件，有人就想象说，埃及人可以利用浇湿的沙子，让石头在沙子上滑行，但是，他们忘记了，立方体的石头在沙子上滑行少许，其底部边缘很快就会陷进沙里，从而动弹不得。所以，在浇水的沙漠上推动巨石，是两百多年来的那些小时候没玩过“撒尿合泥”的死宅异想天开而已。

　　相对靠谱一点的搬运办法，就是在地上铺上圆木，后面几百人推动石头在滚动的圆木上行走，前面再有几百个人拉动，平地上估计还可以，可遇到上坡，照样没辙。

　　如果遇到下坡，没有控制好巨石，巨石一个摇晃翻身，恐怕就是几十上百个奴隶死的死，伤的伤。

　　这里，我们姑且来估计一下，在20年里金字塔修建军团消耗的木材数量为：

烤面包：292万吨

焚烧石头：1300万吨

制作劳动和运输工具等：700万吨

　　总计：约2000万吨

　　这相当于砍伐光了一片最少600平方公里的热带乔木雨林。

　　并且，这只是修造了一座胡夫金字塔，紧接着后面还有哈夫拉、门卡拉两座规模差不多的大金字塔，还有为数众多的狮身人面像、王陵和神庙，从胡夫到门卡拉大约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古埃及人到哪里去寻找那么多的木材？

　　看来，这支金字塔修建军团不仅要有专门的采石大军，修船大军，顶着瓦罐运水的汲水大军，另外，还得有负责伐木并且运输的专业伐木大军。

　　可是，处在沙漠之中的埃及本身就非常缺乏木材，除了尼罗河边上的那几排提供油脂、食物的橄榄树和椰枣树，埃及到哪里去找一片稍微有点规模的森林？

　　据说，有出土文物证明，大约公元前2700年左右，腓尼基人把生长在叙利亚沿海的黎巴嫩雪松以及雪花石运到埃及来，由此换取埃及生产的粮食。所以，这件文物就证明，古埃及人完全可以通过出口粮食来换取木材，建造金字塔使用的木材是有保证的。

　　那么，黎巴嫩雪松是什么样的一种名贵木材呢？

　　有资料介绍说，黎巴嫩雪松生长在一千二百米至一千八百米高的阴坡上，在雪水和海雾滋润下，挺拔秀美、清香四溢。由于木质坚硬，雪松木作为优质建筑材料，与喜马拉雅雪松、大西洋雪松、短叶雪松并列为世界四大雪松。古埃及法老船，耶路撒冷所罗门圣殿，乃至古罗马皇帝的宝座，都是用黎巴嫩雪松木制作的。目前，数千年砍伐使雪松面积大量减少。据统计，黎巴嫩现有雪松面积仅1700公顷，约占全国森林面积的2.83%。目前黎全境已设立多个雪松自然保护区。

　　就算公元前2700年前古埃及确实进口过来自地中海东岸（从叙利亚到安纳托利亚高原）的雪松，那么，就自然会带来以下一系列问题：

1、地中海东部有那么大面积的雪松吗？

2、腓尼基人有能力1年砍伐并运送100万吨的木材吗？这相当于腓尼基人每天要运送2700多吨木材，如果4500年前，每艘木船可以装运30吨，那腓尼基人就必须保证，每天有将近100艘木船航行在从黎巴嫩海岸和孟菲斯之间的航道上，这可能吗？

3、既然黎巴嫩雪松如此昂贵，那么，本身就缺少粮食的古埃及，每年要出口多少粮食才能换回100万吨的木材？

　　当然，不仅是黎巴嫩雪松，据说，埃及与西亚之间的杉木交易非常发达。那块百科全书一般万能的《巴勒莫石碑》上就记载说，（第4王朝的斯尼弗鲁时代，埃及）“得到满载杉木的船40艘”、“用杉木制造王宫大门”。

