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前奏：“开封犹太人”是从哪里“掉”下来的？

一、“开封犹太人”传奇故事的缘起

一两百年来，有段神话一般的“历史”在世界各地传扬，说是在中国北宋年间，有一个包括十七个姓氏的犹太人族群从天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献给宋朝皇帝一种“西洋布”，皇帝龙心大悦，勉励他们要“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然后把他们“留遗汴梁”。后来，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这帮犹太人在开封建寺，到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犹太人又在开封重建古刹清真寺，“坐落土市字街东南，四至三十五杖”。之后数百年内，这帮犹太人被中华文化所同化，融化在了中华民族大大家庭中，据说，在犹太人的数千年大流散历史上，这是唯一的一起被同化的特例。

“开封犹太人”的传奇故事，深深激起了中国人民对被千年追杀的弱小民族的同情，同时也激发了在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下的中国人的文化自豪感，甚至还让一部分内心自卑的中国人，滋生出终于“攀上了犹太人这门富贵远亲”的伟大幸福感，于是，从清末、民国到如今，许多中国学者孜孜不倦地投身于各种证明、研究与歌颂之中，却忘记了从根本上去追溯一下这个传奇故事的源头。

据说，在研究“开封犹太人”领域比较权威的学者有这两位：

陈垣（1880—1971），著作有《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潘光旦（1899—1967），著作有《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

二、“开封犹太人”传奇故事的源头——“三大碑”

在中国史料的浩瀚海洋中去搜寻，我们发现，在近现代数百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开封犹太人”这段传奇历史，在西元1601年前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上，居然没有任何证据！

而在1601年以后的所有证据，竟然全部起源三块突然出现在明末清初的石碑，也就是说，整个“开封犹太人”的历史体系完全是建立在这三块石碑的基础之上，除了这三块碑，“开封犹太人”在中国的史料上找不到任何存在的痕迹。

这实在让许多拼命鼓吹“开封犹太人”的中国人感到汗颜。

从时间跨度上来排列，奠定“开封犹太人”伪史的这三块石碑排列如下：

1、《重建清真寺记》碑（“弘治碑”）

2、《尊崇道经寺记》碑（“正德碑”）

3、《重建清真寺记》碑（“康熙碑”）

1、《重建清真寺记》碑（“弘治碑”）

据说，这块碑是现存最早一块记载开封犹太人历史的石碑，又称《弘治碑》和《第一通碑》。石碑立于明朝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碑共有36行，每行56字，现存开封市博物馆。碑文如下（碑文和注释均引自“犹太人与犹太教知识百科”）：

夫一赐乐业(以色列——)立教祖师阿无罗汉(亚伯拉罕)，乃盘古阿耽(亚当)十九代孙也。自开辟天地，祖师相传授受，不塑于形象，不谄于神鬼，不信于邪术。其时神鬼无济，像态无佑，邪术无益。思其天者轻清在上，至尊无对，天道不言，四时行而万物生。观其春生夏长，秋敛冬藏，飞潜动植，荣悴开落，生者自生，化者自化，形者自形，色者自色。祖师忽地醒然，悟此幽玄，实求正教，参赞真天，一心侍奉，敬谨精专。那其间立教本至今传，考之在周朝一百四十六年也。一传而至正教祖师乜摄(摩西)，考之在周朝六百十三载也。生知纯粹，仁义俱备，道德兼全。求经于昔那山(西奈山)顶，入斋四十昼夜，去其嗜欲，亡绝寝膳，诚意祈祷，虔心感于天心，正经一部，五十三卷，有自来矣。其中至微至妙，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再传而至正教祖师蔼子刺，系出祖师，道承祖统，敬天礼拜之道，足以阐祖道之蕴奥。然道必本于清真礼拜，清者精一无二，真者正而无邪，礼者敬而已矣，拜下礼也。人于日用之间，不可顷刻而忘乎天，惟寅午戌而三次礼拜，乃真实天道之理。祖贤一敬之修何如，必先淋浴更衣，清其天君，正其天官，而恭敬进于道经之前。道无形象，俨然天道之在上。姑述敬天礼拜纲领而陈之：

