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传习录》卷中 答聂文蔚 二
【原文】
得书,见近来所学之骤进,喜慰不可言。谛视数过,其间虽亦有一二未莹彻处,却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纯熟,到纯熟时自无此矣。譬之驱车,既已由于康庄大道②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乃马性未调、衔勒不齐之故,然已只在康庄大道中,决不赚入旁蹊曲径矣。近时海内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见,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贱躯旧有咳嗽畏热之病,近入炎方,辄复大作。主上圣明洞察,责付甚重,不敢遽辞。地方军务冗沓,皆舆疾从事。今却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养病,得在林下稍就清凉,或可廖耳。人还,伏枕草草,不尽倾企。外惟浚③一简,幸达致之。
【注释】
①这一封信是王阳明的绝笔信,嘉靖七年(1528年)十月写于广西。
②康庄大道:语出《尔雅·释宫》“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意为四通八达的大道。
③惟浚:陈九川(1495~1562),字惟浚,号明水,江西临川人,官至礼部郎中,王阳明的弟子。
【翻译】
看到了你的信,发现你近来学问大有进步,我不胜欣慰。我已经把你的信仔细地看过了好几遍,中间虽然也有一两个地方还不是很清楚,但都是因为致良知的功夫还不够纯熟,等到真正纯熟了,自然就不会有这样的毛病了。就好比驾车,虽然已经在康庄大道上了,有时出现歪斜迂回的情况,是因为马性没调养好,或者缰绳没有勒齐的缘故,然而只要已经在康庄大道上了,就绝不会再误入旁门左路。近来海内同志能够达到你这种地步的人未曾多见,我简直无法诉说我心中的欣慰,圣道的幸运啊!
我身体原有咳嗽怕热的毛病,到了炎热的南方,便复发得更严重了。皇上洞察圣明,托付的责任很重大,因此不敢就此辞去。地方上军务繁杂,我都带病处理。所幸现在叛乱已经平定,我已经奏请皇上乞求还乡养病,假如能够在家乡稍消炎暑,或许就可以痊愈了。我即将返乡,伏枕写信,诉不尽倾慕和企盼。另外,给九川的信要麻烦你转交给他。
【原文】
来书所询,草草奉复一二。
近岁来山中讲学者,往往多说勿忘勿助功夫甚难。问之,则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难。区区因问之云:“忘是忘个甚么?助是助个甚么?”其人默然无对,始请问。区区因与说,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若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功夫,而或有时间断,此便是忘了,即须“勿忘”;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功夫,而或有时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须“勿助”。其功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若是功夫原不间断,即不须更说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须更说勿助。此其功夫何等明白简易!何等洒脱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功,而乃悬空守着一个“勿忘勿助”。此正如烧锅煮饭,锅内不曾渍水下米,而乃专去添柴放火,不知毕竟煮出个甚么物来?吾恐火候未及调停,而锅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种专在勿忘勿助上用功者,其病正是如此。终日悬空去做个勿忘,又悬空去做个勿助,奔奔荡荡,全无实落下手处。究竟功夫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①汉,才遇些子事来,即便牵滞纷扰,不复能经纶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劳苦缠缚,担搁一生,皆由学术误人之故,甚可悯矣!