　　然而，不管是名贵的雪松，还是较为便宜的杉木，都不可能满足修建金字塔的巨大消耗，因为在整个北非、西亚和南欧，南到底比斯，西到突尼斯，东到阿拉伯半岛，北到叙利亚和希腊半岛，整个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大部分都属于干旱少雨的稀树草原甚至荒漠地带，埃及人到哪里去砍伐几百乃至上千平方公里的雨林？就算有一点木材进口，也属于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所以，靠进口来解决木材问题的说法不符合埃及及周边地区的自然条件，根本站不住脚。

　　同时，埃及自身的粮食产量也非常稀缺，根本没有向外销售的剩余部分。

　　再者，就算以上两个条件都成立，古代商人也没有那么强大的海上运输能力。

六、西奈半岛采石场的规模有多大？

　　西方的埃及学专家估算，胡夫金字塔重量估计是680万吨，而在全埃及境内，大约有97座金字塔，于是，我们就来估算一下所有的金字塔、神庙、王陵、石碑等建筑的工程量。

1、三座大金字塔重量：680万吨×3座=约2000万吨

2、其他的金字塔重量：200万吨×94座=约2000万吨

3、其他建筑的重量：约2000万吨

　　总计使用石料约6000万吨。

　　由于开采石料时，要破坏旁边的石头，加工石块时，要剔除多余的部分，所以，实际的石材开采量是石头制成品的数倍，这里姑且估计为3倍，那么，在古埃及各个王朝建造所有金字塔的2000年左右的时间里，古埃及人为得到6000万吨的石料，总共开采了1.8亿吨的石头，这1.8亿吨石头，折合0.7亿立方。

　　假如古埃及人找到了一个理想的采石场，开采了一座绵延的砂岩或者石灰岩山脉，高出地表100，底宽也是100米，那么，这座山脉便有14公里长。

　　而加工石料剩下的碎屑，同样堆成高100米、底宽100米的山脉，长度也可达到28公里。

　　在尼罗河中下游两岸和西奈半岛那个不大的范围内，这么庞大的采石场，它的遗址在今天应该很容易找到吧？

七、凡是铁制工具出现之前的大型石雕，都要打一个大大的“？”

　　就算石头开凿出来了。

　　就算石头运过尼罗河了。

　　就算石头运到施工现场了。

　　那么，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来了：

　　奴隶们用什么工具来加工石块（包括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的细节，比如：线条，立面，阴线，阳线，镂空，弧度？

　　用木棍捶打？用火烧？用石头磨？用骆驼腿骨戳？用最早的铜器打磨？

　　关于加工工具的问题，两百年来的众多埃及学学者都在有意无意地回避，回答时大都含含糊糊，语焉不详，没有谁提出过一个有说服力的观点。

　　有的西方学者，也意识到了“埃及奇迹”中的这个缺陷，所以在表述时吞吞吐吐地说，古埃及在早王国时代就进入了“铜石并用”的时代，只是铜质工具比较软，加上比较贵，并没有普遍使用，而修建金字塔石块的加工环节，一般都使用打磨这个方法。

　　对这个问题，我们实在是无法来帮那些历史发明家们进行“自我脑补”，只能靠自己实践来亲自“体验”一回。

　　几年前，本人和朋友一行三人，拉着1吨废木板，专门找到一家采石场，给了工人师傅两条烟，向他们说明了我们要做一个“只用木棍、木锤来加工石头”的试验。工人们帮我们找到一块约200多公斤的砂岩，然后就好奇地围住了我们。

　　这块石头是块半成品，本身就比较接近四方体，只是两面有两块比较尖锐的棱角。

　　我们把木板塞到棱角下面，浇上废机油烧，然后用塑料壶浇水，之后便用事先削尖的锄头把又戳又砸——顺便说一句，没有铁制刀具，连木棍都很难削尖，只能花很长时间来磨。烧了半个多小时，浇上水，我们又砸又戳，只弄下来巴掌大的几块石片。