始焉鞠躬敬道，道在鞠躬也。中立不倚敬道，道在中立也。静而存养，默赞敬道，不忘之天也。动而省察，鸣赞敬道，不替之天也。退三步也，忽然在后，敬道后也。进五步也，瞻之在前，敬道前也。左之鞠躬敬道，即善道在于左也。右之鞠躬敬道，即不善道在于右也。仰焉敬道，道在上也。俯焉敬道，道在尔也。终焉而拜道，敬在拜也。噫!敬天而不尊祖，非所以祀先也。春秋祭其祖先，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维牛维羊，荐其时食，不以祖先之既往而不敬也。每月之际四日斋，斋乃入道之门，积善之基。今日积一善，明日积一善，善始积累。至斋，诸恶不作，众善奉行。七日善终，周而复始，是《易》有云，“吉人为善，维日不足”之意也。四季之时七日戒，众祖苦难，祀先报本，亡绝饮食。一日大戒，敬以告天，悔前日之过失，迁今日之新善也。是《易》圣人于益之大象有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其斯之谓与!

噫!教道相传，授受有自来矣。出自天竺，奉命而来，有李、俺、艾、高、穆、赵、金、周、石、黄、李、聂、金、张、左、白七十姓等，进贡西洋布于宋，帝曰：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宋孝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癸未，列微(利未)五思达领掌其教，俺都剌始建寺焉。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己卯，五思达重建古刹清真寺，坐落土市字街东南，四至三十五杖。殆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开国初，抚绥天下军民，凡归其化者皆赐地以安居乐业之乡，诚一视同仁之心也。以是寺不可无典守者，惟李诚、李实、俺平徒、艾端、李贵、李节、李升、李纲、艾敬、周安、李荣、李良、李智、张浩等，正经熟晓，劝人为善，呼为满剌。其教道相传，至今衣冠礼乐，遵行时制，语言动静，循由旧章，人人遵守成法，而知敬天尊祖，忠君孝亲者，皆其力也。俺诚医士，永乐十九年奉周府定王传令，赐香重修清真寺，寺中奉大明皇帝万万岁牌。永乐二十一年以奏闻有功，钦赐赵姓，授锦衣卫指挥，升浙江都指挥佥事。正统十年，李荣、李良自备资财，重建前殿三间。至天顺五年，河水淹没，基址略存，艾敬等具呈，按照先奉本府承河南布政使司札付等因至元年古刹清真寺准此。李荣复备资财，起盖深邃，明金五彩妆成，焕然一新。成化年高鉴、高锐、高鋐，自备资财，增建后殿三间，明金五彩状成，安置道经三部，外作穿廊，接连前殿，乃为永远之计。此盖寺前后来历也。天顺年(明英宗复辟后所用年号，由公元1457年至1464年)石斌、李荣、高鉴、张瑄，取宁波本教道经一部，宁波赵应捧经一部赍至汴梁旧寺。高年由贡士任徽州歙县知县，艾俊由举人任德府长史。宁夏金瑄，先祖任光禄寺卿，伯祖胜，任金吾前卫千兵；瑄置买供卓铜炉瓶烛台；瑄弟瑛，弘治二年，舍资财，置寺地一段；瑛与钟托赵俊置碑石。俺都剌立基址启端，李荣、高鋐建造成其事，有功于寺。诸氏舍公帑，经龛、经楼、经卓、连笼、栏杆、供卓、付檐诸物器皿，亦为状彩画饰周围之用壮丽一方。

愚惟三教，各有殿宇，尊崇其主。在儒则有大成殿，尊崇孔子；在释则有圣容殿，尊崇尼牟(照碑上原文)，在道则有玉皇殿，尊崇三清。在清真，则有一赐乐业殿，尊崇皇天。其儒教与本教，虽大同小异，然其立心制行，亦不过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母，和妻子，序尊卑，而不外于五伦矣。噫嘻!人徒知清真寺礼拜敬道，殊不知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古今相传，不可诬也。虽然，本教尊崇如是之笃，岂徒求福田利益计哉?受君之恩，食君之禄，惟尽礼拜告天之诚，报国忠君之意，祝颂大明皇上，德迈禹汤，圣并尧舜，聪明睿智，同日月之照临，慈爱宽仁，配乾坤之广大，国祚绵长，祝圣寿于万年，皇图巩固，愿天长于(照碑上原文)地久，风调雨顺，共享太平之福。勒之金石，用传永久云。

