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学校斗批改

1967年3月初，农历正月快过完了，我约好“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同学们回到学校，向大家汇报了南下大串联的情况以及南方各地文革运动见闻。

此时，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形势早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上海产业工人和机关干部卷入文化大革命运动，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等32个造反派组织在1月6日发起“一月风暴”，又称“一月革命”，夺取了上海市的政权。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贺电，肯定上海“一月夺权”行动。此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社论、文章，宣传和介绍上海“一月夺权”的“经验”，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2月份，中央提出“三结合”夺权，已有几个省的革命造反派宣布夺权。

农村和小城镇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总是比首都、上海和一些省会等大城市晚一步。我向“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同学们提议，在校内开展“斗批改”活动，对校长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我们第一次和校长的正面较量是在东边一年级教室里进行的，向他提出了两个问题，要求他回答。第一，在暑假教师集训期间，为什么改变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了群众。第二，为什么把胡、刘、董、张这四个教师当作坏分子批斗。校长神色镇定，不慌不忙地把两个问题全推到上级领导和其他教师身上。这次斗争可以说我们一无所获。

我感觉必须先把上述四位教师的情况问清楚，才能有凭有据地驳斥和批判校长的大方向错误。为此，我们找到几位教师，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同时，对有关政策进行了学习。

在和校长的第二次较量中，我们首先把四位教师的情况进行了说明：语文胡虽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他是知识分子，不是地主分子，不是斗争的对象。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工作表现是最重要的。英语刘是被胁迫的中学生，加入国民党也不是自愿的，又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志愿军，是有功的。语文董是下放大学生，发几句牢骚也是正常的。几何刘更是冤枉，他画的是六角形，被污为十二角星。在事实面前，校长哑口无言，说到责任，他又把其他教师拉出来作挡箭牌。

看到校长顽固的样子，别无他法，我就提议罢他的官，夺他的权。同学们一致同意。于是，大家开始做准备，先写好材料，然后越过县教育局上访，直接到县委所在地要求县委书记接见。

1967年4月末，经过充分准备，我们一行二十余人徒步到了北关大街县委对门的招待所，派出代表去县委提出要求。

就在此时，学校“老文革”主任李（女，三年级团支部书记）和其他几个头头也尾随我们，来到了招待所，要和我们进行辩论。可能是我们做准备工作时走漏了消息，校长搞小动作，串通“老文革”成员出面捣乱。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只好应战。为了扩大影响，我们提出到大街上当众辩论。双方的阵势，立时引来很多人围观。我们只好从招待所搬来桌子，摆在大街中央，站在桌子上交锋。我方ZSY对阵“老文革”主任，我与“老文革”成员李（男，一年级团支部书记）辩论。我方声讨校长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方竭力为校长辩护。双方一来一往，唇枪舌战，甚是热烈。惊动得县委大院里的工作人员也跑出来看热闹。

这种辩论场面，在宛城应该是首开文斗之先河，其影响之大，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一位县委通讯员跑来招呼我，说县委林副书记准备在招待所接见我们，让我们到招待所等候。他又劝退了“老文革”的几个代表（此后“老文革”主任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据说两年后死于难产）。

那位林副书记个子不高，体格瘦弱，皮肤白皙。他始终笑眯眯的，言语也极温柔，一看便知是一位谈判高手。我们向林副书记递交了要求罢免校长职务的材料，并作了详细的口述。主要理由是他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偏离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无端污蔑四位教师为坏分子，暑假批斗两个月，开学又发动“老文革”成员和积极分子批斗老师，挑起群众斗群众。我们先后两次与校长接触，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可他始终推卸责任，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林副书记态度认真地听着我们的陈述，对我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表示支持，对我们要求罢免校长职务表示理解。可他话锋一转，说校长只是临时负责人，不是校长。他这么一说，倒好像是我们多事了：人家不是校长，你罢免什么呢！太厉害了，太圆滑了！我们不会善罢甘休，与他进行了反复的辩驳。我们要求：负责人也要撤销。他对答：临时负责，不给他工作，就不是负责人了。拉锯战一耗就是两个多钟头，县委通讯员来为林副书记解围，说是该吃饭了。我们说，我们早上都没有吃饭，吃什么饭？林副书记交代通讯员，快去，让食堂给同学们做饭！我们还是不依不饶，林副书记临走时说，县委一定让教育局认真处理，你们等消息吧！

我们在县委食堂吃完饭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几个调皮的男生在大院里转来转去，竟进入了一片“花红果”（俗称小苹果，又称落花甜）林子，果子虽然不熟，可已经发红脆甜，他们像“孙猴子”进了蟠桃园一样，品尝了一番。后来不知是怎么搞的，县委办公室送了他们四辆自行车，我们就高高兴兴地返回了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