　　在前后6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反复十来次，基本烧光了1吨重的废木板和大约20公斤的废机油，累得气喘吁吁，连戳带砸，最多弄下来二三十来公斤的石头碎屑。

　　而那块200多公斤的石头基本没有改变太多模样，仍旧旁若无人地躺在那里，蔑视着地上那些黑色的木板灰烬。

　　工人围在石头周围，一边抽着烟，一边以智商上的高度优越感俯视着我们。我们解释说，古代有人就是用这种方法建造起了一座塔，工人们哄然大笑，非常同情我们，说我们被骗得太惨。

　　然而，奇怪的是，我们说埃及金字塔就是这样建成的，平均年龄30多岁的工人们突然又肃然起敬，当然，同时又充满了疑惑不解。

　　通过这次试验，我们得到了几个很有用的经验：

　　第一，“火焚水激”的办法是有效的，但是必须要使用金属錾子和锤子，因为“火焚水激”之后，石头出现了细小裂缝，但仍然很坚硬，无法插入粗大的木楔子，而过薄的木楔子又经不起敲打，两下就碎裂了，只有坚硬的铁制錾子才能插进石缝，重击之下才会剥开一些石片下来。

　　第二，加工石块时，“火焚水激”只能对付一些尖锐突出的棱角，这些地方比较容易敲掉，而要想把那些钝性的部位弄平滑，只能靠反复“火焚”之后“水激”，把石头表面弄松脆一些后，再用更硬的石头来一点一点打磨。

　　古人说过，“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但这只是用来加工一件小块的玉料，并且磨制时间长达几年或者几十年，但是，如果是打磨一个平均重量2.5吨重的大家伙，那花费时间之长就实在难以想象了。

　　第三，“火焚水激”根本控制不住石料上裂缝的走向，这也就是说，依靠“火焚水激”根本不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石块的形状，更不可能处理加工细节问题。

　　第四，对已经开凿出来的毛石进行加工，“火焚水激”还有些作用，但是，要开凿崖壁上的整块山岩，仅仅是“火焚水激”根本没有任何用处。

【小结】

　　总之一句话，任何一个社会，不管在哪个历史年代，如果没有铁制工具，都不可能大规模加工石料，不可能以石头为材料进行雕刻、刻画，更不可能大规模从山崖上开采石料粗坯。

　　众所周知，从原始社会开始，中国建筑就有一个崇尚木作的风气，直到秦汉，中国才有各种石作面世。而中国铁器的广泛使用，正是在秦汉时代。

　　回首中国（包括可考的东亚范围内）的各个历史时期，在铁器得到广泛使用之前，哪里出现过稍微大型一点的石作（石碑、石雕、石台、牌坊、拱桥、石棺等）？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铁制工具是加工石料的先决条件。

中国最早有记录的秦石雕大型作品，是刻于咸阳横桥的古力士孟贲石像，始皇骊山陵一对高一丈三尺的石麒麟，

另外还有中国最早的石棺——始皇陵的北山石椁。以上石雕具毁，仅记载于《三辅黄图》。

中国最早的拱桥——小商桥，始建于隋代开皇四年（584年），宋代大修，所以主体结构呈北宋建筑风格。杨再兴误走小商河的故事，在发生在小商桥附近。著名的赵州桥还要晚上一二十年。

顺便说一句，赵州桥共用石块1000多块，每块石重达1吨。

　　通过以上材料，我们得到一个检验真伪的方法：

　　如果谁要坚持让别人相信，古埃及人在没有铁制工具的条件下建起了金字塔，那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自己就不妨先示范完成三件事：

　　采，凿，运。

采：就是不使用铁制工具和其他现代工具，在山岩上开采出一块10吨以上的石料；

凿：就是不使用铁制工具和其他现代工具，对石料进行打磨和雕刻；

运：就是不使用现代化起重机械，搬运一块重30吨的巨石。

　　凡是在铁制工具大规模应用之前出现的石头建筑、石头雕塑，不管它来自哪里，我们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因为这是大自然不可逾越的铁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