开封府儒学增广生员金钟撰

祥符县儒学廪膳生员曹佐书

开封府儒学廪膳生员傅儒篆

弘治二年岁在己酉仲夏吉日清真后人宁夏金瑛祥符金礼并立 瓦匠吴亮吴遵。

2、《尊崇道经寺记》碑（“正德碑”）

这块碑又称《正德碑》和《第二通碑》，立于明朝正德七年(公元1512)。碑文共有字28行，每行44字。今存开封市博物馆。碑文全文如下（碑文和注释均引自“犹太人与犹太教知识百科”）：

赐进士出身朝列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参议江都左唐撰文

赐进士出身徵士郎户科给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淮南高洘书丹

赐进士出身徵士郎前吏科给事中维扬徐昂篆额

尝谓经以载道，道者何?日用常行古今人所共由之理也。故大而三纲五常，小而事物细微，无物不有，无时不然，莫匪道之所寓。然道匪经无以存，经匪道无以行，使其无经，则道无载，人将贸贸焉莫知所之，卒至于狂谈而窈冥行矣。故圣贤之道，垂六经以诏后世，迄于今而及千万世矣。至于一赐乐业教，始祖阿耽，本出天竺西域，稽之周朝，有经传焉。道经四部，五十三卷，其理至微，其道至妙，尊崇如天。立是教者惟阿无罗汉，为之教祖；于是乜摄传经，为之师法。厥后原教自汉时入居中国。宋孝隆兴元年癸未，建祠于汴。元至元十六年己卯重建。其寺古刹也，以为尊崇是经之所。业是教者不止于汴。凡在天下，业是教者，靡不尊是经而崇是道也。

然教是经文字，虽与儒书字异，而揆厥其理，亦有常行之道，以其同也。是故道行于父子，父慈子孝；道行于君臣，君仁臣敬；道行于兄弟，兄友弟恭；道行于夫妇，夫和妇顺；道行于朋友，友益有信。道莫大于仁义，行之自有恻隐羞恶之心；道莫大于礼智，行之自有恭敬是非之心；道行于斋戒，必严必敬；道行于祭祖，必孝必诚；道行于礼拜，祝赞上天，生育万物。动容周旋之际，一本乎诚敬也。至于鳏寡孤独，疲癃残疾者，莫不周恤赈给，俾不至于失所。贫而娶妻不得娶，与葬埋不能葬者，莫不极力相助，凡婚资丧具，无不举焉。及至居丧，禁忌荤酒，殡殓不尚繁文，循由礼制，一不信于邪术。下至权度斗斛，轻重长短，一无所敢欺于人。

求观今日，若进取科目而显亲扬名者有之，若布列中外而致君泽民者有之，或折冲御侮而尽忠报国者有之，或德修厥躬而善著于一乡者亦有之矣。逮夫农耕于野，而公税以给；工精于艺，而公用不乏；商勤于远，而名著於江湖；贾志于守，而获利于通方者，又有之矣。畏天命，守王法，重五伦，遵五常，敬祖风，孝父母，恭长上，和乡里，亲师友，教子孙，务本业，积阴德，忍小忿，戒饬勉之意，皆寓于斯焉。呜呼!是经也，日用常行之道所著者有如此。是故天命率性，由此而全；修道之教，由此而入；仁义礼智之德，由此而存。若夫塑之以像态，绘之以形色者，徒事虚文，惊眩耳目，此则异端之说，彼固不足尚也。然而尊崇于经者，其知所本欤!

