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高潮：“开封犹太人”的编剧、导演——耶稣会

一、西方历史发明家的老套路——挖碑

不见于任何史书记载，就只有一个石碑，然而，这个石碑却就像百科全书一样，把一切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以创造出一个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新世界，也可以否定另外一个存在了几千年的古老文明，可以指鹿为马，可以把颠倒黑白，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可以把辉煌抹杀为虚幻。

怎么样，这个场面是不是很眼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一个英国考古学家在埃及找到了一块叫“纳尔迈调色板”的石碑，由此发现公元前三十一世纪时法老美尼斯统一的上埃及和下埃及的伟大历史。

1799年，一群法军士兵发现了“罗塞塔石碑”，找到了通往古埃及王国的金钥匙，碑上用希腊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刻了同样的内容，这使得近代的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对照各语言版本的内容后，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之意义与结构，而成为今日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里程碑。

1663年，欧洲耶稣会在中国找到了“康熙碑”，终于发现犹太人早在公元前350年左右就来到了中国，并且在大梁建立了一座“犹太教堂”。

怎么样，这些套路如出一辙，何其相似，真是：年年岁岁碑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总结下来，西方历史发明家所有的这些套路都是一个模子：

第一，在需要的时间和需要的地方，挖出一个“发现者”需要的石碑，石碑上有“发现者”需要的内容；

第二，“发现者”可以对石碑内容任意进行他们所需要的任何解读；

第三，尽管所有的这类石碑都是没有办法证明其真实性的孤例，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发现者”们对石碑的解释、推测和演绎，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可以天马行空，可以装模作样，可以张冠李戴，在他们掌握了话语权的时候，他们更是可以指鹿为马，可以胡编乱造，甚至，当实在编不下去的时候，他们要么眼睛一闭、充耳不闻，要么眼睛一瞪：闭嘴，你那个叫“不可能的黑色郁金香”！

最后，这些滑天下之大稽的石碑，最终就这样变成了构筑西方伪史的重要基础和坚强柱石，其中，就包括证明“开封犹太人”的“三大碑”。

二、世界文化盗窃集团耶稣会的第一号头子——利玛窦

从唐朝放纵各种异族宗教（佛教、祆教、波斯摩尼教、回纥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等等）进入中国并大肆扩张开始，中国人对外来文化尤其是外来宗教失去了应有的防备警惕心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变成了完全不设防的国度，这种缺陷一直延续到了现代。外来文化炽盛，怪力乱神泛滥，必然伴随着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抑制，中华文明盛极而衰，实际上祸根就埋在了初唐时期。

对于这种现象，中国人自己专门也总结成了一句话，叫做“外来和尚好念经”。

问题是到中国来的各种僧侣之中，有的是念“正经”，比如鸠摩罗什，可有的却是心怀叵测，念的是“歪经”。

比如说利玛窦。

说起利玛窦，中国近现代史书都把他歌颂成了一个具有伟大献身精神的传教士，以毕生精力不遗余力地把欧洲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传播到中国来。可是，很多中国人自己却没有深入地想过，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欧洲自己都是刚刚从蒙昧黑暗中苏醒过来，哪里来那么多“先进科技”传到正值明帝国鼎盛时期的中国来？看一看那个时代的西方传教士们向自己国内介绍中国时候的那种跪拜与仰慕，他们拿什么来向中国传播（当然，除了他们自以为无比高大上的宗教）？退万步说，即使欧洲当时有了先进的科技技术，他们会舍得无条件传授给中国人吗？他们舍得给当时比欧洲还先进的中国，为什么却舍不得给非洲、美洲和中东中亚？以西方人从十六世纪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们能做的就是偷、抢、骗，这种海盗本性一直到今天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为什么偏偏利玛窦那帮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就成了例外，真正变成了圣人或者天使？

