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古代社会重物运输有最大限度吗？

　　1464年，明宪宗朱见深为重修曲阜孔庙，专门安排用北京西山石材，刻制了一个石碑，碑身与碑额通高6米有余，碑身宽2.2米，厚约0.5米，碑重估计约17吨左右，史称“成化碑”。为运此碑，据说朝廷动用了500头牛，60000人工，经大运河南下，隆冬季节就用水泼在路上，等结成冰后，滚滑而行，从北京一步步运到曲阜，耗时数月，全程直接距离将近500公里。

　　由此可见，在农耕时代，仅仅是一个17吨的石碑长距离运输都如此艰难，更何况几十吨、上百吨的巨石。

　　那么，进入工业社会以后，重物运输是不是就变得轻而易举了吗？

　　1836年，法国巴黎协和广场竖立起一块高23米、重230吨的方尖碑，这块碑据说来自埃及卢克索神庙，是用来记录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约前1303年－前1213年）的光辉业绩的，被法国人花三年时间运到巴黎，然后又用了三年时间，才把石碑树立在了协和广场正中。

　　上个世纪末，在成都平原上有几条双向6车道、8车道的宽阔公路，但又不是高速公路，这样的路被叫做“大件路”，顾名思义，就是用来运输超大、超重的单件货物的专用公路。

　　比如，2005年7月2号，由东方汽轮机厂生产制造的首台重型燃气轮机，在一台有着180余个轮子的运载车上，正式向245公里以外的乐山大件码头进发，时速仅为8公里，预计将在路上行驶5天，然后从水路取道上海，前往深圳。这台燃机主体部分转轮重达382吨，加上运输车本身重量，远行车队总重量超过500吨，交警前面开道,工程车在前面探路,运输指挥车、后勤保障车紧紧随后。

　　又如，2010年10月，有一辆20多排轮胎的大挂车（车货总长69米），开进了成都二环西一段，卡在了一座人行天桥下面。挂车拉的大家伙叫“碱洗塔”，有51米长，直径近5米，重达186吨。人行天桥限高5米，而这个大家伙足足有6米多高。本来这条路线是运输经常走的线路，人行天桥是可以升降的，可不凑巧，当时人行天桥的升降装置坏了，大挂车进退两难……

　　要运输一件超大型货物，必须要具备以下绝不可少的若干条件：

1、运输道路（路基承载能力，路面宽度、平整度、坡度、转弯角度都有严格限制）；

2、运输车辆（车板必须是一个平坦、牢固的整体）

3、固定索具

4、牵引动力

5、牵引索具

6、整体包装

7、大型吊装设备

　　除去以上条件，要运输一个像方尖碑被这样的又长又细、又重又脆的货物，在整个过程中，必须做到严格的整体吊装，而且，必须让方尖碑的各个部分在包装箱内保持受力绝对均匀，绝对不能出现担空、弯曲、翘曲和扭曲等状况，否则，在运输或者搬运过程中，石碑上下一闪、左右一扭，就很可能会被自身的重量所压断。

　　试想一下，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古埃及人是怎么把那块加工成协和广场方尖碑的巨石从山体中切割出来的？它的重量可要远远大于成型后的方尖碑。

又是怎么把它从基坑里吊起来的？

又是怎么把它吊上驳船的？

又是怎么把它从渡口运到卢克索神庙加工场地的？

又是怎么把它竖立起来的？

　　除了协和广场方尖碑，还有一块更重的石碑，那就是坐落于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前的方尖碑，高82英尺高（折合25米），重320吨。这块碑原来属于中王国时代的法老阿门内姆哈特二世（前1875-1840)，奥古斯都征服埃及之后，把它从亚历山大带回罗马，树立在卡利古拉广场，之后，又被树立到梵蒂冈广场。

　　在阿斯旺的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公元前1503年—公元前1482年在位）陵中，就有描绘了人们从尼罗河上用驳船运送方尖碑的图画。据说，埃及人在石矿开凿出这种独块石料，从阿斯旺运到底比斯，需要费时7个月。到达目的地后，人们又将方尖碑抬上一个用土堆成的斜坡，然后将它竖直立于基座上。