【注释】
①痴(sì):痴愚。
【翻译】
就来信里你问的问题,我草略地做了一些回答。
近年,来山上讲学的人往往说“勿忘勿助”的功夫很难。问为什么,他们便说稍略在意就是助,一不用心就是忘,所以很难。我便问:“忘是忘了什么?助是助了什么?”他们都沉默着回答不出来,便向我请教。我告诉他们,我在这里讲学,只说个“必有事焉”,从没有“勿忘勿助”的说法。“必有事焉”,就是时时刻刻要“集义”。时时刻刻都在用“必有事”的功夫,如果有时有了中断,那就是“忘”,那就需要做到“勿忘”;时时刻刻在用“必有事”的功夫,而如果有时想要快速见效,那就是“助”了,那就需要“勿助”。所以功夫都用在“必有事焉”上;“勿忘勿助”,只能在其间有个提醒警觉的作用而已。如果功夫原本就是不间断的,就不需要说“勿忘”了;如果下功夫原本就不求速效,也就不需要说“勿助”了。这其中的功夫是何等简单易懂呀!何等洒脱自在呀!如今却不在“必有事”上用功,而是空谈一个“勿忘勿助”。就像是架锅煮饭,还不曾往锅里添水下米呢,就先去添柴烧火,真不知道能够煮出个什么东西来?恐怕火候还来得及调好,锅就已经先被烧裂了。现在有一种专门在“勿忘勿助”上用功的人,他们的错误就在这里。成天空谈什么“勿忘勿助”,四处奔波,却全然没有下手的地方。到头来也只落得个死守空寂,成为一个痴呆汉。碰到一点事,便被牵滞得心绪烦乱,无法妥善应付。这些都是有志之士,却因此劳苦困扰,耽误一生,都是错误的学术误人啊,真是可惜!
【原文】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未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著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诚、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孟子说忘助,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弊乎?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翻译】
“必有事焉”,其实只是“集义”,“集义”,则只是致良知。说“集义”,一时还抓不住关键,而说致良知,当下便就有切实的地方可以着手用功。所以我只说致良知。随时在事上致良知,便是“格物”;实实在在地致良知,便是“诚意”;实实在在地致良知,而没有一丝一毫的意、必、固、我,就是“正心”。实实在在地致良知,就自然不会有“忘”和“助”的毛病了。所以说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不用再说“勿忘勿助”。孟子说“勿忘勿助”,也是针对告子的毛病所开的处方。告子主张强制人心,犯了“助”的毛病,所以孟子专门解说“助”的危害。告子会犯“助”的错误,也是因为他把义当作心外之物,不懂得在心中“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如果时时刻刻在心上“集义”,那么良知的本体自然会洞然开朗,自然是非毕露,又怎会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弊病呢?孟子的“集义”“养气”的学说,固然对后世学者大有功劳,然而因为也只是对症下药,只说了个大概,不如《大学》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尤其精一简单,上下贯通,永无弊病。
【原文】
圣贤论学,多是随时就事,虽言若人殊,而要其功夫头脑,若合符节。缘天地之间,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论学处说功夫,更不必搀和兼搭而说,自然无不吻合贯通者。才须搀和兼搭而说,即是自己功夫未明彻也。
近时有谓“集义”之功,必须兼搭个致良知而后备者,则是“集义”之功尚未了彻也。“集义”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谓致良知之功,必须兼搭一个“勿忘勿助”而后明者,则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义上解释牵附,以求混融凑泊,而不曾就自己实功夫上体验,是以论之愈精,而去之愈远。
文蔚之论,其于“大本达道”既已沛然无疑,至于“致知”“穷理”及“忘助”等说,时亦有搀和兼搭处,却是区区所谓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到得功夫熟后,自将释然矣。
【翻译】
圣人们讲学,往往就事论事,虽然说法好像不尽相同,但他们的宗旨,都是相符合的。因为天地之间,原本就只有一个人性,只有一个天理,只有一个良知,只是这一件事而已。所以凡是就古人论学方面讲的功夫,根本不需要掺杂搭配地讲解,自然会吻合贯通。如果有人认为需要掺杂搭配来讲说,便是他自己的功夫还不够明彻。
近来,有人认为“集义”的功夫,必须掺杂着致良知的功夫才会完备,那是因为他的“集义”的功夫还不明澈罢了。“集义”的功夫尚未明澈,便刚好成了致良知的阻碍。而认为致良知的功夫必须搭配“勿忘勿助”的功夫才能完备,也是因为致良知的功夫尚未透彻。致良知的功夫尚未透彻,便恰恰成了“勿忘勿助”的牵累。像这样,都只是在字义上牵强附会,以求融会贯通,还未曾就自己实在的工夫上体悟,所以说得越细致,就会相差得越远。
你的论述,在“大本达道”上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对“致知”“穷理”以及“勿忘勿助”等学说,还时时会有掺杂搭配的地方,这就是我所说的已经在康庄大道上了,但有时会有歪斜曲折的情况,等你的功夫纯熟后,自然就会没有了。
【原文】