2018年，中国的一档电视综艺《国家宝藏》向亿万观众打开了中华文明宝库的大门，让亿万观众瞬间进入了一个奇幻宏伟的琅嬛仙境，让无数中国人第一次真真实实感受到了自己文明的辉煌灿烂，其中，南京博物院珍藏的一幅《坤舆万国全图》，地图上，出现了澳大利亚，出现了轮廓清晰完整的南极洲，出现了准确完整的美洲大陆，出现了许多根本不为当时欧洲人所知的地形、河流、地名、物产、动物等等，可以说是跟今天的世界地图基本上没有多大差别了。

《坤舆万国全图》让那些“西方测绘地图能力高于中国”的习惯性认知，彻底变得凌乱起来。

据说，《坤舆万国全图》绘制于1602年左右，是由中国人李之藻在利玛窦帮助下，依据1570年的《奥特里乌斯世界地图》完成的，一般认为，李之藻提供中国及周边地区的资料，利玛窦则带来了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全部资料。

然而，情况却远远不是那么回事。

根据李兆良先生对《坤舆万国全图》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坤舆万国全图》中的关键部分成图时间，起码是在1430年以前，地图里的很多地理信息（包括美洲的信息）是来自于郑和大航海时代，并不是利玛窦所带来的，因为《坤舆万国全图》上的欧洲资料出奇地贫乏，而且沿用的还是古地名。尤其是利玛窦的祖国意大利，《坤舆万国全图》只字不提当时著名的佛罗伦萨、米兰等大城市，甚至没有当时的天主教领宗地。

“利玛窦能这样疏忽吗?这与他来华传教的目标完全不符”李兆良认为，“光从这点看，《坤舆万国全图》的作者不可能是利玛窦，也不可能是当时的欧洲绘图家。”

将《坤舆万国全图》上的各种信息综合起来分析，李兆良先生认为《坤舆万国全图》的地理信息来自于郑和船体测绘于1430年之前的结论，是完全站得住脚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此地理信息流传到欧洲，才有了1496年哥伦布去寻找美洲。因此，我们可以想象，那位来自海外、说是要向明神宗献地图的利玛窦，当他睁大眼睛看到《坤舆万国全图》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震撼表情和诡异、复杂的心情。

至于后来利玛窦做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却知道梵蒂冈很快就有了一个《坤舆万国全图》的六屏幅完整版本，大航海后期，欧洲人吵着要去寻找“南方大陆”，也是因为《坤舆万国全图》将澳大利亚和南极洲连在一起，这就被欧洲人称为了“南方大陆”。

从明朝中后期到清朝初中期的两三百年之间，中国大量的先进科技文化知识向洪水一样流向欧洲，哺育着从蒙昧状态中醒过来的欧洲人，使得欧洲在短短时间内就催生出工业文明出来，对此，意大利耶稣会功不可没，利玛窦更是居功至伟。

当然，意大利耶稣会拿到了中国那么多先进技术，而工业革命却首先爆发在英国，其中缘由值得探究，但这个结果改变不了耶稣会从中国进行大量盗窃的历史事实。

从后来几百年的历史来看，意大利耶稣会万里迢迢来到中国，背负着重重使命，总结下来有以下几条：

1、搜集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军事、宗教、民族等情报，为基督教世界侵略殖民中国做前期准备；

2、利用中国对外来宗教没有防备能力的缺陷，把中国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全方位、全体系地输往欧洲；

3、利用中国对外来文化没有防备能力的缺陷，在中国历史中掺入虚假的伪造内容，为欧洲人进行作证、背书，已达到欧洲人所需要的目的；

4、利用中国对外来文化与外来宗教没有防备能力的缺陷，将所谓的“红海文明”、“犹太文明”植入到中华文明的成型阶段中去，将伟大的中华文明在源头上就置换成了所谓的“红海文明”、“犹太文明”。