　　说实话，古埃及在3500年前的技术比18世纪时的法国人先进多了，比起21世纪初的中国也不遑多让。

　　古埃及人这么牛，可他们自己知道吗？

九、各种材料都缺乏，古埃及人能不能从海外大规模进口？

　　缺少铁制工具来加工石头，缺乏木材来开采和搬运石头，甚至，尼罗河流域连石头都缺乏（还要到西奈半岛去搬运），那么，在各种建筑材料在如此匮乏的条件下，古埃及人是靠什么来修建那100多座金字塔和众多神庙的？

　　这些问题难不倒历史发明家，他们有的是伟大发明——“海外贸易”。

　　仔细研究地中海文明史，“海外贸易”是非常具有迷惑性的一个筐，只要是无法解释的、无法面对的、说不过去的，都可以往“海外贸易”这个筐里装。

　　由于先天地理条件摆在那里，古希腊各个城邦的粮食产量是绝对不够其人口消耗的，今天那些西方史学家再怎么解释都无法自圆其说，所以后来，地中海大规模的“海外贸易”的研究成果便应运而生。史学家们都异口同声地声称，不管是雅典人，还是马其顿人还是斯巴达人，都在开展大规模的海外贸易活动，用自己先进的手工业制品，从海外换回宝贵的粮食，使自己的科研文化活动得以持续下去，由此，古希腊人硕果累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

　　而放眼地中海周围，哪里是土地平旷、沃野千里、水草丰美的鱼米之乡呢，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了尼罗河三角洲。

　　不仅古希腊各城邦如此，腓尼基人、迦太基人甚至约旦河西岸的喜克索斯人同样如此，创造了迈锡尼文明的克里特岛上的人民更是是如此，甚至拥有广大亚平宁半岛的古罗马人也是如此，他们都要排队到埃及去进口大批的粮食。

　　我们尽可以想象一下，几千年前，湛蓝的地中海上，成千上万艘木船高张四方帆，舳舻相接，昼夜星驰，全部集中到了北非的亚历山大港，沿着码头迤逦摆开，绵延数十里，何等壮观。码头上，无数的水手和奴隶从商船上卸下各种各样的物品，然后又把一座座堆码得像山一样的小麦装上商船。被各种颜色人群包围着的埃及收税官忙前忙后填写各种各样的报关单据，通晓各种语言的翻译人员早已累得嘶声力竭，努比亚人头顶着木盘，盘子里装着面包、葡萄酒和新鲜椰枣在人群中高声叫卖，还有人在追打偷舀葡萄酒喝的小偷。而那边厢，一大群人正在围观一个跳海自尽的贝都因人，因为他卖骆驼的所有金币都被一群放贷的喜克索斯人骗了个精光………

　　很热闹是吧？

　　可惜都是一场幻景，闭门造车的历史学家们，别有用心地把二十世纪工业时代、商业社会的繁荣画面，切到了奴隶制时代的古埃及。

　　第一，一个贸易集市的形成，与集市所处地区的农业生产规模有关，与地区人口数量有关，与这些人口中手工业者的比例有关，更与他们所生产产品的数量大小有关。

　　农业生产不发达，就不能养育大量的人口；只有当有了大量的人口，才能产生剩余劳动力；只有这些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手工业上去，才会催生出发达的手工业，也才会有大量的手工业制品被生产出来，由此商业贸易也才有了基础。

　　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国历史，中原周边的那些非农业区域内，人口一直很少，其手工业制品即使水平再高，规模也不可能会很大，所以，他们的主要商品还是毛皮制品，当毛皮制品多了，才会产生交换的压力，因而才会有边境“互市”的形成。并且，由于双方的生产力差异太大，双方贸易并不平等，农耕区域对来自游牧区域的产品需求，远远小于游牧区域对来自农耕区域的产品需求，也就是说，中原农民可以不用草原民族的皮草，而草原民族却离不开中原地区的茶叶、丝绸、陶瓷，所以，“互市”就成了中原政权的一张王牌，倘若那些“蕞尔夷狄”拂逆了中原皇帝的圣意，那关闭“互市”，禁止交易，实行经济制裁，便是皇帝们的第一轮炮火打击。