文蔚谓“致知之说,求之事亲、从兄之间,便觉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见近来真切笃实之功。但以此自为不妨,自有得力处;以此遂为定说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药发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讲也。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真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真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若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事亲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即是从兄的真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却从兄的良知;致得从兄的良知,便是致却事亲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须又从事亲的良知上去扩充将来。如此,又是脱却本原,著在支节上求了。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来,不须假借。然其发见流行处,却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虽则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而原又只是一个。虽则只是一个,而其间轻重厚薄又毫发不容增减。若可得增减,若须假借,即已非其真诚恻怛之本体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无方体,无穷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①者也。
【注释】
①“语大”二句:语出《中庸》“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意为君子讲到道的广大,即使是天地无边无际也装载不了它;讲到道的精微,天下任何东西也破碎不了它。
【翻译】
你说“致知之说,求之事亲、从兄之间,便觉有所持循”,这句话最能看出你近来所下的真切笃实的功夫。你自己无妨从这里用功,自然会有感觉得力的地方;但如果用这些作为定论去教导别人,就难免会有用药不当反而得病的担心,所以在这里我不能不提一提。
良知只是一个天理。它自然明觉的显现处,只是一个真诚恻隐,便是良知的本体。所以致良知的真诚恻隐来关爱父母就是孝,致良知的真诚恻隐来尊敬兄长就是悌,致良知的真诚恻隐来辅佐君王便是忠。这里只有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隐。如果尊敬兄长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隐,也就是侍奉父母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隐;如果辅佐君王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隐,也就是尊敬兄长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隐。所以致辅佐君王的良知,就是致尊敬兄长的良知;致尊敬兄长的良知,就是致侍奉父母的良知。不是说辅佐君王的良知不能致,却必须从侍奉父母的良知上去扩充得来。如果这样,就又是脱离了本原,只在细枝末节上探求了。良知只有一个,随着良知的呈现和流传,自然就会完美,不用再去寻求,也不需假借于外。但是它呈现流传的地方,自然就会轻重厚薄,丝毫不容增减,即所谓的“天然自有之中”。虽然它的轻重厚薄,丝毫不容增减,但它的本原也只是一个。虽然良知只是一个,它的轻重厚薄又是丝毫不容增减的。如果可以增减,如果需要向外假借,便不会再是真诚恻隐的本体了。之所以良知的妙用没有固形,没有穷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原因就在此。
【原文】
孟氏“尧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发见得最真切笃厚、不容蔽昧处提省人,使人于事君、处友、仁民、爱物,与凡动静语默间,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亲从兄真诚恻怛的良知,即自然无不是道。盖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至于不可穷诘,而但惟致此事亲从兄一念真诚恻怛之良知以应之,则更无有遗缺渗漏者,正谓其只有此一个良知故也。事亲从兄一念良知之外,更无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为“惟精惟一”之学,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后世而无朝夕”①者也。
文蔚云:“欲于事亲从兄之间,而求所谓良知之学。”就自己用功得力处如此说,亦无不可。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诚恻怛,以求尽夫事亲从兄之道焉”,亦无不可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②”其说是矣。
【注释】
①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意为后世要一直施行它,一朝一夕都不可以例外。语出《礼记·祭义》。
②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此段是程颐所言,见《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意为孝悌是行仁的根本,但不能说它是仁的根本。
【翻译】