这就是欧洲人实施了五百年的“文化战争”，并且，这场战争今天还在继续，甚至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从目前全世界不断爆出的各种线索来看，西方人针对中国乃至其他非西方国家的这场文化战争、科技战争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文明西来说也好，全人类发源于非洲也好，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莫言之流也好，中国作为最大工业国家要承担碳排放责任也好，中国要向西方制度接轨也好，都是五百年前利玛窦这群“文化海盗”策划的消灭中国、吞噬中国文化成果的文化思想战争的延续。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从各个方面来揭穿西方伪史的造假手段，揭露西方伪史的真实面目，警示目前外来文化像潮水一般涌进来的现代中国，就是在为自唐以来一直对外来文化侵略缺乏防卫能力的中华文明，第一次修筑起精神的烽燧，建立起一道宝贵的文化长城，为中华文明注入一种强大的免疫能力，为中国文化正在“扶正”的同时，再增加几分“祛邪”的营卫二气，这对于中国的长治久安、中华文明的永世长存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

揭穿西方伪史，还原世界真面目，这就是在精神层面上的反西方殖民主义，更是人类史上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

在这里，我们不妨来读读两篇文章。

一带一路双城记| 中西文化交流创下不少“第一”

2019-04-25 11:27

参考消息网4月25日报道（文/冯俊伟）中国和西班牙的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借助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两国早在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前就已开展货物贸易和人员往来，当时西班牙的瓦伦西亚专门为来自中国的丝绸修建了交易大厅。两国建交40多年来，特别是2005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西双边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两国保持密切高层交往，政治互信日益巩固，传统友好的民意基础不断得到巩固。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西班牙政府和企业界对这一倡议的态度非常积极，被西媒称为“地球上历史最为悠久的两个国家”的双边关系进入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

2018年11月，在格拉纳达大学孔子学院内，雷林克教授展示她翻译的《牡丹亭》。（郭求达 摄）

早先汉学家来自西班牙

西班牙的汉学研究在西方起步最早，许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著名传教士都是西班牙人。虽然他们当时的主观目的是传播天主教，但客观上成为中国与西方之间交流的先行者与推动者，在中西交流史上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与西班牙交流的先驱可以追溯到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他首先将天主教信仰传播到亚洲的马六甲和日本。沙勿略发现，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很深，于是决心尽早访问中国。但在当时，外国传教士要进入中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1552年，沙勿略因疟疾病逝于离中国广东海岸很近的上川岛，年仅46岁，终未达成进入中国的心愿。

马丁·德·拉达（1533-1578）被誉为“西方首位汉学家”。他是西班牙政府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使者（1575年）。马丁·德拉达首次登上中国大陆，要求长期留在中国传教，未得允许。他的两份报告《出使福建记》和《记大明的中国事情》向西方详细介绍了他出使中国的情况。

在欧首次绘制中国地图

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1545-1618）是西班牙奥古斯丁会修士。在马丁·德拉达报告的基础上，他查阅大量资料，于1585年出版了《中华大帝国史》。这本书可谓当时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一经问世，立刻在欧洲引起轰动，仅在16世纪余下的区区十多年间，先后被译成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以及荷兰文等七种文字，共发行46版，堪称盛况空前。

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高母羡（1546-1592）是第一位把中文著作翻译成西方语言的人，他在1590年前后翻译出版了《明心宝鉴》一书，此书由范立本辑录，成书于元末明初。高母羡也是第一个把汉字“拉丁字母化”的人。

庞迪我（1571-1618）是第一个觐见明代万历皇帝的西班牙人。1600年，庞迪我随意大利人利玛窦到达北京，对利玛窦的帮助甚大。在中国居住的21年中，庞迪我写了十几本书，介绍他在中国的传教情况和中国文化。他曾奉朝廷命令，与熊三拔修改历法，并为明神宗朱翊钧绘制四大洲地图，每洲一幅画，图上标着各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物产等。

