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正德碑”的作用——让“弘治碑”蛙跳到“康熙碑”

实际上，无论是所谓的“弘治碑”（立于1489年）还是“正德碑”（立于1512年），其碑体的制式、碑文的风格，都极其相似，而且彼此之间的时间仅仅只间隔23年，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判断出这两块碑都是出自同一批造假者之手。

“正德碑”与“弘治碑”相比只有一个地方不同，其碑文中有这么一句话：

“厥后原教自汉时入居中国。宋孝隆兴元年癸未，建祠于汴。元至元十六年己卯重建。”

这里，把犹太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提前到了汉朝时候，所以，“开封犹太人”就不仅仅是“开封犹太人”，而是“长安犹太人”或者“洛阳犹太人”了。

从1489年到1512年，时间只过去了23年，这帮“开封犹太人”的后裔，他们把所有的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尤其是把最容易出现同音不同字的人名音译都写得一字不差，却唯独把最重要的细节——自己伟大宗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搞错了。

这可能吗？

不，“开封犹太人”的发明家们，他们一点也没有搞错，他们把犹太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从宋代改成到汉代，正是他们整套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开封犹太人”的发明家们精心安排下，这个“正德碑”的任务只是起到一个过渡作用，是要让“弘治碑”蛙跳到“康熙碑”上去，而其主要目的，就要把犹太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再进一步提前到更早的历史时代中去。

“开封犹太人”的发明家们，他们收罗了一批中国文人，通过这些文人，发明家们由此熟悉了中国文化，一位可以造假造得天衣无缝。但是，他们却不懂得中国有一个故事叫做“弄巧成拙”，也不懂得中国民间还有一句俗话，叫做“纸包不住火”。

在满地都是秦砖汉瓦元青花的残渣碎片的中国，在遍地书香、山水有韵的中国，在能工巧匠巧夺天工的中国，在庙堂、民间到处是各种扫地僧、明眼人游弋出没的中国，你想来造假作伪、欺瞒天下，你还是先活上五千年、学上五千年再说吧？

五、“康熙碑”终于粉墨登场

第一个要点：“康熙碑”终于跟那个古怪的“周朝146年”联系起来了

果然，在所谓的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立碑的“康熙碑”里，我们终于见到了历史发明家们的终极目标——把犹太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提前到了周朝，然后在阐述教义的时候，正式列出了犹太教的三位重要的先祖：

“康熙碑”碑文中说道：

“夫一赐乐业之立教也，其由来远矣。始于阿耽，为盘古氏十九世孙，继之女娲，继之阿无罗汉。罗汉悟天人合一之旨，修身立命之原，知天道无声无臭，至微至妙，而行生化育，成顺其序。所以不塑乎形象，不惑于鬼神，而惟以敬天为宗，使人尽性合天，因心见道而已。数传而后，圣祖默舍(前二碑作乜摄，即摩西)生焉，神明天亶，颖异超伦，诚心求道，屏嗜欲，忘寝膳，受经于西那山(“弘治碑”作昔那山，即西奈山)，不设庐，不假舍，礼曰不坛不坎，扫地而祭，昭其质也。

教起于天竺，周时始传于中州，建祠于大梁。历汉唐宋明以来，数有变更，而教众尊奉靡，如饮食衣服之适于人，而不敢须臾离也。其寺俺都剌始创于宋孝隆兴元年，五思达重建于元至正(应为至元)十六年，李荣、李良、高鉴、高鋐、高锐于明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黄水湮没，复捐资重修。”

在“康熙碑”中，对犹太教来中国的叙述与前两个碑基本相同，除了把摩西和西奈山故意从“乜摄”和“昔那山”改成“默舍”和“西那山”外，最大的变化就是把犹太教来中国的时间进一步提早到了周朝，并且明确说明“建祠于大梁”。

大梁是战国时魏国的都城，原址就在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西北一带。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一说魏惠王五年或六年，即公元前365或364年），魏国自安邑（今山西夏县北）迁都大梁。一般认为，公元前365或者公元前339年，就是大梁的正式建城时间。