孟子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它是就人的良知显现发挥最真切笃实、不被蒙蔽的地方提醒人,使人在侍奉君王、结交朋友、仁爱百姓、关爱万物,以至一切行动、静止、说话、沉默时,都只是在致他那一心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真诚恻隐的良知,那样的话,就自然无处不是圣道了。天下的事情虽然千变万化,无法穷尽,但只需用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真诚恻隐的良知去应付,就再不会有什么遗漏缺失,正是因为这当中只有一个良知的缘故。除了一心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良知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良知可以致了,所以孟子才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这正是“惟精惟一”的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后世而无朝夕”。
你说:“想通过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事情,求得所谓致良知的学问。”从自己着手用功这方面说,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说“用良知的真诚恻隐,来探求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也没什么不可以。程颐先生说:“从孝悌开始施行仁义,孝悌是仁义中的一件事情,说它是行仁的根本是可以的,但说它是仁的根本就不对了。”这很对。
【原文】
“臆”“逆”“先觉”之说,文蔚谓“诚则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甚善甚善!间有搀搭处,则前已言之矣。惟浚之言亦未为不是。在文蔚须有取于惟浚之言而后尽,在惟浚又须有取于文蔚之言而后明。不然,则亦未免各有倚著之病也。舜察迩言而询刍荛①,非是以迩言当察、刍荛当询而后如此。乃良知之发见流行,光明圆莹,更无碍遮隔处。此所以谓之大知。才有执著意必,其知便小矣。讲学中自有去取分辨,然就心地上着实用功夫,却须如此方是。
【注释】
①刍荛:刍,草;荛,柴草。引申为打柴的人。
【翻译】
诸如“不臆不信”“不逆诈”“先觉”等论说,你说“诚则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这种观点很正确!偶尔会有掺杂搭配的地方,我前面已经谈到过了。惟浚的说法也并不是不对。你需要采纳惟浚的说法才能够做到详尽,而惟浚则需要采纳你的说法之后才能更明白。否则的话,你们都难免会有一些偏颇。舜喜欢体察浅近的话,并且向打柴的人请教,并不是浅近的话应当去思考,而是舜认为应当向樵夫请教,所以他才请教。良知的呈现流传,光明透彻,没有任何障碍蒙蔽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大智。如果有了执着和意、必,他的智就变小了。讲学时自然会有一些取舍分辨,但是在心里切实地用功,就必须这样才行。
【原文】
“尽心”三节,区区曾有生知、学知、困知之说,颇已明白,无可疑者。盖尽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说存心、养性、事天,不必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而存心、养性与“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存心、养性、事天者,虽未到得尽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里做个求到尽心、知天的功夫,更不必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而“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
譬之行路,尽心、知天者,如年力壮健之人,既能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间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稚之年,使之学习步趋于庭除之间者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者,如襁褓之孩,方使之扶墙傍壁,而渐学起立移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间者,则不必更使之于庭除之间而学步趋,而步趋于庭除之间自无弗能矣;既已能步趋于庭除之间,则不必更使之扶墙傍壁而学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无弗能矣。然学起立移步,便是学步趋庭除之始;学步趋庭除,便是学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功夫之难易,则相去悬绝矣。
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则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阶级,不可躐等而能也。细观文蔚之论,其意以恐尽心、知天者,废却存心、修身之功,而反为尽心、知天之病。是盖为圣人忧功夫之或间断,而不知为自己忧功夫之未真切也。吾侪①用功,却须专心致志在“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尽心、知天功夫之始。正如学起立移步,便是学奔走千里之始。吾方自虑其不能起立移步,而岂遽其不能奔走千里?又况为奔走千里者,而虑其或遗忘于起立移步之习哉?