　　所以，一般来说，没有农业的繁荣，也就没有商业的繁荣。

　　当然凡事也有例外，比如，中东地区自古就属于沙漠绿洲，并不具备发展大规模、高水平农业的自然条件，但是，这个地区恰巧就位于亚欧大陆连接处，处在东西方的贸易大通道上，所以，商业贸易的发展规模可以远远超越当地的农业发展水品，从而给当地人带来巨大的“走廊红利”。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公元前，地中海周边地区都缺少发达的农业，因而不可能养育出大量的人口——即使是被描绘得无比强大的罗马，其本土人口据说也只有四五百万。

　　同时，没有庞大的人口，也就培育不出巨大的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是催生市场的产婆，因此，由于缺少大规模的人口基数，起码在公元前的整个地中海地区，商业贸易规模是很小的，而古埃及、古希腊史学家们的猜测性“研究”，远远夸大了这个规模。

　　第二，海外贸易市场的形成，不仅要取决于农业规模、人口规模、手工业规模等因素，还有取决于航运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造船业和远距离海洋航行的技术的积累与发展。

　　正如现代人的宇宙飞行器在宇宙中航行距离的大小，与他们所达到的科技水平成正比一样，古代人类在大海上航行距离的远近，也跟他们所拥有的科技水平成正比。

　　最早的人类只能涉水而行，遇水深而阻。之后，人类发明了独木舟，可以渡过一些内陆河流或者在海边出没。再后面，人类掌握了制造大船的技术，发明了风帆，积累起了辨别航向的天文学知识，所以，才有能力实现较远距离的海上航行。

　　公元前3000—前500年的时候，人类刚刚才普遍摆脱蒙昧状态不久（尽管有先有后），不可能不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一下子就进入了跨海贸易的高级阶段。即使那时候有某些人群（比如说腓尼基人），掌握了远海航行的独特技术，但这也不是地中海地区的普遍技术水平，同样不可能支撑庞大的贸易市场的形成。

　　很简单一句话，大家都没法去赶集，集市还会存在吗？

　　然而，在许多关于埃及、希腊、克里特的历史记载之中，海外贸易在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就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地中海上就像有一支无所不有的巨大船队，这个船队就像一个应有尽有的巨大超市，几乎每个国家或者部落，都能在海外贸易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任何一样东西。

　　说实话，如果5000年前地中海上的航海技术就达到了如此先进的水平，那么，无所不至的商人们4000年前是不是就该环非洲航行，3000年前是不是就该到达东南亚，2000年前是不是就该到达美洲了？

　　第三，由于南欧、西亚和北非在气候、地理条件上具有同质性，都属于地中海式气候，差异性并不太大，所以，其区域经济并不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也就是说，不管是伯罗奔尼撒半岛，还是亚平宁半岛，不管是“流奶和蜜”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还是尼罗河的两岸，大家出产和生产的物品都差不多，你有的产品我都有，我没有的产品你也缺。就因为这个原因，古地中海地区的商品流通缺乏最根本的物资生产规模和运输基础，光靠新石器晚期奴隶手工作坊的低下产量和原始农业的微薄收成，根本无法建立起一个横跨地中海的巨大的贸易市场。

　　如果在地中海地区，腓尼基人因为掌握了远海航行的高科技技术，所以他就是独家经营，纯粹的买方市场，买什么，卖什么，产品标准，价格，都是由他说了算。比如说，希腊人说，我们擅长做陶罐、提取橄榄油，所以我把陶罐和橄榄油卖给你，但是腓尼基人说，从埃及到叙利亚，从爱琴海到克里特，再到西西里和迦太基，到处都在做陶罐，到处都在提取橄榄油，我买你的东西去卖给谁呢？