“康熙碑”把犹太人到达中国的时间提早到了周朝，建祠于大梁，那么，似乎就可以把时间范围缩小到公元前365－公元前256年之间。

怎么样，这个时间点是不是跟“弘治碑”中那个古怪别扭的“周朝146年”和“周朝613年”遥相呼应起来了？

当然，耶稣会实际上也意识到，仅仅炮制出“康熙碑”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康熙碑”之前的系列证据，于是他们在“康熙碑”之前，又提前造出了《弘治碑》和《正德碑》也好，来作为“康熙碑”的铺垫和过渡，目的都是为《康熙碑》的横空出世埋下草蛇灰线、打好伏笔基础，建立起“完整的证据链条”，让《康熙碑》不至于显得太突然、太过于夸张惊悚，吓坏了严谨认真的中国史学家们。

第二个要点：“康熙碑”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

有了前面的分析，对“康熙碑”中的“精彩”故事，我们随便看看就好。

1、宋朝兴隆二年（1163年），“开封犹太人”在中国建立了第一座犹太教堂；

2、元至元十六年（也就是宋亡的1279年），活了136岁的列微人五思达在开封土市字街东南建立犹太会堂；

3、弘治二年，即1489年，重修会堂，立“弘治碑”）

4、明天顺五年（1461年），犹太会堂被黄河水淹没，随后重修；

5、名正德七年，即1512年，维修会堂，立“正德碑”）；

6、万历二十九年，即1601年，利玛窦定居北京）；

7、崇祯十五年（1642年），开封的犹太会堂被李自成和官军竞相引入的黄河水淹没；

8、顺治十年（1653年），赵映乘等“开封犹太人”后裔重建“清真寺”，至康熙二年（1663年），立碑纪念。

如果，我们一定要为“康熙碑”的碑文归纳中心思想，那就是：

“这篇碑文通过对开封犹太教堂的曲折经历的详细描写，热情歌颂了赵映乘等人舍身保护犹太教堂、保护‘道经’的伟大献身精神。”

注意，整篇碑文表面上是在介绍犹太会堂的历史，实际上，都是在介绍那些从黄河洪水淹没后的淤泥里找回来的十三部“道经”，也就是真正的重点《摩西五经》。

第三个要点：信息重大

与前两个碑不同，“康熙碑”里揭示出大量丰富的信息，结合后面介绍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汉译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来看，“康熙碑”给后世者展示了几个极其重要的信息：

1、明末清初，尤其是在1601年以后，在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的筹划策动下，“开封犹太人”正式进入了中国历史的视野。

2、按碑文所述，“开封犹太人”不仅后裔众多，生齿繁盛，并且一直完整继承了犹太教的传统，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矢志不渝。

3、“康熙碑”里出现了很多人物，而其中有些人物在清前期官员监修的地方志《河南通志》中可以找到，因此，“开封犹太人”从周朝就进入中国就不再是传说，而是确实是一段“可靠的信史”。

4、碑文强调，五思达在至元十六年重修的那座犹太会堂一直屹立在开封市内，经历了无数次毁灭，然后又得到了无数次重建。这里，“康熙碑”实际上是在暗示，从1163年到1653年，整整五百年来，这座开封犹太会堂就像是耶路撒冷圣殿山上的“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一样屹立不倒，圣堂所在的开封实际上已经成了犹太人们的“应许之地”。

（联想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犹太人曾经准备在中国哈尔滨建国的“河豚鱼计划”，我们相信，假若历史条件具备，开封将会成为犹太人的第二个耶路撒冷。）

5、整篇碑文，抛去那些表面上的信息，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以下这两段：

“殿中藏道经一十三部，方经、散经各数十册。”

“至大清顺治丙戌科进士教人赵映乘，编序次第，纂成全经一部，方经数部，散经数十册。缮修已成，焕然一新，租旷宅而安置之。教众咸相与礼拜，尊崇如昔日。此经之所以不失，而教之所以永传也。”

这一段文字最重要的，实际上都归结到包括《摩西五经》在内的“十三部经”这四个字上。

第四个要点：明朝的历史、笔记、小说中，有“开封犹太人”的痕迹吗？

在诞生了三部伟大名著的明朝，史料丰富，笔记小说极其众多，其中特别有一部《汴京遗迹志》（作者李濂，开封人，生卒于1488到1566间），然而，最起码在1601年前的所有资料中，都没有一处提到过“开封犹太人”，也没有一处提到过与其相关的事物。尽管“康熙碑”里反反复复提到那所“犹太教堂”，从宋朝开始，历经元朝和明朝，存在了有整整五百年，但搜遍宋元明所有的历史与笔记小说，都从来没有发现过它的踪影。