贝尔纳尔迪诺·德埃斯卡兰特（1537-1605）是第二个出版关于中国书籍的欧洲人，也是第一个在欧洲绘制中国地图的人。这幅地图附录于他在1577年出版的英文版著作《航海演说》中。该书是欧洲第一部印有汉字的著作，详尽描绘了明朝的情况。

中国名著译本广受好评

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起飞，中国文化软实力增强，西班牙汉语研究和汉语热持续升温。西班牙汉学家阿莉西亚·雷林克自学生时代便与中国文化结缘。她在上世纪80年代曾在北京大学进修，专攻古典文学，现任教于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文哲系和翻译系，译作有《牡丹亭》、《文心雕龙》、《赵氏孤儿》和《金瓶梅》等。

北京大学教授赵振江和西班牙汉学家何塞·安东尼奥·加西亚·桑切斯联合翻译了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在西班牙被认为是中国的《堂吉诃德》。

2016年，由旅西学者陈国坚教授翻译的西语版《唐诗三百首》在西班牙正式出版。这本《唐诗三百首》在毫无删节原本的基础上，补充收录20余首著名唐诗，全书总计翻译唐诗338首。自译著面世以来，在西语世界受到了广泛赞誉。

古代“丝绸之路”使相隔万里的中国和西班牙互通有无，来自中国的丝绸、柑橘、瓷器等至今仍是西班牙人生活中的重要元素。如今，“一带一路”再次将中西两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国和西班牙都是文化大国，都拥有辉煌灿烂的历史，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两国人民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必将超越历史，再创辉煌。

以上这篇文章，特别赞扬了奥古斯丁修士马丁·德·拉达，另外还有别的文章也在盛赞这位“西方首位汉学家”，比如《马丁·德·拉达的《中国札记》及其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然而，在一个叫萨缪尔·霍利（Samuel Hawley）的加拿大作家的一篇文章里，马丁·德·拉达在1569年给新西班牙总督的一封信中就开始策划入侵中国，德·拉达写道：“如果阁下想要控制中国，——我们知道那是一个辽阔、富有、高度文明的国家，比起欧洲，它的城市、堡垒和城墙恢弘得多，——就必须首先占领这些岛屿殖民地……中国人根本不好战，他们全靠人数之众和城墙坚固。如果夺下他们的堡垒，他们就会束手待毙。因此，我相信（上帝保佑），无需强兵就能制服他们。”

（陈早翻译：西班牙侵征中国的计划_马丁·德·拉达http://www.sohu/a/304783667_611132）

难道，利玛窦跟马丁·德·拉达会有所不同吗？

这两个传教士的确有所不同。

一个是穿上黑袍的海盗，而另一个则是穿上黑袍的巨骗。

三、“开封犹太人”历史丑剧的总导演——以利玛窦、金尼阁为首的欧洲耶稣会

十六、十七世纪，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中国的很多事情从明中后期开始就变得古怪起来了。

“开封犹太人”就是一团令人费解的迷雾。

迷雾虽迷，正好有一本《利玛窦中国札记》，让我们拉开了黑幕的一角。

1601年，在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的帮助下，利玛窦来到北京并定居于此。由此开始，一段五百年来在中国搅得沸沸扬扬的“开封犹太人”的丑剧，便正式拉开了帷幕。

1615年，比利时籍的耶稣会会士金尼阁，将利玛窦的各种著述整理成一本《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后来，此书名字被中文翻译者故意改成了《利玛窦中国札记》。