道经相传，有自来矣。自开辟以来，祖师阿耽，传之女娲(挪亚)，女娲传之阿无罗汉，罗汉传之以思哈(以撒)，哈传之雅呵厥勿(雅各)，厥勿传之十二宗派，宗派传之乜摄，乜摄传之阿呵联(亚伦)，呵联传之月束窝(约书亚)，束窝传之蔼子喇。于是祖师之教，灿焉而复明。故凡业是教者，其惟以善为师，以恶为戒，朝夕警惕，诚意修身，斋戒节日，饮食可叵，于经而是矜是式，尊奉而崇信焉。则天休滋至，理惠罔愆，人人有德善之称，家家遂俯育之乐。如此，则庶于祖教之意无所负，而尊崇之礼无少忒矣。刻石于寺，垂示永久，成知所自，俾我后人其慎念之哉。

大明正德七年壬申孟秋甲子重建寺。俺、李、高、维扬金溥请道经一部，立二门一座，宁夏金润立碑亭一座，金钟修撰碑亭。镌字张鸾、张玺。

尊崇道经寺记，左唐撰，清拓本，明正德七年刻石

3、《重建清真寺记》碑（“康熙碑”）

此碑又称《康熙碑》和《第三通碑》。石碑立于清朝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碑共有字33行，每行77字。该碑除正文外，尚有碑阴题名。该碑已佚，传说存于梵蒂冈。碑正文如下（碑文和注释均引自“犹太人与犹太教知识百科”）：

夫一赐乐业之立教也，其由来远矣。始于阿耽，为盘古氏十九世孙，继之女娲，继之阿无罗汉。罗汉悟天人合一之旨，修身立命之原，知天道无声无臭，至微至妙，而行生化育，成顺其序。所以不塑乎形象，不惑于鬼神，而惟以敬天为宗，使人尽性合天，因心见道而已。数传而后，圣祖默舍(前二碑作乜摄，即摩西)生焉，神明天亶，颖异超伦，诚心求道，屏嗜欲，忘寝膳，受经于西那山(弘治碑作昔那山，即西奈山)，不设庐，不假舍，礼曰不坛不坎，扫地而祭，昭其质也。圣祖斋祓尽诚，默通帝心，从形声俱泯之中，独会精微之原，遂著经文五十三卷，最易最简，可知可能，教人为善，戒人为恶。孝弟忠信本之心，仁义礼智原于性。天地万物，纲常伦纪，经之大纲也；动静作息，日用饮食，经之条目也。

其大者礼与祭。礼拜者，祛靡式真，克非礼以复于礼者也。礼拜之先，必斋戒沐浴，淡嗜欲，静天君，正衣冠，尊瞻视，然后朝天礼拜。盖以天无日不在人之中，故每日寅午戌三次礼拜，正以人见天之时，致其明畏，敬道敬德，尽其虔诚，日新又新。诗云，陟降厥土，日监在兹，其斯之谓欤。其礼拜时所诵之经文，高赞之，敬道在显也；默祝之，敬道在微也；进而前者，瞻之在前也；退而后者，忽然在后也；左之如在其左也；右之如在其右也。无敢厌，无敢怠荒，必慎其独，以畏明旦。诗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其斯之谓欤。而其行于进反升降跪拜间者，一惟循乎礼。不交言，不回视，不以事物之私，乘其入道之念。礼曰：心不苟虑，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动，必依于礼。道之在礼拜者如此也。

祭者，尽物尽诚，以敬答其覆载之恩者也。春月万物生发，祭用芹藻，报生物之义也。仲秋万物荐熟，祭用果实，报成物之义也。凡物之可以荐者，莫不咸在，不加调和，即所云大羹不调者也，而总以尽其诚信。礼曰：外则尽物，内则尽志，此之谓也。冬夏各取时食，以祀其祖先。祭之时以礼自持，堂上观乎室，堂下观乎上，既祭之末，均享神惠，而犹以其余畀之：道之在祭祀者，如此也。

小者如斋。斋者，精明之至也。七日者，专致其精明之德也。斋之日，不火食，欲人静察动省，存诚去伪，以明善而复其初也。易曰：七日来复，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犹惧人杂于私欲，浅于理道，故于秋末闭户清修一日，饮食俱绝，以培养其天真。士辍诵读，农罢耕芸，商贾止于市，行旅止于途。情忘识泯，存心养性，以修复于善，庶人静而天完，欲消而理长矣。易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其斯之谓欤!