文蔚识见本自超绝迈往,而所论云然者,亦是未能脱去旧时解说文义之习,是为此三段书分疏比合,以求融会贯通,而自添许多意见缠绕,反使用功不专一也。近时悬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见正有此病,最能耽误人,不可不涤除耳。
【注释】
①侪:同辈,同类的人。
【翻译】
关于“尽心”的三个层次,我曾经用“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来说明,已是非常明白的了,应该没有能怀疑的地方了。大概对于尽心、知性、知天的人,就不必再说存心、养性、事天了,也不必再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因为存心、养性与“修身以俟”的功夫,都已经包含在尽心、知性、知天当中了。而对于存心、养性、事天的人,虽然他们还能到得尽心、知天的境界,但已经是在探求尽心、知天的功夫了,也无须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的功夫,因为“夭寿不贰、修身以俟”的功夫,也已经包括其中了。
以走路做比喻,尽心、知天的人,就像年轻壮健的人,本来就能够在数千里的路途当中来回奔走;存心、事天的人,就像是一个稚嫩的儿童,只能让他在庭院里学习走路;而“夭寿不贰,修身以俟”的人,就像还在襁褓里的婴儿,让他们依傍着墙壁,他们才能慢慢学习站立,缓缓移动。既然已经能够在数千里的路途当中来回奔走了,就不必再让他在院子里学习走路了,因为在院子里走路对他来说是不可能不会的;既然已经能够在院子里走路了,那也就不必再让他靠着墙壁学习站立了,因为他站立自然对他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在庭院里学习走路,是从学习站立开始的;而在庭院里学着走路,又是能在几千里的路上往来奔跑的基础。这本来就不是两回事,只是功夫的难易程度相差得很悬殊罢了。
心、性、天,其本质是一样的。所以等到致良知成功之后,效果是相同的。然而这三种人的人品、才智有各自不同的等级,他们不能够逾越各自的等级而行动。我仔细考虑了你的观点,你是害怕尽心、知天的人,废弃了存心、修身的功夫,而反过来成了尽心、知天的障碍。这大概是替圣人担忧,怕他们的功夫有时会间断,却不去为自己担心功夫是不是已经真切了。我们用功,只需专心致志地在“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上用功,这才是做尽心、知天的功夫的开始。就像学习站立,是为了学习奔走千里。如今,我忧虑的是不能站立移步,怎会去忧虑不能奔走千里呢?又怎么会为奔走千里的人,担心他们会有时忘记了站立的本领?
你原本已经见识出众,而你所说的话,又表明,你也还没有清除以往专门讲求字面意义的习惯,所以你才会分出知天、事天、夭寿不贰三个层次,进行分析、综合、比较,以求融会贯通,却给自己添加了许多纠缠不清的观点,反倒让自己不能用功专一。近来那些凭空去做“勿忘勿助”的功夫的人,也恰恰有了这个毛病,它最能耽误人,不能不清除干净。
【原文】
所谓“兼德性而道问学”一节,至当归一,更无可疑。此便是文蔚曾著实用功,然后能为此言。此本不是险僻难见的道理,人或意见不同者,还是良知尚有纤翳潜伏。若除去此纤翳,即自无不洞然矣。
【翻译】
你所说的“尊德性而道问学”这一节,“尊德性”和“道问学”应当统一,这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你能说这句话,说明这是你踏实用功了。这本来就不是生僻难懂的道理。有的人会有不同的意见,是因为他们的良知里还隐藏着纤尘。如果清除了这些纤尘,就自然会豁然开朗。
【原文】
已作书后,移卧檐间,偶遇无事,遂复答此。文蔚之学既已得其大者,此等处久当释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但承相爱之厚,千里差人远及,谆谆下问,而竟虚来意,又自不能已于言也。然直戆①烦缕已甚,恃在信爱,当不为罪。惟浚处及谦之②、崇一处,各得转录一通寄视之,尤承一体之好也。
【注释】
①戆:愚直。
②谦之:邹守益(1491~1562),字谦之,号东郭,江西安福人,王阳明的弟子。
【翻译】
写好信之后,我躺到屋檐下面,正好无事可做,便又写了以下几句。你的学问既然已经把握到了关键所在,这些问题时间长了之后自然就会明白,原本不需要我这样分析讲解。但是承蒙你的厚爱,千里派人前来请教,为了不辜负你的一片诚意,我又不得不说这些。但是我又太过率直、琐碎,想你凭着对我的信任与关爱,应当不会怪罪于我吧。还请你把这封信分抄几份,寄给惟浚、谦之、崇一等人,让他们同承你情同手足的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