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书中的第一十章，作者这样说道：

“犹太人很早就进入中国，这可以从下面的说明看出。我们耶稣会定居北京（利玛窦1601—1610年之间住在北京——本文作者注），过了几年后，有一个在种族和信仰上都属于犹太的人听说利玛窦神父的名望，決定前来拜访。他曾在一本中国学者所写的关于欧洲人的书中读到利玛窦和他的同伴。此人姓艾(Ngai),出生在河南省会开封府。当时他是在赴北京参加博士考试的途中。在此以前他已获得了硕土学位，因为他是犹太人，又在上面提到的那本书里读到我们的神父不是撒拉逊人而且信奉唯一一位天上地下的神，所以他认为我们一定是摩西律( Mosaic law)的信徒。在走进我们的住处处时，他似乎很激动，表明他和我们有同样的信仰。他的整个外貌、鼻、眼和脸型一点不象中国人。利玛窦神父带他到教堂去，给他看神坛上一张圣母和圣婴耶稣以及先驱者约翰跪在他们面前祈祷的画像。他是犹太人并且又确信我们的宗教信仰相同,所以就认为这张图画上画的是利百加( Rebecca）和她的两个孩子雅各( Jacob)和以扫(Esau),因此恭恭敬敬地向它屈膝行礼，他说，他不能不对他们民族的祖先致敬，虽则他没有向画像行礼的习惯。这件事发生在施洗礼者圣约翰的节日。

圣坛两侧是四位福音书作者的画像，这个犹太人问他们是不是圣坛上那个人的十二个孩子中的四个。利玛窦神父以为他指的是十二使徒，便点头称是。其实，他们两人都误解了对方的意思。等到他把这位客人带回住处开始询问他的身份时，他慢慢明白过来，他是在和一位信仰古犹太教的人谈话。这个人承认他是以色列人，但他不知道犹太人这个词，由此看来似乎是当年那十个部族的分散已深入到东方来了。后来这个姓艾的人（据伯希和考订，此人即艾田——本文作者注）看到一本普兰丁( Plantin)版的钦定圣经;虽然他认识希伯莱字，却还是读不了这本书。据他说，在他老家的城里还有十至十二户以色列人家，以及一座很宏伟的犹太牧堂，他们最近刚花了一万多金子把这座教堂整修一新。他还说在这座教堂里极为珍重地保藏着五、六百年以前传下来的卷轴形式的摩西五书,即《旧约》头五卷( Pentateuch)。据他声称，在浙江省会杭州还有更多的以色列人家，他们有自己的犹太教堂，另外一些人则散居各地，没有作礼拜的地方，因为数目已濒绝灭了。

我们这位客人很熟悉《旧约》的历史，诸如亚伯拉罕Abrahan),犹蒂丝( Judith)、玛多查依( Mardochai)和以斯帖( Est her)的故事。他读这几个名字的发音和我们略有不同，或许他的发音倒和原来古老的发音更接近些，他把耶路撒冷( Jerusalem)读成 erusolaim,把弥赛亚( Messiah)读成Moscia。他的几位同胞,包括他的亲兄弟,都非常精通希伯菜语。他自已从小就全力攻读中国文学，所以放了学希伯莱语。他并不隐瞒，照犹太教堂高级神职人员的看法，由于他学习中文，他本人几乎已不配算作希伯莱的同胞了。然而，对他说来这没有关系，只要他能获得博士学位就行。撒拉逊人也都这粹做，做时一点也不怕本族的宗教领袖。利玛窦神父还从这个人那里得到有关基督教遗迹的消息，我们将在谈过犹太人之后加以叙述。

大约三年以后.也就是说一旦可以着手的时犊，利玛窦神父就派遣了一位耶稣会的中国世俗兄弟到所提及的省会即开封府去调查那位以色列客人所说的是否属实。根据这位兄弟的报告，情况完全和他所说的一洋。此外，利玛窦神父要求这位兄弟把犹太教堂中所有书籍的开头和结尾部分抄录下来结果发现和我们的旧约头五卷完全相同，所用的字体出一样，除了古人不用标点而已。利玛窦神父后来又派这位兄弟再次去到那里，这次携有一封信去见犹太教堂的主持人，告诉他利玛窦在北京家中有全套的《旧约全书》以及一部《新约》，新约内容是叙述弥赛亚的生平和工作，他肯定弥赛亚已经出现过了。犹太牧堂的主持人对这最后一点表示异议，并回答说弥褰亚要再过一万年才会降临。但是他补充说，因为他们久仰利玛窦的盛名和学问，他们愿意授与他犹太教堂高级神职人员的荣誉，如果他肯皈依他们的信仰并且戒吃猪肉的话。