难道宋朝、元朝和明朝的三代文人都瞎眼了吗？

实际上，宋朝、元朝和明朝三代的文人们，他们都没有瞎眼，因为最起码在1601年之前，他们不可能看到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

顺便说一句，1601年，这是鉴别“开封犹太人”历史真伪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这一年，“开封犹太人”伪史的总编剧和总导演利玛窦来到了北京，一住就是十年，从那以后，“开封犹太人”伪史便开始兴风作浪，正式登上中国这个大舞台。

第五个要点：“康熙碑”展现出了“基督教征服中国”的总体路线图

在“康熙碑”中，有三个重点内容始终是前后呼应的。

一、将“一赐乐业教”伪造为中华文明之源

“康熙碑”的碑文中一开始便这样说道：

“夫一赐乐业之立教也，其由来远矣。始于阿耽，为盘古氏十九世孙，继之女娲，继之阿无罗汉。罗汉悟天人合一之旨，修身立命之原，知天道无声无臭，至微至妙，而行生化育，成顺其序。”

这段话里自然可以解读出这些信息：

1、中国人所说的盘古，实际上就是“一赐乐业教”里的阿耽（亚当）即为，中国人说的女娲，从音译上看，实际上就是造方舟的那个诺亚，这样一来，“阿耽”与“女娲”（此“女娲”并非是中国人说的那个女娲）的后世子孙“阿无罗汉”（亚伯拉罕），是不是自然就成了中国人的一个先祖。

2、亚伯拉罕不仅是中国人的先祖，而且率先悟出了“天人合一”的宏旨，由此最先创立了“修身立命”的原发性思想，后来孔子也好，诸子百家也好，统统都是从亚伯拉罕这里继承下去的。

二、将亚伯拉罕的思想伪造成儒家理论的源头和正朔

碑文中又说：

“教起于天竺，周时始传于中州，建祠于大梁。历汉唐宋明以来，数有变更，而教众尊奉靡，如饮食衣服之适于人，而不敢须臾离也。”

这段话正式提出“一赐乐业教”从周朝就传入了中国，而这也就印证了从“周朝164年”开始，亚伯拉罕创立的“天人合一”与“修身立命”的思想，就成了儒家乃至所有诸子百家理论的源头和正朔。

三、“康熙碑”提出包括《摩西五经》在内的《旧约》十三部经即是“道经”和“圣经”，正式向儒家的“道统”地位提出挑战，以达到全面篡改、掠夺中华文明成果的目的

我们前面说了，整篇“康熙碑”的碑文，实际上都是在围绕“道经”二字打转

“殿中藏道经一十三部，方经、散经各数十册。教众日益蕃衍，亦惟敬天法祖，世奉宗旨，罔敢损坠而已。明末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壬午，闯寇作乱，围汴者三。汴人誓守无二，攻愈力，守愈坚。阅六月余，寇计穷，引黄河之水以灌之，汴没于水。汴没而寺因以废，寺废而经亦荡于洪波巨流之中。教众获北渡者仅二百余家，流离河朔，残喘甫定，谋取遗经。教人贡士高选，承父东斗之命，入寺取经，往返数次，计获道经数部，散经二十六帙。聘请掌教李祯、满喇李承先，参互考订焉。至大清顺治丙戌科进士教人赵映乘，编序次第，纂成全经一部，方经数部，散经数十册。缮修已成，焕然一新，租旷宅而安置之。教众咸相与礼拜，尊崇如昔日。此经之所以不失，而教之所以永传也。”

…………

“殿中原藏道经一十三部，胥沦于水。虽获数部，止纂序为一部，众成宗之，今奉入尊经龛之中。其左右之十二部，乃水患后所渐次修理者也。其散帙方经，众各出资修补。而大参赵映乘作圣经纪变，乃第映斗复著明道序十章。经文于是备，宗旨于是明。其灿然共著，如日月之在天，如江河之行地。经有真谛，解者不敢参以支离；经自易简，解者不敢杂以繁难。自是人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兄弟之序，朋友之信，夫妇之别，原本于知能之良，人人可以明善复初。其与圣祖制经之义，祖宗尊经之故，虽上下数千百年，如在一日。”