　　别的不说，从希腊把陶罐拉倒埃及去贩卖，光是一千多公里的航程和路上的各种消耗，比如：粮食、淡水、水手工钱和陶罐自身的破损以及船体的维修，再外加利润，这些因素就把豆腐的成本抬到了肉价钱，这样的天价陶罐又不是中国陶瓷，还会有谁来买？

　　所以，要支撑海外贸易，就必须有一系列高附加值的商品，比如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印度、东南亚的香料等等。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对不起，商人们不是活雷锋，不会有人来漂洋过海去开辟新航道的。

　　理解了这些，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十九世纪许多美国商船到中国来的时候，船舱里除了几箱白银，最多的就只有冰块，而商船从中国返回美国时，却装得满满当当，有时甚至连“船长室都摆满了装瓷器的竹筐”。如果是运送普通工业品到中国来，各种费用算下来，成本太高，价格自然水涨船高，一般中国人根本接受不了，那些货物打水漂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还不如装点冰块当淡水，到中国以后扔了就行。而满载的中国产品到了美国，都可以卖个好价钱，所以，有了高附加值商品，单边航程带来的利润远远大于双边航程的成本，商人们才会不辞辛劳地远涉重洋。

　　第四，在农业现代化之前，农业纯粹是靠天吃饭，粮食本来就产量低下，即使丰年风调雨顺，有较多剩余，也会被农民自己、官府和贵族大量储存，以备荒年或者战备之需。比如，中国隋朝时候，广建粮仓，储粮空前，当时号称“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不仅埃及，在农业实现现代化之前，在全世界的贸易史上，粮食从来都不是稳定的跨国交易的大宗商品。粮食这种东西，作为商品来讲，占用资金大，利润低，尤其是难以长途运输。丰年的时候根本不值钱，经营粮食的商人赚不到多少钱，而到荒年的时候，粮价飞涨，别人都不够吃，还会有谁余粮来买给你？

　　所以，在公元前，数千年的历史时期内，整个地中海地区，由于土地稀少、水利落后、农业生产率极为低下，都不具备大规模农业生产的条件，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粮食非常宝贵，属于一个国家政权的战略物资，不可能作为大宗剩余物资来用于交换。

　　不客气地说，一个民族如果靠购买粮食才能生存下去，那这个民族早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更不要说发展成了人类社会的指路明灯。

　　所以，在公元前几千年和公元前后，无论是埃及也好，克里特人也好，希腊也好，罗马也好，都不可能到海外去购买大量的粮食来补充自己国家之用。

　　很简单，因为买不到。

　　之所以买不到，是因为别人都不够。

　　缺乏市场和潜在客户，缺乏有特质的产品尤其是高附加值产品，缺乏足够航程的运输工具，另外，还缺乏统一的金银货币，这就是地中海地区在公元前2580年时，不可能存在一个巨大的海外贸易市场的根本原因。

　　最后说一句题外话，埃及既然各种材料都缺，缺粮食，缺人，缺淡水，缺木材，最后连石头都缺，那么，还造金字塔来干什么？

　　难道埃及法老真的是神，完全可以不顾自然条件的所有限制，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真以为埃及法老跟沙特那些石油富豪那般，口袋里全是美元，所以极其任性，可以从南极去拖一座冰山回来，在沙漠里造游泳池？

　　宗教神话可以忽悠全民，消耗所有国家财富来为国王造金字塔、建王陵，10年可以，20年可以，100年可以，200年可以，问题是可以忽悠1000年、2000年、3000年吗？

　　奴隶主的皮鞭可以逼迫民众来为国王造金字塔、建王陵，10年可以，20年可以，100年可以，200年可以，问题是可以逼迫1000年、2000年、3000年吗？

　　难道自然界对人类的所有限制，一到了埃及就不复存在——比如重力？

　　难道科技发展的所有瓶颈和难题，一到了埃及就全部迎刃而解——比如铁制工具？

　　难道人类社会所有的历史规律，一到了埃及就全部失效——比如贵族联盟因为财富被剥夺而推翻法老、比如平民和奴隶不堪压迫而暴动和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