后来又有另外三个犹太人由那个城市来到北京，由于他们因事在这里滞留了好几天而且乐于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他们决定领受洗礼。其中的一个是我们最初那位来访者的侄子。我们的神父们殷勤接待他们，教给他们很多有关圣书的内容，都是他们的博士所不知道的。当他们知道弥赛亚的确已经降临时，他们跪下来并在他象前祈祷，就和基督徒一样。他们得到一部简编的基督义以及其他用中文写的关基督教义的书.感到十分喜悦，他们把这些书带回给他们的同胞。

这三个人还对于犹太教提出了许许多多问题，他们因为不会祖先的语言，对于犹太教已经一无所知了，简言之，他们已经变成了撒拉逊人或不信教的人了，他们告诉我们，我们所知道的那位犹太教堂主持人已经因为年老故去了，他的儿子按照继承法的权利接替了他的职位，但他完全不懂有关他们信仰的各种问题。他们很纳闷，为什么他们的民族的豪华的教堂里或家里或私人的小教堂里并没有画像或塑像，他们认为如果在他们的教堂里有一座救世主基督的塑像，会大大提高他们的热情和虔诚的。对于他们同胞的教规，他们的抱怨之一是，凡不是自己宰杀的动物就不准吃他们的肉，他们说要是在这次旅行中也被迫遵守这条规定，他们就非饿死不可，按照他们的妻子和不幸犹太教的亲戚来看，小孩子生下来第八天就要割包皮的办法是很残忍和野蛮的。如果没有这条规定，别的规定并不难接受，因为他们并不反对戒吃猪肉。总而言之，这就是我们大体上所得到的关于在中国的犹太人的第一手材料。

现在我们十分高兴地提供一些有关基督教遗迹的证据，我们相信这一定是我们这些欧洲朋友特别感兴趣的，这些见证有些是从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位来访者那里得到的，有些则是过去几年中观察到的一些迹象推论出来的。利玛窦神父在肯定了他那位中国硕士朋友确实是古希伯来教的教徒之后，他就决心寻找比他之前所搜集到的更为确切的关于基督教在中国的遗迹的证明。在他探寻的过程中，只要他用基督教这个名称，他就无法取得确切的进展。然而，在他描述基督徒这个名称以及引用旧约中有关圣十字架的各个段落时，却终于恰好碰到了他正在苦心寻找的东西。中国人根本没有十字架这样一个东西的概念，事实上在他们的语言中也没有一个特定的字来表达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的神父得给他想出一个中国字来，他们选择了表示十这个数字的中国字，他写作“十”，样子也很像十字架。

或许并非不是由于天意的指引，我们同时代的一个基督徒在为十字架寻找一个中国词的时候，会恰好选中他们祖先也同样由于缺乏象征性的表示而发明出来的那个字。这两种情况所选中的字都是十字（scic—cu），意思是第十。在圣书中十字架是用T这个字母来表示的，他们的办法与之十分相近，而T似乎比这里的办法更准确一些。当谈论用这个特殊的符号表示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以色列朋友想起在他的家乡首府开封府和山东省商埠的临清都有一些异乡人，他们的祖先是从外国来的，遵守崇拜十字架的宗教习惯，他说他们习惯于用手在吃的和喝的上面画一个石子，他并不知道这种礼节的意义，但他担保我们谈论的那两种习惯于这样做的人也都不知道。

这一发现似乎正好符合我们这些神父从不同来源听到的情况，他们听说在好几个地方都多少流行这画十字的习惯。据报导，在某些地区他们把这种得救的符号用墨水画在婴儿的额上保佑他们婴儿期间无灾无难，所有这些似乎也和罗杰姆·鲁弗勒斯在他关于《托勒密宇宙志》的注释中讲到中国人时所写的情况一致。

