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沟北人

我祖上原是山西洪洞人氏，始祖尊讳单名一个“伟”字，大约在十八世纪中后期带领他的五个儿子迁来河南宛城东45里的地方落脚。

二世祖以“德”字排辈（广德、灼德、驰德、一人轶名、崇德），后人称为“老五门”。遗存有“灼德（字华道）碑”（同治十三年即1875年小阳月立）、“崇德（字徒义，行五）碑”（道光二十四年即1845年重阳月上旬立）。三世祖以“南”字排辈，遗存有“图南（字志远）碑”（清故太学生，咸丰六年即1857年清明节立）。这三通石碑的碑文略记当年人丁之盛况。

始祖和二世祖父子六人，在村子西边驻扎下来，与村子东边几家同姓不同宗的原住民比邻而居，倒也相安无事。他们父子努力开拓，主要向着村北、村西、村西南近距离没人烟的地方发展，很快便拥有了十几顷肥沃的黑土地，不但建起了豪宅（我童年时还有两座比肩而建的一进三的古建筑），而且还在豪宅的东北角修筑了一座炮楼，在村外东北角建起了一座庄严的青砖灰瓦关帝庙，使整个村庄与东边和北边近距离（约3里左右）的两个大村落形成了鼎立之势。

始祖颇有经济头脑，不但广开良田，而且还到宛城经商，占了半条街。他老人家亲自坐镇，开起了粮行等商店。每逢过年过节，还有他的寿诞之日，儿孙们便用他那驾特制专用的豪华大马车，将他接回村子里热闹一番。始祖在世之时，生产资料和财富是公有制，一家人祖孙三代过的是“原始共产主义”生活，其乐融融。

始祖去世后，公有制瞬间坍塌。“老五门”分了家，各自另立门户，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在这个大家族中，逐渐出现了贫富分化。

据“灼德碑”记载：灼德（字华道）公在分家后，“人皆尚华，公独率真”，“遭时不偶（汉语成语），坎坷终身。设教闾里，诲人谆谆。至老不倦，年近大椿”；他“所生四子，文质彬彬，咸通医书，济世活人。”由此可见，贫富分化始于二世祖那一代人。他这一支已经从“望族”中分离出来，转而成为“中产家庭”了。

另有“崇德碑”、“图南碑”记载，证实了本家族的阶级分化状况。老五崇德唯一的儿子“监生图南”（监生即国子监生员，崇德碑语）碑上被称为“清故太学生（在古代最高学府国子监就读的学生）”。图南娶了两房妻子，长房李氏，育有一子，单名一个“兰”字（庠生，即秀才。碑文称其为降服男，意思是丧服降低一等。比如为父母应服三年之丧，其已出继者，则为本生父母降三年之服为一年之服。兰有二子，辉堂、辉第，均为庠生，即秀才）。图南第二房妻子刘氏，育有六男，金字旁排辈。碑文称之为奉祀男（供奉祭祀父母的儿子）。图南是整个家族中学历最高者，不幸遭遇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0月-1860年10月）爆发，辍学回到故里，于次年（1857年）病逝。图南的学历、婚姻和后人，说明他这一支人的身份、财富和地位远远在灼德那一支人之上。

我嫡亲的祖宗叫双南（二世祖广德之子），于某年夏天，在西河大桥下乘凉时，与人赌博，以家产为赌资，在西瓜皮壳里斗骰子（又称掷骰子、投骰子），一下子把家产输了个精光，成为本家族内第一个贫困户，比灼德一支“中产家庭”更惨了。这是始祖伟公后人中出现贫富分化的又一个典型事例。

祖上因赌败家后，只得搬出大院，在村子西北角搭了几间茅屋，安顿下来。这几间茅屋孤零零地与村子隔了一条小水沟，所以人老几代都被村里人贬称为“沟北的”，或者直接叫“沟北人”。

双南公有一个儿子三个孙子，他的孙子便是我的曾祖辈。曾祖和二位曾叔祖年幼时，每逢过春节，他们父亲就说带他们到地里去拾柴禾。到了地里，老人说，你们玩吧。不是让你们来拾柴，你们没有新衣服穿，和人家的孩子在一起，怕人家笑话。

常言说，人穷被犬欺。现在还可以看到这种情景，狗见到穿着破烂的人，就以为是讨饭的，非追上去狂吠一番不可。那时候，全村只有一口水井，三个曾祖去挑水，就被人断了路。年轻气盛的曾祖父，带着两个弟弟，各执一根白蜡杆子，骂骂咧咧地去拼命，吓坏了歹人，这才又争得了挑水的行路权。

正是由于贫穷，自我父辈往上查，四代人都不曾上过学，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祖坟上无钱立碑，辈辈人没文化，几代人的历史都是口口相传，久而久之，连祖上的名字都忘了。我曾祖辈及其父辈都佚名。

据《灼德碑》记载，四世祖以“金”字旁的字排辈，姓名只有两个字（他七个孙子中有二人“名”不带金字旁，乱了排辈）；五世祖以“中”字排辈，姓名又变成了三个字（九个曾孙姓名都是“中”字在后，如“信中”、“用中”、“望中”等）。

我父亲只知道那两辈人排辈的字音，知道四世祖叫“老张金”，五世祖名“中”，说不清楚是什么字，唯一没有忘怀的却是那个败家的三世祖“双南”公，岂不悲夫！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生产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熟读列宁的毛主席也深知，小农经济私有制是人与人之间产生贫富分化的根源。因此，他在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多次强调反对包产到户，坚决反对分田单干。

正是在那个小农经济时代，我祖上族人之间亲情日渐淡薄，代之以尔虞我诈，坑蒙拐骗，偷抢奸杀，无恶不生。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阶级分化越来越严重，族人中形成了不同的阶级。一些贫困子弟，无以糊口，失去生计，便纷纷沦为土匪、恶霸，抢劫、绑票的歹人。其中著名的有抱定“兔子不吃窝边草”宗旨，跑到西北山区安营扎寨，震慑于百里之外的大杆子头荣庆。有双手打枪、百步穿杨，在国民党监狱中几进几出的黑道传奇人物“赤巴脚”。而那些小盗毛贼，偶尔也杀人越货，在方圆地界上颇有恶名。人言“嫁女不嫁某堂汉”，便是明证。

在我的童年，族人已经繁衍至七八百人，村中仅有一家大地主。在解放前夕，他们弟兄之间产生矛盾，打官司数年，弟弟死在监狱里，这一支人后来成了贫农。老大夫妇都是北京大学毕业生，这一支在解放后，作为大地主，受到了惩罚。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两家小地主，少有富农，其他绝大多数族人不是富裕中农，就是贫农、下中农。

这个大家族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由此可见，私有制乃万恶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