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从韶山到井冈山

1966年11月上旬，结束了两周的北京之行，我原封不动地背着母亲为我准备的“干粮”返回故乡，回到了母校，和“毛泽东小组”成员一起做工作，将其扩大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我在学校西北角小水沟旁与三年级ZSY（女）谈话，动员三年级同学参加“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又动员初一年级同学参加“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我们的队伍急剧扩大，远远超过了“老文革”的人数和势力。唯一的第三方是二年级一男生搞了一个“3211（大庆油田钻井队名字）战斗队”，不久，他也靠向了“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我同校方交涉，让学校出资制作了一面大红旗，上书：“毛泽东思想战斗队”8个大字，飘扬在校园内，大灭了“老文革”的威风。后来，中共中央提出“停课闹革命”，又提倡徒步“大串联”。“老文革”成员和教师及大部分学生各回各家了，诺大一个空荡荡的校园，成了“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天下。校长则成了“孤家寡人”。

这个时候，我在宛城招待所得知，有一个“国际红卫兵”组织出现了，称国内的红卫兵组织为“中国支队”，省一级的红卫兵为“纵队”，以下的红卫兵组织称分队。为了弄清楚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我按照有关人提供的信息，专门跑到宛城新华路中段“最豪华”的宛城“饭店”，在二楼一房间里找到了一位穿着军大衣约有二十几岁的“姚司令”。他可能是南下的北京大学生，言之凿凿地告诉我，“国际红卫兵”将于某月某日在井冈山召开成立大会。于是，我就向“战友们”提出，准备南下大串联，参加“国际红卫兵”成立大会。没想到竟遭到多数“战友”的反对，我只好找了同班的段君和三年级的邰君两个男生一同前往。

我背上了一个九斤重的大背包（几代人用了几十年的老被套不暖和还特别沉重），和两位同学在宛城解放路照相馆照了一张纪念照就上路了。我们第一天步行60里，住在瓦店红卫兵接待站。

那时候，为了方便红卫兵徒步大串联，每隔五六十里都有一个政府设置的红卫兵接待站，管吃管住，没钱打白条。所以，在南下期间，我的大背包一直没有打开过，背着它走了几千里路。

我们三人从瓦店到新野，出了河南省，进入湖北到了黄集，第四天到了襄阳。我们感觉一天60里走得太慢了，从襄阳出发，一天走了120里路，在宜城境内找不到接待站，一天都没吃饭，又饥又渴，一直到了晚上，到了一户农民家里。这家好心人收留我们吃了饭，住了一晚，第二天还是非常困乏，腰酸腿痛。此后，我们再也不敢冒险赶路了。

1967年元月1日，我们到了湖北沙市。沙市城区一排排的四层楼房，煞是美观，比起宛城城区那低矮的房舍（唯有酒精厂有一座多层小楼），不知先进了多少年。

那一天，我们在接待站参加了元旦联欢会。参加晚会的人很多，大多是大学生，穿着打扮跟我们三个乡下孩子大不一样。一个漂亮女孩子，齐耳短发，站在台子上用流利的普通话领读毛主席语录。我们这些满口乡音的农家子，看看人家，真的是自惭形秽。

第二天，我们去了离沙市很近的古代九州之一的历史名城荆州，又称江陵。进了荆州瓮城，我们转了一圈，城区不大，但城墙完好，登高远眺，好像回到了古代社会里一样。

在公安（原名红安）我们吃了一大钵子大米饭，算是长了见识，还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蒸笼（直径大约两米），没见过那么大的饭钵子（盛半斤米）。出了湖北进入湖南境内，我们乘船在八百里洞庭湖上远眺，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水域，放眼望去，天连水，水连天，一望无际，好像到了大海里一样。

我们在益阳红卫兵接待站住了一晚，不知是受了凉还是什么原因，我的肚子痛得非常厉害。同伴找来了医生，那位医生用“望闻问切”四法为我诊断，掏出长长银针，把我吓了一跳，结果他一针下去，很快就止了痛。我第一次领略了祖国中医针灸之法是如此神奇，终生难忘。

