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毛主席的客人

1966年9月1日，开学第一天的早晨，没有例行出操，校方把上一学期四个班的学生和全体教师集中在通道东侧的空地上，请校长训话。

三年级没有毕业？没有新生入学？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我们二年级的两个班还是二年级，原来的一年级照旧是一年级。

校长开始训话了，他非常严肃。他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你们要按照党中央的安排，留在学校，一边学习，一边革命。我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早在7月份就开始了，全体教师集中在县教育局学习文件，搞运动，揭发、批判、斗争了一批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

接着，校长点出了我们学校暗藏的坏分子，首先是地主家庭出身的语文胡（我的第二任语文教师和班主任），其次是国民党党员英语刘（在朝鲜战场上学了一点英语，教我们英文），写反动日记的语文董（三年级民办语文教师），画十二角星的几何张（我的几何、代数教师）。

校长最后高声叫道：“胡YM，站出来，让师生们都认识认识你！”

那位身材高挑瘦弱、面色白皙的语文胡应声而出。被迫示众，可能是出乎意料之外，他显得极度紧张，非常激动。没有说话，他放开喉咙高唱《东方红》歌曲：“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的声音是抖动的，震颤的，嘶哑的。我看着他那样子，听着他那歌声，也不由得浑身发抖，出了一身鸡皮疙瘩。校长也可能感到意外，不了了之，宣布散会。

后来我们才知道，语文胡并不是地主分子，仅仅是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英语刘是南阳国民党军阀王凌云南下时裹挟的中学生，被迫集体加入国民党，后又集体投诚，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作为志愿军战士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语文董是1962年国务院实行缩编政策，河南省没有分配工作的大专院校毕业生“三千七”之一，他在日记中曾写有“人民医院就是扔命医院”一类牢骚文字。几何张实际上画的是六角星。

从那一天开始，各班上课复习旧教材。未几，学校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后称“老文革”），各班团支部书记均为委员。三年级团支部书记李（女）为委员会主任。接着，各班发展红卫兵，建立红卫兵组织。

我们二乙班团支部书记李（女），学习委员张（女）等几个女生，从前都是班主任胡的宠儿，男生们恨得牙痒痒的。如今她们却成了批胡的主力军。男生中只有班长张（与团支书关系不错）和他的一些好朋友被发展为红卫兵。我这个副班长和大多数男生都被拒之于红卫兵组织之外。这口气如何忍得？我悄悄地找到关系不错的男同学李，和他商量建立一个秘密组织，叫“毛泽东小组”，和“老文革”对着干。我说，人不宜多，多了容易暴露。我们俩一拍即合，分头下去做工作。没几天，发展了五个男同学，开了一次小会，通过了一个保密、多交朋友、统一行动等几条内容的文字约定，七人“毛泽东小组”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大概在10月中旬，从县里传来了一个消息，初中以上每个班选出两名学生代表，到北京参加毛主席接见。这可是一件大喜事啊！我和好友李当即吩咐“毛泽东小组”成员，分头在男同学中间做工作，交代他们在选举时投票选我和李当代表。结果，我以高票当选，另一个当选的却是团支书、“老文革”委员李（女）。

大约在10月22日前后，我身无分文，背上母亲专门为我蒸的9个大馒头（一个足有三两重，以高粱面为主，掺有白面），登上了开往许昌的敞篷大汽车，在许昌换乘火车，到达丰台站换乘汽车，一直开到煤炭科学研究院招待所。

招待所热情地欢迎我们这些来自乡村的毛主席的客人。一日三餐，餐餐都是8人一桌，8大盘，有荤有素。主食白面馒头、葱花面条，随便吃。高规格招待，意外享受，让我们这些乡下孩子大开眼界，深感成为毛主席客人太幸福了，太骄傲了！

此后，我每天晚上都在招待所大厅里看电视（这也是第一次享受），白天和大家一起乘车去各大院校看大字报。清华大学的校园比我们小宛城（5万人）还大，转了一圈，太吃惊了。

一连看了好几个大学，每天在大字报区流连忘返，了解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前期的真相。最让我难忘的是，第一次看到了大街上和校园内悬挂的大幅标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思索了很久，原来还有个“路线”问题呀！文化大革命前期执行了刘邓路线，方向偏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整党内的走资派变成了整革命群众。我这才明白，我们县教育局搞错了，他们从上到下把运动的矛头指向了一般教师。

大概是在11月3日以前，有关领导安排我们休息一天，派车送我们去故宫参观。我看了珍宝馆，看了慈禧太后的卧榻，太惊人了。转了半天，吃了招待所让我们带上的食品，又接着看。故宫太大了，转了一天，也没有看完。

1966年11月3日早饭后，我们带上招待所分发的食品袋子，里面装有两个面包，一个苹果，一个梨，排着队向天安门东大街进发。我们在金水桥畔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接见，近距离地看到了他老人家。仰视着毛主席微笑的国字脸，看到江青在天安门城楼上走动的身影，我兴奋极了，高兴得跳着脚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接见的详情我在《毛泽东大传》中已有描述，恕不赘言。

值得一提的是，在毛主席高呼“人民万岁”的时候，已经过了天安门的前队师生，又急切地返回来了。后边的队伍也往前边挤，把我们这一部分中间人包了饺子。前拥后挤，我的脚几乎离开了地面，我身边的人也全都一样。但是，我们没有只顾自身安危，而是相互帮扶，保护好周边的人。

在解放军战士疏导下，前前后后的人们终于散开了。我和同伴沿着天安门西大街朝驻地方向走，看到工作人员用扫帚打扫掉在地上的鞋子、帽子、眼镜等物品，一堆一堆的，太惊人了。在十几万人（甚至是几十万人）的拥挤中，竟然没有重伤，没有死人，可真是人类史上的奇迹！由此可见，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人们的思想觉悟境界之高，的确是“改开”以来的现代人不可思议、不敢想象的。

人们习惯把自幼入学称之为“启蒙”，我以为，我的启蒙阶段应该是从到了人民共和国首都（毛泽东时代的北京）算起，成为毛主席的客人这一阶段，才是我真正的启蒙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