冠婚死葬，一如夏礼。孤独鳏寡，莫不周赈。经之纲领条目，难以备述。而圣祖制经之义，无非此刚健中正纯粹无私之理。斯道遂灿然明备，如皎日悬空，无一人不可见道，则无一人不知尊经矣。其中文字，虽古篆音异，而于六经之理，未尝不相同也。

教起于天竺，周时始传于中州，建祠于大梁。历汉唐宋明以来，数有变更，而教众尊奉靡，如饮食衣服之适于人，而不敢须臾离也。其寺俺都剌始创于宋孝隆兴元年，五思达重建于元至正(应为至元)十六年，李荣、李良、高鉴、高鋐、高锐于明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黄水湮没，复捐资重修。

殿中藏道经一十三部，方经、散经各数十册。教众日益蕃衍，亦惟敬天法祖，世奉宗旨，罔敢损坠而已。明末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壬午，闯寇作乱，围汴者三。汴人誓守无二，攻愈力，守愈坚。阅六月余，寇计穷，引黄河之水以灌之，汴没于水。汴没而寺因以废，寺废而经亦荡于洪波巨流之中。教众获北渡者仅二百余家，流离河朔，残喘甫定，谋取遗经。教人贡士高选，承父东斗之命，入寺取经，往返数次，计获道经数部，散经二十六帙。聘请掌教李祯、满喇李承先，参互考订焉。至大清顺治丙戌科进士教人赵映乘，编序次第，纂成全经一部，方经数部，散经数十册。缮修已成，焕然一新，租旷宅而安置之。教众咸相与礼拜，尊崇如昔日。此经之所以不失，而教之所以永传也。

然而教众虽安居于垣，终以汴寺之湮没为歉。时大梁道中军守备教人赵承基，率兵防汴，修道路，成桥梁，招人复业。惧寺废而教众遂涣散莫复也，且不忍以祖宗数百年创守之业，而忽废于一旦也，遣士卒昼夜巡逻以卫之。乃弟映斗，应试入汴，相与从荆棘中正其故址。汴人复业者日益繁，承基因数请教众复业，而李祯、赵允中遂负经旋汴，时已为顺治癸巳年(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公议捐资修寺，众皆乐输，估工起建。尔时贡士高选等，生员高维屏、李法天等，具呈各衙门请示，按照古刹清真寺准复修理。赵承基等首捐俸资，李祯、赵允中等极力鸠工，出前殿于黄沙，由是前殿始立。进士赵映乘分巡福建漳南道，丁艰旋里，捐俸资独建后殿三间，至圣祖殿三间，教祖殿三建，北讲堂三间，南讲堂三间，大门三间，二门三间，厨房三间，牌坊一座，行殿九间，殿中立皇清万万岁龙楼一座，碑亭二座，焚修住室二处，丹垩黝漆，壮丽辉煌，或出自教众之醵金，或出自一人之私囊。寺之规模，于是乎成，较昔更为完备矣。见者莫不肃然起敬。

殿中原藏道经一十三部，胥沦于水。虽获数部，止纂序为一部，众成宗之，今奉入尊经龛之中。其左右之十二部，乃水患后所渐次修理者也。其散帙方经，众各出资修补。而大参赵映乘作圣经纪变，乃第映斗复著明道序十章。经文于是备，宗旨于是明。其灿然共著，如日月之在天，如江河之行地。经有真谛，解者不敢参以支离；经自易简，解者不敢杂以繁难。自是人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兄弟之序，朋友之信，夫妇之别，原本于知能之良，人人可以明善复初。其与圣祖制经之义，祖宗尊经之故，虽上下数千百年，如在一日。

计自沧桑之后，赵承基、映斗正基址以启其端，赵映乘、高登魁等捐资起建以成其事，有功于寺。高选、赵映乘订证圣经于前，李祯等修补于后，有功于经。至于寺之牌扁对联，皆各衙门宦游河南者之所书也。赵承基任陕西固原西路游击，旋里览其胜概，因叹曰：数百年创制之隆，于今得复睹其盛矣，则后人之视今日，不犹今日之视昔人耶?犹恐其久而不传，欲勒诸石以垂不朽，而请记于予。予汴人，素知一赐乐业之教，且与游击赵承基、大参赵映乘、医官艾显生，为莫逆交，巅末颇能道其详。因据其旧记而增补之，俾人知其道之由来，且以见今日经寺之修，其教中诸人之功不可泯也。是为记。