…………

“高选、赵映乘订证圣经于前，李祯等修补于后，有功于经。”

“康熙碑”中，多次提到了从黄河洪水淹没的泥沙底下寻找回来的“十三部经”，并且把这“十三部经”升级到了“道经”的高度，正式摆出了一幅要与儒家争夺“道统”地位的姿态。

孟子在《尽心》中说道，“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各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在此，孟子正式提出了儒家传道的脉络和系统。到中唐时，面对愈演愈烈的佛老理论全面伪造和歪曲孔子等先贤的事迹、全面践踏儒家及诸子思想、把唐朝社会日益推向灾难的严峻形势，韩愈在孟子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道统理论，他正式扛起了为期近数百年的“儒家复兴运动”的大旗，攘斥佛老，力求恢复早期儒家的基本理论，抨击藩镇割据，要求加强君主集权，用以缓解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挽救日益走向没落解体的大唐。

道统思想，在历经孟子、韩愈和二程之后，到了朱熹时代，正式命名为“道统”。由此，道统思想终于成为了北宋之后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要用“犹太——基督教”理论占领中国，要用神学理论取代中国主流的世俗理论，就必须要用“犹太——基督教”的“”十三部经来压倒中国本土的主流理论，这就是“康熙碑”里展现出来的“基督教征服中国”的总体路线图。

写到这里，我们不禁感到毛骨悚然而又十分纳闷。

“康熙碑碑文”这样的一篇文章，把中国的上古神话人物巧妙地置换成了犹太教的亚当、诺亚等人，将中国主流社会价值理论变成了亚伯拉罕的思想，然后虚构了犹太人从周朝起就进入中国的历史，这样一来，秉持“修身齐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儒家思想家，孔子也好、董仲舒也好，都统统变成了亚伯拉罕的传教弟子。

“康熙碑碑文”这样的一篇文章，教义体系十分严密，整个计划的谋篇布局，战略想象极为大胆，各个战术细节十分翔实，伪造出来的各种证据互相印证、前后照应、步步为营，设计得就像一战时期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制定的“施利芬计划”那般缜密周全，试问，这是所谓的清朝初期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进士赵映乘写得出来的吗？

毫无疑问，这篇大作必然出自耶稣会的传教士之手。

第六个要点：耶稣会为什么只关心开封的“犹太人”？

实际上，作为全世界到处飘流又善于经商的犹太人，他们在1601年以前来到过中国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到达广州、泉州、杭州等地，但是，他们即使来到中国，也只是临时居住的商人，只是来了又去的过客，并没有把整个家族带到中国并定居下来，并且发芽生根，形成一个稳定的社区。

据说1605年，利玛窦见到一个叫艾田的“开封犹太人”，听他说不仅在开封，而且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都有犹太人居住，但是，在1601年开始的后来两三百年间，传教士们压根没有提到过中国南方的那些“犹太人”，完全不关心其存在与否。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其一，利玛窦们只是对开封的“犹太人”感兴趣。

实际上，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们，他们的内心里对犹太人不仅不感兴趣，而且十分仇视，历史上，欧洲人对犹太人迫害与残杀持续了上千年，就在十六世纪，耶稣会传教士们的老家意大利就建立了欧洲第一个犹太人隔离区“Ghetto”。

那么，为什么一到中国来，耶稣会就对所谓的“犹太人”大发善心，变得如此慷慨热情，难道这是欧洲版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吗？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

传教士们知道，中原一带是中华文明的龙兴之地，如果在开封一带虚构出一个“犹太人族群”来，就有机会把“犹太教”这个基督教的原始教义当做木马，植入到中华文明的源头上去，所以，在开封这个地方的“犹太人”才有利用价值。

其二，中国南方的犹太人，一看就是很晚才到中国来的商人，无法让他们来实现耶稣会在中国的战略目标，也就是没有任何利用价值，因此自然进入不了传教士们的视野。

其三，十七世纪后期，当“开封犹太人”对“十三部经”的证明价值完成之后，欧洲传教士们对他们再也没有了兴趣，任其自生自灭，这就充分证明了耶稣会虚构出“开封犹太人”这出伪史的最真实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