由这次生病我们学会了“偷奸耍滑”，吃不惯南方的米饭，想吃一碗面条，就装病说肚子疼。肚子疼医生是看不出来，接待站就给我们做面条吃。

离了益阳，我们直奔目的地之一的韶山，经长沙、湘潭，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家乡韶山。我这个旱鸭子首先在毛主席幼年游泳的水池子旁转了一周，尔后进入领袖的老宅子里，认真地观看着图片和介绍文字。人太多了，摩肩接踵。据说每天都有几万人甚至十万人来到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我们排队4个小时才领到了一大钵子香喷喷的大米饭，太好吃了！

在韶山不能多待，我们便离了韶山，折而向东直奔株洲，出了湖南进入江西境内，经萍乡、安源、莲花、三湾、宁冈（砻市）直达最终目的地井冈山。

我们一步一步走来，途经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省，整整用了28天时间，终于到达了第二个目的地井冈山。我们一步一步走来，途中走了六百里山路，见过碗口粗的毛竹和满山的毛竹林以及高高的正方形的毛竹（一劈为二）垛，见过大面积惊人的露天煤矿（想起了我在冬季里到野地里像淘金一样捡干牛粪当柴烧锅），见过不用砌窑洞在平地上撒一层煤放一层土砖瓦坯高高地叠起来像一座塔似的裸烧砖瓦，见过盖瓦房不用编椽子上的篱笆而直接将瓦片自下而上叠压在椽子上直至屋顶。我们一步一步走来，最大的困难是不识途径，走一路问一路，且方言不同，我为“北侉”，他为“南蛮”，连说带比划，双方还是听不懂对方的“外语”。比如问某地到某地还有多少里？好不容易听出对方说还有“一跑”，可那“一跑”究竟是多少里呢？后来才明白“一跑”大约有十里路 。

在上井冈山那一天，听说山上正流行脑膜炎病，我们有些胆怯，一人买了一把据说能解毒的蒜苗，吃着走着。又传言山上下雪封山，直升飞机往山上送食品，有人急着去搬东西，脑袋被机翼打破了，我们又有些犹豫。最后还是下定决心，顺着约有45度坡度30里的盘山公路往上爬，好不容易到了黄洋界，才坐下喘息休息。

到了山上，我们被安排在一栋很不错的新楼里。此后，我们在毛主席住过的八角楼前徘徊多时，参观了大小五井，参观了红军医院，红军军械修理所，听到了很多动人的革命故事。心里惦记着参加“国际红卫兵成立大会”，我们在山上待的时间不长，就下山住到了砻市接待站。

在砻市一个大礼堂里，我参加了“国际红卫兵成立大会”，使我很失望。会议组织者没有章法，几个人在台子上讲了一通，发了一些传单，草草收场。我第一感觉是上当受骗了。

在这期间，我已经得知中共中央发文不允许成立全国性红卫兵组织，这才知道“国际红卫兵”是非法的。大会组织者只所以匆忙收场，也正是这个原因，当即决定“打道回府”。

此时，徒步大串联已经演变成了乘车（不收费）串联。我们为了尽快回到故乡，乘车到了南昌（1967年2月9日，农历春节）。在南昌过的春节很不爽，我们吃不惯南方人的米饭，他们蒸的白面馒头用的是小苏打发酵，黄黄的，刀棱分明，跟死面馍馍一样，啃一口粘牙，难吃死了。赶快走，我们又乘车离开南昌，一路北上。

那时候乘车也不容易，人太多了，上车下车，都得爬车窗，上了车也挤不到座椅，有的人坐在过道里，有的人睡在过道上，有的人钻在座椅下面躺着睡觉，有的人趴在货架上睡觉，甚至压塌了货架。尽管如此，还是比徒步快得多而且舒服多了，我们很快就回到了宛城。

后来在1967年3月份，国务院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发文宣布大串联结束，号召革命师生回本单位闹革命，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全国参加大串联的贫下中农子弟在各地的借款借物一律不用偿还，全部由政府报销。这样，我们一路南下往返吃住打白条，包括出发前向校方借的几十元钱，都不用还了。

从1966年10月到1967年2月，短短几个月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北上为客，南下像毛主席年轻时候一样“游学”，读社会大学的“无字书”，眼界开阔了，心志坚定了，领略到我们的祖国是这样的广阔，是这样的壮美！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统治机器）是这样的伟大！我们这些农家子，人民的子弟，是国家的主人，是如此的自由，如此的光荣！我一改自幼不会说话、不敢说话的怯懦的农家子模样，成为一个敢说敢干、有担当有责任感的、豪气干云的热血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