特进光禄大夫侍经筵少傅兼太子太傅前刑部尚书今予告工部尚书刘昌撰文

钦差进士提督学政云南按察司副使李光座书丹

钦差进士提督学政广东按察司副使侯良翰篆额

大清康熙二年岁次癸卯仲夏上浣谷旦武安石匠王建玉镌石

碑阴题名全文如下：

清真寺之修，始于宋孝隆兴元年，迄今已数百年于兹矣。虽数经变更，而寺址依然存立。乃自明末崇祯十五年壬午沧桑之后，寺基圮坏，见者莫不凄然。至我朝顺治十年癸巳，教众旋汴复业，公议捐资重修，而李、赵、艾、张、高、金、石等七姓，各输囊金，重建前殿三间，教祖殿三间(教祖阿无罗汉)。其后殿三间，尊经龛一座，乃兵巡漳南道副使丙戌科进士赵映乘丁艰旋里，出俸资而独成之者也。至于圣祖殿三间(圣祖乜摄，即摩西)，大门三间，二门三间，铜炉瓶六副，乃高登魁、高登科修之。北诵经堂三间，系艾姓同修。南讲堂三间(即南诵经堂)，赵允中、允成、映充率侄元鉴同修。艾生枝修牌坊一座。金之凤立殿中皇清万岁龙楼一座。赵允中、允成复修行殿九间，乃殿中栏杆地屏，烛台供桌，殿前至大门内甬路，南经堂甬路。艾应奎率子丛生、永胤、显生、达生、复生等修石栏井一眼，石狮一对，凤灯一座，竹帘五挂，花扁七面。李辉置铜炉三副。艾世德置铜莲花灯二座，修殿前月台石栏，及北经堂甬路。艾惟一修厨房三间。赵允中、高登科、赵元鉴修周围大墙一道。艾世德、世芳修大门外花墙月台。其焚修住宅，及桌凳炉鼎，一切树木，应用器皿等物，七姓公置之。寺之规模于是成，犹然昔日之盛，其粉饰黝垩，较昔更为壮观。附勒碑阴，以志其盛云。

殿中旧藏道经十三部，壬午胥沦于水。贡生高选捞获七部，教人李承俊捞获三部，赍至河北，聘请掌教，去其模糊，裁其漫坏，参互考订，止纂成全经一部，尊入龛中，教人宗之。其在左一部，乃掌教李祯本旧经而重修之。其在右一部，乃满喇李承先重修之。其余十部，乃渐次修整者也。教中艾惟一与同族公修一部，赵允思修一部，金应选与同族修一部，高登魁修一部，赵映乘修一部，满喇石自俊修一部，李辉同侄毓秀修一部，高登科修一部，满喇张文瑞与同族修一部，满喇艾达生同兄弟子侄修一部，至是而十三部乃全矣。焕然一新，诵者易晓，观者悦服，要皆掌教满喇之所手著，而教众之所勒成。谨勒于石，俾后人知经寺之修，其有由也夫!

另外，我们在这里，还要特意介绍一块石碑，那就是现存于西安化觉寺的《创建清真寺碑》，这块碑据说立于唐天宝元年（742年）。在碑文中，唐朝的“赐进士及第、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王鉷”叙述说，在隋文帝开皇年间，伊斯兰教就大规模进入中国，“流衍散漫于天下”。

《创建清真寺碑记》碑文如下：

赐进士及第、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王鉷

窃闻俟百世而不惑者，道也。旷百世而相感者，心也。惟圣人心一而道同，斯百世相感而不惑。是故四海之内皆有圣人出。所谓圣人者，此心此道同也。西域圣人谟罕默德，生孔子之后，居天方之国，其去中国圣人之世之地，不知其几也。译语矛盾而道合符节者，何也?其心一，故道同也。昔人有言，千圣一心，万古一理。信矣。但世远人亡，经书犹存。得于传闻者而知，西域圣人生而神灵，知天地化生之理，通幽明死生之说。如沐浴以洁身，如寡欲以养心，如斋戒以忍性，如去恶迁善而为修己之要，如至诚不欺为感物之本；婚姻则为之相助，死丧则为之相送；以至大而纲常伦理，小而起居食息之类，罔不有道，罔不立教，罔不畏天也。节目虽繁，约之以会其全，大率以化生万物之天为主。事天之道，可以一言而尽，不越乎君心之敬而已矣。殆与尧之钦若昊天，汤之圣敬日跻，文之昭事上帝，孔之获罪于天无所祷，此其相同之大略也。所谓百世相感而不惑者，足徵矣。圣道虽同，但行于西域而中国未闻焉。及隋开皇中，其教遂入于中华，流衍散漫于天下。至于我朝天宝，陛下因西域圣人之道有同于中国圣人之道，而立教本于正，遂命工部督工官罗天爵董理匠役，创建其寺，以处其众。而主其教者，摆都而的也。其人颇通经书，盖将统领群众，奉崇圣教，随时礼拜以敬天，而祝延圣寿之有地矣。