既然我们正在谈论中国人有十字架的证据，我们或许不应该遗漏这样一件事，它也是说明有实际上存在的另外一个迹象。有一天，我们的一位神父看见一个走街串巷的古董商人卖一座铸作美丽的钟，钟顶上的雕刻表现着一座庙宇或者教堂，在它的前面则是一个十字架，四周有希腊文的铭文，他想买一下这件东西，但是没有人和卖主讲好价钱。后来他又去找这个人和钟，想把上面的字翻译出来，但他再也找不到了。

据那位犹太客人告诉我们，崇拜十字架的人所念诵的祈祷词有些和他的教书上的某些段落是相同的，显然是从那些上面摘下来的。他也许是这大卫的诗篇。他还说到这种人从前在北方各省为数很多。然而，他们文化似乎很繁盛，武装也很强大，所以天生多疑的中国人认定他们是想造反。他个人的想法是，这种疑心最初是在六十余年前由撒拉逊人引起的，撒拉逊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一切基督教的不共戴天的仇敌。因为有这种不信任，他们担心官员会逮捕他们，所以他们就四散逃匿。这些人此后就自称是撒拉逊人，有些人冒充犹太人，但大多数变成了偶像崇拜者以逃避被处死刑。他们做礼拜的地方也变成了偶像的庙宇。他们的教堂有一所叫十字堂，后来虽被偶象崇拜者所占据，他们自己却仍然用这个名字称呼它。自从他们逃散后，他们非常害怕，以至于他们最保密的事莫过于他们曾一度属于那个团体。

当我们的世俗兄弟被派带着以色列人所提供的几家姓名到那个地方去发现有什么基督教的迹象可以看到时，从上面讲的情况来看只能期待，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自己的身份。他们知道这个兄弟是中国人，因此很自然地怀疑他是官府的一名密探。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欧洲的牧师能访问这些地区，因为教会抽出不出人来，但是总有一天我们将在那里建立住所，并消除萦绕着些人的恐惧心理。愿上帝保佑这一天将不会太遥远。

前面讨论到的三个教派，中国人都称之为野蛮教派，对它们都用一个名称，他们的信徒都叫做回回（Hoei—hoei）。这个名称可能从何而来，对我们仍是一个谜。较有学问的中国人一般都把他们划分如下：撒拉逊人叫做回回，因为他们戒吃猪肉。犹太人也是回回，因为他们不吃带有大腿神经的那部分肉。这个习惯是犹太人开始的，因为雅各就是在这个神经上被击伤的。崇拜十字架的人也被称为回回，那是因为他们不吃圆蹄动物的肉。虽然中国人、萨拉逊人和犹太人都吃马、驴和骡肉，最后一种人或许按照他们本民族特殊的习惯不吃某些肉类。中国人对这三种人还有别的名称。一般来说他们都用“回”这个字来指信奉十字架的人，尽管无论中国人还是犹太人说的“回”都指的是撒拉逊人。他们这样说的意思是指撒拉逊人属于所有这三个教派，因为他们的信仰既得自非犹太教徒又得自于犹太人以及基督徒。除了撒拉逊人通常用来称呼一切基督教的“以赛”或者“耶稣尼”一词以外，中国古代信奉十字架的教徒还被他们称为“忒尔撒”。这个词的来源也不清楚，除了我们从一位亚美尼亚人那里听说过，在波斯的亚美尼亚人也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基督徒。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很有可能十字架的信徒源自于亚美尼亚并在不同的时期由西方进入中国。这很可能发生在鞑靼大军横扫中国的时候，看来似乎和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进入中国大致同时。…………”

以上，我们不嫌累赘，引用《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大段章节，来见证一下“开封犹太人”的故事是怎么来开始编剧的。

到这里，从1601年开始，我们就可以把“开封犹太人”事件做成一条时间轴线，用来鉴别这段伪史中出现的各种证据。