是工起于元年三月吉日，成于本年八月二十日，等恐其世远遗忘，无所考证，遂立碑为记，以载其事焉。

时天宝元年岁次壬午仲秋吉日立。

关中万年县石公刻。

这块“创建清真寺碑”看起来也是像模像样，可惜的是，

其一，其碑额完全不符合唐碑的款式，

其二，内容牛皮吹得太大，露出了马脚，

其三，清真大寺所在地唐时属于唐皇城右武卫、右骁卫衙署，绝无迁署建寺的可能，

其四，该寺元中统年间重建，称“回回万善寺”，寺内所立的元碑同样是明代伪托。

“及隋开皇中，其教遂入于中华，流衍散漫于天下。至于我朝天宝，陛下因西域圣人之道有同于中国圣人之道，而立教本于正，遂命工部督工官罗天爵董理匠役，创建其寺，以处其众。”

1、我们知道，隋文帝开皇年号是在581年到600年，而《古兰经》中穆罕默德开始公开传教时间是在612年，如果“创建清真寺碑记”碑文属实的话，那么，伊斯兰教的历史就完全被改写了，最早创立伊斯兰教的地点不是麦加而是在中国，而且其创教时间还早于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的人就不再是穆罕默德，而是另有其人。

2、碑文中还说到，天宝年间，唐玄宗命令工部官员建了这座西安化觉寺，专门用来安置伊斯兰教徒。

这块“创建清真寺碑记”的牛皮吹破了天，自然而然被后世当做了笑话。

20世纪，中国学者陈垣、白寿彝和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等考证，认为此碑是明代人撰写的托古伪碑。

另外，我们还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推测：

如果这块《创建清真寺碑》制作的水平更专业一点呢？要是碑文作者不要把牛皮吹那么大，把“隋开皇中”改成隋炀帝的“隋大业中”（(605—618年)）或者唐高祖李渊的“唐武德中”（618—626年），那么，这块碑是不是就可以能造假成功、蒙混过关了？那许许多多历史发明家们，以及陈垣、潘光旦这样的无脑粉丝们，不是又该把它当成天大的宝贝了呢？

再进一步说，在现存于中国各地的石碑当中，只要是涉及到外来宗教的，会不会还存在《创建清真寺碑》那样的伪造之作呢？

比如说，那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

明天启三年（1623年），一说天启五年（1625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沉睡地下近八百年后，方在西安西郊（一说周至县）偶然出土，出土后就近移入金胜寺（唐代称崇圣寺）。当时耶稣会士极重视此一发现，并很快将碑文译成了多种外国文字，但是，许多人并不认同这块碑，伏尔泰就认为这块碑是“虔诚的骗术”。

还有一种更为神奇的传说，耶稣会方德望记载，一年冬天天降大雪，白雪覆盖了大地，可只有这块石碑上面的土地没有积雪，人们感到很奇怪，纷纷猜测下面肯定有宝藏，便进行了挖掘，于是，这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就这样重现人世。

无论是“开封犹太人”的《三大碑》，还是连续造假两次的《创建清真寺碑》，还有那块神秘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都无不强烈地提醒着我们，耶稣会进入中国之后，只要是跟他们直接、间接沾边的许多历史事实，就必须要进行重新考察、重新研究，迷雾重重的明朝中、后期历史是这样，而像汤若望这样的传教士直接进入了钦天监、官达正三品的清朝前期的历史，就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